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6章 回到远东 埃里克·利德尔于1907年离开中国，直至1925年7月才返回。而在此期间，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腐朽、垂危的清王朝，在经历了一系列的起义，以及军队的多次哗变后，终于在1911年崩溃了。孙逸仙成了临时共和国政府的总统。在1913年举行的选举中，国民党赢得了当时自由选举产生的国民议会中的大多数席位。 孙逸仙曾努力试图统一全国，但终未有果，最后只得被迫辞职，把总统职位拱手让给了袁世凯。于是，这位前满清总督很快就独揽大权，并于1914年1月解散了议会。短暂的民主体制很快就被袁世凯的专政所取代。这样一来，既未丝毫减轻群众的苦难，也未能带来和平的局面。袁世凯的军队缺乏战斗力，面对拥兵自重、占地为王的各地军阀，他也无能为力。军阀间相互争斗，争夺最高权力，把手无寸铁的人民大众置于死亡和毁灭的深渊。 然而，如果说有什么共同点能使中国各阶层人士团结起来的话，那就是对西方人的强烈的憎恨。19世纪后半叶和20世纪初期，对中华帝国来说是一个充满灾难和屈辱的时期。1839年至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轻而易举地击败中国，充分暴露了中国经济和军事上的薄弱，而这一点很快就被欧洲列强所利用。 中国被迫接受屈辱性的经济赔偿和领土割让，被列强系统地划分势力范围，国土几乎被瓜分殆尽。在世纪末期，1894—1895年的中日战争中，中国又在亚洲另一强国日本手下遭到惨败，更是雪上加霜。战后，中国失去了台湾，几世纪来对朝鲜半岛的影响，也因此而严重受挫。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爆发之初，中国宣布不参战，但不久就加入了同盟国，并于1917年8月向德意志和奥匈帝国宣战，希望在战后能为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挽回些面子。然而，凡尔赛条约(中国拒绝签字)对中国试图摆脱帝国主义控制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条约允许日本人接管原来德国人侵占的领土，并继续保持满洲的租借地。英吉利和法兰西，由于胜利而踌躇满志，根本无意把战前所占的租借地和经济特权归还给一个亚洲弱国。 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对中国的某些申诉进行讨论，其中众所周知的有把青岛归还中国辖治的问题，但中国国家主权受损害的局面，因受不平等条约的制约，丝毫没有得到改善。盟国的不公平对待，使中国人体会到被出卖的强烈屈辱感，在中国人中间点燃了民族主义的火种——“五四运动”——随后，又爆发了一系列全国性的罢工。1919—1921年之间，共发生170多次罢工，参加的工人有25万之多。1922年，香港的罢工者关闭工厂，停驶航船，使经济完全瘫痪。1925年，在利德尔离开苏格兰前几周，因上海五卅事件掀起的新一轮的工人起义和民族主义浪潮，很快便席卷全国。 1925年5月14日，上海一家日资纺织厂雇员举行罢工，抗议厂方无故解雇工人。学生们加入了抗议活动，于5月30日举行游行，但遭到殖民当局警察的开枪镇压，伤亡十分惨重。就在“五卅大屠杀”后，成立不久但日益壮大的中国共产党提出“反帝国主义”的口号，鼓励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学生罢课。上海的“三罢”抵制活动，很快蔓延到洋人聚居的其他中心城市，包括天津市，而位于天津的英华学院则成了一个显眼的目标。 同时，1900年义和团拳民起义以来一直相对处于潜伏状态的反基督情结，随着民族主义的高涨，再次显露出来，“传教士，”伊凡·路德在《不列颠及中国》一书中断言，“是西方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众多苦难之一。与铁路、治外法权、洋人控制的海关一样，传教士也成为中国受屈辱的象征。而受传教士影响的信教者，则被视为背叛中国人事业的叛徒。” 在火车沿着横跨整个西伯利亚的大铁路向东缓缓行驶的漫长旅程中，坐自己车厢里的埃里克·利德尔，对父亲撰写的有关1924年和1925年的报告，无疑有过长时间的、深入的思考。詹姆士·利德尔在1924年写道： “去年，内战又一次发生，总统被更换，各地地方及军方官员人事频繁更动。同时，铁路交通不畅，商业凋敝，整个国家陷入悲惨境地。更令人担忧的是：各政党正在重整旗鼓，互相刺探对方实力，暗中觊觎，摩擦不断。