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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找到合适的工人，并不是靠精心策划的呼求所能达到的。 我们首先要做的乃是恳切求神差遣工人出来，然后是求神使教会的属灵生命深人扎根，使人再不能安于留在家乡。 对戴德生和玛利亚来说：新医院的事奉工作是令人鼓舞的，但那也表示他们的工作和责任是愈来愈重了。他们原本的时间表已排得密密麻麻，新增的责任更严重地影响到他们的时间、精力和健康方面。 接管医院的管理工作后不久，玛利亚写信给英国夫冢的亲人说： “戴德生再次没空给你们写信，他已经有八个星期不曾寄出一封信了。我希望你们不会……我知道你们亦不会……以为他疼爱的小女儿抢走了他的心，使他连父母也轻忽了。假如他在晚上可以腾出少许时间来写信的话，他定必会这样做，他以前不是常常这样做吗，不过如今他的工作却忙得连半点空档也没有。每天晚上大概是十时至十一时左右吧，在经过一天繁忙的工作后，他会拖着疲乏的身躯上楼来休息一下，然后随即又下楼去探问一些病人，或为其它人配药。” 几个月后，虽然在中国传福音的机会和需要都大增，但戴德生的体力却是在走下坡。他在写给父亲的家书里，提到人手短缺的问题： “人们在步向灭亡，而神又大大祝福我们的工作。我们已筋疲力竭了，实在需要帮手…… “你认识一些热心爱主，有志来中国服事神的年轻人吗？这些人要肯不计较薪酬，甘愿来这里干活。只要有四、五个这样的工人就好了！他们大概在六个月内就可以用中国话讲道了，他们靠着祷告必有足够的供应。” 经过六年不停的工作，在体力和精神都饱受煎熬之下，戴德生的身体终于垮了。在一八六Ｏ年的春天，他和玛利亚到郊外休息了十天，希望可以恢复元气。但回到医院之后，忙碌的工作再一次令他精力消退，戴德生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染上肺病。五月间，他写信回家说： “我希望知道我怎样服事中国才是最好的。假如我在这里病得不能继续工作，若回家休养一个短时期，可以帮助我恢复健康，而我又可以藉机挑动其它人继续我未能完成的工作的话，我相信我是会这样做的。” 第二个月，他的健康依然每下愈况，他再写信回家说： “我深信假若是神的旨意，我会恢复健康继续服事中国的。但若不能这样，那也是好的……有些时候我以为自己不能再活着见你们的面了；又有些时候我是希望可以幸免于难，继续长期更拚命地为中国工作。只有神知道全部的计划……而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美好的。” 戴德生变得愈来愈衰弱了。戴家唯有心酸地关上宁波医院的门，取道上海，乘船回英国去。他们把宁波那一群新信徒交给祝恩赐夫妇照顾，自己则打算回家鼓励更多的人关心中国的需要。他们祈祷这次回家只作短暂的逗留，在适当医疗的照顾下，戴德生可以早日康复迅速返回开展了的工作岗位。 经过那令人劳累，绕过各大洲长途水路旅程之后，前景却一点也不乐观。看情形戴德生至终必会恢复健康，但医生们却警告他，他的体力将大大不如以往可以继续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光景。 戴德生拒绝接受他们的预测，继续为他日后返回中国工作的日子祷告和盼望。同时，他也决定在英国尽己所能去传遍中国的宣教需要而努力。 他写了很多信给一些可能的支持者，向他们解释中国的现况，为祝恩赐夫妇和为宁波的工作筹募经费。在英国圣经公会的首肯和支持底下，他开始修订用宁波话翻译的新约圣经。(戴氏夫妇在中国发觉那些教育水平比较低的中国人，读起用罗马拚音法注音的中文翻译，要比看那些艰深的方块字容易明白得多。当他的健康好转时，他就在伦敦继续进修医学，好预备有一天能返回中国时，以专业医生的身分事奉会更为有用。 他临离开中国时，曾呼吁差派四至五个宣教士前往中国，这件事在英国引起很多人的关注。回国后不久，有段很长的时间，他都和一些可能的人选互相通信，但最后去的只有一位年轻人宓道生，他去的时候已是一八六二年了。宓道生去的时候，比十年前踏足中国的戴德生的准备工夫做得好多了。他上路前，戴德生不但花时间提醒他，还负责他的经济支持。因为忘不了自己最初在中国那几年的艰苦岁月，戴德生特别关心宓道生是否有足够的金钱供应。 戴德生和玛利亚最初回家时，所引起的一阵中国热不久就消退了。因为前景不明朗，戴氏夫妇开始有被人遗忘的感觉。他们离开自己想做的工作有半个地球那么远，又住在伦敦东边的贫民区，一条幽暗的街道上。 