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十字架下的祈求》
——张正宪
不知经历了多少朝代，中国众多的平头百姓们习惯于供奉菩萨，用一代代连绵不断的香火，叩求那大慈大悲的神灵保佑。
也不知何年何月何日开始，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又转换门庭，与上千年前西域的基督结下了不解之缘。
穿行于苏北一些偏僻的乡村，我目睹了在十字架下，芸芸众生们带着一腔虔诚，万般心愿，唱着圣诗，祷告肉体的平安，祈求灵魂的拯救……
“耶稣热”，在穷乡僻壤中弥漫
滨海县城基督教堂。砖墙、红瓦、十字架，“荣神益人”四个大字在教堂入口处赫然入目。
恰逢安息日。来自邻近四乡八舍的信徒络绎不绝。其中有拄着拐杖的老人，梳着流行发式的时髦姑娘，脚步匆匆的乡下大嫂，还有胸前插着钢笔、显得喝过几年墨水的读书人……虽说是农忙时节，佑大的教堂里竟也装了个满满当当。
自文化大革命中召开批判大会、演出样板戏以来，这穷僻的乡村难得见到这样壮观的场景。
风琴声中，教堂里响起了时而娴静时而激昂的吟唱。很难想象，连那些平日里笑口难开、对音乐全然不通的老头老太们，都能唱出抑扬顿挫的歌曲来！
亦庄亦谐的讲道，引得满堂信徒，识字的不识字的，听得懂的听不懂的，一个个屏息恭听。
十几年前，苏北这几个县还被名之为“无宗教县”。如今，仅基督教徒便已有七八万之众。江苏省农村抽样调查队抽查了18个人均收入200元以下的村，发现宗教信徒有1341人，是党员人数的2.53倍，占总劳动力的12.1%。
大兴土木建教堂，在这里也渐成风气。去年三四月间，信徒们筹划在大套乡乡政府所在地的于庄盖教堂。旋即，奉献的钱、物纷至沓来。每天都有200多人自动前来义务推土、平地，有的专业户还把自家的手扶拖拉机开来，没日没夜的干。大米、鸡蛋、青菜、猪肉，甚至连烧饭用的油盐酱醋都送来了。一位虔诚的老太太还特地挖了两大袋野菜，洗得干干净净后送来。
耗资1万多元的教堂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落成了。而近在咫尺的乡政府礼堂。连翻修一下都挤不出钱来。
就在这样一个贫困县，每年“两上交”任务难以完成。甚至连农业税都收不上来，而信徒们一年在教堂的奉献，却达17万元。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诱惑，在教堂的入口处
这是一片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十年“洗礼”的土地，为什么在这一片“净土”上，会有如此众多的人们突然象着了魔似地信奉起耶稣呢？
我走访了滨海县大套乡永岗村的陈为吾。他，58岁，粗识字，1952年入党，是建国后本村第一批共产党员。从1950年以来，他历任选区主任、大队贫协主任、治保主任、革委会副主任。
谁能相信，今天，他竟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信徒呢？
“还是在1958年挖响坎河时，我落下半身疼痛的病。南京、苏州、盐城、淮阴的医院跑了不少，药丸吃了几斗，病却越拖越重。”1976年，在县医院作剖腹检查，诊断为胰腺癌晚期。宣判了死刑。
“我从娘胎出来，一生一世，不忘共产党。但19年的病没治好，穷得连小孩的衣服都靠别人送，病急乱投医，就这样我才受洗入教的，这些年来，身体逐渐好转，现在推的、挑的农活都能干。我不退党，但我的病是信教信好的，我也不退教。”
结果，在党组织与基督教之间，他还是选择了后者。
类似陈为吾这样的“神话”还有很多很多。绝大部分信徒，正是抱着“医病赶鬼”的信念，跨过教堂入口处的。
对于这些缺医少药，看一次感冒都得花五六元钱的贫困地区，对于那些无钱治病、久治不愈、还得担心医生把酵母片磨成面当土霉素卖的人们，教堂投来了一束希望之光，他们渴求从情绪的渲泄、神灵的庇护中寻得人生的康宁和平安。
