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倒下死亡时
80年代末，正当爱滋病横扫同性恋群和“手术将军”（注：美国当时的卫生部长）库伯因心怀同情而遭致抨击的时候，我的一位朋友也患上了爱滋。是古典音乐使我和大卫第一次邂遇，他是芝加哥交响曲团理事会的成员，曾经邀请珍妮和我参加过几次音乐会，并介绍乐团里的音乐家和我们认识。
我们变得熟悉起来以后，大卫告诉了我们他的信仰生涯。他出生于一个基督教家庭，曾就读于一所保守的基督教学院。事实上，正是在那里的时候，他有了平生第一次同性恋的行为。后来，他“脱离”了同性恋的群体，选择了一个一起生活的伴侣。“我仍然相信我是个福音派的基督徒，”他说，“我相信圣经里的每一句话，几乎每一句话。的确有两三处关于同性行为的经节使我不知所措，也许我正在生活方式上犯着罪，也许这两三句经节说的是别的意思，我不知道如何将它们调和。但是，我确实爱耶稣，也想要来事奉他。”
我同样也不知道怎样调和。大卫向其他人见证他的信仰，为基督的缘故拿出大笔金钱，其中包括我们教会向都市伸出援手的一项计划（他曾参加过的我们教会）。现在他属于慕迪纪念堂(Moody
Memorial
Church)，保持着低调，每当牧师在讲台上谴责同性恋时，他便躲藏起来。但是他喜爱音乐，在他参加过的所有教会当中，慕迪最能反映他自己的神学理念。“许多同性恋的基督徒在神学上都很保守，”他解释说，“我们在教会里受了那许多虐待，使我们已经不在乎了，除非我们真的相信那实在是虐待。”
尽管我们有着不同，珍妮和我试着成为大卫忠实的朋友。疾病使他的身体付着缓慢而又可怕的代价，过去的几个星期他是在医院里度过的。我们尽可能地多去看望他，有时我们发现他是在透彻地反省，有时又沉陷在幻觉中，把我们当作他的亲戚或过去的朋友。将近最后的时候，他的身体全部溃烂了，舌头肿大，嘴里生满了鹅口疮，而且也不能讲话了。
大卫最终去世的时候，他心情沉痛的伴侣请我在他的葬礼上讲话，“你说什么都可以，”他告诉我，“但我有一个请求，请不要传讲审判。将要来参加的人大多数已经很多年没上教会了，他们从教会听到的没有别的，只有审判。他们需要听见神，就是大卫所敬拜的神的恩典和怜悯，他们需要盼望。”
接下来的两天我一事无成。我把讲稿写成又撕毁了好几次。直到葬礼的前一天，我突发灵感，伸手从书架上拿下来一本我已经几年没读的小书：约翰·多恩《突发事件中之沉思录》(Devotions
Upon Emergent
Occasions)。虽然我曾仔仔细细地读过，划了许多线，还在书叶边缘写下很多笔记，当我再次读了一遍之后，我发现再也没有什么信息比这位将近4个世纪之前、伊丽沙白时代的诗人所写的更“新鲜”、更恰当的了。
大卫葬礼的晚上，我站在讲台上，望着下面的听众。大卫结交的是一批复杂和享乐的人，许多人因纪念他的一生而来参加聚会。芝加哥交响乐团的一些音乐家，提前离开当晚的音乐会，赶来教会演奏致敬曲。在我们唱圣诗的时候，我看到很多人甚至对使用诗歌本都显得不自然，更不用说开口唱出来了。但是，这是一群哀痛的人，他们看上去像无助的小鸟，渴望安慰和希望的话语。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过去几年因爱滋失去过其他亲密的朋友，他们负有罪恶感，他们疑惑不解，他们也深感悲哀。悲恸像教堂里的雾气一样迷漫在我们当中。
我开始讲述约翰·多恩(1573-1631)、一个以悲伤而闻名的人物的故事。在他担任伦敦最大的教堂、圣彼得大教堂的祭司长的期间，大瘟疫(The Great
Plague)三次席卷了这个城市。三次加起来，伦敦的人死了三分之一，另外超过三分之一的人逃到了乡下，整个地区成了一座鬼城。鹅卵石的缝隙里生出了青草，蒙头垢面的众先知们在荒凉的街道上摇晃，大声呼喊着审判，几乎每个人都真的相信，神差遣了瘟疫来惩罚伦敦人的罪孽。在那一段危机时期，伦敦人聚集到多恩那里寻求解释，或至少期盼寻得一点点安慰。就在那个时候，多恩自己的身上也出现了疾病的第一批斑点。
