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重回陕西
一九五一年和商县弟兄姐妹话别后，我曾先后寄了两封信，也收到了他们的回复，待第三封信寄出后，久久未见回音，我知道继续这样通音讯，必定增添弟兄姐妹很多的困难，决定不再寄了。此后三十多年，音讯断绝，但是我仍旧无法忘记那一张张熟悉、亲切的脸孔。
一九八零年十月，贝先生和我应邀来港，参加灵宝医院二十五周年感恩庆典。期间我们打算顺道往中国西安一游，并将这计划放在祷告中，求主亲自引导。启程前一个礼拜，贝先生忽然病重，我们立即返回挪威，准备替贝先生动手术。手术前三天，主耶稣用他奇妙的方法，亲自医好贝先生的病。自此以后，虽然我多次想重回香港，内心始终有点不安的感觉。我担心到了香港的时候，贝先生再次病重，那怎么办呢？因此八零年离开香港回挪威后，我始终不敢随便凭自己心意远行。这趟赴中国旅游虽然不能成行，但有一位弟兄知道我仍旧牵挂着陕西的弟兄姐妹，决定代替我往西安去，并且找着当地两位弟兄，请他们带着照相机和录音机，进到山区寻索主的教会。一九八一年，我收到在商县、龙驹寨拍的照片，还有录音带和一些信。这些消息使我的心灵充满喜乐，因为知道在那偏僻遥远的深山中，主耶稣仍旧看顾保护他的羊群。八二年我又收到一封署名“悔改的罪人”的信，感谢我十多年在陕西将福音传开。这以后再没有任何音讯，只能继续在祷告中纪念中国的弟兄姐妹。
一九八五年十月，挪威电视台邀请我协助一电视节目“你的一生”（This is Your Life）的播映。节目播放的时候，有两队夫妇请电视台转告，他们乐意奉献一笔旅费，让我回香港探望弟兄姐妹。知道这消息后，我好像看见天父向我展开双手，亲自保证说：“安妮，平平安安去吧！路费我也替你预备好了，你只管放心！”一晚，六七位弟兄姐妹聚合在我家里，把这次旅程交托主。其中两位挪威青年愿意陪伴我经香港往西安去。祷告会结束的时候，已经是深夜时分。这晚我久久不能成眠，我多么盼望立即飞往西安，亲自打探商县、龙驹寨等地弟兄姐妹的情况。
八六年三月下旬，贝先生和我安抵香港。四月初，两位挪威弟兄和我乘火车往广州，途中有机会跟几位乘客攀谈。当中有一位青年人告诉我说，他的祖父母和父母都是基督徒，他自己也相信福音，但是仍未受浸加入教会。路上我心情兴奋，不单因为知道福音在中国许多家庭中仍能一代代传下去，并且发现许多人愿意敞开心门，坦诚交谈。
在广州买好了往西安的机票后，我们在旅馆投宿一宵。翌日清早，按着预先接洽好的地点拜访了一位弟兄。在五十年代，他为了福音的缘故被关在劳改营里，在一九七八年才获得释放。这二十多年乌云密布的日子里，我可以想象他曾经历了多少的痛苦和艰难。然而在整个谈话过程中，这位可敬的弟兄没有吐出一句自怜或批评别人的话语，只是不断向我们见证主耶稣如何在急难困苦中施行拯救，赐下够用的恩典。离开劳改营后，政府只准许他教授英文。他采用一本中英文对照的新约圣经作为课本，教导一位女青年。一天这位学生对他说：“耶稣是我的救主，我得着了永生。”弟兄觉得奇怪：一个从未听过福音、未曾参加过聚会的人如何会认识基督？原来在学习英文的过程中，这位学生读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她接受了这句话，相信耶稣是救主。神的话语就是生命，听见又接受的人有福了。这位姐妹不久受浸加入弟兄所牧养的教会。这教会除了弟兄外，另有五位传道同工。每逢礼拜天，他们举行三次聚会，人数总共五六百人。另外在五、六位弟兄姐妹家里，也经常举行家庭聚会。
当天下午我们乘飞机往西安。旅途中我坐在一位穿西装的男子旁边，彼此倾谈了一段不短的时间。我告诉他耶稣基督是我宝贵的救主，认识神是我一生中最有价值的事。将近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这位新相识的朋友忽然告诉我他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心里仍旧满有平安，知道主同样爱他，愿意他听闻福音、得着救恩。
抵达西安机场的时候，天色已晚。我们从西大门进城，住宿在旅馆里。次日一早，旅馆老板替我们把护照送往派出所，申请往商县一游。我们苦等了几个钟头，仍未见有回音，心想获批准的机会恐怕很渺茫了。忽然旅馆老板说派出所请我们去见见面，立即我心里涌出极大的喜乐，一定是申请获得批准了！
