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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上帝会怎么做呢？ 1937年12月，利德尔和哥哥罗勃——后者正重返该地的教会医院——乘坐内河航船，经过10天旅程，到达小厂。这是华北平原的一个小村庄，当时是伦敦传教士协会传播福音活动的中心，该地区历经战火、旱灾、饥饿、疾病的蹂躏，满目疮痍。 伦敦传教士协会驻地是一座院落，四周围着土墙，里面包括一座医院、一所学校、若干生活区和一所教堂。战斗激烈时，数以百计的妇女和孩子来此避难。前面院门上方有一块牌子，上面写有中文方块字：“中外一家”院子在义和团起义时被毁，牌子是重建时挂上去的。 利德尔到达此地前不久，日本人以北京郊外15公里处泸沟桥旁发生的一起军事小冲突为借口，对中国发动全面进攻。日本人很快占领了中国北方和东方的大都市及主要交通干线，但对农村的游击斗争却一直束手无策。小厂位于日军占领的两条铁路干线旁边，所以，住在此地的伦敦传教士协会的传教士和工作人员几乎没有一天不听到机关枪的射击声和炮弹的爆炸声。 利德尔对自己未来的处境丝毫不存幻想。哥哥罗勃(他于1928年来小厂)和医院护士长安妮·布奇恩写给他的每一封信，使他对即将面对的种种恐怖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在信中，布奇恩曾向他描述她亲眼目睹日军士兵掠夺贫苦村民的情景： “现在我们天天目睹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把军刀捅进门里，用脚踹开门，我们听得见门里的人被吓得高声大叫……有时我们也听到传教士同事遭到强盗们枪击时的尖叫声；人们被迫去看一群被捆绑着示众的囚犯，踉跄走过村街，后面跟着一名刽子手，手中握着滴血的长砍刀。这行列不时停下来，刽子手就再砍下几颗脑袋，然后把砍下的头掷进挂在人行道上方的篮子里。” 利德尔任职地区的社会环境是落后闭塞的。作为传教士，他得四处奔走，传播福音。他的行程，覆盖一片相当大的地区，他有时步行，有时骑自行车，不断地拜访各地教堂，向中国牧师提供建议，并尽自己的所能帮助灾难深重的农民。利德尔到乡间时，常装成医院工作人员，假冒“医院会计”，并佩上红十字臂章。 该地区有很多人还记得他的父母亲，所以无论他走到哪里，都受到热烈欢迎。“有人吵架，他就被请来当调解人，”安妮·布奇恩回忆道，“人们总说：‘利牧师能调解此事。’如果问题较难解决，人们就说：‘问问利牧师有什么看法。’” 对待愚昧、落后的人，他满怀同情，而且非常耐心；身处各种环境，他都能保持愉快的心态；面对最不起眼的工作，他都心甘情愿去做，从不抱怨；这一切都使他的同事们深为钦佩。“回顾当时，”一位同事说出了大家的心声，“大家都明白，他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使我们深受教育。频繁的警报和东躲西藏，突然作出的决定和突然摆在面前的任务，使我们神经紧张、心浮气躁。但是今天可以看得更清楚：他的信念和自信当时对我们大家起了多大作用。” 利德尔把自己骑车在这一地区巡回布道中的见闻，整理成文，给我们留下了中国历史上这段动荡不安、四分五裂时期、华北大平原上几幅生动的生活写照。 “在明石庄，我跟福音传教士王丰俦(音译)会合，他将和我同行。他家住南昆，所以对此地的路很熟。每天，我们第一件事就是作短暂晨祷，求得上帝指导。村里的人忙着纺纱，由于今年织土布收入不错，所以人们都争着干这一行。南昆庄稼歉收——只有平时收成的十分之三、四——所以织土布可以贴补家用。 “太阳将落山时，我们来到了王丰俦住的村子，他给我找了个地方安顿下来。我住在小厂学校一位学生家长的家里。这是个拥有20多人的大家庭。去年，霍乱病一下子就夺走了家中4人的生命。