是瘟疫，医生告诉他。他的时间所剩无几。六个星期里，他躺倒在死亡的边缘。治疗的药方和疾病一样有破坏性：流血、含毒的黏糊糊的药物，毒蛇和鸽子一起用来清除“邪恶的气体”。就在这段被禁止阅读和研究却可以写作的黑暗日子里，多恩写成了《沉思录》这本书。
这本古老的书成了我思考痛苦时不可缺少的指南。不光是在朋友死的时候，就是在我每当被苦难压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候，我都从它那里寻找深入的洞悉。约翰·多恩尖锐却没有谩骂、深刻却没有抽象和事不关己。他永远改变了我思考痛苦和死亡的方式，也改变了我的信仰谈及这些不可避免的危难的方式。
当你把他们钉在床板上的时候，他们怎能来到你面前？无论我从哪里开始，我通常总是以写到苦难而告终。我的朋友们已经就我这个习性提出各式各样的原因：童年时一个深深的伤痕，或许因忧虑而服用了过度的生物药品。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我本来要写可爱的东西，比如飞蝼姑透明的翅膀，可是不一会儿我便发现我又回到阴影之下，正在写它短暂、悲惨的一生。
“我还能写别的东西吗？”这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答案。人的存在还有更基本的事实了吗？我出生于痛苦，从破裂和流血的组织中破茧而出，以嚎哭献上我生命的第一个凭据。我也很可能在痛苦中死去。在两个痛苦的括弧之中是我一生的年月，从一天缓缓进到另外一天，就像多恩同时代人乔治·赫伯特所说的，“我哭着出生，每一天都表明那是为什么。”
多恩的疾病经历
约翰·多恩德疾病只是一个坎坷多桀的命运中一次最新的遭遇。他4岁丧父，在那些遭新教徒逼迫日子里，他的家庭的天主教背景被证明使他们形同残障：不能担任圣职，为参加弥撒被罚款，因信仰而受刑罚（被压迫一词便是从一种流行的拷打衍生出来的：不肯悔过自新的天主教徒被压在一块板子下面，上面垒起沉重的大圆石头，目的是按着字面的意思把殉道人的命压迫出来）。多恩从牛津、剑桥毕业以后，受他的宗教的牵连而被拒绝授予学位。他的哥哥因为一个祭司提供庇护而被捕入狱并死于狱中。
起初，多恩以反判所有宗教来回应这些艰难。身为声名狼藉的唐·璜，他以全部英国文学中最荒淫的诗来露骨地标榜他在性方面的功绩。最后，罪恶感的苦恼使他弃绝混乱不堪的人生而选择婚姻。他迅速、快乐地倾倒在一位17岁的佳丽的魅力之下，她让他再次想起了太阳的光芒。
正当多恩决定安居乐业的时候，出乎意料的苦难又把他的生活转向灾难。安妮·摩尔的父亲决定惩罚这个他以为配不上他女儿的女婿。他解雇了约翰为一位贵族担任秘书的工作，将他和为他主持婚礼的牧师投入监狱。多恩在万念具俱灰中写下他最简短的一首诗，“约翰·多恩，安妮·摩尔，无效。”
从监狱里一释放，多恩这个上了黑名单的再也找不到工作。他失去了实现报效詹姆士王法庭这一抱负的任何机会。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他和他的妻子生活在贫困之中，一间狭窄的房子里拥挤着他们以每年一个的速度生下来的后代。安妮患有周期性的忧郁症，不止一次几乎死于生产。约翰呢，很可能由于营养不良而遭致头痛、胃痉挛和痛风。这期间他最长的一份工是一篇关于自杀的好处的扩充的短文。
在那段幽暗的年代，约翰·多恩归依了英格兰教会(Church of
England)。他的事业每到一个十字路口都遭遇阻拦。24岁的时候，他决心寻求圣公会的按立，结果当时闹得满城风雨，说他的“皈依是寻求便利”，嘲笑他实际上是“要做威尼斯的大使，而不是上帝的使者”。然而，多恩却把它当成真实的呼召，他从剑桥获得了神学博士的学位，承诺为了牧师的职份放下他的诗作，把他自己完全奉献给教徒的事工。
多恩掌管他第一间教会之后的那一年，安妮去世了。她一共生了12个孩子，其中5个死于婴幼年。约翰在妻子的葬礼上讲道，从耶利米哀歌悲恸的自撰体裁里挑选他的词汇：“哦，我是遭遇困苦的人。”他郑重地发誓，再也不结婚，以免他的孩子们再受痛苦。结果意味着他必须承担许多家务重任，使用宝贵的资金寻找外面的帮助。
