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世的先见
《狱中书简》的作者，在我最孤单和脆弱的时候为我提供了精神援助的潘霍华，生于1906年，做过牧师和大学教授，1943年因参与反纳粹活动而被捕，1945年4月9日，在盟军解放佛洛森格集中营的前一天，被纳粹判以
绞刑，英年早逝。那是一个真正的乱世。纳粹德国在不断地扩展专制政治的同时，一切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都在经受着严酷的考验，并要求他们作出新的抉择。一些人选择了流亡，更多的人则选择了效忠纳粹。像物理学家约翰内斯·施塔克、恩斯特·莱纳德等人，就曾写信辱骂爱因斯坦，声称存在着纯粹的“德意志物理学”；像哲学家海德格尔，1933年5月27日开始就任弗莱堡大学校长，曾建议把劳役、兵役、脑力劳动结合起来，革新大学精神，他指出：“大加称颂的‘学术自由’应遭到德国大学的唾弃……领袖本人而且他一个人就是活生生的、本来的德国现实及法律。”1933年11月，有700多名教授在效忠希特勒的声明书上签字，良心与正义黯淡到了极点。这就是二战前夕德国精神的基本背景。所幸的是，在这黑暗的幕布上，还有一些勇敢的人，觉悟的人，以叛徒的名义给自由与正义进行重新命名，如参与组织地下抵抗运动的慕尼黑大学哲学教授胡伯所说：“每个肯对道德负责的人，都会发出反对只有强权没有公理的统治的呼声。我要求：把自由还给人民，使他们挣脱奴役的锁链。我确信，无情的历史进程，必将证明我的希望和行为是正确的。”这些人当中就有神学家
潘霍华。潘霍华二战前夕还在美国讲学，他明知回国凶多吉少，依然婉言谢绝朋友们让他留在国外避难的劝告，只身返回日益黑暗的德国。返国前，他在给神学家尼布尔的信中表示，他来美国实在是一个错误，在祖国艰难时期，他觉得自己应该与国内的基督徒生活在一起，假如他此时不分担同胞的苦难，将无权参予战后德国基督徒生活的重建。
他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当其他的文人学者像逃离瘟疫一样逃离德国时，潘霍华主动承担起坚持良知的声音可能有的苦难与折磨。他要在盖世太保设置的种种障碍──禁止他授课、写作、发表演说，禁止他呆在柏林──之下，做好自己的教会工作，又要人悄悄地给他提供各种各样的护照以及一位特殊信使所需要的种种文件。“我们有那么多的障碍要去克服，然后才能自由地表达我们心里的东西。”（引自朋费霍尔的《狱中书简》，以下的引文同）但
潘霍华没有灰心，相反，他非常珍惜这些苦难与限制，把它看作是生活的馈赠和他在信仰中参与基督的受难的一次良机。他说：“我们的所有作品，一夜之间就可能被摧毁，而且我们的生活与父辈相比，已经变成了无定形的、支离破碎的。可是，尽管有这一切，我只能说，我还是不会选择在任何别的时代生活，而只选择我们这个时代，虽然它是如此不顾及我们的外在命运。”
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促使潘霍华如此热爱他生活的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特有的苦难呢？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跟随基督的信念和一个普通基督徒对政治生活的责任感。这也是潘霍华与其他神学家的不同之处，他不像卡尔·巴特和阿道夫·冯·哈纳克等人那样过分地关注理论教义问题，而是关注基督徒的实践，强调信仰的行为性。他要求每个人以自己的步伐去接受生活，连同生活的一切责任和难题，成功与失败，种种经验与孤立无援；他反对基督徒把自己封闭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纯精神性的属灵生活中。在
潘霍华看来，做一名基督徒，并不意味着要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做宗教徒，也不意味着要培养某种形式的禁欲主义，而是意味着要做一个人，不是那种“宗教性的人”，而是纯粹的、单纯的人。也只有这样一种人，才可能将神那无限的爱彰显在世界上，并在生活的各个领域见证基督的美德。
