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离世 陶茂芝牧师
Rev. Claude Henry Thomas
当中国内战一波一波接踵而来期间，陶茂芝牧师夫妇无惧战乱所带来的动荡与不安，继续为主坚守宣教岗位，以主的爱安慰惊恐中的中国老百姓。
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于1927年3月24日乘胜进占南京，当时军纪崩溃，南京市顿时失控，到处烧杀抢掠，连外国领事馆也未能幸免。数名外国人遭群众杀害，金陵大学创办人兼副校长文怀恩（Dr.
John E. Williams,
1871-1927）也在被杀之内，因而引起美、英、法、意等国军舰炮轰南京的北伐军，造成两千多人死伤，史称“南京惨案”。欧美各国纷纷撤侨；而陶茂芝牧师夫妇就在此时抵达中国。
双双在教会成长
陶茂芝牧师来自美国，生于1900年5月26日。幼时参加教会，却未清楚救恩。中学时归主。在芝加哥惠顿大学（Wheaton
College）读书时，对主耶稣的救恩有更清楚的认识，且将一生奉献给主。故大学毕业后，便进普林斯顿神学院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深造，充实自己，预备作主工。
陶茂芝师母路得（Ruth），1899年10月14日生于美国密西根州（Michigan）基督徒家庭，自幼归主，并立志作宣教士。进入惠顿大学后爱主更深，在大学基督徒团契与一群爱主同学追求更多认识主。也遇到了茂芝，彼此相爱。毕业后，预
备 作 宣教士便进了慕迪圣经学院（Moody Bible Institute）深造。毕业后，与茂芝成婚，双双于1926年9月成为内地会宣教士。
北伐内战的中国
二人于1927年1月1日抵达上海。先到搬迁至江苏省镇江的语言学校学语言。4月23日，传来英领事馆下令撤侨，夫妇二人不得已回到上海继续学习，直至年终结业。据当时统计，1927年1月内地会在中国共有937个宣教站，到了同年7月只剩296个。1928年1月开始有宣教士回来重开宣教站，便增为
305个，同年7月465个。再过半年，北伐内战渐平静，1929年1月，宣教站达840个。
山西省潞安宣教站
各宣教站重开后，陶茂芝牧师夫妇被分派到山西省潞安宣教站。潞安（今长治市）位于山西省东南部，老顶山西麓，上党盆地中心，是个工商业重镇。周围各县镇有近一百万居民，这是个很大的宣教禾场。
1928年冬，江志登医生（Dr. Isaac L. Johnstone）盼望潞安的鸿恩医院能早日重开。
1929年初，陶牧师夫妇及其他宣教士到达潞安，重开宣教站。当时陶牧师在街上遇到一位本城中学英文老师，这老师竟邀请陶牧师到其学校的英语社（English
Club）演讲，陶牧师欣然应邀。星期六下午用“救赎的福音”为讲题，讲了一个多小时，有一百多位同学参加。也许由于学生英语程度参差，这位老师还做翻译。这实在是难得的一次学生布道会！
同年夏天，江医生和陶牧师两对夫妇同心主持查经班和退修会，以造就信徒。聚会结束后，教会大得复兴，派出四位会友往外巡回布道达一个月之久。同时，另一位资深宣教士孟怀洁牧师（Rev.H.