这就是1621年圣彼得大教堂指派的祭司长：终生忧郁，为年轻时犯的罪痛苦，没有成就任何抱负（除了诗，那是他要断然放弃的），承受着不诚实的控告和诬陷。他绝不像是大灾难时期能够提升国家精神的候选人。然而，多恩以巨大的魄力投入他新的任务。他拒绝加入大批逃离伦敦的人群。他每天早晨4点钟起床，一直学习到10点。在那个钦定本圣经和沙士比亚的时代，多恩不具备受过教育的伦敦人所崇尚的雄辩口才，但是他的证道大有能力，虽然伦敦的人口在减少，诺大的教堂里却挤满了敬拜的人。就在这时，他病魔缠身、被判死刑。
根据一些作者的报道，得知死亡临近会造成人的注意力高度集中，达到有点类似癫痫性痉挛的状态。当多恩写下病中记录时，他或许感受到了这一点。他的著作缺少了他惯有的紧凑，晦涩难懂的句子自由组合，负荷着超载的思绪，反应着多恩内心狂躁不安的状态。他写着，似乎要把每一个曾经浮现过的重要念头和情感都倾倒在字里行间。
“人捉摸不定、因而悲惨的境况！这一分钟，我健康，我病了，这一分钟。”书这样开头。任何在床榻上被拘禁过几天的人都能体会到那种情形。多恩琐碎而又强有力地继续描写：一个不眠之夜、百无聊赖、医生低声会诊、伴随在虚假康复希望之后的旧病复发的可怕事实。
著作的气氛随着疾病的进展而急速、猛烈地变化。恐惧、罪恶感和一颗破碎的心的悲哀将内心深处所有的平安一扫而光。多恩为他的过去忧愁：神把他“钉在床板上”是不是对他以往在性方面犯罪的嘲弄的审判？在他的祷告中，他试图振作起来赞美，至少是心存感恩，但是却常常失败。例如，一次默想的起始很英勇，仿佛在睡梦中抓到了一个带来盼望的念头，仿佛神已经给我们一条路，使我们能够成熟，对死亡的念头习以为常。我们不过是失去知觉，第二天早晨醒来时会重新得力，获得康复：这岂不是正是我们死去之后所要发生的景像吗？之后，他开始意识到，像这样一幅预表式的图画也被疾病夺去了，“我日夜不眠……我内心的沉重为何一丝一毫都不能分散到我的眼帘？”失眠使他持续不断地生活于死亡的忧虑和得不着休息、以便从忧虑中恢复过来这两者之间。
多恩把自己比作水手，在大海里被风浪抛在高高的浪尖：偶尔瞥见远处的大地，下个大浪一来又看不见了。其他的作者也描写过类似疾病变幻无常的能力，然而多恩与众不同的特色是他特定的听众：神自己。除了约伯、耶利米和诗篇的作者之外，多恩还以自己的经历作为竞技场，作为与全能者摔跤的舞台。在迷茫中徘徊了一生以后，到头来他终于可以向神献上一些服事了。现在，就在这个时候，他被绝症击倒了。地平线上除了高烧、疼痛和死亡之外什么都看不见。它是由什么东西组成的呢？在沉思录一书中，多恩把矛头指向神，“我没有约伯一样的公义，但是我有约伯一样的盼望：我要向全能者开口，我要和上帝理论。”有时他奚落神，有时他卑躬屈节，乞求赦免，有时他激烈争辩。但是，多恩从来没有把神排除在外。看不见的舞台监督像个影子一样隐约呈现在每一个句子和每一个思想的背后。
主啊，赐我一颗敬畏之心，使我不再惧怕
我与很多以苦难为生命标志的人交谈过。无论是什么情形，他们都跟我谈到惧怕的危机、意义的危机和死亡的危机。像在大卫的葬礼上一样，我每次回到多恩的沉思录的原因是那本书详细地记载了这三种危机，而且从中持续不断地揭示出与苦难之谜根本冲突的新的洞悉。
作为一位探访者，每当打开医院的门，呼吸到迎面而来的熟悉的消毒药水的味道时，我都会感到惧怕。我的朋友大卫告诉我他整天躺在单人病房，除了痛苦之外不能关注其他任何事物的感觉。他反复思索他死去时会失去的一切，也回想他活着时已经失去的一切。他听到在外面的走廊上，护士和医生们低声讨论着他的病例。他们每天戳他、刺他，在他身上进行他完全不明白的测试。
多恩同样描述了当医生们俯视一个病人时所产生的被隔离的感觉。当他感受到医生内心的恐惧时，他自己的恐惧便浮出水面，“我追上他，我超过他，在他的恐惧里面。”身为一名患者，他觉得自己像一件东西，一张展开在桌面上的地图，任凭宇宙地理学家详细地研究。他想像自己灵魂出壳，浮在空中顺势往下观察床上支离破碎的身躯。当病情恶化的时候，他看见自己像一座泥塑，肢干和躯体溶化瓦解成一捧沙土，不久，只剩下一堆白骨。
