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十九世纪初，一扇关于人类最早根源的资料之门在近东(Near East)打开。愈来愈多人到那里旅游和探索，使这扇资料之门大开。为了要找寻以前人类的遗迹，现代考古学家突然十分热心前往考察，开始发掘古代皇官、埋在地下的庙宇和饲养动物的棚。远在已知的希腊世界之前，人类的文明已经存在。在但以理居住的巴比伦(称为"大"巴比伦)发现双层的墙，连着九道有装饰的闸；在埃及还发现令人惊异的棺木，上面涂漆，另外还有木乃伊、镜子、香料瓶和睫毛油瓶。 最初研究的是埋在地下的文化本身，接着在皇宫的墙壁上找到旧约的地名和人名，又发现与以色列争战的亚述霸主，以及他们的军队和倒霉战俘的名字；此外，还有波斯总督的书信，以及现在已能验明身分的埃及法老(其中几个仍躺在坚固的金棺内)。 有了这些发现，圣经研究学者找到以色列和邻国丰富的圣经历史背景资料。圣经有关地理和历史的可靠性，在若干主要方面都被确定了。在几个世纪以前，可以证实圣经的历史记录实在很少，这与现在比较起来，实在有天渊之别。那时，批评家对叙述部分会不加理会，认为那是一些难以置信的故事，背景是虚构的，而非真实的历史事件。但是到了本世纪中期，人们开始承认考古的发现不断印证圣经的记载。一些著名的非福音派学者的说法都证实了这一点。已故约翰霍金斯大学退休名誉教授亚尔布莱特博士(Dr. W. F. Albright)说："毫无疑问，考古学已经证实了旧约流传下来的历史之真实性。" 耶鲁大学的布密勒(Millar Burrows)说： "无论如何，整体来说，考古学的工作已经无疑地使人更相信圣经记载的可靠性，因为亲身在巴勒斯坦从事发掘工作，而对圣经更加尊敬的考古学家，已经不只一人。""考古学多方面驳斥了现代批评者的观点。在许多事例上，它使人看到，那些观点的基础是错误的假设，和凭人意臆测的不真实的历史发展程序。这是一种真正的贡献，切勿轻视它。" 考古学的作用，大致分作两类。第一，考古学鉴定了一些以前被怀疑和嘲笑的圣经故事。(一位学者表示只有罕见的文章才没有人提出疑问。)第二类的作用较笼统，是用来帮助填上圣经时期的关于文化和生活习惯等整体背景，诸如经济问题和文学发展中所描述的那个旧约先知宣讲的世界。本章会列出其它例子。 显然地，某些圣经记录和以前的资料的表面冲突，也因获得较充分的资料而得到解决。因此，对目前仍然存在的表面上的冲突，切不可贸然断言圣经错了，而较合理的方法是承认问题之存在，以开放的心等候新资料的发现。 讲到这里，我要指出一件重要的事，我们不能用考古学证明圣经，也不可用考古学的证据作为我们相信圣经的基础。 澜士(H. Darrell Lance)这样写： "虽然有时考古学为圣经里提及的某些地方、人物或事件提供存在的个别证据，但并没有提及神和这些人物、事件有什么关系。对于现今相信的人和古时的以色列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关于信心的问题。" 除了信心之外，最终是圣灵给我们证实圣经的真理，属灵的真理永远不能用考古学加以证实。虽然我们知道某些表面上的冲突仍然存在，我们应该因考古学证实了某些历史细节而心存感激。 考古学者的资料来源 已经有25000个以上与旧约有关的地点被找到了；不过，尚待发掘的资料还很丰富。在近东各地散布不少土墩和瓦砾(称为tells)，是以往繁华一时的城市的所在。米勒(A. R. Millard)指出，不管从"笼统的地理观点、传统(虽然可能不很准确)、或现今仍然沿用的古代地名"，很多圣经提及的主要城市都已被辨认出来。其中一个沿用古地名至今的是大马士革，这个地名已经沿用了超过3500年。 可以和圣经相对照比较的最大物证，是在古代东方镌刻的志铭上发现的。在巴勒斯但本身发现的、旧约时代同期的资料很少，因此必须引用邻近列国的文献作为证据。 另一个主要可以和圣经记事相对照比较的资料来源，是圣经地点的考古学发掘工作。