J. Mungeam）报导，目前正需大量福音单张和福音书，因全部福音书都售完，这是从没见过的情况。众人都爱听福音，不像以前拒绝的态度。
军阀内战的影响
1928年底北伐成功后，各宣教士纷纷返回原宣教站，重建遭炮火摧毁的家园。怎料，又来了军阀，群雄割据，上演了另一场“中原大战”！1930年3月至
11月，战事一直蔓延，尤以河南、山东和湖南三省最烈，为时八个月，各方投入兵力超过130万，造成25万以上官兵伤亡。同年11月20日，黎道明姑娘（Miss
Kathryn Lederach）跟着资深的马淑贞姑娘（Miss A. H.Maclean）到屯留县之余吾福音站，向女校和男校的学生传福音，却遇到大批军队回防，以致不能到外面工作。1931年2月，中原大战已过，山西省长阎锡山败兵回防，更令省内各城各乡加重税收，以供养这批军队。
谁晓得更严重的事竟临到潞安！黎道明姑娘记述：
“1931年2月27日晚上，城内突然枪声四起，继而炮声隆隆，整夜不能安眠。翌晨才知有一师团士兵叛变，四处抢掠，震惊全城，居民跑来宣教站求保，但我们只能收容妇孺。结果约有100名妇孺住在宣教站近一个月之久。我们便趁机每天安排三堂聚会，向她们传福音。她们来时，虽然也怕外国人，不知道我们会怎样待她们；但是，她们更怕遭叛军抢掠，只好硬着头皮来。她们离开时，依依不舍的视我们为好朋友。有位妇女含泪道别，说：‘我带着病来，现在痊愈了。’不错，她来时受惊过度，七天不能吃睡。我们心中充满感恩，整个叛乱中，宣教站一直没受到任何破坏，十分平安。”
家庭乐
1926年12月7日陶牧师夫妇离开美国三藩市，1927年元旦抵达上海。记录上只有他们夫妇二人，并无儿女同行，故肯定他们的长女柔黛*
（RhodaJeanne）是生于中国，可惜找不到她出生年日的记录；但幼子大卫（DavidDunton）于1930年8月21日生于山西省太原，则有记录。
陶师母在家照顾两个孩子，也打理潞安宣教站的儿童工作，对福音事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
山西省长子县宣教站
1931 年春，陶牧师夫妇举家迁来长子县的新宣教站，事工包括：
儿童主日学：师母对儿童工作很有经验。她招聚了一群孩子，在前院排开小椅子，教他们唱诗，讲圣经故事。这样，不仅增加孩子们对福音的认识，还影响他们父母对福音的了解，家长也来听道。不到八个月有40个男孩和40个女孩，均来自未信主家庭，非常热闹！
向军人传福音：中原大战后，阎锡山退回山西省，军队继续回防。不过，各地仍常有兵变。当时山西省军纪极恶劣，富有的村镇常有军人抢掠事件，故陶牧师特别在主日下午对军人开布道会，传福音，并有同工苏先生(Mr.Su）协助。由于军人素质参差不齐，陶牧师在他们身上花了不少时间。
妇女事工：由两位本地女传道协助妇女工作。她们都是得力的同工。陶牧师曾向农村一对老夫妇传福音，信主后，他们每主日走三哩路来崇拜。老婆婆曾说：“每想及主耶稣受苦，泪水便流出来！”她非常热心地向亲戚和乡里传福音。
监狱事工：如果不用出外布道，每主日都到监狱布道。陶牧师最多用的福音挂图是“浪子回头”，因是犯人最爱听的故事。有一回，马淑贞姑娘和一女传道来布道，遇到一位因杀夫而被判终身监禁的女囚。她们足足用了一小时向她传福音，她也留心，似受感动，也问了许多问题；但经过数月辛劳，仍未见果效。直至有一主日，她握着马姑娘的双手，说：“我真相信，我决定相信！我要有清洁的心，我要属于主耶稣！”
查经班：除了本地注重查经班外，出外传福音时，在福音站或信徒家中均举办查经班。
山西省是高原地带，经过多年宣教，陶牧师夫妇健康受损，须迁往气候较适宜的平原地区，于是迁至河北省临洺关。
河北省临关宣教站
1932
年9月，陶牧师夫妇举家迁至临洺关（今永年县），安定后，便于10月到农村做“帐幕布道”。有两家愿意归主，回家打破偶像，还有人问如何敬拜真神。沿途其他乡村也反应良好，但栽培工作需特别加强。
1933年春，陶牧师到南部的邯郸福音站主持主日崇拜。聚会后，一位寡妇李太太*（Mrs.
Li）要求他协助一宗诉讼案。原来她的丈夫生前营商，在一宗生意上做保；但去世多年后，双方伙伴相争，引起诉讼，竟说李先生扣押了他们的钱，要求李太太偿还。看来很难胜诉，李太太求助陶牧师。陶牧师不知根由，也无能为力，便反问她有没有向神祷告，求神帮助。李太太对对方恨之入骨，怎会想到祈祷？陶牧师以圣经教导她，她终能明白，便切切求主。结果由于证据不足，控方取消诉讼。李太太从此学会了凡事祷告！
1934年3月15日，陶牧师寄出一份宣教站的消息：“这周最大的事就是，来自山东省美南浸信会传道部的孙约翰牧师（Rev. I. V.
Larson）主领的培灵布道会，在临洺关举行了五天，在邯郸有六天……，人人回转归向主，是神在他们当中工作。”
这次培灵布道会丰收后，他们一家四口于1934年6月22日返国述职；因他们体弱，需多休养，恢复体力，至1935年9月24日才返中国。
洪洞县之山西圣经学院
内地会在洪洞县有两所著名学校：一是普润学校（Hoste Schools），内设中、小学；另一是山西圣经学院，是丁良才牧师（Rev. Frederck C. H.