从理论教义回到信仰实践，从宗教性的人回到单纯的人，潘霍华的这种思想表述，事实证明是极有价值也是极富先见的。在潘霍华生活的那个年代，信仰和神学界已经开始出现两种脱离现实生活的不良倾向。一是以巴特为代表的新正统主义神学，陷入了一种注重教义阐释却永远给不出答案的困境之中。巴特曾在瑞士担任过二十年的牧师，目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痛苦与受难后，他越发觉得自由主义神学已经破产。他在圣经中看到“一个奇异的新世界”，只是，巴特对这个新世界的认识，不再像他所尊崇的先贤马丁·路德那样，完全用信心，而是认为，我们只能用辨证的方法，用命题和反命题，“是”与“非”的方法来讨论神的问题，这样一来，巴特的神学观念充满的就是思想的复杂性，更接近于哲学的艰深，它与圣经中的平民精神是相背的；接下来的卜仁纳、布特曼、尼布尔等人，更是把神学不断地引到思想的迷津之中，使之失去了在信仰的实践中展开的可能，到了蒂利希，他的巨著《系统神学》，已创造出一个庞大的思想系统，它在不知不觉中就代替了纯正的圣经精神，如，他把神改称为“终极”，进而说“神这个理念”，再后神就成了“圣洁的感知”，连专业的思想工作者都觉得云里雾里，普通的人就更是望而却步了；第二种倾向是自十七世纪以来英国的盖恩夫人、芬乃伦神父、劳伦斯神父所倡导的内里生命奥秘派神学在整个西方信仰界非常盛行，许多信徒为了达到内里生命的成熟，完全沉湎于个人的灵修，不问世事，使信仰几乎失去了影响世俗生活的能力，落到了一种自我封闭的危险之中。
潘霍华及时地意识到了这两种倾向对一个专制与极权正在生长的社会所造成的消极作用，所以他才在《跟随基督》、《狱中书简》等著作中强调信仰的实践性与责任感，以期在实际的生活中践行十字架的真理。鉴于
潘霍华当时所处的特殊境遇，这样一种实践与责任显得非常迫切，只有它，能够叫人在屈从暴力换取生存与坚持良知面对死亡之间作出选择；也只有它，能够叫人在黑暗的处境里有信心活下去。“正当一切似乎都是最黑暗的时候，这是美好的东西即将来临的神圣征兆和保证。为着未来的一代而思索、而行动，但又毫不畏惧、毫不担忧地承担起每一天──我们不得不以这种精神在实际中生活。”本着对生活本身的挚爱以及责任感，
潘霍华在思想和行动上成功地从理论教义的争辩与个人闭抑的属灵空间里突破出来，为我们留下了一段辉煌而真实的生活──那本应是所有知识者都该履行的有尊严的生活。同时，
潘霍华也在这种生活中实现了他在一封给青年的信中所提到的理想：“我们确实想为你们，为正在起来的一代人，保留一份遗产，这样你们就会有资源去建设一个新的更好的世界。”我想，这份遗产就是
潘霍华的良知、责任和实践，这个“新的更好的世界”就是每个人都像潘霍华那样愿意承担责任。确实，如果没有这种责任感的驱使，潘霍华从美国回到纳粹掌权的德国是不可思议的。而且，
潘霍华所言的责任感，不是简单地为了国家、种族和民族主义，而是直接对生命、世界及他所信仰的神负责。这种责任感已经超越了民族主义和国家集体主义的范畴，具有了一种普遍的价值力量。遗憾的是，像
潘霍华这样的战斗者太少了，像海德格尔这样的效忠者太多了，使得正义和良知的声音完全淹没在个人崇拜和民族自大的浪潮当中，从而酿就了集中营的悲剧。这个悲剧不是仅仅只关系到希特勒或艾克曼这些残暴的个人，它也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特别是知识者，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我们可以追忆一下汉娜·阿伦特1963年出版的《耶路撒冷的艾克曼：关于寻常的罪恶的报告》一书中所写的艾克曼的良心。她告诉我们，艾克曼为自己辩护的一个论点就是“没有外在的声音来唤醒他的良知”。这句有力的辩词虽然不可能为艾克曼解除滔天罪行，但它的确为我们理解集中营的悲剧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是的，在本应发声呐喊的时候却沉默了，这无疑是意味着你也用间接的方式参与了罪恶。关于这一点，战后的雅斯贝尔斯的反思最有代表性，他说：“我们全都有责任，对不义行为，当时我们为什么不到大街上去大声呐喊呢？”
有一句话很值得我们铭刻于心：“对极权政府的扩展不作任何决定，就等于决定支持。”
艾克曼的辩解也有一些道理。假如当时真的有强大的抗议声来提醒艾克曼的良知，也许死的人要少得多。面对艾克曼的辩解，海德格尔们需要低下他们的头颅，而潘霍华却是无愧于他的信仰，也无愧于人类的。完全是因为听命于内心那至高无上的道德律令的指使，
潘霍华这个一介书生，居然参与了行刺希特勒的行动计划，最后与他的妹妹和妹夫一同被捕。我每想起这一幕，心中就会涌起一股对潘霍华的深深敬意。