大多数时候，多恩独自与这样的恐惧奋争，因为当时的医生将传染病患者隔离，在他们的门上贴着警告。（今天也有人呼吁用同样的方式来对待像大卫这样的爱滋病人）多恩躺在病床上思绪万千，漫无边际地想着神是不是也被隔离起来了。他哭喊，却得不着回应。神应许的同在在哪里呢？在他总共的23篇默想中，多恩每次都要回到在他苦难下面的主要问题。他真正惧怕的不是来自他全身疼痛的细胞的微弱呐喊，他惧怕的是神。
多恩也问了每一个受苦的人都问的问题：“为什么是我呢？”那时候强调神绝对主权的加尔文主义刚刚兴起，多恩仔细考量了把灾难和战争归结于“神的使者”的说法后，很快做出回应，“绝不是你，不是你的手。毁灭的剑、吞噬的火、旷野的风、身上的病，约伯遭遇的一切都是出自撒但的手。”但是他从来不能确定，这使他内心十分苦恼。以往污点的罪恶感就隐藏在周围，像恶魔向着他抛媚眼。或许他是自食其果。如果这样的话，由神来创伤他、或根本置他于不顾岂不更好？他怎么能敬拜这样的神？更不要说爱他了。
我在大卫的葬礼上引述了一些这样的段落。那时候，爱滋病的患者听到的是来自教会源源不绝的审判声。我和多恩一样，从耶稣没有一次指责受苦的人“你是罪有应得”的事实得到安慰。相反，他给予他们的是赦免和医治。
多恩的书从来没有解决“为什么是我”的问题。在多年研究了苦难的问题之后，我也相信我们没有能力解答这些问题。圣经无疑没有给我们清晰的答案。我仔细地研读了与苦难相关的每一个段落，即使在神给约伯的结论中，在约伯祈求这样一个答案的时候，神还是没说。耶稣斥责了法利赛人关于人受苦是罪有应得的严密理论，却避免直接回答苦难的原因。
“为什么”这一问题的解答超出了人类理解的范围——这不正是神给约伯的主要信息吗？沉思录虽然没有给出哲学上的答案，但是它记录下多恩逐渐趋向平安的情感变化。一开始被囚禁在床榻上的时候，他用力祷告却得不着回答，他反复回顾罪恶的过去，无法从恐惧中得着解脱。他沉思冥想苦难一词在圣经中的每一次出现。就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开始明白，生命永远包含使人畏惧的情形：不是疾病，便是经济上的难处；不是贫苦，就是被拒绝；不是孤独，就是失败。在这样的世界里，多恩有一个选择：是敬畏神，还是惧怕其它的一切？沉思录的一个段落使人想起保罗在罗马书第８章的祈祷（“我相信无论或生或死…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他把自己潜在的惧怕都一笔勾消。个人的仇敌不能造成永远的威胁，因为神能征服一切。饥荒吗？不，神能供应；死亡吗？即使这个人类最大的恐惧也不能阻挡神的爱。多恩得出结论，最佳的人生乃是积累对神彻底的敬畏，这样的敬畏能够消除所有其它的惧怕。“你赐我悔过，使我不再懊悔，哦，主啊，赐我一颗敬畏之心，使我不再惧怕。”
我从多恩那里学到面临迷惑时思考其它的可能。无论什么原因，如果我不信任神，那我相信什么呢？在他与神争辩的过程中，多恩转变了他的问题。起初他的问题是关于源头的——“是谁造成了疾病和灾难？为什么？”——他没有找到答案。他的默想却渐渐转向如何回应，这个每个受苦的人都要面对的特有的问题。在危机里，在危机引发的惧怕中，我还愿意相信神吗？还是在苦毒和愤恨中离弃神？多恩下定决心，最重要地，他的病是惩罚还仅仅是自然出现都无关紧要，在两种情形下他都信任神。归根结底，信任表明对神的敬畏。
多恩将他的改变与对医生的心态的改变做了比较。一开始，当他们因着他身上的新症状而注射时，当他们在他病房外面躲闪着讨论他们的发现时，他不能不感到害怕。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感受到他们出自同情的关切，他开始相信他们值得他的信任。对神也是一样。我们常常不明白神的方法和其后的原因。但是，最重要的是神是否是值得信任的“医生”。多恩的结论：是的。
许多人，比如像我在大卫的葬礼上面对的听众，看不到神是值得信赖的。他们从教会听到的多是定罪，这是我为什么随着多恩把焦点转向神的根本原因：他的儿子耶稣。神对死去的人，即便是死于他们自己的过犯的人，是什么感觉？神是否怒容满面，像约翰·多恩时的先知们在街道上所警告、今天我们某些人所坚持的？神是否根本不在乎我们失去、愤怒和惧怕的感觉？我们不需要猜想神的感觉，因为在耶稣里神给我们一付面孔。