Dreyer）于1910年创立的。1935年 5月底，圣经学院有28位来自华北各省的同学毕业。当时主理学院的是陈荣福牧师（Rev. J. Howard
Kitchen），教师中有位巴若兰姑娘（Miss Elizabeth Fischbacher），是杨绍棠牧师所创办之灵工团的同工。
陶牧师回中国后，因圣经学院急需教师，而他们夫妇的学历正适合，故请他们再回山西省，预定工作一年。
红军“东征”惊魂
陶牧师夫妇安定下来，在洪洞的圣经学院任教，学院的运作也循序渐进。不料，1936年2月20日，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发起东征，山西省因这红潮而情势危急。3月23日，消息传来，临汾受红军进迫，洪洞失守等，令内地会总部为众宣教士担心不已。
巴辅胜教士（Mr. Theodore Fischbacher），即巴若兰姑娘之弟那几天所写的日记：
“3月17日，县长命令在城外的普润学校之全部宣教士搬进城内，接受保护。当晚，我们只能匆忙地携带一些日用品和贵重物品 ……。
3月18日，晚上红军已占北边和东边乡村，有数名破门进入学校……。
3月19日，我们守城的全是警察和民兵，因全部军队已由火车向北运走……。
3月20日，过去三个晚上，我们一起祷告交通，互相劝勉，仰望主。
3月21日凌晨12时45分，一声巨响，真的炮弹来了……这攻守激战直至凌晨三时。那时，我们全体聚集在杜教士处，一起祷告，仰望主……从下午三时至七时半，我们的信心降至零……。
3月22日主日，真是反常，整夜没攻击。本来红军预备四方进攻，但早上竟撤退了。我们无法解释，只有主知道……>。张校长告诉我们，民兵士气激昂，因本地殷商集资二千元，慰劳他们守城有功>……今晚是唯一不用和衣而睡的！
3月23日，因暂时停战，民兵赶着修理各防线……一位教士自愿返学校看看，获批准后独自吊下城墙。回来告诉我们，差不多值钱的东西都被掠走，只剩一些书和婴儿衣服……下午，飞机投下约数千子弹和一些书信<……。”
其中最重要的是，太原英领事馆之军事参赞史上尉*（Captain Scott）用飞机投下
一“致宣教士”信，请他们用白布以符号放置地上，以示大小平安。翌日，侦察机回来时，看到地上的符号：W（妇女）6，X（男人）6，N（儿童）4，H（全平安）。
4月4日，援军到达洪洞。
夺命的伤寒症
1936
年4月21日，陶茂芝牧师夫妇一家从洪洞平安抵达河北省获鹿（今鹿泉市）。因经历战乱之惊恐，陶牧师体弱，需在获鹿休养，恢复体力。但病情于5月初转剧，至5月12日送往邢台之医院治疗时才发现是染上致命的伤寒症（Typhus
Fever），于5月26日安息主怀。离世那天，刚好是他36岁生辰。留下师母与年约九岁的女儿，和未满六岁的幼子。
前仆后起忠心事主
陶牧师离世后，师母携着年幼子女继续留在中国宣教。1941年底珍珠港事变，美国向日宣战，日军将欧、美、加等地宣教士扣押集中营，备受苦害。1943年
9月19日，美日交换战俘，日军把部分在中国扣押之宣教士妇孺遣返原籍。1943年10月18日，在印度洋海岸隶属葡萄牙的港口（Mormugao）停泊了一艘客船（Gripsholm），船上载有一批集中营交换获释的宣教士，陶师母、柔黛和大卫三人在其中。
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7年11月27日，陶师母重返中国宣教，直至1951年5月2日被迫撤退离开中国。对中国宣教事工，陶师母路得真不愧为神国前仆后起的巾帼英雄！
（注）*是作者音译之名，因无法找到中文名字。其他无*者之宣教士，均是他们在中国时用的真正中文名字。
资料来源：
中国内地会月刊北美版《亿万华民》（China's Millions, North American Edition, by China Inland
Mission）。
英伦版《亿万华民》（London Edition）。
《内地会宣教士及伙伴宣教士注册名录》（The Register ofCIM Missionaries and Associates）。
《内地会宣教士手册名单记录1931年》。
Directo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927
Atlas of the Chinese Empire by Edward Stanford for CIM, 1908
《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三册（1931至1937）郭廷以编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1979年初版。
《中国军事史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96年出版。
《近代中国史纲》下册，郭廷以着，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三版第10次印刷。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集》总参谋部测绘局编制，星球地图出版社，2000年。
黄锡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