对于当时的德国来说，潘霍华是一个民族的叛徒，因为他行刺希特勒是希望德国早日垮台。可是，人类历史在许多时候，正是由于有了潘霍华式的叛徒才显得光彩夺目。苏格拉底被当时的统治者和庸众指认为“反对民主的叛徒”；葛兰西这个“叛徒”曾被墨索里尼政权形容成“对公共秩序非常危险的人物”；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人也曾被当时的苏联政府定罪为背叛国家。然而，历史证明，他们才是那个时代良知、正义与尊严的代表。非常清楚，当一个政权背叛了全人类的意志时，一个有良知的人的唯一选择是背叛这个政权。否则，就如我在上面所指出的那样，对极权政府的扩展不作任何决定，就等于决定支持。
二十世纪的中国的悲剧，也许就在于这样的叛徒太少了。鲁迅是少数的例外者之一，他如瞿秋白所说的是真正的“逆子贰臣”。他背叛了以精神礼教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背叛了充满专制与血的中国，甚至背叛了那些背叛者。他说“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他说“革命不是教人死而是教人生的”，他说他不想做人，想做鬼，做“女吊”，因为“女吊”决绝于恶的人世，……见过鲁迅和熟读鲁迅的那一代人，到“反右”、“文革”时期，可以说把鲁迅的言辞与精神全忘了。
这样比较起来，我越发觉得潘霍华的伟大。他的伟大不单表现在他与纳粹的抗争上，还表现在狱中的他所具有的那坚韧不拔的信心与勇气上。读着他的充满人情味的《狱中书简》，我们就可以想见
潘霍华有一颗怎样的大质量的心灵。他那惊人的安宁，自制，温柔，对他人的体贴，关怀，以及那永不绝望的信念，深刻地体现了他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本质：参与神的存在，就是为他人而生活。按常人看来，密谋刺杀希特勒的失败对
潘霍华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但他面对这一打击时，心里却怀着一种崇高的献身精神，怀着承担一切后果和由此而来的全部痛苦的坚定决心。
在被囚的近两年时间里，潘霍华照顾病人，与同囚交谈，还大量地阅读了康德、狄尔泰、陀斯妥耶夫斯基、施蒂夫特、克勒尔等人的著作，而且一刻也没有停止思考神学问题。他渴望出狱，但并不焦急；他需要安慰，却反而在信中安慰家人。这份坦然与平静是非信仰者所难以想象的。他说，狱中的生活对他而言“也是一种有益的必要的体验，它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人生”；“在命令之下受苦比以自由、负责的人接受痛苦容易得多。和别人一起受苦比独自受苦容易得多。以大众英雄受苦比默默无闻地受苦容易得多。身体受苦比精神受苦容易得多。基督孤独地以一个无罪的人默默无闻地身心双重受苦，从那时起，许多基督徒愿意和他一同受苦”；他劝家里人“必须像我一样，等待事情的自然发展，不要想象我会焦躁不安或灰心丧气”；“我一直是精神饱满，内心相当地满足”；“我从来没有片刻的无聊，尽管现在我已在此呆了五个多月了”；“我深深感到，我所需要的一切，不过是秋天的几枝花，狱中窗口望出去的景色，院中半小时的活动，在院子里，栗树和酸橙都显得很可爱。”
不可忽略信仰在潘霍华的生活中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他所做的与他所信的是一致的，因为“人心里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样”。（箴言二十三章七节）。尤其是潘霍华在监狱的苦难与即将到来的肉身死亡面前没有丝毫的恐惧，这很强地表明他的心中有牢不可破的确信。“恐惧是人的一种阴暗面，是一种应该隐藏起来的东西。”他对苦难的态度，用他自己的神学上的话说是，在如今这个不信神的世界里，人应当有分于基督的受难，并学会担当神的苦弱。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永远站在神的面前，神也只能用这种方式与人同在。
这样的表达似乎有点自相矛盾，其实这是潘霍华提出的一个重要的神学主张。它涉及到对圣经中神的工作的理解。旧约里的神是威严而不可亲近的，因为祂显现在人类面前的是公义的面貌，而公义是我们这些罪人的天敌。到了新约，神确立“道成肉身”的原则，以拿撒勒人耶稣为人与神之间的中保，并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替众人死的救赎之路来平息人与神之间的罪债。