每天，我赶赴附近各地，上下午都得主持宗教聚会，下午4点左右离开，以便在日落前赶回家。整个地区到处都是八路军(共产党)的队伍。学校全都开放，凡是45岁以下的人都得上学校读书识字。 “感到自己是和人民在一起，这真太好了。我记得有天晚上在一户穷人家里吃晚饭。小油灯的光线是如此暗淡，只能照见近处的物件。影影绰绰可以看到一台纺纱机的轮廓。他们就这样整天坐在机旁劳作，直至夜晚天黑；咔嗒、咔嗒、咔嗒，纺机一直响着，而我坐在桌旁，面前放着一碗角豆！男主人陪我坐着。昏暗的光线下，不时可以看见他妻子正忙着侍弄灶火，准备晚饭。他家小女孩坐在炕上，多好的姑娘啊！她常来参加晚间的聚会，她睁大双眼，向上直视我的脸时流霹出的渴望的情景，至今似乎尚在我眼前，那双眼，异常地热切，满怀着期盼，就像《光明世界》中的那个孩子。 “快吃完饭时，邻屋两个年轻人端着粥碗进来了。他们蹲在地上，跟我聊起了英国的习俗和饮食方式。他们不断地笑，然后要我说英文给他们听。没一会儿，我们开始唱歌，接着用中文重唱一遍。我教给他们中文歌词，当他们用中文唱时，我用英文唱，我们边唱边笑。这样，在友好的笑声中，我们暂时忘掉了眼前的忧伤。 “在远离城市的乡下，很少娱乐活动。生活十分平静，但也非常枯燥，很少有什么能给人带来欢乐的事情。一年中大多数时光，人们得长时间地从事劳动，除了干活，几乎没别的事可做，甚至孩子也是如此。难怪人们都盼着每年来一次的流动戏班子，他们将在许多村子演出5天。 “戏班子一来，村里就大变样了。孩子们聚拢在一起，看大人搭戏台，也有的到化妆间去看演员。第一天演出时，人们穿上最好的衣服。妇女和年轻姑娘穿上鲜亮的衣裳打扮起来，脸上扑上粉，头发也修饰得整整齐齐。 “远近的老乡都赶来了。有的步行，有的——想想真有趣——坐独轮推车，许多人坐大板车，一车可载20多人，还有的坐着自家的双轮推车赶来。宽大的戏台前聚集着、簇拥着800—1000人。多数人蹲着看戏，其余人坐在自家的手推车上。演出全部在露天进行。 “戏整整演了5天，从上午11点到晚上10点。演出两小时，然后休息两小时，让观众吃饭、睡午觉。演出非常有趣，从头到底，笑声和音乐声连绵不断，只是偶而停歇。人们在笑声、欢乐声中度过了5天，过去数月的烦恼苦闷，似乎被忘得一干二净。” 孩子，无论他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在利德尔心中始终有着特殊的地位。中国农家孩子遭到的忽视和虐待，对他触动很大。在重男轻女的社会里，过去与现在一样，人们往往不希望生女孩，许多女孩一出生就被抛弃，甚至被虐杀。 “当你来到远东，来到很少人知道耶稣的国度里，你会发现周围人们很少做些什么来帮助弱者和受难者。孩子们，特别女孩子，更是得不到帮助。”利德尔在伦敦传教士协会的一本杂志上撰文写道： “我想起了一个小女孩，她命运悲惨，因为父母不想要她。她的中国亲人把她抛弃在荒郊，在严寒中，她的双脚严重冻伤，当她被一位女传教士抱回时，双脚不得不截去。但是，经过精心照料，她康复了，身体强壮了，而且，人们还为她定制了一双木脚。多年后我再见到她时，她已结婚，而且有了孩子。这使我明白：爱，对人的帮助有多大；爱，能弥合人们心中的创伤。 “我又想起了另一个小女孩，她从小就卖给了别的人家，在新家她成了奴隶。她遭到拷打和虐待，病得很重。有人发现了她，把她领到一所教会医院。检查中发现，她身上青一块、紫一块，伤痕累累，充分反映出她遭受的虐待有多可怕。在医院里，只要技术条件允许，医生们为她作了一切可能的治疗。经过几个月的医治和精心护理，她身体康复，变得壮实了。她也亲身体会到，是爱挽救了她，帮助了她，愈合了她心灵的创伤，把她带入了新的生活。耶稣要我们用善良的愿望把上帝的爱传播给他人， 祂要我们记住，为祂的子民作出的任何服侍，就是对祂的服侍。” 肯尼思·麦考尔博士，是教会医院的外科医生，他常常陪伴利德尔去乡下巡回布道。“我们多次遭到枪击威胁，还曾被投入监狱。幸好日军都知道埃里克的名字，我们才侥幸获释。”