到处充斥着疑虑恐慌，不知明天会有何种不测降临。 “在旁观者看来，没有任何一个党派强大到可以号令一切，可以真正统治全国。任何一党执政的政府，都会遭到其他党的嘲弄，尽管这个党可能曾宣誓效忠执政党。毫无疑问，在这一年期间要开展教会工作，将会十分困难…… “这一年，我们饱尝战争、水灾和饥荒三重灾难。三者居一，已足以令人恐惧，可见三者并发造成的痛苦，简直难以言喻。由于这些天灾人祸，无数家庭遭到毁灭，死亡人数永远是个谜，而且这一数字可能还在不断扩大。” 第二年，中国的时局更趋恶化，詹姆士·利德尔在有关1925年的报告中证实了这一点： “去年我曾说过，此地局势犹如‘一潭浑水’，而今年的形势，应该说是‘沸水一锅’了。很难用语言向不明中国情况的人描述此刻此地的状态。正在起作用的各种各样的影响，纷繁复杂，使人无法预见前景。中国遭受的苦难与日俱增，令人难以想象。形势之复杂，意见之相左，结论之相悖，解救方案之繁多，合成为压在中国背上的千钧重负，使其举步维艰。一个经历分娩阵痛的国家，正在探寻实现其愿望的途径，至于能否找到，则又当别论。” 尽管如此，利德尔在介入这场争端之前，可以在海边度假圣地北戴河度过愉快的6周，为9月开始的新学年作好准备。利德尔到达一周后，哥哥罗勃携同妻子也来了，分别多年之后，全家首次重新团聚。 1925年9月利德尔到达天津市，这是仅次于上海的重要通商口岸。利德尔未来的同事之一有如下描述：“这是个反差突出的城市，相悖对立的事物，可以说比比皆是：巨宅和陋屋，耀眼的豪富和极端的贫困，近代的启蒙运动和长期的愚昧迷信，三所大学、几十所中小学和广大的文盲阶层；最后，还有两极化的气候，一年间的温差可达华氏100度。” 在宽广的外国租界和人口稠密、污秽不堪的中国城区之间，形成了最明显的差异。奇怪的是，伦敦传教士协会却以法国租界为基地，而且海外工作人员都聚居在这个被称之为“伦敦传教团”的地方。 当利德尔和家人会合时，全家已被舒适地安置在使团6号驻地，这是一幢宽敞的四层楼洋房，还拥有一个网球场。 “家，是我们大家的中心，从这里，我们走向各自的人生之路。”他的妹妹詹妮回忆道，“父亲在城里和乡间地区从事教会工作，他得访问、教导教友，为他们布道，并会见中国牧师，还有许多其他事情，常常数日不归；欧内斯特上学，但总在家里用餐、做家庭作业，等等；我在英国学校附属幼稚园当教员；母亲照料家务，也做一点妇女工作，她常和修女们一起逐家访问，并帮着款待来访者——她的名字成了慷慨好客的代名词。我们家对许多青年传教士来说，也成了‘像自己家里一样舒适、自在的地方’。她时刻不懈地努力提高中文水平，以便向教友宣讲《圣经》和赞美诗集中的人物。 “我还清楚记得，埃里克为学院实验室弄来各种类型和各种大小的试管，并反复清点和检查储存的试管。学院安排他教理科课程，但也让他上不同班级的英文课，当然这全都是按照他的意愿安排的。他刚迁入新居，就立即开始备课，并制定学期工作计划。” 来北戴河车站迎接利德尔的人群中间，有几位他未来的同事。学院交给他们颇为棘手的任务，向他解释学院现状：学生们或出于自愿，或出于从众，正竭力表现与“五卅运动”休戚与共的决心，所以学院处在罢课风潮之中。好在到了9月，罢课、游行的紧张气氛开始有所缓解。同月，秋季学期开始时，有150名学生前来注册报到——学院教职员工为此大大松了一口气——接着的几周，其他学生也陆续返校。 英华学院，位于一幢豪华、壮丽的灰色高楼里。这所被誉为“中国伊顿公学”的学院，向500名男生提供了饱含着基督价值观的学术培训，其中多人后来出任政界和行政机构要职。学院由精力充沛、具有极高学术造诣的传教士莱文顿·哈特博士于1902年创立。它现在拥有5位英国教师和25位中国教师，采用众所周知的导师制，学生在校期间的课程由同一位教师贯彻始终。 在中国华北，英华学院因首创开展体育运动而闻名遐迩。而在世纪初莱文顿·哈特建校初期，学生若任意脱去蓝长袍，跑到体育场地施展手脚，将被斥为有损尊严。 “今天我们所理解的运动员精神，在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莱文顿·哈特回忆当时情形，感到十分可笑。“那时，无论踢足球还是赛跑，运动员都穿长袍；稍稍下几滴雨，比赛就得停止；如果一方毫无胜机的话，比赛根本不可能举行；如果一名足球队员足胫被踢，无论对方是否出于偶然无意，他都会愤而离场，而且全队都跟着离场，以示抗议；与裁判员争吵的事更是司空见惯。” 勇敢和公平竞争符合基督的理想，而体育运动被认为对培养这种理想有重要作用。利德尔的年长同事之一、A．P．柯林曾经肯定地说：“这所学院的宗旨，在于培养学生具备基督品质，使他们养成良好习惯、心态、意志和思想，面对生活中更多的矛盾冲突，而可立于不败之地。”何以能做到这点？不妨看看运动赛场。运动场给中国学生带来巨大变化，其程度大大超过了生活中的其他领域。 