二十九岁的戴德生和二十四岁的玛利亚，在这个被遗忘的角落里生活，而前面的路又不知如何的情况下，一定会觉得自己的生命和岁月好象白白的溜走了。这并不是说他们在伦敦的生活是没有事情发生或是他们四肢不动。事实上，他们的小女儿已成了三个弟弟的大姐姐，在有限的收入来源之下，要养活一家几口，亦让戴氏夫妇有更多机会学习信心的功课。 此外，还有那不曾停止的圣经修订工作。戴德生觉得这本圣经译本，假如加上解释和参考在页旁就更好了，幸好他得着另一位从中国回来的宣教士的帮助，又有另一位中国基督徒宝贵的帮忙。王立群是位自愿离开家乡，跟随戴氏一家回英国，沿路照顾他们，直至不再需要他为止的弟兄。 戴德生和立群弟兄用了无数的时间在查考圣经和翻译的事上面。从戴德生日记的一段小节录，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这件工作的看重： 四月廿七日，修订工作七小时(晚上在依萨他会堂聚会)。 廿八日，九个半小时。 廿九日，十一小时。 三十日，五个半小时(浸信会宣教会聚会)。 五月一日，修订工作八个半小时(访客留至晚上十时)。 二日，十三小时。 三日，在庇土威特区过主日。早上听劳易士先生讲解约翰福音三章33节；下午在那里参加擘饼聚会。晚上留在家里为我们的中国事工祷告。 五月四日，修订工作四小时(写信及接待访客)。 五日，十一个半小时。 六日，七小时(重要访问)。 七日，九个半小时。 八日，十个半小时。 九日，十三小时。 五月十日，星期日，早上与立群查考希伯来书十一章上半部，那是快乐的时光。写信给宓道生。下午和玛利亚一同祷告，希望可以离开这房子，又为道生祷告，还有真正的爱心、修订工作等。写信给罗先生。晚上，听甘勒迪先生讲解马太福音廿七章42节：“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多希望可以像主一样谦卑、忍耐和有爱心！求主使我更像你。” 这些在戴德生日记中所提到的聚会和访问都是当时他工作中的一大部分。他竭尽所能，说服不同的宗派委员会和宣教团体去扩展他们在中国的工作。他向他们解释，现今是前所未有的机会，外国人可以自由进入中国内地和定居下来。他用自己多年在中国的经验，讲到福音在当地被接受的情况。他对每一位跟他见面的人都不断提到中国的幅员广大，人口众多，而且实在需要福音。 那些他遇见的基督徒领袖，大部分都愿意给这位年轻的宣教士一对聆听的耳朵。但事实不久证明，这些委员会，没有一个愿意接受这无比的挑战，去向一个拥有全世界一半非基督徒人口的国家传福音。 他应如何做才可以引起其它人对中国的兴趣呢？戴德生的朋友劳易士牧师是浸信会会刊的编辑，他请戴德生撰写一系列有关宁波工作的文章。当第一篇文槁刊登了之后，劳先生就把第二篇稿件归还给戴德生。他指出这些文章实在太重要了，不应把它们局限在他那小小宗派的刊物上。他催促他说：“增加篇幅，把整个中国工场都包括在其中，使它作为呼吁其它人关心中国内地福音工作的刊物。” 戴德生并没有忘怀他起初前往中国内地的呼召，他决定照样做。他搜集了中国各地的属灵需要。 “在工场上，”他写道，“周围的需要是那么大，令我不能分心思想更远的内陆还有更大的需要，而我更不能满足这等需要。留在英国这数年间，每天在书房内望着这国家的大地图，我对于内陆那一大片土地，觉得就像我曾工作的那些小区域那么接近，只有籍着祷告，我那背着沉重负担的心才稍为可以放松一下。” 每天戴德生都望着挂在墙上的中国地图，而他的圣经就打开放在地图下的桌上，他一面读着圣经的应许，一面祷告。当他在写那本小册子时，他亦同时祷告；愿这本小书鼓励英国的基督徒群体，发动前所未有的宣教动员，进入中国内陆。他为这挂念之地的每一寸地方祷告。 当他把中国每一个省分的面积和人口的资料收集整理时，他对于中国的需要及负担就更加增。与此同时，他亦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就是差派前往中国的基督教宣教土，在近几个月内，竟由一一五人减至九十一人。是要展开行动的时候了。 他愈祷告，就愈觉得神要籍着他去答允这些祷告。但凭他个人的能力，他可以怎样做呢？戴德生觉得自己对于神叫他所做的工作实在力有不逮。他写道： “我愈来愈确信，神是要“我”向他求取工人，并且与他们一起前往中国。但长时间的不信阻碍了我踏上第一步……” “在查考神的话语当中，我学习到要找到合适的工人，并不是靠精心策划的呼求所能达到的。我们首先要做的乃是恳切求神差遣工人出来，然后是求神使教会的属灵生命深入扎根，使人再不能安于留在家乡。