和圣经文献有关的资料范围很广，所以我们只能选几方面重要的摘要叙述。 怎样确定这些证物的日期？ 这些发现物的日期如何确定？ "古代的城市不断在同一地址上重建，所以在发掘的时候，通常可以发现一层连着一层，当然最底下的一层就是最古老的。问题是怎样确定这些发现的日期？不同时代的陶器形式会有变化，如果能够确定某一个地方出土的某种形式的陶器的日期，那么就可确定在另一地点发现的类似的陶器，也属于同一时期了；通常国王会把他们的名字连同神的名字镌刻在门的承轴上。为了纪念建造者，王宫或庙宇的墙下常会埋有刻字的石头。王室的坟墓通常也是用这种方法辨别的。 考古学家发现的资料可远溯到主前2000年，那是由苏密(Sumerian)的文士记下的各朝代统治者的名单，其中并注明他们的统治时间。距吾珥数英里外，曾发现一块刻字的基石，那是吾珥第一王朝一位不知名的王所放置的。按文士的记载，那是大洪水后的第三王朝。这个王的统治期间，似乎是在主前3100年，即亚伯拉罕之前一千多年。" 米勒指出： "考古学家通常集中注意比较有用的部分，包括庙宇和宫殿的位置，或者往下掘沟，探索那个地方不同时期的遗迹。要达到这个目的，需要挖掘一条沟，直穿过整个土墩。那么，在每一层中便可以发现少量的资料。对于特别感兴趣的地方，可以标上记号，然后再掘一个较大的沟来探究。每座建筑物，或是曾经有人居住过的年代，都会在土墩中留下痕迹，例如地面、墙壁的残余部分，或者一堆堆的废物。在这些东西的下面，可能是更古老的遗迹，而上面则是较后期的遗迹。" 亚伯拉罕时代 亚伯拉罕的生平和时代，是考古学对我们的帮助的一个好例子。批评家认为，创世记所描述的文化背景，与他们所认识的那个时代近东人的生活并不相符。可是在1933年，当一群阿拉伯人在幼发拉底河畔挖掘坟墓，情形就出现了变化。他们掘出一尊石像，并向有关当局报告。一队考古学家很快便掘出更多石像，后来更发掘了一座巧夺天工的宫殿，叫做马里古城。这座王室宫殿占地超过6英亩，内有超过260个房间、天井和通道。 根据米勒的形容，王宫内的房间四壁高十五英尺，部分房间是空的，另外一些则放满瓶子，用以盛油、酒和粮食。王与王后和其他王室成员的房间都十分宽敞，而大臣和仆人的房间则较狭窄。我们可以想像当时的情景：工匠在工作间工作、厨子在厨房内煮食，还有秘书、仆人和为王提供娱乐的歌唱团。在无数出土的雕像中，其中一个是大胡子，这个雕像是在主前十八世纪所雕的，上面刻着马里王以斯杜披林(Ishtupilum)的名字。 在王室档案库内发现约二万块刻有楔形文字的书板。以前管帐的就是用其中一些书板记录运进王宫的谷物、蔬菜和其它用品；书板也记载了给王的信件、乐器和装饰用的金器。有些信件甚至载有先知以至诸神的信息。一瓶子的宝藏和碑文证明这个城约在主前2500年存在。由于一般人认为亚伯拉罕是在同一时代的，即主前十九至二十世纪之间的人物，所以他显然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生活的。 另一个城是位于底格里斯河附近马里古城东面的努斯城。这个城的书板详细记载了主前十四和十五世纪时该城的社会风俗。其中有些是描述家庭情况的，与创世记十五章4节的描述，即亚伯拉罕要把以实玛利视为自己的儿子时所面对的窘境相似。如果后来亚伯拉罕和撒莱生下孩子，那养子须把部分权益分给那次生的孩子。 努斯书板的内容又与创世记十六章1至2节的情况相似。创世记叙述撒莱把婢女夏甲给亚伯拉罕生孩子。雅谋之(Yamauchi)告诉我们，"有一块关于收养的书板规定，一个不育的妻子必须把一个婢女给丈夫生孩子。这块书板和汉谟拉比法典都规定要把婢女的孩子养活下来。这个规定使夏甲和以实玛利免被神命令赶走。" 另一个叙利亚遗址是在欧朗提斯河上的阿拉勒(Alalakh)。这里形容一个丈夫由于虐待妻子(直译是"夹着她的鼻子拖行")，所以要放弃妻子、妻子的嫁妆以及送给女家的结婚礼物。 