要想知道神怎样看待这个星球上的苦难，我们只需要看看当耶稣行走于瘫子、寡妇和那些麻风病患者之间时的面孔就行。与那时的人相反，耶稣向那些有性犯罪史的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怜悯——他对撒玛利亚井旁的妇人、用头发为他擦脚的坏名声妇人和在行淫时被捉的妇人的态度。多恩说，在基督里我们有一位大医生，“他知道我们天然的软弱，因为他像我们一样；他知道我们罪的份量，因为他为我们付了昂贵的代价。”
我们怎样接近一位我们敬畏的神呢？多恩抓住了马太福音记载的妇女们发现耶稣复活后的空坟墓的故事里的一句话，他们从现场匆匆离去，“又害怕，有大大欢喜。”多恩从她们“害怕和欢喜两条腿走路”当中看到了他自己。那些妇女亲眼看见不朽的神和必朽的人之间的鸿沟，突然间那个距离出生出喜乐，他以他巨大的力量战胜了最后的仇敌，死亡。为着这个原因，妇女们感到有害怕、又欢喜。也是为着这个原因，多恩终于找到一个他不需要惧怕的敬畏。
使这颗沮丧软弱的心，发出大能的热诚
纳粹集中营的生还者维克多·弗朗克尔(Viktor Frankl)恰如其分地说出了受苦人所面临的第二个危机，“绝望就是毫无意义的受苦。”他观察到，他的同伴只在怀有得赎的盼望时才能忍受猛烈的苦难。在一个像我们今天这样完全不同、充满舒适享受的社会里，我们能够赋予痛苦、这个极可怕的来犯者什么样可能的意义呢？爱滋病这样的疾病有什么意义？大卫和我探索的正是这个问题。当时，公众辩论正激烈进行，他的教会把患爱滋的孩子们赶出了主日学。大卫主动地将他的病追溯到他以往行为上的选择，并且为之忏悔。但是，那些携带爱滋的孩子们是怎么回事呢？那些因输血而罹患了爱滋的血友病患者呢？他们又有什么选择？在多恩的时代，神炽烈的愤怒好像倾倒在整个地球上。两课明亮的慧星先后出现在星空。有人说这些明白无误地表明，在大灾难背后是神的手。先知们穿梭与大街小巷，有人像约拿一样哭喊，“再等40日，伦敦必要倾覆了！”今天，我们也有这些先知的再世，迫不急待地将灾难和灾祸归结于神审判特有的标志。历史告诉我们要谨慎：欧洲的神学家就神在大灾难中的讯息辩论了4个世纪之久，最后平息了他们所有猜测的却是老鼠的一点点疫毒。
早衰病有什么意义？这种悲惨的异常加速老化的过程，使一个6岁的孩子看上去、也感觉像80岁的老人。脑性麻痹、囊性纤维性变病又有什么意义？印度的大地震、淹死10万人的孟加拉大洪水又有什么意义？神在非洲不降雨是表明他的不悦吗？我们大部分人只看到苦难消极的一面：它中断了我们的健康，使我们对生活、自由和幸福的追逐不愉快地骤然而止。每一家出售卡片的商店都明白无误地传达这样的信息，对于遭受苦难的人，我们只能企盼他们“康复”。一位患末期癌症的妇女告诉我，“没有一张卡片适用于我们的疗养院。我们无人能够康复，很快都得死。对于世界的其它部分来说，我们是没有价值的。想想这个字吧，没有价值。”
末期癌症有什么意义呢？
当多恩想到他自己已病到末期时问了同样的问题：他的书给出一个可能的答案。第一个线索来自他病房敞开的窗户，他从那里听到教堂报告死亡的悲惨钟声。他的第一个知觉便是，难道他的朋友得知他的病情比他们想像得要严重，从而下令鸣钟纪念他的死吗？他很快意识到，钟声不过表明又一个人的死亡，大灾难的又一个受害者。
不久之后，葬礼上的钟声与街道上嘈杂的噪声融合在一起。教会里传出会众咏诵诗篇的声音，多恩也用微弱的声音低声伴随。然后，多恩写下关于教堂钟声意义的沉思录第１３篇。这是沉思录最著名的一段，在英语文学里也是最广为人知的（“人不是海岛”）。那篇沉思以庄严、生动的语言描述了我们在每一个死亡里所感受的失落，“如果一块泥土被海洋冲去，欧罗巴就缩小一点…每个人的死去都使我减少，因为我包含在人类之中；因此不要派人去打听，丧钟为谁敲响，它敲是为了你。”我们为死去的另一个人悲哀，因为我们自己也在逝去，在同一个死亡里，我们感到与他人深深地联在一起，并一起被夺去。