麦考尔回忆道，“也许，他们还记得埃里克曾在亚瑟港举行的远东运动会上出场参赛。” 利德尔作为杰出运动员的名望，有助于缓解传道士和日本军方之间的紧张关系，但并非仅此而已。他天生友善，他满怀博爱精神，也常使他们得以摆脱险境，转危为安。 “他常用对待朋友的欢快情绪同样去对待日本人，”一位同事回忆道，“面对凶狠、吼叫般的质问，他总是面带微笑、心平气和地一一回答。当时，日方正一心发动一场卑劣的迫害运动，试图驱逐小厂的传教士，但在埃里克安祥的微笑面前，他们的企图一次又一次地破产了。日军司令部要他去回答几个问题，他单身骑车7英里，无所畏惧地来到镇上。宪兵们的威胁、警告、叱责，在他面前全无效果；埃里克始终神情愉快，但意志却十分坚定。” 利德尔写道：“有时通过哨卡很容易，但有时却得耗费很长时间。我想，我几乎各种情况都碰到过。哨兵搜查我的鞋子，瞧瞧里面是否有密信。看到我的指南针，他们会立即说，‘把这给我吧！’或类似的话(当然，说的是日语！)。我告诉他们，指南针对我比对他们更有用。 “有一次，我待在商园一家小旅馆里，等着过哨卡。日本军人走了进来，要检查所有行李。当我打开行李，这名军人的眼光落在了我的《新约全书》上，他缓慢地用结结巴巴的英语问道：‘《圣经》——你的……基督教徒？’他伸出手和我握了一下，然后转身走了。” 弗萝伦丝回想起当时日本人规定流通他们自己那种不值钱的货币，因此传教团面对如何给工作人员发薪水的问题。传教团支付给辅助人员的工资依然是中国货币，可是日本人若是发现谁拥有这种货币的话，就会就地枪决谁。利德尔想出了解决的办法，他把一卷卷的纸币塞进挖空的法式面包里，偷偷运进小厂。 “他下了火车，被要求出示护照，他很快取出皮夹，把孩子们的照片给卫兵们看。呵，卫兵们受到感染，也纷纷取出自己孩子的照片给他看，周围一片欢笑声，在他们送他上路时，还友好地拍拍他的背——检查偷运货币的事被忘得一干二净，尽管法式面包卷正显眼地伸出在他的帆布背包上方。” 待在一个法律和秩序遭到破坏、暴力横行、死亡不足为奇的国度里，传教团的部分成员，也包括肯尼思·麦考尔，为了安全起见，考虑要随身携带枪支；当然，这也并不令人感到奇怪。后来，他对利德尔谈起他的想法。 “我一直想拥有一支自己的手枪，后来人家给了我一支很漂亮的枪，我十分钟爱。可利德尔对我说：‘你敢碰那玩意儿！把它放下！永远别去摆弄它！’我说：‘为什么？’他答道：‘难道你不明白，你的对手知道你在想些什么。你还来不及摸到手枪，人家早就向你开枪了。如果你坚信上帝， 就要息事宁人，总是想着帮助别人，那么对方也会明白的。他们会放下手中的枪，他们就不会开枪。’他说的完全正确，因为，当有人拿着来福枪顶着你的背，当有人拿着手枪抵着你额头，你就不会紧张，你就会轻松自如地说：‘阁下，您要我做什么呢？’那么，无论游击队员也好，日本人也好，都会放下他们的武器，而且想弄清你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因为在此以前，他们可从未遇见过面对枪支如此反应的人。” 在《月亮俯视人间》一书中，麦考尔描述了他们的一次经历。当时他和利德尔骑着自行车在田间、在被毁的路上，四处搜寻伤员。利德尔像往常一样利索地往前蹬车，可麦考尔决定停下歇会儿，利德尔已骑得很远，无法听到他的叫唤。突然，一梭子机枪子弹在两辆自行车之间扫射。真是奇迹，两人中居然谁也没被打中。 这是否上帝在保佑？利德尔肯定会如是想——按照麦考尔的说法，他脑海中经常浮现一位天使，这说明他为何如此解释此事。“那些清晨的‘宁静时刻’，对解决任何事情都是很重要的。我们常常静坐1小时左右，向上帝倾诉，并聆听 祂的教诲。万籁俱寂，我们时时相视而笑，仿佛私下里听到了可笑的事。埃里克总是对这类事情表现出很浓的兴趣；他在回答问题之前，必作深沉的思考。” 尽管麦考尔对利德尔坚定地恪守基督生活准则十分敬佩，十分赞赏，但他认为，利德尔对待生活的态度，存在某种局限。“他思路单一，过于循规蹈矩。