马里、努斯和阿拉勒城的重要性，在于这几个城所提供的古文化资料，以及当时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两地在历史和政治上发生的事情。此外，这些资料使我们对城市生活有了新的看法，知道这种生活和族长口述的畜牧生活截然不同。 这些记录记载的范围很广，包括商业、政治、政府和文学，反映出类似圣经中宗教所面对的习俗和社会关系情况。我们看见亚伯拉罕身处的环境，跟马里和努斯城的相似，于是圣经的记载就变得非常可信。这两个城中的生活和历史、政治活动、文化和商业活动，为希伯来族之父的世界画出一幅非常清晰的背景。 族长时代的文献 你曾否怀疑族长的文学才华呢？喧闹的艾伯拿城(Ebla)，是迄今在近东出土的最早和最大的资料宝库，其年代可追溯至主前三千年。虽然我们知道这城的存在，但它的位置和高度发达的文化是从未被怀疑过的。这座城分为两部分，包括一座卫城和一座矮城。上层有四座建筑物，包括王官、伊施他尔女神庙和无数马厩；下层分为四部分，设有四度闸门。 在庙宇旁边的一个房间内，考古学家在地上发现超过二万块书板，数目惊人。这个小房间曾经被人焚烧，火焰的热力把砖块和书板一并烘干，结果这个房间和其中的书板经历了多个世纪的蹂躏，仍然得以保存，直至1975年才被人发现。就是这样，历史一直给保存了五千年！ 我们仍需要多年的研究才能够把这庞大的记录全部翻译过来。不过，这些书板的宝贵贡献之一，就是证明了楔形文字在主前2300年之前已经传到叙利亚北部，也说明当时的人习惯把各种活动、交易和文化记录下来。我们可以在字典里证实那个时代已经有操其它语言的西闪族人。我们现在知道，圣经的历史是在书写方法十分完善的社会里发生的。 圣经中诸王 考古学也为研究圣经中诸王，提供了可观的背景资料。有关所罗门的伟绩的记载是特别受到怀疑的目标。虽然巴勒斯坦海岸没有合适的港口，圣经说，他在红海海滨有一支海军(列王纪上九10)。圣经描写他的财富惊人，他有1400辆战车和1200匹马。他有无数庞大的建筑计划，包括耶路撒冷、夏琐、基色、米吉多诸城的防御工事(列王纪上九15)。最近在基色、米吉多和夏琐进行的发掘工作最少可以证明所罗门的建筑技术。 1960年，著名以色列学者也丁(Yigael Yadin)在发掘米吉多城时，凭着陶瓷的种类，证实了其中一层是属于所罗门时代的。他知道在列王纪上九章15节中记载的米吉多、夏琐和基色都是由所罗门建造的，于是心中突然涌现一个灵感。他记得在所罗门时代，米吉多城门每边都有三个房间。那么，另外两个城市会不会也一样呢？他讲述发掘夏琐城的刺激情况： "在继续发掘夏琐之后，我们依照米吉多城门大闸的图则在地上画上临时记号，然后通知工人继续工作和移开瓦砾碎片。完工时，他们用奇异的眼光看着我们，好像我们是魔术师或是占卜师似的。因为在我们面前的，正是跟我们依照米吉多城门复制的略图一模一样。这不但证明两个城门都是由所罗门所建造的，而且证实两者都是依据同一个蓝图的。" 所罗门的藏金 在列王纪上十章21节记载所罗门拥有大量珍贵金属。他为主所建的殿宇，有如埃及王杜唐卡门的金殿，并且就是那记载于列王纪上第六章的黄金砌成的伟绩："所罗门用精金贴了殿内，又用金链子挂在内殿前门扇，用金包裹。全殿都贴上金子，直到贴完。"(列王纪上六21至22)他整个概念都是使人震惊的。 虽然仍未找到所罗门的圣殿的确实位置，但其它发现显示，当时众多邻国的国王所拥有的技术和工艺与圣经记载相似。对此，米勒有详细的描述： "展示藏金似乎有点奢侈，但这是任何强大的君王的荣擢(时至今天，在王室宴会中也会展示价值不菲的金银器皿)。以前的人是以黄金作为国家的货币储备，不是单放在银行保险库中不动，只公开其数字，而是向公众展示。当有更强的军队进攻，他们就会把黄金夺去(比较列王纪下十八16)。亚述、巴比伦和埃及的君主都会以他们捐出黄金来美化自己城中庙宇的事迹作夸耀。在他们的碑文中提到，墙壁"贴上黄金，像涂上灰泥一样"；又提到门和门廊上刻有贴上金的浮雕，和包上珍贵金属的家具和装饰。