我看到使徒的计划，他们并不是先找寻资源和途径，而是动身前去工作，且相信他那确实的应许，就是：‘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不信是多么的毫无准则啊！我相信假如我奉主耶稣的名向神求工人，他必会赐给我的。我亦相信，当神应允这些祷告的同时，他必会为我们预备经费，而进入这国家的未得之地的大门亦会为我们打开。 “我既还未学会相信神保守我的能力和恩典，难怪我亦未能相信神会保守那些预备和我前去工作的工人。我害怕在那许多必要面对的危险、困难和试炼中，一些比较缺乏经验的基督徒可能会就此倒下来，并且痛责我为什么鼓励他们去承担这分他们不能胜任的工作。 “但我应该怎样做呢？我觉得我的负债感愈来愈浓厚了。因为我拒绝去呼召他们，于是那些工人就没有走上前来，因此也就没有前去中国大陆。但在那地，每天却有成千上万的人至死未曾听过福音啊！中国那些将死亡的灵魂充满了我的心思一意念，每天我都不能安静下来，到夜里也不能安眠，我的健康不断在倒退。” “……我知道神是在说话……如今每月都有上百万的人在那地离世，他们到死还不知道有神存在。这负担深深烙入我的灵魂。有两三个月的时间我非常矛盾。早晚都不能瞌上眼睛超过一小时，我怕我快要疯了。但我没有放弃。我不能对人畅谈我的感受，就算是我亲爱的妻子也不能。看见我的模样，她知道一定是有事发生了，但我觉得尽可能不让这逼人的重担加在她身上——那些灵魂，水生对他们来说是多么重要，假如我们能够把福音带给他们的话，福音能为相信的人带出多么大的影响和改变啊！” 在一八六五年的春天，戴德生有整整七个星期都没有如常忠心地写日记，因为在他心灵深处的属灵挣扎令他心力耗尽了。 炎夏来临了，伦敦东边的街道尘土飞扬。看见戴德生的病容，一位老朋友邀请他到海边的城市伯莱墩度假几天。玛利亚担心丈夫的身体日益转坏，亦鼓励他离开去散散心。 在伯莱墩的一个星期天早上，戴德生遇上了他一生中最大的危机。他随朋友到教会聚会，看见那每星期出席听福音的会众，又再度提醒他在中国还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未曾听过福音就死亡了。那天早上的崇拜令他坐立不安，他独个儿离开教堂，走到潮退后的沙滩上踏步。 他一边走，长久以来的属灵挣扎又再涌现，他知道神在对他说话。他深信假若他愿意伏在神的旨意下，向神求差派宣教士往中国内陆去，神必会应允，而亦会有宣教土前往。他亦相信，神必会预备那庞大的经费。对于这一切戴德生都没有怀疑。 但有一个困扰他的问题是：假若他们失败了又如何？他清楚那些新任宣教士所要面对的困难和挑战。假如他们失败了而怪罪于他，他怎能承担这个重任？后来戴德生这样分析他当时的挣扎： “这只是由不信所带出的自我中心而已；魔鬼使人相信祷告和信心是会带人进入死胡同的，必须尽快离开才好。而我亦看不见神的能力，不但可以供给这些人足够的资源，也足以保守他们进入中国最内陆的地方去。” 在伯莱墩海滩的那一刻，只知道自己要做的一个决定，就是愿意接受神呼召他作为负责的领袖？他实在不能再忍受内心的挣扎了。他后来回忆这段经历说： “在极大的属灵痛苦中，我独自走到沙滩上。‘好’，我最后想到，‘假如神给我们一队人到中国内陆，而他们又真的成行的话，就算他们全都饿死，他们亦会被直接带到天上去；假如有一个灵魂因此得救，这样的付出也是值得的。” 此时，另一个思绪又出现了：“假如我们顺服神，责任就该在他那里，而非在我们身上啊！”霎时，一种极大释放的感觉涌进他的心头，他呼叫说：“主啊，你会承担起所有的重担！在你的吩咐下，你的仆人会前往工作，结果就交给你了。” 戴德生后来写到这一刻时说： “在那里，主战胜了我的不信。我向神降服下来，愿意接受这工作……还用说吗，立时平安就涌进了我重压的心头。 “在那里我要求他差遣二十四位同工到中国去，那十一个还没有宣教土的省分都各有两位同工，另外加上两人前去蒙古。我在带在身边的圣经的页边上，记下了这个请求。我带着平安喜乐的心情回家去。在过去几个月，这些感觉对我是多么陌生。我还带着确信，主会祝福他的工作，而我必得分享他的赐福…… ‘争战完了，剩下来的是平安和喜乐。我轻松得好象长了翅膀一般，可以飞往皮尔士先生座落在山上的房子。那晚我睡得极香甜！我亲爱的妻子还以为伯莱墩对我大有疗效，它的确如此啊！” 但那只是信心之旅的开始，戴德生还要面对更大的试炼和更大的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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