苦难一个特有的能力是突破人通常的防卫和日常的生活，提醒我们它的必然性。有段时间我陪一位朋友参加他们致命疾病患者每月一次在医院等候室里的小组活动，虽然我不能说我“享受”那些聚会，但是，每月一次，当我走回家时，我都感到那是我渡过的最有意义的一个夜晚。我们越过微不足道的琐碎，面对那个房间里每个人最紧迫的问题：生与死，怎样最好地渡过余下的岁月。
正如多恩所说，“我需要你的雷鸣，哦，我的神，你的乐声不能满你心意。”对于他，鸣钟是他死亡的前奏，对于每一个死去的人，那是一个句号——生命的终点；但是对于紧握生命的多恩，那是一个尖锐的问号：他预备好迎接神了吗？当有人就当时的一场惨剧询问耶稣时，他是这样回答的：“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路13:2-5）耶稣讲完这些话后，接着又讲了一个有关神的怜悯的比喻，他似乎暗示，我们这些灾难的旁观者和那些受难者从灾难中可以学习同样多的东西。一场灾难能够教我什么？它教我谦卑，教我感激我现在还享受的生活，还有就是同情，即耶稣对于所有遭受哀恸和苦难的人所表现出来的同情，最后，灾难猛然提醒我们生命的短暂，呼吁受害的和旁观的在悔改中结合在一起。
教堂的钟声使多恩思想产生了奇特的转变，在那之前，他一直漫无边际地思考疾病的意义和从中学习的功课，现在，他开始思索健康的意义。钟声带来他的一生是如何度过的问题。健康是一件礼物，他有没有以服事他人和服事神来尊重这件礼物？他有没有将今生视为一种准备、一所训练场，以迎接那更长、更重要的生命，还是以为它就是到此为止？当多恩开始重新审视他的一生时，他看见许多惊诧，“我是遭遇困苦的人，”多恩在他妻子的葬礼上对会众这样说，然而，现在他清楚了，那些忧伤的时刻，那些他忧伤时怨恨的遭遇，其实正是他灵命成长的时候。试练洗清了罪恶，造就了品格；贫困教会了他依靠神，除去了他的贪心；失败和羞耻帮助他医治了骄傲和野心。也许是神自己的手阻挡了他的事业─当时他是何等失望，要预备他来事奉神。一幅确定的图画涌现出来：痛苦可以转变，甚至可以被赎回，一个表面的灾难有时会产生实际的益处，没有被除去的苦难可能成为神的工具。
多恩系统性的反省把他提升到新的状态。这个疼痛能够被赎吗？当然，他的疾病限制了他，但是，肉体的无力不能禁止他灵里的成长，他有更多的时间祷告：钟声使他想起他更为不幸的邻舍和许多在伦敦受苦的人，他可以学习谦卑、信靠、感恩和信心。多恩从中还发明了某种游戏：他想像着他的灵魂越来越强壮，甚至从床上起来，在房间里四处走动，即使他的身体还躺在床上。
一句话，多恩发现他并非“没有价值”，他将他的精力投入属灵的操练：祷告、认罪、坚持写日记（后来的沉思录）。他使自己的心思离开自己、转向他人，因此，沉思录记录了多恩对于痛苦的心态的决定性改变：他以解除痛苦的祷告开始，以从痛苦中得赎和与痛苦对话的祷告结束。
这样的救赎可以采取神迹医治的方式─他仍然希望如此，但是，即或不然，神也能拿起一块粗糙的肿块，借着炼精者的磨难之火将它炼成一块纯金。
虽然违逆的仆人如我者会惧怕死亡但是怜悯的主人如你者我不畏近前多恩的疾病引发的两大危机─惧怕的危机和意义的危机，最后交汇于第三个、最后的危机：死亡。诗人确实相信他会死于这场疾病，这片乌云始终笼罩着沉思录的每一页。“我在门口调拨音弦”，他写道，那是死亡之门。
基督以死带下医治
我们现代人拥有完美的技术处理这个危机，这样的技术毫无疑问地会令多恩困惑不解。我们大多数人干脆采取精巧的方式避免死亡，健身俱乐部以及营养和健康食品店成了蓬勃发展的工业。我们在把肉身的健康奉为神明的同时，视而不见死亡直言不讳的提醒─停尸间、加护病房、墓地。生活于大灾难时期，多恩没有拒绝的奢侈。每个晚上，马车在街道上隆隆而过，拾起当天遇难者的尸体，他们的名单刊登在隔天的报纸上，在灾难的最高峰每天多达上千个。没有人能无视死亡的存在而活着。像他当时的人一样，多恩在他的桌头放着一块头盖骨作为提醒：人生自古谁无死？与此相反，某些现代的健康工作者采取了另外一条路线，他们建议以接受，而不是拒绝作为对待死亡的最佳心态，自从伊莉莎白·库柏勒·罗斯(Elisabeth