有一个亚述王在亚美尼亚的一座殿中掠去六只装饰用的盾牌，每只比所罗门王悬于宫中的任何一只盾牌都重十一倍之多(列王纪上十16至17；比较列王纪上十四26至27)。自大的国王可能会夸大自己的财产，但在使用黄金这方面却并没有夸张。有人在亚述和巴比伦发现了簿金片，又在埃及石造的建筑物中用来接合金属的钉眼上发现这些金片。" 所罗门藏金的来源，最少有一个来自俄斐。在列王纪上九章11节，以及其它章节中均有提到推罗王希兰"曾照所罗门所需的，资助他香柏木、松木和金子"。第28节又叙述希兰的仆人"到了俄斐，从那里得了四百二十他连得金子，运到所罗门王那里"。虽然这个城的确实位置仍是一个谜(推测的位置包括了由非洲萨马利岸以至印度一带)，但经过独立的考察，已经证实了它的存在及其中的财产。在特拉维夫以北一个港口发掘出一块主前八世纪中叶的陶瓷碎片，碎片上有清楚的符号，记载当地一个办事员写下的内容："给伯和仑的俄斐金：三十舍克勒(约三百四十克、十二安士)。" 我们可以作出一个可靠的结论：所罗门的金殿并非由夸大其词的抄经者所杜撰出来的。这座金殿是依照已知的所罗门时代的方法建成的。 描述一次纷争 由考古学家发掘出土的一些物件为圣经故事提供了一些具体资料证据，其中有一块碑记载着摩押和以色列的一段纷争。圣经记载亚哈死后，摩押王米沙和人民反对以色列的统治，拒绝纳贡。摩押和以色列犹大以东诸王打了一场仗。米沙受到极大的压力，最后献其长子于墙上为燔祭给摩押神基抹(Chemosh)，后来怎样则不详，不过似乎这三个王不得不撤退。 1868年一位名叫克连(Klein)的德国人在摩押地的底本(Dibon)发现一块刻字的石头。由于石头为居于底本的阿拉伯人所有，他回欧洲筹款以便购买这块石头。那些阿拉伯人为了获取较多的价钱，把这块石头烘热，然后浇以冷水，使之爆裂。幸而该石头在爆裂前，已经拓制了一个样品，所以还能够把碎片凑合在一起，待购买石头后，把其上的文字翻译出来。现在该石块存于巴黎的罗浮宫(Louvre)。其上的文字属早期腓尼基字母，内容描述摩押王怎样藉着他的神基抹之助，挣脱以色列王的轭。碑文中提及亚哈的父亲以色列王暗利，以及许多圣经的地名，最重要的是提到以色列的神名为雅巍(译者注：Yahweh，即耶和华)。 但以理书与伯沙撒 在许多其它的发现中，以但以理书对那不敬虔的伯沙撒王的记载最为突出。但以理书指伯沙撒是巴比伦的最后一个王，但所有巴比伦已知的记录，都记载拿波尼度为最后的王。批评的人大呼这是明显的分歧！其后，在一本巴比伦史记中，发现拿波尼度曾经莫名其妙地移居阿拉伯十年，留下儿子伯沙撒管治国家。问题的所在是他并没有退位，他仍然称王。虽然伯沙撒并非唯一的王，但是但以理和希伯来的年轻人都视他为实际上的王。在研究巴比伦史记之前，伯沙撒的名字只会在圣经记载中提及。考古学家窦格尔地(R. F. Dougherty)总结他这些研究结果，说："在所有关于新巴比伦帝国末叶情况的巴比伦国以外的记载之中，但以理书(五章)(所叙述的事件)的真确性仅次于楔形文字文学。" 新约研究 考古学的研究和发现对新约的性质有别于旧约；它不在乎发掘埋于地下之建筑物或镌字的碑石，新约考古学较在乎的是书写的文献。 布如司(F. F. Bruce)说： "这些文献是写在石头或其它可以久存的材料上的，也许是公众的，也许是私人的；它们可能是在埃及沙地中找到的蒲草纸--记载文学字句或家庭主妇购物的清单；它们也可能是私人草草写在未上釉的陶器碎片的笔记；它们也可能是货币上刻的字，藉着其上的资料，我们可以知道某些已经被遗忘的王，或得知当时官方藉着这些货币对当时百姓的宣传资料。它们也可能是某个基督教教会搜集的圣经--如比提蒲草纸(Chester Beatty Biblical Papyri)；它们也可能是古代某个宗教团体遗留下来的图书馆--如古慕兰的卷轴(Qumran Scrolls)，或纳哈马地(Nag Hammadi)的诺斯底文件。不管其性质如何，它们对新约之关系和重要性犹如楔形文字之泥版之对旧约研究。" 由蒲草纸得到的资料颇丰富，因为平民用蒲草纸写信，日常商业往来也用蒲草纸作记录。