借助于对信徒构成的调查，亦可窥破“耶稣热”其中奥秘。粗略统计，信徒中妇女约占80%，文盲约占70%。妇女，处在农村生活的最下层；文盲，处于致富新潮中的最末流。他们除了疾病的袭扰，还有不测的天灾人祸带来的生活困窘，种种畸形的婚姻关系带来的心灵痛苦，等等。正是在现实世界中他们过多地尝到了不幸之果，才那么强烈地渴望得到神的爱抚和慰藉。
近年来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势态，农村有文化的年轻人信教的越来越多。
大包干过后，“大锅饭”、“大呼隆”被革掉了，人们退回到家庭的窄小圈子。一年到头，这里的村民难得开上一次会。据说去年开的唯一的会是非开不可的选举乡人民代表的会，而且是每个人头补贴5角钱动员去的。不少村子广播不通，乡文化站长最显赫的“政绩”仅是办一块“黑板报”而已。
一边是枯寂、单调、沉闷的世俗生活，一边是聚会、唱诗、讲道、有声有色的宗教活动。一颗颗年轻的躁动不安的灵魂终于失却了平衡。
响水县小尖乡的一位复员军人，正是苦于无法打发“烦死了”的日子，串亲戚时偶尔看到《圣经》而步入“歧路迷津”的；康庄乡聚会点唱诗班上那几十位小姑娘，也是被美妙的赞美诗的乐曲拨动心弦的……
当然，也有一些热血青年是感奋于时下的社会风气，而祈求从《圣经》中寻得人生的真谛。
天国，毕竟遥远。而安宁，爱心，却是不可须臾或缺的。
信徒，你的名字是愚昧，还是文明？
面对突兀而来的“耶稣热”，我寻问过不少局外人。回答大多是：“愚昧！”
从宗教的信仰来看，不无道理。以传教为名，搞流氓活动、骗人钱财的确有人在；穷得叮当响，却要为那高大明亮的教堂慷慨奉献，把改变穷困命运的希望寄托于上帝。
也有人不以为然，说农村的“两上交”、“计划生育”、“殡葬改革”等，信徒都走在前面。还以例证：响水县张集乡在去年秋粮收购中，好多农户因粮价过低而不愿交售。乡领导别出心裁，召开全乡近千名基督教徒大会，要求“带头”。一个星期后，教徒全部完成交售任务，周围群众触动很大。
但教徒们何以会如此一呼百应呢？宗教中人告诉我：《新约全书》罗马书第十三章中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作为一种对上帝的畏惧感，是否也夹带着几分愚昧呢？
但是，宗教作为一种情感寄托，一种对人的命运的关注，对人与人关系的沟通，作为一种强调爱心的文化现象，似乎又不是“愚昧”二字所能涵括的。
在这里，我耳闻目睹过：
响水县有一农家，儿子不孝，父亲见邻居信教，家庭感情甚笃，万般无奈，便将儿子送进教堂，果然灵验。
滨海陈李点信徒孟兆才路上捡到一块苏州牌手表。自费去广播站广播招领启事，找到失主。
滨海场东村孤老太太孟明亮患病卧床，杨庄点女信徒自带粮食去轮班服侍20多天，直至痊愈。
还有修桥铺路、扶危济困等。仅响水县康庄点，每年都要拿出八九百元接济孤寡老人。
……
这不是天方夜谭，也不是凤毛麟角。
这种宗教形式中的道德复苏，是否表明了人们对往昔“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厌倦呢？是否显示了对时下一些道德滑坡现象的反拨呢？
宗教，作为一种信仰，当然应当受到宪法的保护。
宗教，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也理应引起我们的重视。
既然一些对生活感到茫然或绝望者，从宗教生活中找到希望，道德复苏，我们唯物论者难道就不能以伦理道德来协调社会关系吗？就不能融进我们的思想工作吗？应当思考的是，我们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如何才能渗透进每一个幸运的、不幸的心灵？如何在互相信任、理解、宽容和关心的氛围中形成一种新的人际关系呢？
——摘自《半月谈》1989年第3期第20-23页，“内部报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