潘霍华所说的分担神苦弱的意思是，为了拯救人类，耶稣只能从神的地位来到人的地位，最终死在十字架上。这次伟大的十字架事件是在耶稣背负世人的罪、进到人类的苦难与软弱中完成的。罪人要得到救赎，就必须信入这位十字架上的基督，并与祂在生命的新样中联结。“只有一个受难的神，才能有助于人。”“基督徒在神的受难中与祂站在一起，那就是把他们同异教徒分开来的东西。”潘霍华还说，现在人受到的挑战，是要在一个不信神的世界里参与神的受难，这样的参与，就表明一个人开始摆脱一切虚伪的宗教和虚伪的义务，开始过一种此世的生活。
受难，是在此世受难，而此世又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呢？照潘霍华看来，这个世界大约从十三世纪开始人类就逐渐地走向自律，“在我们这个时代已得到了某种完成，人类已学会了对付所有重要的问题而不求助于作为一个起作用的假设的神。”人类自律的观念在哲学与神学的发展中清楚地体现了出来。在神学当中，在英国十七世纪的神学家赫伯特爵士肯定理性是宗教认识的充分工具的说法中，可以第一次看出这一点；在伦理学当中，第一次显示出来是在蒙田和博丹用道德原则取代摩西十诫的论述中；在政治学中，则有马基雅弗利，他使政治学摆脱了道德的监护，并建立了“国家理性”的学说；在哲学中，一方面有笛卡尔的自然神论，他认为世界像一部机器，不需神的干预而自行运转；另一方面则有斯宾诺莎的泛神论，他将神等同于自然；最后，康德是一位自然神论者。──在这条路线上一种日益增长的倾向，都是肯定人和世界的自律。
与此同时，那些基督教神学的种种世俗的衍生物，即那些生存主义哲学和精神治疗学家，就开始乘虚而入，开始介入人类的日常生活。他们在他们的著述中向自信、满足和幸福的人类证明，人类其实是不幸的、绝望的，只有他们可以救你脱离困境。他们的目的，首先是要把人们驱入内心的绝望，然后那就成了人们的绝望。“它触及了哪些人呢？一小批知识分子，一小批腐化堕落的人，一小批自以为在世界上最重要并因而喜欢盯着自己的人。”
潘霍华说的没有错，上述生存主义哲学家和精神治疗学家所提请现代人注意的那些构成现代人基本思想形态的东西，到二十世纪中叶以后变得非常普遍，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并实践。事实上，从十八世纪启蒙时代的哲学家，十九世纪的实证论者到二十世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全都同意一件事：他们相信科学知识的发展将产生一个新世界，宗教将败于越来越有自信心的世俗主义之手。确实，二十世纪末期，人类生活在一个物质极度发达的环境里，旧有的道德似乎已连根拔起，但科学的发达真的解决了人类内心的难题吗？不，这从占卜、算命、看相、风水在我们的生活中大行其道就可证明。另一方面，道德禁忌的解除，导致现代人越来越放荡和无所顾忌，有些人公然跑到街上说，人生没有意义；有些人崇尚迷幻药；有些人公开提倡性解放、集体吸毒等生活方式，这种情形正好应合了
潘霍华四十年代时对这个世界的描述：“这个世界是由一些理性无力反抗的力量在控制着。”
这种力量控制的结果就是把神从这个世界推出去，从而宣告：没有神，认识和生活也是完全可能的。“甚至从康德以来，神就被放逐到了经验之外的领域。”“现在不论在道德上、政治上还是科学上，都不再需要神来作为一种起作用的假设了。在宗教或哲学上（费尔巴哈语）也不再需要这样一种神了。在理智上诚实的名义下，这些起作用的假设都被抛弃或省略。”
这时，神经紧张的人就会开始发问：那么，还有什么地盘留给神呢？由于不知道答案，后来的许多人就据此将潘霍华看作是无神论者，看作是像尼采一样宣告“神死了”的人。这其实是对
潘霍华极大的误解。虽然后来发展出来的“神死神学”等神学流派确实与潘霍华所说的“人类已经成熟，不再需要神的假设”的思想有关，但潘霍华所说的无神、不再需要神，并不是指神不存在了，他更深层次的意思，乃是反对那些幼稚、表面、狂热、虚伪的宗教现象和宗教行为，反对用一种陈腐的宗教方式来理解神，反对以非基督性的方式来解释信仰，即把神理解为人在软弱无助时所求助的神──潘霍华称之为“缝隙之神”。人类在未成年时，处处感到自己孤立无援，于是求助于神，这种神你可以把他称为“终级实在”、“存有本身”、“第一因”、“第一推动因”、“最高的善”，等等，但是，这些有关神的观念都是宗教式的、哲学式的、非基督性的，并不是圣经中所真正启示的那位“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正因为看到这一点，