到了派出所，负责的干部并不是告诉我们那期待已久的好消息。原来没有北京政府的允许，往商县、龙驹寨这些地方是触犯法纪的。我从满怀希望之中忽然变为完全失望了，眼泪禁不住流出来啦！干部看见我这个样子，急忙安慰我说：“再过一段时期会放松一点，那时候申请一定可以批准，你一定可以去商县和龙驹寨。”“要等多久呢？我今年已经七十五岁了，是不是要等到八十岁呀？”我实在焦急极啦！“不，不会这么久的！”他再一次安慰我。
去不成商县和龙驹寨，心里很难过，我多么希望再看见那里的弟兄姐妹，特别是一些曾与我同艰苦、共患难的同工们。可见，在派出所的经历，让我不能不感谢神。我发现许多中国人，包括一些干部和派出所里的人，他们的心敞开，愿意安慰人、帮助人。特别是听见我说普通话，带着商县的口音，更多人趋前来问候我，愿意跟我谈谈。
吃完午饭，我决定去拜访西安一间礼拜堂。在一九四七年，王明道先生曾经在这地方主领了七天聚会。在陕西的日子，我多次参加这礼拜堂的聚会，所以印象很深，末后一次是在一九五零年夏天各教代表的大会议。我找了一会儿，问了几位路旁做小生意的人，终于找到了西安中华基督教会。我进到礼拜堂里面，忽然，从楼上传来一个声音：“你是司教士？是不是司务道教士呀？”我朝着声音的方向张望，说：“我们彼此认识的吗？”“是呀！你叫我孙大姐，你忘掉啦？我可清楚记得你！”三十五年了，难怪有些人和事已从我的记忆中逐渐消褪。孙大姐帮助我慢慢回想昔日的一些情景，终于我认得她就是教会的女传道人。
我们二人就在礼拜堂里促膝谈心。孙大姐告诉我许多关于山里面教会的消息，我也知道没有机会在地上和那几位最亲密的弟兄姐妹见面。他们已经安息在主耶稣的怀里，那里不再有痛苦、眼泪和死亡。最叫我快慰的，是知道关于一位弟兄的消息。这位弟兄在我离开陕西的时候正在圣经学院读书，接受耶稣作救主也只有三年的时间，并且被人推选负起相当重的责任。离开陕西后，我常常牵挂着他，不知道他能否坚定立场，热心爱主。现在从孙大姐口中，得知这位弟兄自始至终忠于基督，并且成为一处地方教会的长老，天天和妻子女儿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传扬耶稣的福音。我和孙大姐谈了许久，教会的牧师也回来了。我们三个人唱诗赞美主、祷告感谢神。牧师告诉我在一个月前，政府将福音堂礼拜堂交还给商县的教会，弟兄姐妹同心协力修葺好后，举行了献堂典礼，聚会人数天天增多。孙大姐不断对我说：“司教士，现在教会的人数不断增加，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
这晚回到旅馆，身体虽然很疲倦，心灵里的喜乐实在太大。终于我不能不离开睡床，开始写信给那些常常和我一同为中国教会祷告的弟兄姐妹。我必须赶快告诉他们：主真伟大！愿一切荣耀归给他！三十多年来，他没有一刻不保守每一个属他的儿女、看顾所有真正重生、有基督新生命的人。
次日一早，我们往秦始皇陵园参观。那里发掘出来的兵马俑虽然很有历史价值，却还不及我们遇见的许多中国游客。我坐在一个卖小食的摊子旁边，前前后后跟大约一二百人谈话，他们看见我这外国人喜欢中国小食、懂得讲中国话，很是稀奇。我便趁机跟他们谈福音，如同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五一年我在陕西的时候一样。回程的路上，开车的司机又主动问我关于耶稣复活的事，我把耶稣降生、受苦受死、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个好消息讲解明白。
车子继续朝旅馆方向驶去，我看见一个又一个村庄，一条又一条大街小巷，一张张中国人的面孔从我眼前闪过，我多么愿意下车徒步行走，跟每一个中国人传讲福音，述说那奇妙的救恩。车子在路上飞驰，主的话又再一次在我耳边响起：“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在中国，主要我跑的路我已经跑过了，现今，当主回来的日子一天天逼近的时候，惟盼望神兴起更多有异象，肯奉献，轻看今生世俗名利的信徒，继续为福音在中国地土上遍传，甘心献上自己短暂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