一种更便宜的书写材料是陶器碎片，或称之为"贝"(ostraca)，这种材料通常是用来作零碎的记录。最重要一次有关这些材料的发现是古代垃圾堆中，我们从它们可以看到普通百姓的日常用语和新约希腊文之间的关系。学者早已承认古典希腊文有别于新约希腊文。有些学者甚至进而认为，新约希腊文是一种属天的语言，特为记录神对基督徒的启示而存在的。可是由于这些蒲草纸的发现，我们显然可以看出，新约希腊文和普通百姓使用的语言极为类似。 1931年曾经公布了一份新发现的蒲草纸写的希腊文圣经，这就是驰名的"比提蒲草纸"(Chester Beatty Biblical Papyri)。布如司说，这些显然是远在埃及的某教会的圣经；它包括十一个不全的抄本。其中有三本完全无损，内容包括了新约的大部分，一本包括福音书和使徒行传，另一本包括保罗的九封书信和希伯来书，第三本是启示录。这三本都是在第三世纪写的。其中以保罗的抄本最早，是第三世纪初写的。虽然这些蒲草纸残缺不全，但它们依然是新约经文早年历史的重要证据。此外还有一些最早期的断简残篇，其中包括写于主后130年左右的约翰福音抄本的各部分。 石碑上的志铭 石碑上的志铭是另一个有价值的资料来源。革老丢(Claudius)刻在希腊中部德尔腓(Delphi)石灰石上的敕令即是一个实例。"这个敕令的日期，被确定为约在主后52年头七个月之间，其中提到迦流作亚该亚的方伯。我们从其它资料来源知道，迦流作方伯只有一年。方伯通常在七月一日上任，这样，我们可推测迦流是在主后51年上任的。迦流任方伯的期间，有一部分时间和保罗在哥林多一年又六个月的工作(使徒行传十八11至12)相重叠。因此，革老丢的敕令使我们在重组保罗的生平表时，有一个确定的时间定点。" 路加提到许多特别的人名和地名，所以他写的书比新约圣经其它任何部分都较容易用这种资料来加以佐证。他在细节方面的正确性已经完全受到确定，许多以前他被怀疑的地方，往往随着新的发现就证明他是正确的。布如司指出： "例如在路加福音三章1节，他说吕撒聂作亚比利尼分封的王，其时正是施洗约翰开始工作之时(主后27年)。过去人一直都认为他错了。因为根据古代历史家的记载，那一个地区只有一个叫吕撒聂的王，而这个王在主前36年又因安东尼(Anthony)受到克留巴他(Cleopatra)的煽动已被处死。可是出自亚比拉(Abila，距大马士革西北偏西十八英里，亚比利尼即因它得名)的一块希腊文石碑，上面记着一个名林腓斯(Nymphaeus)"属方伯吕撒聂的自由民"(译者注：即原属方伯吕撒聂后获自由的奴隶)的奉献。日期约在主后14与29年之间，那正好接近路加所指的时间。" 并非伪造 钱币也为部分新约历史提供了背景资料。要确定保罗生平年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非斯都接替腓力斯作犹太巡抚(使徒行传二十四27)的年期。尼禄第五年(主后59年)十月之前，犹太地有一种新硬币发行，可能这指出了新巡抚就任的时候。 有些圣址已被肯定判明，而普通的地点也已发现。判明普通的地点还容易，要判明新约大事件发生的某一个小地点就不简单了。 耶路撒冷在主后70年被毁，在主后135年，在其旧址上，又兴建了一座异教城市，所以使判断福音书，及使徒行传中耶路撒冷城内诸地点的工作更加复杂困难。但有些地点已被清楚地证实了，如圣殿区及我们的主吩咐那个瞎子去洗眼的西罗亚池(约翰福音九11)。 考古学是了解圣经的一个真正帮助，它提出珍贵的资料照明原来隐晦不明之处，证实了原本被怀疑的地方。 我们可以同意叔维尔(Keith N. Schoville)的话："重要的是要知道考古的发掘提供了充足的证据，证明圣经并非是伪造的。一直以来均没有考古学的研究能够证明圣经中的历史资料是错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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