如果他觉得上帝在指示他做某事，他就会去做，”麦考尔说道，“他总是提醒我切勿好大喜功，一事无成。有一次他对我说：‘请问，你到底要做怎样的人：传教士？外科医生？ 导师？还是艺术家？我看你得弄清楚，上帝要你做什么，你只要遵命去做就是。’我只能内心自己对自己说：‘你可没有别的才能，自认倒霉吧！’” 麦考尔还想起利德尔直率坦诚的又一个例子。“那时候我有时也参加慢跑锻炼。有一次我邀埃里克和我同去。他说道：‘我参加跑步，就是要赢别人。我可不搞什么慢跑，但我乐意跟你一起散散步。’换了别人说这番话，也许会显得很傲慢，可埃里克说这话时，脸带微笑，令人心悦诚服。” 随着抗日战争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村子被毁，成千上万的民众被屠杀。“南京的日军通过一次次的集体屠杀，共杀戮了20万人，”麦考尔说，“但我敢说，在我逗留小厂期间，邻近地区被杀害的人数，若不比南京死难者多的话，至少也与之相当。为了埋葬死难者，我们有时不得不挖集体坟场——一个晚上我们得埋葬250具尸体。日军每到一村，就开枪射击所有男子，强奸所有妇女，吃掉所有能吃的东西，带走所有的牲口。而我们则把他们扔弃的东西搜集拢来。” 由于乡间战斗加剧，教会医院面对伤员求治的巨大压力。农民们常常长途步行，前来医院求医，他们对待疾病的泰然态度和长时间等待治疗的耐心，都令肯尼思·麦考尔感到惊讶。“这些病人太好了！他们坐着火车，经过4天漫长旅程来到医院，结果被告知病已无法治疗，他们站起来二话不说，准备返程，脸上表情丝毫没有或很少变化。”1939年5月麦考尔写道，“有一次，我不得不截去一位肺结核女患者的双脚。第二天，有几位病人表示要回去了，而另一些则坚持要我保证决不截去他们的双脚。” 传教士们也常常响应号召帮助医务人员，他们或煮沸外科器械，或给伤员敷药换裹。其中有一位名叫亚历克斯·巴克斯特的传教士，对地方当局表现出来的极端冷漠，对他们不愿提供帮助的态度，感到非常心寒。 “我们恳求他们给难民提供食物，可是他们既不给我们粮食，也不给煮饭用的烧锅。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清楚地表现出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人生观的根本区别，甚至是惊人的区别。人们原本还指望他们能分摊传教团承受的部分重担，他们应该看到我们照料着他们几百名同胞。当然，这种指望落空了。我们照料了几百人，可是请想一想，还有更多的人不能来我们这儿求助，他们的情形又将会如何呢？面对这一事实，有良知的人们又怎能熟视无睹呢！” 埃里克·利德尔从一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亲眼目睹人们的痛苦遭遇，这使他受到深刻影响。在文章中他提到路过的一幢房子，一幢被日军彻底毁坏的房子。 “这是一个被毁之家，人们对这种悲惨景象似乎已司空见惯，但它在人们心灵中引起的震撼却永远不会消失。整幢屋子，除了两个房间，焚烧殆尽，剩下又大又长的烧焦的木栅栏。两位寡妇带着自己的两个女孩还守在此地。在这以前，日本人来过了，带走了家里的男人，由于没能及时凑齐赎金，男人被枪毙了，留下两位寡妇，苦苦挣扎，面对这悲惨的世界。我走进院子，弯腰恳请上帝保佑她们。话才出口，又不禁反省自问：‘上帝又能怎么做呢？’” 安妮·布奇思想起了另一件事：有人从屋里被拖出去接受拷问，他拒绝合作，被立即枪决。此事再次显示利德尔的苦恼和无奈。“我无话可说，”事后，利德尔说，“我只能站在那儿，自问：‘上帝又能怎么办呢？’” “他有着强烈的同情心，”布奇恩说出自己的看法，“他从不夸夸其谈，但你可从他脸上看到这种同情心，它总是刻在他的脸上。我们医院常常有严重受伤的人员，样子十分恐怖，但在霍楚(音译，下同)出现了一个特别可怕的受伤者。埃里克在村外发现了一个人，日本人以为他们已砍掉了他的脑袋，但是没有。