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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常请你们在祷告中记念我，我实在非常需要你们的祷告支持。 这需要比以前更大了。在扬州那个动荡不安的夏天，戴德生差人带了一个口讯给当时的英国领事，告诉他们这队宣教士所面对的危险。其后不久，他再寄出一个短讯，提到他们正处于危难当头，生命受到威胁。 虽然他并没有要求领事保护，也没想过会受到保护，但中国内地会的成员在扬州被暴民滋扰一事却被传开了，事件更引起国际纠纷，中英两国还差点互相动兵，这事大大影响了中国内地会的工作。 刚签署不久的条约里这样注明，任何拿着英国护照的人都可以在全中国四处走动、或定居而不会受干扰的。不过，无论是英国官员、英国商人或是宣教士，每当他们离开那五个最早被逼开放的口岸，进到内陆时，都会遇到当地人的反对或是不友善的对待。自从条约签署后，英国领事就接到源源不绝的投诉，指出在中国很多地方，当地的官民都不愿遵守条约规定并其所表现的精神。所以，在接到扬州宣教土受困的消息后，英国领事认为是该将事情讨个公道的时候了——明显地他是一直在等待这个机会。 引用英国国民在扬州受辱一事为题，在华的英国官员在英国外交部指使下，藉机强迫中国遵守条约所列的条款。为要向清廷施压，还派出英舰来展示实力。 当有关英国官员在华耀武扬威的行动传回英国时，其时恰巧英国国会改选，新上任的内阁成员对于上任国会对华过分激烈的政策不以为然，于是一举推翻了以前的政策。那些在地球另一端忠心的英国报章，在未能查清事实的情况下，就大肆公开抨击那些差点让英国卷入战争的宣教士们。这些报章又指责那些宣教土要求英国炮舰保护，以船坚炮利之便，来强迫中国人改变自己的信仰。 国会为在华发生的事件激辩多月，而英国报章亦不断以头版篇幅报导。如此一来，在英国的中国内地会办事处自然也得发表声明，应付外界的质询；不过布迦先生却没有听到戴德生提到向英国领事求救一事，对于有关指责一时难作申辩。他得写信去中国查询详情，然后静候数月等待回音。在此期间，公众对内地会及戴德生作为领导人的指责蔓延全英国，而有些内地会的支持者更因此而停止奉献。 玛利亚为解戴德生之困，特地写了一封长信给布迦夫妇，解释在扬州所发生的一切。在信的末了她这样写：：“于外间无情的指责，以及主内肢体令人痛心的误解，我们认为最佳的方法还是继续工作好了。至于要申辩一事，就让神来处理罢。只是我们认为你们应该知道我们所作的及其原因，至于麦华达领事，及柯礼国爵士在未经我们同意下就插手一事，你还是不要报导为佳，他们是遵照前任内阁所订的政策行事，新内阁要他们承担责任是不应该的。假如我们也落井下石，就是无情无义了。” 到了这时，戴德生自己已和当地官员协商妥当，把差会再移返扬州。至于在英国掀起的轩然风波，他们也是无能为力，唯一可做的就是祷告和等待批评自动止息。 三月间，英国上议院对扬州事件展开激列的争辩，森马锡公爵还动议要把所有在中国的英国宣教士召聚回国，以免他们再惹起争端。忧心忡忡的布迦写信对戴德生说： “你很难想象这事件对全国上下的影响。但感谢神我可以说：‘任何事都不能动摇我的看法。’我深信他呼召我们是去工作，而不是遇疑难就一走了之或自承失败……你要刚强勇敢，这场战争是属于耶和华的。” 当英国发生批判风波的同时，在中国的内地会亦要面对一次内部引发的危机。其实这事已酝酿多时，一小群不满戴德生领导及政策的宣教土，最近又制造事端，他们因为拒绝再穿华服，其后更被他们工作当地的城市驱逐离去。戴德生和玛利亚大方地收容他们在自己的宣教中心，但他们仍是不肯穿中国服装，而且继续反对戴德生的领导。最后，他唯有伤心地请他们离开。虽然只有这一小撮异见分子和戴德生的意见不和，但问题却是以讹传讹，在英国这事又被大加渲染，使得更多的支持者亦因而停止奉献，结果这小小的差会在英国和中国都陷入了危机的局面。 戴德生重担压肩，他写信回家向友人求助：“请为我们祷告，我们实在需要更多的恩典。我们每天都要不断求神给我们忍耐和宽容，赐给我处理人际问题的技巧，以应付那么多不同性格、种族和语言的人所产生的磨擦。求神给我专一的心、清晰的头脑、智能、温柔、忍耐，会对准目标，信心不动摇，还有像主的爱以承担我的责任。并求神赐我们足够的需用和适当的帮手，好执行才展开的艰巨任务。” 虽然饱受内忧外患的困扰，中国内地会的同工仍继续向新的地域拓展福音工作。就在扬州事件平息，他们可以返回当地立足之前，戴德生已作了一个重要的探索。他沿运河北上，抵达一个他认为可以向北方各省展开工作的城市。宓道生亦把宁波的工作交付其它人，自己则从浙江向西进入安徽，这人口二千万，却完全没有基督教宣教士工作的内陆省分。 在英国，加入内地会的人数和奉献收入并没有如他们所祈求的增加，反而因为扬州事件所引致的争议，大大地削弱了奉献与支持。不过神用一个他们完全想象不到的方式去回应他们的祷告。 当时在英国有一个一文不名的人，他就如空中的飞鸟和野地的百合花一样，没有工作收入，但却养活了一家人和二千个孤儿。