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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信心活了那么多年，我可以见证,多少次当我们有需要时，神都会把它们变为特别祝福的时刻。 我恳求你不要向人募捐经费，只应把需要向神提出。 当我们的工作要向人乞求支持时，它就会死亡了。神是信实的，地一定守信。 祷告蒙应允，这使得戴德生大得鼓舞，不久他的健康也就大致恢复，可以往扬子江下游去了。在那里，春天已回到人间，而在内地会的同工中亦洋溢着一股暖洋洋的新朝气。在镇江，正如其它大部分的宣教站，中国信往都在主里长进，新信徒不断加入教会；而那些本地领袖亦负起鼓励和教导自己同胞的责任。 戴德生召唤那些能暂时离开其宣教站的宣教士来到镇江，在那里举行一次特别会议。在会中，听见同工们互报喜讯，参加者都深受鼓舞。在大会结束前，他们同心祷告，为戴德生和祝名扬沿河西行进入内陆祈祷。他们此行是要找一合适城市作为基地，好打开华西布道之门。 在临出发前，戴德生写道：“当我们被经济拮据弄得疲累不堪时，神的鼓励真是好得无比。” 内地会同工的干劲重拾并不是因为新近收到了大笔奉献，也不是因为诸事似乎都如戴德生所愿。事实上，在镇江时，戴德生已接到令他惊讶不已的坏消息，白安美在伦敦患了重病。知道安美康复无望使他信觉伤心，而另方面他又记挂着孩子们，因为他们一向是由安美代为照顾的。还有英国总部的工佗，自他离开后，就日益落在安美的肩头上。她不但要照管那间宣教宿舍，还得负责《不定期报》的编辑和寄发工佗，此外她也得回复大量信件及主持内地会的祈禧会。 在他要沿长江西进，踏上这最长之旅前，他写信向一位亲近的基督徒朋友倾诉： “我们的工作从没像如今遇到那么切肤的试炼，需要那么大的信心。我们亲爱的好友白安美病重，她极其渴想见我的面；还有孩子们的需要；经济情况，加上一些同工要回国，有些又从英国出来，这都导致工作上的转变。此外，向前的发展；以及许多不能用白纸黑字详述的情况，假如我们自己要背负这一切的重担，早就被压扁了，但主不但支撑着我们，还承担着这些重担，他使我们的心在他里面欢喜快乐——不是他并银行的存款——我从未有过如此的自由，不用挂虑，不用担忧。 “当我到达上海的那个星期，我们正处于一个极度拮据时期，来邮都拆开了，就是没有汇款！英国总部的账目又没有任何结余，我把这重担交给神。第二天早上一起来，我又想到要面对的问题了。但主给我一节经文：‘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在清晨六时之前，我已知道救助在望。将到正午时，我收到慕勒先生的来信。信是先寄到宁波，所以我收信迟了，在信中，有三百多英镑。 “我的需要又大又紧急，但神更大更近。因为他是神，所以任何事情都会，并一定会转危为安的。啊，我亲爱的弟兄，在我们这些特别境遇中，可以认识永活的神、看见、永活的神，和安息在永活的神里，这是多么令人欢喜快乐 的事！我只是他的工具而已。他会保守自己的圣名，为他自己的仆人预备一切，又会按他自己的丰富，满足我们一切所需用的。你的代祷，凭信心所作的工夫和爱心的劳苦都是有功效的。 那年春天，在写给妻子的一封信中，戴德生报告了实际情况：“昨天我们的手上就只剩下八十七仙。”但他又附加一句：“主是掌权的；在他里面我们有喜乐与安息！”在寄给包纳德的信中，虽然他们的钱是更少了，他仍说：“我们有这——和神所有的应许。” “二十五仙，”包纳德后来；回忆说：“并神所有的应许！我们自觉丰裕如大富豪！” 戴德生挑战每一个要信靠神的供应。他写了无数的信，都带着如以下给一个委员信中的警告： “我为你因为不能汇款给我觉得不安而感到非常难过。让我提醒你，‘应当一无挂虑。’我们应当专心运用神所赐给我们的，假如应做的都做了，无论情况如何，我们就不应再挂虑。凭信心活了那么多年，我可以见证，多少次当我们有需要时，神都会把它们变为特别祝福的时刻。我恳求你不要向人募捐经费，只应把需要向神提出。当我们的工作要向人乞求支持时，它就会死亡了。神是信实的，他一定守信。‘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 他不希望和内地会有联系的任何人，会在任何聚会或向个别人士募捐，故此镇江会议的主题，他是选取自一首诗的一句：“或这或那，主一定会预备。” 当他写信去鼓励和支持白安美时，这主题正是他心中所想着的，他告诉她，他会尽快回国。在信中他写道： “我非常确信，假如我们愿一意等候，主必会供应……在短期内，祝名扬和我上武昌去，看看在那里可不可以成立总部，在主帮助之下，打开通往华西福音之门。