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扬福音－突破传统模式

清朝末年，来华的众多外籍宣教士，工作方针各有不同，大致上可区分为“基要派”、“保守派”、“社会派”和“自由派”四大类。前两派的工作任务，祗在宣扬耶稣基督救赎世人的福音，甚少与当地官绅打交道，从不过问政治。“社会派”除了传扬福音外，植根于“人道主义”，希望帮助中国人了解西方社会文化。他们以提供医疗和教育服务为主，造福人群，以爱心扶贫济弱。此举的确能引起当地人对宣教士产生好感，乐意和他们交往，进而达成传扬基督福音的信息。“自由派”的作风，以大力推广教育事业为己任。在各地竭力创设高等学府，例如北京的清华、燕京，济南的齐鲁，上海的圣约翰和广州的岭南等著名大学，都完全经由他们创办，为社会培植大量英才。

林乐知是属于社会派与自由派两者之间的人物。他教授英文，将大量西方知识引进中国，为有志出洋留学追求新思想的人铺设道路。林氏重视知识，所以特别改名“乐知”。每位宣教士都有他们个别的宣教策略，林乐知的理论是“从上而下”，就是先由上层的统治阶级着手，继而传予受统治者。意即先设法让官吏士绅成为信徒，以便达成“上行下效”，再向一般平民百姓传福音。认为如此做法，可以收事半功倍的果效。林氏另一个政策是“由末而始”，意思是先“西学”而后“西教”，先传播西方科技知识，让中国社会的士大夫茅塞顿开，视野趋于广阔，进而降服于西方新思想领域，然后逐渐引进基督教教义。林氏倡导“以学辅教”的宣教策略，因而引发林氏以后利用，“办报”和“兴学”两个途径来加强他的宣教目标。

创办报刊－政治文化影响深远

林氏抵达上海后第二年（1861），美国境内爆发南北内战。他所属的美南监理会处于战火区域，正为自身存亡挣扎，对于海外宣教士，自然难以兼顾，经济援助亦随之停止。林氏记述这段艰苦日子说：“长达四年之久，我们收不到母会分文，也接不到亲友片纸只字。全家生计陷入窘局，起初靠典卖教会物资暂时维持。然而此举终非长久之计，为了养妻活儿，只能暂时搁下宣教正务，抽身出外工作赚取工钱。”他先后当过商品推销员、保险经纪，以及在领事馆担任翻译文员等。最后在同治三 年（1864），进入上海同文馆（后改称广方言馆）谋得一教席。此乃一间专为华人提供学习英语的教学机构。林氏上午在馆内教授英文，午后转往江南制造局翻译书报，晚间编辑报刊。礼拜日则到处布道及处理教会事务，工作极度紧张繁忙。

林氏于同治七年（1868年7月），在上海首先创办了《教会新报》，其目的为重建衰落的教会事务，传播福音和联络信徒。报纸篇幅约七至八页，字数在8,000左右，内容除讨论基督教义、教会消息外，还介绍最新科学知识、外国历史地理和各国新闻等，乃周刊形式，逢星期六出版。全年出版50期，每期发行量约600份。读者以上海附近地区为主，占一半以上。由于报费低廉，全年50期仅收洋银一元，故国内其他大城市如北京、济南、烟台、福州、厦门、广州、汉口等地均纷纷前来订阅，深受读者爱戴。六年后，即1874年，《教会新报》易名为《万国公报》。一切沿习如旧，仍属周刊，由林乐知作主编。不过其读者对象跳出教会圈子，扩大至教会外人士，好让对宗教存有偏见的人亦乐意阅读。《万国公报》问世后，篇幅亦随之加大至18页，字数超过二万，报费则仍旧每年50期仅收费一个银元。因为发行量倍增，并且获得社会上的富商巨贾源源资助，经费充裕，但该报宗旨却仍维持非谋利性质。

迨至1883年，《万国公报》因内部改组而停刊。于1889年复刊后，转属“广学会”作为其机关报，仍由林乐知负责主编并更改为月刊。当时销路约有4,000余份。1907年林氏病逝上海，《万国公报》亦随之停刊。综观林乐知于1868年创立《教会新报》，六年后更名《万国公报》，以迄1907年停刊，期间暂停数年，前后合并计算，发行时间长达34年之久，乃西方宣教士在中国出版的中文报刊中，时间最长，影响力最深厚的一份。清末时的洋务派，以及维新派的领袖，均依赖《万国公报》撷取新知。“广学会”的领导人李提摩太和林乐知更被视为“变法、维新”的主要精神领袖。

兴办学校－教育改变人心面貌

林乐知以传教和办报掀起社会对西方新科技知识的热潮。除此之外，他亦为晚清之教育改革下过一番苦心，例如建议废除科举考试，将欧美的新学制引进中国等。为要在上海筹办“中西书院”（The Anglo-Chinese College），甚至暂时停止出版《万国公报》达数年之久。在他的悉心策划下，“中西书院”于1882年创立。第一次招生就有400余人，这个数字在当时芸芸教会学校中，似无出其右。

林乐知也非常热心推动中国的女子教育，指出有学识的妇女，方能立足于社会；而妇女在社会上地位的高低，实为反映当地文化兴衰的指针。有见及此，林氏于1892年于上海创立“中西女塾”，对于倡导女权起领导作用。他将西方妇女教育模式介绍过来，强烈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顽固观念。故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