他没有向人发出求助，也没有让人知道他有经济或其它需要，他只是把所需要的告诉天上的父神。乔治穆勒和他的信心，长久以来都是戴德生和其它人的激励。 除了应付他在布里斯托的庞大工作之外，乔治穆勒还常常奉献给在海外的宣教工作。他按时祷告，求神给他资源，好用来支持在中国或其它地区的福音工作。多年来，他都不断慷慨奉献支持戴德生的工作。 扬州事件刚起，消息还未传回英国时，乔治穆勒就觉得需要多汇款项至中国内地会。在暴动发生后一两天，他就写信问布迦先生，索取更多他可以支持和为其祷告的内地会同工名字。布迦先生给他提供了六个名字选择，穆勒却照单全收。 翌年，在中国的同工为资金短缺倍感吃力的时候，穆勒又再次写信，加增他的奉献支持。当这封信还在途中时，戴德生写信给他的一位同工说： “在半个财政年度里，我们所收的奉献比去年少了一千多英镑。我现在已经没有雇用厨子了。我发觉从附近一间饮食店买饭食，每人每月只需一块钱就够了，这比雇个厨子便宜一点……让我们凭信心为所需的款项祷告，好让我们的工作不至被逼缩减。” 戴德生宁愿自己节衣缩食，也不愿他们的工作受影响。几日后，他接到乔治穆勒的来信。信中说： “亲爱的弟兄，主在中国的工作愈来愈萦绕我的心头，故此我既祷告，亦盼望可以用更多资源和祈祷来支持这等工作。最近，我特别感到有此需要，在金钱上服事和你一起同工的弟兄姊妹。我特别希望他们知道我也是会个别关心他们的，而神已经满足了我这盼望。” 信内有十一张汇票，是寄给十一位以前穆勒没有支持的同工的。连同该信亦有一封布迦先生的手笔： “经过细心考虑后，穆勒先生向我索取了和中国内地会有联系的弟兄姊妹的名字，他决定个别给他们自己能力范围内的支持，除非我们知道有其它不可能的原因……主知道我们的资金愈来愈短缺，故此叫它所看重的仆人来帮助我们。” 乔治穆勒对他们的鼓励并非单是在金钱上，(虽然他在随后数年的奉献，每年都达到一万英镑，而这数目也是在扬州事件发生后，内地会所少收的奉献数目。)知道有这信心伟人为他们的需要祷告，雪中送炭令他们感到无限振奋。在他寄来第一批的支票中，他写了一番令那些宣教士信得鼓舞的话： “我主要的目的是要告诉你们，我在主里爱你们；我对主在中国的工作非常感兴趣，而我每天亦会为你们祷告。 “我相信在你们遭遇困境、苦难和失望的时刻，知道有人关心，有人在主面前记念你们，是能够给你们带来鼓励的。但就算没有人关心你们，你们亦要知道主是常与你们同在的。保罗在罗马监狱内的例子就是个明证(提后四章16至18节)。 “仰望他、倚靠他；有此确信，当你与他同行，定睛在他身上时，他就必帮助你们，他永不会叫你们失望。我认识主已有四十四年了，就让我这年长的弟兄告诉你，他从不会食言。在最艰苦的岁月里、在最难忍受的熬炼中，在最贫困的生活中，他仍然没有令我失望。因为神的恩典使我可以信靠他，而他也常常成为我的帮助。我乐意称颂他的圣名。” 这些话正是戴德生所需要的。外表上他似乎看来稳若盘石，是他那些年轻同工的信心典范；但他要承受的压力却愈来愈重了。新的宣教中心一个接一个成立，这些奇妙的事工发展，无疑令他非常兴奋，但扩展的工作亦成为他心头的重担。他心中严重的抑郁似乎挥之不去，心里没有平安。 一八六九年初，他向父母倾诉他藏在心底的苦恼和伤害：“我常常请你们在祷告中记念我，我实在非常需要你们的祷告支持。这需要比以前更大了。有人妒忌我，很多人看不起我，又有人憎恨我；多少时候我常常要背负一些莫须有的罪名。我是制订一些宣教原则的创始人，又是强大的不信及迷信体系的抗衡者，我所作的前无古人。因为缺少有经验的助手，我常常生病，所处的环境又不时令我感到难堪。假如主不是特别恩待我，假使不是确信那些工作是他的，而他也在我里面，相信在这些矛盾困境之中，我早已倒下了。但这场仗是属于主的，他必会得胜。我们会失败跌倒，但他却永不会令人失望。然而，我实在更需要你们的代祷。 “我的责任愈来愈重，需要神更大且特别的恩典才能够胜任。我常痛心疾首，为什么我和神的距离那么远，而我效法亲爱的主的速度又是那么缓慢。 “有些日子我被试探苦苦折磨，才发觉我的心原来是那么壤。但不久，我知道我爱神也爱他的工作，我只愿单一事奉他。我宝贵我亲爱的主，他是超乎一切之上，亦只有他可以完全接纳我。很多时候，我会忽然怀疑，这样一个满身罪污的人，怎能作神的儿女呢？但我会尽力把这些思想抛诸脑后，我以耶稣为我的至宝，也因神丰富的思典，使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接纳，为这些事实而欢喜快乐。主耶稣是父神所爱的，我们也要爱它，但在这方面我是多么不足啊！愿神帮助我，使我爱主更深，并更殷勤的服事地。请为我祷告，求主保守我远离罪恶，使我全人成圣，并大大的使用我为他工作。” 戴德生虽然有信心带着一队宣教土到世界另一端的中国去，但在这段日子里，他却觉得自己是如此不足，从未像现在那样更渴望神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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