那些未得省分的需要，加上为这些工作所收到的奉献，都催促着我们上路。虽然我们人手是那么短缺，给一般事工的经费又没有着落……我不知道下个月我们会怎样度过，虽然我知道我们必能度过。主不会亦永不让我们失望的。” 在协助祝名扬在武昌成立一个宣教站之后，戴德生就回来了，不过经济情况依然没有好转。于是戴家再次返回英国，一方面探望他们的好朋友白安美，另一方面则为了处理在英国总部的工作。 但他们这次回家却是一次伤心之旅。他们还在途中时，他们那至死忠心的朋友白安美就去世了。回到塔兰路的房子，只见人去楼空，孩子们都散居在朋友和亲戚家里。总会的工作一切停顿，连每星期的祈祷会也终止了。 总会的工作就如他们上次返回中国时的情景，七零八落。对于戴德生来说，这实在是他从事宣教工作以来的低潮。而且情况还会继续低沉下去。 在他上武昌时，戴德生不幸在那艘小货船的梯级上重重的摔了一交，扭伤了脚踝和背部。虽然他不能动弹了好几日，但至终仍可以忍着痛走路。 但回到伦敦一两个星期后，他发觉手脚开始麻痹。医生诊断他是脊骨受损，需要完全卧床休息。他还说戴德生可能无望再走路或站起来了。 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戴德生唯有在他那楼上的房间卧着，但脑海里却满是待做的事情和差会各项需要处理的工作。他曾经往返地球的另一端三次，是自马可勃罗以来，到过中国最多处地方的欧洲人，而他仍然持守着一个异象，就是神要他把福音带到那大地上每一个不曾听过福音的省分。但如今他却得躺在这里，他的活动范围就只局限在那四条床柱中间狭窄的床垫上。在床尾的墙上，从两根床柱之间可以望到的是那幅很大的中国地图。 多年后，一位来自苏格兰的领导人对戴德生说：“相信有些时候，你可能会为神这么用你而深感自豪。我相信在这世上也没有什么人比你有更大的殊荣。” “正好相反，”戴德生回答说：“我时常想，神一定是在找一些既渺少又软弱的人好为他所用，而他就找着了我。” 而事实上，神正是藉着戴德生的软弱展开他伟大的工作。 快过年了，情况一直没有好转。戴德生的瘫痪程度愈来愈严重；他不能移动，只靠一条垂在头上的绳子来帮助自己转动。最初他还可以勉强写字，但现在连执笔也不行了。而在这期间，当一八七五年展开序幕时，一份基督教刊物刊登了他写的一篇文章，题为：“请为超过一亿五千万的中国人代祷。”文章中他简单地提到那九个省分的一些事实，又讲到内地会的目标。此外，说到内地会最近收到四千镑，是指定用佗向这些偏远地区传福音之用的，而中国的基督徒对这件工作也是随时候命。现今的需要就是要有更多的宣教土，有更多的年轻人愿意面对艰难前去开荒引路。 “可否请每一位基督徒读者，”文章这样请求，“立刻把心交给神，用一分钟时间迫切向神祈祷，求他今年内就差派十八位合适的工人到中国去，专心为主作工？” 文章并没有提到，这工作的领导人是个无望的残疾人。也没有提到那四千英镑原来是来自戴德生和他的妻子这个事实。(这是他们最近所收到的遗产的一部分。从遗产所得的利息，他们早已奉献给内地会的工作了。)那篇文章又没有提到那两三年前的盟约，就是戴德生和几个朋友一同约定，他们要矢志每日凭信心祷告，直至神差派十八个宣教士出去为止。然而许多读者却深受这篇文章的挑战感动。 过了不久，戴德生所收的来信开始增多，而他的喜乐和信心也随着处理这些信件加增。其实，他是看到神在工作。他这样写道： “内地会并没有雇员，但在无预先安排的情况下，神却带来一些志愿人士，每天来专责写信。假如早上有人来过了，但却不能逗留至完全答复所有来信为止，另一位就会出现。有时下午也会有一两个人来帮忙。有时，一个年轻朋友在城中下班，亦会来帮忙记账，或者是完成未复完的信件。就这样日日如此。这段不能动弹的日子亦是我平生最快乐的时刻之一，因为我不能够做其它的事，只可以‘耐心等候’主和在他里面喜乐，并看着他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我所有的通信，无论是之前或之后，都没有像那段日子那么准时和快速地回信。 “向神求的那十八个宣教士陆续出现了。我们最初以书信来往，然后他们就到我的房间来见我。不久我就可以在我的房内开个中文班了。主在适当时候带领他们一一前来，而在茂美的朋友(就是那附近的基督徒会议中心)亦开始为我的康复祷告。神祝福我的疗程，我可以起来了。我被放在一旁的原因之一已消失了。假如我身体壮健，可以四处走动的话，有人就会以为那十八个人是因应我紧急的呼吁前往中国的，而并非是神自己的工作了。但因为要躺在一旁，我只可以发出祷告的请求，而神应允祷告就明显可见。” 在这段日子出现的是穆亚牧师，他是一位候任人选，而且至终成为一位在中国宣教的内地会成员。