这是一个40岁左右的壮实的中年汉子，他的头颈上有一道又深又宽的砍痕，当人们发现他时，他已经在那儿躺了整整5天了。 “埃里克站在那儿。我至今还记得他当时脸上的表情。在这种场合，人们通常说不出话。但他的感情很清楚地表现在脸上。他在哭泣吗？不，他已经欲哭无泪。” 利德尔在1939年的一封家书中，是这样描述此事的： “在我们从天津返回小厂的路上，同事们和我都听到了一位受伤者的呻吟，他躺在一座庙宇里，离我们的教会医院还有20英里。没有哪位赶车人敢冒风险搬运伤者，他们害怕在路上碰上日本兵。然而，有一位赶车人表示他愿意运走伤员，只要我能陪他一起走。当地人对我们多么信任啊！！对他来说，这是件非常危险的事；可我想，就我来说，并无危险可言。” “2月18日，星期六，赶车人上路了，几小时后我骑车追上了他。傍晚时分，赶车人到达霍楚，离小厂还有18英里，那儿有我们传教团的办事处。我骑车又往前赶了3英里，来到沛林坨(音译)，我去见村长，和他商量安排运走伤员的事。伤员还躺在村外100码的庙里。这座庙污秽不堪，从来没人前来打扫收拾，风卷着沙尘畅行无阻地刮进来。 “没有哪家的家门愿为伤员敞开，因为，一旦日本人突然光临，若发现哪家和军事行动有所牵连，这个家立时就会被毁掉，家人的生命将陷入危境。 “伤员在庙里躺了整整5天。一位朋友每天来给他喂食。伤员躺在铺在地上的一条薄垫子上。每当我们想起那些刺骨寒冷的日日夜夜，想起每晚的温度都在0°C左右——若不是更低的话，这位伤员居然还活着，我们觉得这完全是奇迹。而日军(拥有1辆坦克和15辆运兵卡车)就驻扎在1英里外的邻村。 “我告诉那伤员，我们第二天一早就回来，然后我回到霍楚。那天夜里，当我裹着我的旧羊皮大衣躺下时，脑子却转到了第二天。假定我碰上了日本人，我该怎么说呢？我摸索着寻找我的中文版《新约全书》(此书我一直随身带着)，我把它打开到《路加福音》16。我读着读着，直到第10节，我觉得，答案似乎已出现在我面前。‘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这仿佛代表上帝对我说：‘要诚实、正直。’我合上书，就睡着了。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启程了。我们走近第一个村子时，有人站在村口，领我们进去。就在我们走进村子、穿村而过时，日军机械化部队正绕村而过。幸好，我们双方走岔开，未曾相遇。 “许多道路被挖开了，就像加宽的战壕，我们的大车在攀越路沟时，翻了个底朝天。 “我们到达沛林坨，时光尚早，我们进了庙。这天正是中国农历年初一。人们挤在庙里烧香。他们甚至在伤员四周也焚香祭拜。我把他们请到外面，向他们解释，对于病人和伤员，新鲜空气比烟雾缭绕重要得多。接着，我又引用了弥迦的一段伟大教导：‘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当献上什么呢？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祂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弥迦书》6：6、8)。 “我们把伤员抬上大车，就动身了。刚到霍楚，我们听说又发现了一位伤员，我们只要稍稍绕一段路，就可以把他带走。我们决定去看看再说。来到庞庄，我们立即去见村长。他带了几个人领我们来到一间搭建的小屋前。有人先进去通知伤员，说是有个外国人来看他，叫他不必害怕。我走了进去，在昏暗的光线中，看见一人斜倚在床上，用肮脏的碎布条裹着脖子。原来，他和其他5人曾被日军包围。日本人命令他们跪下领死。5人跪下了，可第6人屹立不动。日军军官走到他面前，拔出军刀，朝他猛砍，顿时砍出一条从颈背绕向嘴巴的又深又长的切口。他砰然倒下，好像已死去。日军走后，村民们从屋里出来，发现他还活着，于是把他抬到这间搭建的小屋，他已在此躺了好几天了。 “我告诉他，我们的手推车太小，做的时候只为了载一个人。但是如果他愿意在车杆上坐18英里路(3小时路程)的话，我可以带他去小厂医院。不过，我无法保证他的安全；倘若遇上日本兵，那就得看他的运气了。 “在我们开头几英里的路程中，一架日本飞机一直在我们南面的上空转悠。这说明，日本军队离我们约1英里，并与我们平行前进。下午4时，我们到达医院。两天后，先发现的那位伤员死了，第二位则活了下来。先后经格雷厄姆医生和麦考尔医生的治疗，他很快得到康复。这时，他开始信仰基督生活和教义，又过了二三个月，他终于向基督徒的生活迈出了第一步。” 在充满悲惨、痛苦和绝望的环境中，也总会有比较轻松的时刻，可以稍稍冲淡战争的恐怖。 肯尼思·麦考尔记得：有一天晚上，游击队翻过传教团驻地围墙，从医院里抓走一名被认为是日军间谍的病人，并开枪处决了他。枪声惊动了附近日本驻军，他们的迫击炮和机关枪雨点般地扫射院子。“我找到埃里克，把情况告诉了他。这时我俩都 有感动：根据上帝指示，应该由我去把发生的事情通知日本人。我想，我地上的生命大概走到头了。 “我走出医院警卫室，要求见驻军指挥官。我被带到一座小棚屋，里面有个日本人背朝我躺在长沙发椅子上，此人原来是上校。我试着用中文解释夜间发生的事情，但毫无反应。于是，我试着讲洋泾浜英语，看看也不起作用，我就讲正常的英语，但仍无反应。突然，他开口了，用日语高声喊了些什么，两个卫兵立刻跑了出去。这时，他转过身子说道：‘忘了这事吧，伙计！’我立即答道：‘那么说，你会讲英语！”‘是的。可你不 能告诉任何人！我出生在加利福尼亚，但我想我该回来帮助祖国。现在我做的所有事情就是杀、杀、杀，而你做的恰恰相反！我真不知该怎么办！’ “第二周，我们秘密会面，一块聊天、喝茶。后来我再见到他是在天津码头上，纯属偶然，我发现他已调任，当了海关负责人。” 生活在小厂，压力重重。为了逃避这种压力，传教士们有时去北京附近的滨海度假地北戴河待上几天。利德尔孩提时代常在此度过夏季。在夏季，这儿的海边常有带毒的僧帽水母出没。 “为了赶走这种水母，”麦考尔回忆道，“我们总是用木棍重重地敲打他们。有一次，埃里克在水下潜泳，传教士亚历克斯·巴克斯特错把他的秃头当成了水母，拼命用力打它。埃里克赶快从水里冒了出来，脸色发青。‘你可别再干这种事了！’他一边揉着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头，一边向惊愣的巴克斯特喊道：‘干得 简直太好了，差点没把我揍死！’这是我唯一一次见到埃里克真的生气。” 在天津时，利德尔常常不在弗萝伦丝和孩子们身边，有时一次就得分开几个月，可总是不让他们知道又突然出现了。弗萝伦丝回想起有一次发生的情况，感到非常好笑。 “孩子们有个习惯，早上总要爬到我床上，和我待一会儿。有一天夜间，埃里克回来了，这可是个特殊的早晨，女孩们像往常一样又来到我床边。希瑟，当时大约才两岁吧，见到我身边有个脑袋，直往后缩。 ‘那是谁呀！’她嚷道，‘那个厨师！’ 埃里克哈哈大笑，说道：‘我知道我们跟那位厨师很友好，可是我不知道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这件事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法让我忘记。” “旗帜依然在飘扬，”1939年7月，利德尔以比他的直感更有信心地写道，“所以，不要灰心丧气。我们仍有许多事情得感谢上帝。”然而，当利德尔回到苏格兰，开始他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休假时，战争的阴影，就像在欧洲的上空一样，不祥地在远东上空游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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