Kubler
Ross)将接受死亡作为一个悲伤过程最后阶段的标志以后，许许多多的自助小组便涌现出来，帮助病人们达到那一个阶段。如果你读多恩的著作，不多久就会发现这样的念头对多恩是多么陌生。有人指责多恩沉溺于死亡之中（他的54篇诗歌和14行诗中有三分之二都围绕着这个主题），但是，死亡是他奋力抵抗的巨大的敌人，而不是生命周期里一个倍受欢迎的自然成份。当我看着我的朋友或亲爱的人在疾病中日复一日地恶化下去的时候，同样将死亡视为仇敌。
沉思录记录了多恩接纳死亡的活生生的挣扎，纵然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他还是不能实实在在地想像出死后的情形，他如此熟悉、在他的作品中溢于言表的喜乐完全依赖于一具物质的身体以及它嗅觉、视觉、听觉、触觉和味觉的能力。
多恩从耶稣、“我死亡科学的主”的身上得着某些安慰。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表现出的难于接受的情形：他汗如血滴，祈求父神改变初衷，他同样感受着多恩临终前经常体验的孤独和惧怕。他为什么那样地死呢？基督之死的目的最后终于为多恩带来一些安慰：他以死而带下医治。
当他开始不再将死亡视为永远败坏生命的疾病，而将它视为生命疾病唯一的医治和通向神的旅程的最后阶段时，多恩来到一个转折点。邪恶影响着这个堕落星球上的一切生命，只有借着死─基督的死和我们自己的死，我们才能经历医治的阶段。多恩在《献给父神的圣诗》、他患病期间仅存的另一部作品里发挥了这一观念：你是否赦免我起初的罪那我的罪：纵然从前所犯？你是否赦免我那罪，从前所犯，今日仍犯：纵然我仍痛悔？你赦免了，还要赦免因为，我还有更多。
你是否赦免我已胜过的罪他人的罪：我的罪成了它们的门？你是否赦免我已躲避的罪一年、两年：如刻痕于我身？你赦免了，还要赦免因为，我还有更多。
我有这样一个罪，当我气若游丝奄奄一息：我将倒毙岸边；但你自己起誓，在我死去时，你的儿子将像今天、直到今天一样照耀；你已经如此、你始终如此，我不再惧怕。
诗人在他名字上的一语双关（注：多恩Donne和已经Done是同音字）表明他最终在某种程度上的接受：不是接受死亡为必然的终点，而是愿意相信未来在神那里，不管它是什么样子。“那个声音：我现在必须死，不是以定罪的方式发出的审判之声，而是医生展示健康的祝词。”
令每个人都大吃一惊的是，多恩并没有死于1623年的那场疾病。他得的是类似斑疹伤寒的高烧，而不是致命的腺鼠疫。他从医生们奇特的治疗下得以逃生、复原，并在圣保罗大教堂继续担任了8年祭司长。
多恩后来的证道和写作常常回到沉思录所触及的主题，特别是死亡，但是再没有表现出内心的那种骚动。在他的危机中，多恩达到了对死的“神圣的无动于衷”，不是靠着忽略对死亡的恐惧，他后来的证道栩栩如生地描述了这样的恐惧，而是靠着重新燃起的对复活的确信。从前看来使生命断绝的死亡实际上为新的生命开启了一扇门。“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
如果多恩能够通过时间隧道来到当今世代，他毫无疑问地会惊讶我们对来世的漠不关心。今天谈论来世几乎会令我们无地自容，我们害怕天国就像我们的祖先害怕地狱一般。天国的观念看上去既离奇、又怯懦，是为了逃避这个世界的问题。我不理解，是什么样的价值颠倒才使我们将灵魂和肉体的毁灭推崇为勇敢，而将快乐无比的永恒盼望贬低为胆怯？天国支撑着一个时间的（比地上的时间更长、更真实）、全备的、公平的、喜乐的和平安的应许，如果我们不相信这一点，那么就像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所驳斥的，我们起初就没有理由成为基督徒；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生命就要像多恩的生命一样改变。
神知道这个世界的重量、压力和沉重，多恩在一次证道中说，“如果将来荣耀的份量不能与之相比的话，我们都归于一无所有。”