他记下了他和戴德生在塔兰路的第一次见面： “他的书房就在楼下的内房，可以从前面大厅的大折门进去。我当时既震惊又奇怪，无论如何，对于我那是一个全新的经历。房间内大部分是寄运行李 的纸盒，在一面墙边是个粗劣的书架。对着后园那扇窗前，是一张铺满纸张的书桌。火炉前面，在那通常安放围栏的地方，是一张又矮又窄的铁床，上面整齐地盖着一块毛毯，这就是戴先生从早到晚躺卧之处。地上并没有一块半块地毯，室内也没有任何家具给人舒适享受的感觉。 “戴德生先生并没有为他简陋的家居作任何致歉或解释。他躺在铁床上，兴致勃勃地与我交谈，而那一刻，对我而言，是我一生中的黄金机会。我以前对‘伟人’所有的遐想都被戴先生粉碎了：高贵的气质，相貌堂堂，任何惹人注目的外表都不存在；但基督伟大的定义却在那一刻深深印入我脑海中，多年后，直至此刻我仍没有忘记。我认为，就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戴德生比任何人都能使得基督徒重新评估他们对伟大的定义。…… “我讲述这些，就是让大家看到戴先生所奉行于其生命和事奉上的一些重要原则。我深切意识到，因为在中国有数以亿讦的人口需要认识福音，而这就表示在英国相应地要有更多的人作出牺牲和刻苦地过活。假如他自己不身体力行，他又怎能叫人或勉强其它人去做呢。于是他特意不为自己的生活作任何考虑或找寻安舒之所…… “在中国也是一样；但还多了另外一个原则。他不会叫那些与他同工的人，去面对一些他自己不愿意去忍受的困苦。他从不曾用内地会总干事的头衔，为自己谋求什么好处或较容易的差事。在任何环境下，他都同其它人一样有自我牺牲和实践的精神。无论他们忍受多少苦难，每一位在中国的内地会宣教士都知道戴先生亦曾如此受苦，且随时准备再面对此等苦难。没有人会在任何时刻怀疑，当他正在背十字架时，他的领袖会抛弃十架，留在更安舒的地方。而这正好说明内地会的同工为什么如此尊重和爱戴戴先生。” 当他们被戴德生的榜样所激励的同时，他的朋友和那些准宣教士也学会了信靠禧告的能力。有一次汇到中国的每月汇款是非常的少，还差一百三十五镑才够应付一般的开支。在中午祷告时，戴德生就向屋里的人提议：“让我们把这件事带到主前求。”那天傍晚，他们收到邮差送来的一封信。信里有一张二百三十五镙的支票，注明是卖碟子所得的款项。 一次，当戴德生可以再起来走动时，他坐火车参加一个聚会回来。坐在他身旁的是一位俄国贵族，他是聚会的听众之一，当他们一起回伦敦时，波边斯基公爵拿出记事簿来。 “容许我奉献一点金钱作为给中国事工之用。”他说。 但他递给戴德生的竟是一张大面额的钞票。戴德生知道他可能弄错了，就问：“你是不是想给我五英镑呢？请收回这张五十镑的钞票！” “我不能够这样做。”公爵和戴德生一样感到十分惊奇。“我原本是打算给你五镑的，但神一定是要你有五十镑了。我不能收回这纸币。” 戴德生把自己的遭遇藏在心底，回到塔兰路时，他看见家人和朋友正围着一起祷告。他们要汇钱到中国去了，但手头上的现钱还欠四十九钱十一先令。而在桌上就放着戴德生的五十镑纸币。 这些年来，虽然经过无数次的祷告蒙应允，但巨大的难关仍然存在。事实上，就在那十八位宣教士启程离开英国前往中国时，中英两国又濒临开战了。 一位英国官员深入中国西部地区时被谋杀了。在伦敦的英国政府提出抗议，但中国政府却毫不理会。驻华英国大使尽了所有的外交努力，仍然无功而返，于是忿然离开北京，到达口岸城市准备回国去。当戴德生和其它八位新同工，正预备上路，随那十八位新宣教士之后去中国时，战争似乎已迫在眉睫。 内地会的许多朋友都力劝戴德生不要上路。“你们全部都要回来的，”他们说“至于差派宣教士往那些偏远省分一事，根本就没可能。” 但戴德生知道这些决定并没有问题，当人手经费都齐集时，自然就是把福音带到从未到过之地的时候了。中国内陆还会继续关闭吗？ 在那艘载他们回中国去的法国船上，戴德生跪在他的三等舱里不住地祷告。两年前他曾写道：“我的灵魂迫切地渴望可以向那些未得的省分，那一亿八千万人传福音。假如我有一百条命为他们的缘故献上就好了！”在这期间，他尽己力使这个异象继续。他和内地会已经历许多了，如今又如何呢？ 在最后阶段，中国政府让步了。总督李鸿章赶到，追上了英国大使。他们在那里签署条约，容许外国人可无阻拦地进入中国各地。 当戴德生抵达上海时，这个好消息正在等着他。他从英国启程后的那个星期里，条约就签定了。那十八个人当中先后已有三批人出发往内地去了。 “当我们的弟兄准备妥当时，”戴德生写道，“不迟不早，那长久关闭的大门亦按时为他们打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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