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凡事求主
一九三七年十月，我抵达英国伦敦，在内地会设立的宣教士训练学校受训。我和另外三十四位来自不同国家的青年女子一同学习。同学中大部分是英国人，其余有德国、荷兰、丹麦等国人。在这个大家庭中，我们学习彼此相爱的功课，也轮流肩负不同的生活责任，如洗碗、浇花等工作。每天早上我们五点半起床，六点至七点灵修，早餐后开始上课。每晚九点半至十点是晚祷时间，各同学必须齐集在大厅。在礼拜日，我们可以迟半点钟起床。梳洗完毕，就分取早点，在自己床旁进食，但每一个人都不准说话，见面时也只能以点头微笑打招呼。六点半开始个人要安静读经祷告。到九点半，全体同学集合开祷告会。平日我们要用英语祷告，但礼拜日可以用本国的母语祷告。祷告会结束后，个人到自己选择的礼拜堂参加主日崇拜。
在这段受训期内，校长的教导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他常常劝导我们说，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为耶稣做的，不能马虎了事。一天晚祷的时候，校长带着和祥但严肃的语调说：“亲爱的同学，我恐怕耶稣很难过。”我门面面相觑，不明白校长的意思，但没有人敢发一声。校长跟着说：“在楼梯那里有一根线，已经有三天了，我们有这么多爱耶稣的人，上去下来，可是没有一个人愿意为耶稣弯弯腰，把一根线拾起来。”事隔至今已四十多年了，那一根线仍常常在我的记忆中浮现。
校长是一位看重祷告生活的人。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他都先祷告，和耶稣谈话，像跟父亲谈话一般，既简单又亲切。有一个礼拜日，一位我不认识的挪威人在伦敦南部打电话给我，说：“安妮姐妹，你必须马上来帮助我，我内心有很大的痛苦说不出来，请你快来。”内地会的学校在伦敦北部，南北距离很远，而且学校规定，在礼拜日无论到什么地方，只能走路，不能坐公共汽车，理由是我们自己在主日不做工，也应该让巴士司机休息。因此我打算和校长商量好了再通知那位朋友。
校长知道这件事后，只说：“我们一起祷告吧！”祷告了一会，他说：“我亲爱的安妮，主耶稣要你到南部去帮助人，比守规矩不坐巴士更重要，现在你去预备一下，再回来找我。”临出门的时候，校长交给我六个信封，里面各有一封信和一本约翰福音。信上说：“对不起，今天是主日，我不应该乘公共汽车令你们辛劳，但在南部有一位朋友急需我的帮助，所以要乘你们的车，请你们原谅。我也愿意将基督耶稣的福音告诉你们。”校长对我说：“安妮，你到南部必须转三趟车，来回一共六趟，每次坐车，就把一个信封交给售票员吧！”校长真是一位设想周到的人。
另外一个礼拜天的下午，我和几位同学在马路上传福音。有许多小孩子围着我们，我就把写好的大幅诗歌挂在路旁的墙壁上。一不小心，把墙的一部分弄坏了。我心里觉得不平安。其他的同学认为我们既然没有办法补好它，还就不理算了。但我越想越不平安。回到学校，我问校长该怎么办。他就和我一同祷告。祷告完了他说：“安妮，耶稣要你回去，你拿五块钱去，看看墙壁是哪一个人家的，问一问这些钱够不够把它补好。”
我就去了，发现那墙壁是属于一间酒馆的。想到要进这种地方，心里有些不舒服，结果还是硬着头皮进去了。我对负责酒馆的人说：“刚才我弄坏了你的外墙，耶稣要我向你赔不是，这里有五块钱，你看够不够补好它呢？”话还未说完，那负责人就说：“你快快走，你不应该到这里来，墙壁不要紧，你快出去！”回学校的时候，我心里充满了喜乐，因为我为主做了见证。
在受训期间，我对戴德生先生有很深的认识，他对神的信心常常感动我。许多从中国回来的宣教士常常到学校见证神的信实。我也开始学习信心的功课，不把自己的困难告诉任何人，只将需要告诉耶稣。学校规定每个月二十一号上午必须缴交下一个月的学费、膳费和住宿费。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前几天，我没有一点存款了，也收不到挪威教会寄来的钱，只有不断祷告，我想写信回挪威，将我的需要告诉弟兄姐妹，但又觉得不好意思开口。我也想起妈妈说过我有任何需要可以写信给她。但是我若真正相信主会帮助我，我不应该向人求助。我心里实在有很大的争战。幸好后来我连买邮票寄信的钱都没有了。
二十一日早上，我们有祷告会，是特别为神的话语可以传到世界各地祷告，也为翻译圣经的弟兄姐妹祷告。平常祷告聚会中，我往往不是先开口的，因为那时用英语祷告仍然有些困难。但那天当我跪下祷告时，从心里自自然然涌流出感谢赞美主的话。虽然我一分钱也没有，我却能确信主的应许不会落空——“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我知道十点钟以前，主一定供应我的需要。
祷告会结束后，同学都围着我，问我得到了什么。但我说：“我不晓得呀！我只知道今天十点钟前主会为我成就一件事情的。”这时候，一位同学跑进来，交给我一封信，是挪威差会寄来的。信上说：“你的牧师天天到我们办公室，催促我们寄钱给你。但教会的负责人去了挪威北部，也没有嘱咐我们给你寄钱，所以这三个月来你收不到钱，非常抱歉。你的牧师把教会弟兄姐妹的奉献送来，一定要我们马上寄给你。”我收到信的时候是早上八点四十五分，主的供应是不会太迟的。
学习信心的功课，是我最觉宝贵的道路。我记得一位瑞典籍的同学，她的未婚夫已到蒙古去传福音。他们预备两年后到中国结婚。但是这位瑞典姐妹始终学不成英文。她下了不是苦功，却总是学不会。一天她实在心灰意冷，跟校长说要回瑞典，也准备写信给在中国的未婚夫，和他中断关系。校长请我帮助她，因为瑞典人和挪威人可以彼此交谈。我就请她一起到祈祷室去。坐下以后，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问她这么一句话：“姐妹，你接受了圣灵的充满没有？”停了一会她说：“没有。”我就跟她说：“你是不是现在愿意接受圣灵的充满？愿意相信耶稣的应许，不依靠自己的感觉？”她说愿意。我们就一起跪下祷告。
第二天吃早餐的时候，我看见她和校长说话。她一看见我就跑过来，告诉我她已经得着圣灵的充满，心灵得着释放。我听见她说的英语比任何同学都说得好。后来她也到了蒙古，在那里服事主多年。
一九三八年五月，我们在祷告聚会中，得息内地会可能不派宣教士到中国去，因为中国和日本正在打仗，在江苏，女宣教士学中文的学校也被日本人占据了。我们得到这消息后，分开两个人一组为这件事祷告。我感觉自己整个人的生命都在中国，倘若去不成，好像会活不下去了。那天中午，没有一位同学想到要吃午饭，大家都在祷告室中禁食祷告。后来我们集合一起开祷告会。当开始唱一首诗歌的时候，我的心慢慢平静下来。诗歌说：“虽然我看不见前路，但知主耶稣必引领我。”我知道主若要我到中国去，他必定为我开路，我可以将这件事交托他。
在一九三八年六月底，当我们得悉内地会决定于秋季派九位女宣教士到中国去时，感谢赞美的声音充满了我们的家。我晓得，我一定也能到中国去服事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