死你不要骄傲，纵然有人这样称你强大而又可怕，其实，你并非这样……小睡之后，我们将永远醒来，再没有死，死你也将死亡。
产生出沉思录的那场病之后的７年，多恩身患了另一场疾病。这场病严格考验了他所学习的有关痛苦的一切功课。他被禁居在埃塞克斯(Essex)的一栋房子里，在讲台之外度过。1630年的大半个冬天。可是，当教会的日历翻向耶稣受难日的时候，多恩坚持要到伦敦，在四旬斋的第一个礼拜五证道。
迎接他的朋友们看到的是一位憔悴、看上去远远不止只有58岁的老人，一生的苦难终于烙下它的痕迹。虽然朋友们力劝他放弃约定的证道，但是多恩拒绝了。
多恩的第一位传记作者，他的同龄人伊撒科·沃尔顿目睹了他最后一次证道的那一天白金汉宫的情形：“不容置疑，许多人悄悄地问过以西结这个问题：‘那些骨头活着吗？’或者，那个魂能组织起舌头吗？……当然不能。然而，在他热切祷告几次无力的中断之后，强烈的欲望使他虚弱的身体恢复了对于以往沉思的记忆，那就是关于正在死去。他的原话是这样的：‘对于神，主是要死的。’这时，许多人看到他的眼泪，听见到虚弱、低沉的声音，他们心里想着多恩精心挑选的词句，明白多恩博士是在为自己的葬礼证道。”——摘自《约翰·多恩博士的一生》
多恩多次表示过死在讲台上的愿望，他差一点如愿以偿。《死的决斗》，多恩最精彩的一篇证道久久地影响了那些听众。对于约翰·多恩，死亡是他只要一息尚存就要与之抗争的仇敌。他满怀信心，这个仇敌追究会被击败。
被抬回家以后的五个礼拜里，多恩为死亡作准备。他口授给朋友们的信，写了几首诗，也为自己写好祭悼文。他向探访他的熟人述说往事。“我不能为我的生活，尤其是年轻时的，做无罪的申诉。”他告诉一位朋友：“但是审判我的是怜悯的神，他不愿意看到我的过错。虽然我能够呈现给他的只有罪恶和苦难，但是我知道当他看我的时候，不是看我本人，而是在我的救主里看我……因此，我充满了无法表达的喜乐，我将在平安中死去。”
伊撒科·沃尔顿将多恩最后这些日子的形象─骨瘦如柴、全然损毁的形体和安息的灵魂─和他看到的多恩十八岁时的样子作了一番比较。那时的多恩像个精力充沛、穿着华丽装饰、挥动着宝剑的骑士。沃尔顿发现多恩的春风得意从反面预言了他一生的艰难：“在我改变之前需要多少改变？”
在最后几个礼拜里，教会指定了一位雕刻家设计一尊雕像。多恩在他面前摆出一副死的姿势：一件寿衣覆盖着、双手在胸前交叉着、眼睛闭着。雕像刻在一块完整的大理石上。多恩死后，工人们把它安放在圣保罗大教堂里。
它仍在那里，约翰·多恩的雕像。我曾经见过它，事实上，它是1666年圣保罗大教堂大火灾后的唯一幸存者。象牙色的雕像放置在古旧灰色大石头的凹洞中，你既可以在克里斯多福·莱恩重建的大教堂的走廊里、也可以从唱诗班前排的座位后观赏它。导游们手指着大火留下的褐色的烧焦的痕迹。
多恩的面孔表现得安祥平静，似乎已经获得了使他一生如此困惑的平安。
我们的最后一天是我们的第一天；我们的礼拜六是我们的礼拜天；我们的前夜是我们的圣日；我们的黄昏是我们的清晨；我们死的那日是我们永生的第一天。那日之后……是我自己向我显明的那天。在这里，我只看到伪装起来的我；但是，在那里，我将看见我自己，也要看见神……在这里，我的某种能力得着释放，另一种能力被弃于黑暗之中；我有的时候能够明白，但是我的意念同时却败坏了。在那里，我全人浸在光中，周围没有黑影；我的灵魂笼罩在喜乐的光中，我的身体笼罩在荣耀的光中。
多恩的作品中矗立着另一浮雕像。我读过许多关于苦难问题的东西，自己也写过一些。但是却没有看到像多恩在经历疾病、倒下准备死亡的旅程期间，对于人的状况如此专注和睿智的沉思。他本来拼命与神摔跤，最后却发现他自己是在怜悯的医生的怀抱里，他温柔地引导到他走过危机，使他能够将安慰和希望带给别人。
在大卫的葬礼上，一位芝加哥的股票经纪人走到我面前，问能不能看一看我所引用的书。他翻阅着我那本破旧的书：“我从来不知道有这样的基督徒。”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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