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先生自檀香山回到故乡中山县翠亨村，见乡人愚昧无知、膜拜偶象，便对他的同伴陆皓东等人慨然长叹，并且义愤填胸，跑到北帝庙，指着偶象说：“这种人手所造的偶象，自己都不能帮助自己，怎幺还能帮助人？我且拉断其臂，看它是否有灵。”这事传遍了全村，引起了群众的公愤，认为他罪孽深重，便敲锣聚众。中山先生既为乡人所不容，只得离亲别乡，前往香港。此举虽不能与改教运动的马丁路德相比，却可与以色列民族救星、士师基甸相媲美，乃是反对"所流传虚妄的行为"（圣经彼得前书一章十八节），也可以想象中山先生的思想信仰，乃神圣崇高、睿智不凡的。

胸怀大志

　　中山先生抵达香港，随即进入拔萃书院就读，课余时前往道济堂，参加聚会，又蒙区凤墀长老的循循教导，在国学与灵性上都得到造就。后由美国宣教士喜嘉理牧师（C.R.Hager）在公理会为中山先生施洗并于教会注册，取名"日新"（与逸仙同音），乃为"得救重生"、成为新人"之意，当时中山先生年十八岁。大哥闻讯，大为不满，竟召其赴檀香山，并收回其分得之家产，中山先生却处之泰然，毫无怨言。又为防止中山先生接近教会，时常加以监视；先生极其苦闷，深恐壮志消磨，委由其老师芙兰谛文，资助他回国。后入广州博济医院专攻医学，目的在借行医掩护革命运动，实现救国救民的大志，当时年仅二十岁。次年转入香港雅丽医院就读，院长康德黎博士，乃一虔诚的基督徒，这与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得救有重大的关系。二十七岁时毕业，名列第一，各科都得一百分，而且打破了全校的记录，由此可见他的智能，乃由天而启，非同凡响。

热衷布道

　　孙中山先生不仅为着革命奔走，又热心传扬福音。据为中山先生施洗的喜嘉理牧师表示：中山先生传道的心志甚是坚定，倘若当时香港或附近地方，设有完善的神学院，又有人给予资助，那幺孙中山先生，必为当代著名的宣教师了！而且以他的热忱与毅力，必定能吸引许多人信靠基督的。另外根据史学家罗香林教授所着"国父与欧美友好"一书，及香港基督教联会主编的"香港基督教会史"记述，孙中山先生曾于假期与喜嘉理牧师前往香山县布道，而且一路分售福音书刊，带领友好归依救主。

推心置腹

　　民国元年二月孙中山先生曾复信给美以美会的高翼圣韦亚杰，信中说：“政教分立，几为近世文明国之公例，盖分立则信教、传教皆得自由，不特政治上少纷扰之原因，且使教会得发挥其真美之宗旨"。”中山先生在致其师康德黎博士的书信中，说：“吾师为余事工所献之忠诚的祈祷，实令心感。余现正努力谋中国信仰之自由，并预卜此新建之邦，必能使基督圣道，------日见兴旺，此则堪以告慰者也。”

    民国元年五月也于广州基督教联欢大会上致词，说：“兄弟今日返来，得立于二十年前从学之地，与牧师兄弟姐妹同聚一堂，诚梦想所不及------基督徒正宜发扬基督之教义，同负国家之责任，使政治宗教同达完善之目的。”民国十三年，中国基督教育年会廿五周年庆祝大会，敦请孙中山先生致词，谓：“教会之入中国，既开辟中国之风气，启发人民之思想，使吾人卒能摆脱异族之羁绊，正如摩西之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惟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犹流离困苦于荒凉沙漠间四十年，而必待约书亚以领之，而至迦南美地，------是欲求一团体，而当约书亚之任，以领中国人民至迦南乳蜜之地者，舍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其谁乎？"

至死不渝

　　孙中山先生最令人感动的，是民国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弥留之时，以坚贞的语气，对当时围绕他病榻的家人挚友，所作的遗言，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受上帝之命，来与罪恶之魔宣战，我死了，也要人知道我是一个基督徒。”在儒释道各教占压倒多数的中国，一般士大夫，大多噤若寒蝉，不敢公开承认基督，中山先生能始终不渝，见证主道，可见其信仰的真诚与热烈。

同道相助

　　中山先生既自证其革命运动，乃受上帝之命，与恶魔争战，其数十年来的艰苦奋斗，冒险犯难，以及出死入生乃在于有同道的协助，上帝的保护。例如在港粤，则有郑士良、陈少白、随皓东、左斗山、王甫贤、何启等；在星洲，则有林文庆、黄康衢等；在日本，则有赵明乐、赵峰琴、张果等；在美国，则有司徒南达、黄旭升、毛文明、伍盘照、伍于衍、黄佩泉等，均为基督徒，也为他的患难之交。

伦敦蒙难

　　尤其是伦敦蒙难，正在千钧一发、九死一生之时，全靠赖他的老师香港雅丽医院院长康德黎博士的营救，康博士乃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然而若不是在檀香山偶遇康德黎老师，中山先生就无法得知康德黎博士将返回英国，更不知其伦敦的地址了，足以证明确有神的奇妙安排与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