学生们，特别来自教会学校的学生们，他们所取得的进步远远超出了纯粹的体育道德范畴。 随着埃里克·利德尔加盟教师队伍，英华学院的体育运动在中国华北地区完全处于领先地位，特别是田径队，在利德尔指导下，几乎赢了它所参赛的每个项目。 利德尔以他特有的热情和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学院生活。但作为一名教员，至少在他自己看来，还无法令人满意。他曾沮丧地写道：“看来，我从来没能控制这个班级。”显然，他已意识到这一事实。也许，教师这一角色对他来说过于刻板。正如一位曾被囚于潍仙拘留营中的商人20年后所说，利德尔和孩子们心灵相通，关系亲密，他对惩罚孩子的行为常常表现出十分厌恶。 这是否因为他对自己要求过于严格呢？确实，他许多以前的学生对他苛刻的自我解剖，都表示反对。他们中间有一位是香港前立法局议员，曾跟利德尔学过物理。在他记忆中，利德尔是一位“受欢迎的教师”，非常热情，虚怀若谷。 比尔·图普也是他的学生。利德尔的风趣幽默，让他至今难忘。“他教化学，总是坚持要我们运用全部感官。他说：‘你见到一件东西，你就要整个把握它，把握它的气味、它的重量和大小。’说着，他就在长凳上搁了一碗液体，要我们用手指蘸一下，并告诉他感觉如何。我们照着做了，然后告诉他这是液体，还描述了它的颜色和气味。可他问道：‘你们尝过味道了吗？’说着，他把手指伸了进去，尝了一下。我们也照着做了——噢，一股腐烂味道，令人作呕！后来我们才明白，原来他伸进去是一只手指，而舔的是另一只手指。他可真是个哄人的行家。 “如果你必须用一个词来描写埃里克，那么，这个词应该是正直。”图普继续道，“你只要看他一眼就会明白，你和他打交道绝不会吃亏，因为你是在跟正人君子打交道。”利德尔作为教员不论存在什么缺点——真的也好假想的也罢——他投身学院宗教生活的行动，大大弥补了这些不足。学院每天早上举行祈祷仪式，由教师们轮流讲述一段经文。利德尔善于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很快就成了最受欢迎的讲经者之一。 各班每周都进行《圣经》研读活动，安排在课外，由班级导师指导，这一活动颇有精神价值。利德尔把自己班级的这一活动安排在自己家中，这体现出他一贯的不拘形式的作风。“在我班上，”利德尔写道，“38个学生中只有3人出身教会家庭，但来参加《圣经》课的却有17人之多。我和他们一起研读《耶稣的生命和时代》。他们每人都有一张日常记录阅读《圣经》的卡片，上面印有如何有效使用它的说明。通过这一做法，我希望：第一，学生能养成早上默祷的习惯；第二，《圣经》能为他们提供适用于他们个人日常生活的启示。 “有一次，一个男孩跑来向我要求浸礼，我直截了当问他为何要求浸礼。他说，一天晚上，当他开始祈祷时，突然产生了一种深深的负罪感，然而，在他祷告过程中，压在心头的重压渐渐卸去，这就是他要求浸礼的原因。不久前，我班上又有两个孩子跑来要求浸礼。他们因住家离得太远，未能参加在我家进行的《圣经》课；可是他们从每天在大厅里举行的晨祷中不断获得启迪，从而导致他们作出要求浸礼的决定。虽然他们出身非教会家庭，家长们却十分支持他们的这一做法。” 是什么使埃里克·利德尔万里迢迢来到异国他乡，并且牺牲了自己田径跑道上的光辉前程——他所追求的真是要让受监护者分享他从自己信仰中获得的巨大欢乐和坚定信念。 “他是耶稣基督的忠实信徒，”在天津时和他同住一寓的友人戴维·麦克戈温后来写道，“同时也是一个不通过自己影响引领人们皈依救世主耶稣就寝食难安的人，救世主耶稣在他心中的地位无比重要。” “他在课外时间指导的《圣经》课，出席者十分踊跃，”另一位朋友回忆道，“他对我们谈起那些把全身心奉献给基督的男孩时，总是抑制不住自己的喜悦之情。此情此景，我至今记忆犹新。无论有多忙，他总能抽暇接见来访的中国学生，和他们亲切交谈，深得学生们的爱戴。我估计，他学生中的百分之九十都参加他的《圣经》课。” 尽管引导学生接受基督教的任务，历经艰辛，并非一帆风顺，但他在英华学院期间多年的工作，毕竟成果卓著。“这个班级常有麻烦，”利德尔沉思道，“它驱使我更潜心祈祷。班上有个学生特别让人操心，所以我留下他作专门的祈祷。几个月后，我逐渐了解到他的问题所在。由于我已解决过类似的困难，我本该对他坚持我的有效做法，但我有点患得患失，担心已错过了时机。但总之，这一年这个学生变得好多了，而且一度还出席《圣经》课，但对他来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利德尔负责全院的田径运动，同时， 他也乘机重振自己的赛跑事业，而且很快就证明他并未失去速度，也未失去信心，这两者曾为他争得“世界上最伟大的四分之一英里赛跑选手”的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