潘霍华才提倡一种“非宗教的基督教”，其目的是为了恢复圣经的本来面貌，恢复生命的信仰。“基督教与其他宗教的不同之处在于，人的宗教意识使人在痛苦时才去仰赖世上有力的神，以神为救星。圣经则指引人去寻找一个无能为力和为此世经受着痛苦的神。唯有受苦的神才能帮助人。因此，所谓成年的世界应是放弃了对神的错误观念、并准备为圣经中所显示的神而奋斗的世界。”
换一句话说，现在这个世界存在着太多的伪神、偶像，而真正的神──在此世以苦弱的方式与人同在的神──反而被遮蔽了。所以，潘霍华在《伦理学》一书中提出了两种“无神”态度：“绝望的无神”与“孕育着希望的无神”。前者是指人企图取代神的位置，以宗教或意识形态景观来填补神的缺席。二十世纪的种种意识形态神话就是那些无神论者人为地造伪神的真实写照。而后者强调的是人在日渐自律的世界里尽到一个人责任，其中一个最大的责任是分担神的苦弱，参与神的受难，从而与神同在。“假如我们通过此世的生活而参与了神的受难，成功怎么能使我们骄傲自大，失败又怎么能使我们迷失道路呢？”
我们的成年，迫使我们真正地认识到了我们与神面对面的处境。“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用祂作为起作用的假设而生活的那位神，就是我们永远站在祂面前的那位神。在神面前，与神在一起，我们正在不靠神而生活。神允许祂自己被推出这个世界，被推上了十字架。神在这个世上是软弱而无力的，而且这是祂能够与我们同在并帮助我们的方式，唯一的方式。《马太福音》八章十七节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基督帮助我们，不是靠祂的全能，而是靠祂的软弱和受难。”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潘霍华所说的世界借以成年的那个过程，就是放弃一种虚假的神的概念，从而为圣经中的神扫清地面，这个神凭着自己的软弱而征服了这个世界中的强力和空间。也只有在这个范围内，我们才能正确地领会
潘霍华所说的基督徒要积极参与世俗生活的真实含义。
潘霍华说，人类通过词语，不论是神学语言还是虔诚的话语来了解每一件事的时代完结了，内心和良知的时代（这种时代应该说是宗教本身的时代）也完结了。我们正在走向一个完全没有宗教的时代：现在的人们简直不再可能具有宗教气质。即使是那些真诚地把自己说成是“宗教性”的人，至少也没有实行它。但这并不等于人类可以离开神的监护而生活，
潘霍华身后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二战之后，人类的苦难，罪恶，绝望，愚昧的个人崇拜，极权，战争，暴力，等等，不仅没有减少，反面增多了。因此，神学家布尔特曼曾公正地指出，即使勾销了神，人类的苦难与不幸依然得不到说明，也丝毫没有减轻。
潘霍华也说，即使在所有的世俗问题上作了让步，也仍然存在着所谓终极问题──死亡、罪过等等，在这些问题上，只有神才能提供答案。
不过，潘霍华所说的神不再是观念上的神，而是生命的本身；信仰也不是那种制度化、组织化、宗教化的信仰，而是本着对世界与生命负责的态度进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参与神的苦弱与受难。这实际上是来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人类的内心生活中，使人类在一片大混乱中重新找回生存的根基，“在我们生命的碎片中看到某种意义。”有根基的世界是真正给我们带来希望的世界，这个世界按
潘霍华的预言，将会有以下的表现：“在文化方面，它意味着从报纸和收音机返回书本，从狂热的活动返回从容的闲瑕，从放荡挥霍返回冥想回忆，从强烈的感觉返回宁静的思考，从技巧返回艺术，从趋炎附势返回温良谦和，从虚张浮夸返回中庸平和。”
也就是说，人要从宗教状态返回到真实的内心，社会要从混乱返回到秩序。站在这个根基上，听从良知的召唤，为期待新的世界图景的来临而担负起作为一个纯粹的人该有的责任，并为此而奋斗，这就是
潘霍华留给我们的遗产与启示。他至死都没有失去这个信念。当他平静地度过了近两年的牢狱生涯后，1945年4月9日，他被纳粹绞死。临死前，同室的囚友都去向他道别，他对他们说：“这，就是终点。对我来说，是生命的开端。”
他是乱世的先见，觉悟的勇士，光荣的叛徒，信仰忠实的实践者。他的死，为人类的良知在二十世纪的经历写下了悲伤的一页。
1998年5月2日
作者： 谢有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