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耶鲁的准备
·二、创办「博济医院」
·三、发起「中国医药会」 ·四、只在中国行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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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父孙中山在献身革命事业之前，曾有意行医济世。他的正式医学教育是在香港「西医书院」完成的，不过在这之前，他曾经先在广州博济医院附设的医校中就读过一段时间，这可以算是他接触医学教育的开始。当国父在一八八六年秋天进入这所医校时，博济医院的创办人伯驾 (Peter Parker,1804-88)已是八二高龄的老人，住在美京华盛顿，一面忍受年老的体能衰退之苦，一面回味壮年时在中国那段忙于行医、传道的日子。
一、在耶鲁的准备 伯驾于一八○四年(清嘉庆九牛)生在美国麻萨诸塞州的法明罕(Framingham)，原来应该有两个哥哥，不幸都在婴儿期就夭折了，所以只剩下两个姊姊和一个妹妹。童年的生活很单纯，总是在农场、教室与礼拜堂三者之间打转。一家人在父母亲的以身作则下，过看敬虔、勤劳的生活。 由于他是家中仅存的唯一儿子，必须帮忙农场上的操作，所以对学校的功课较为疏忽，升学的年龄也稍受耽误。当他拖到二十三岁才升入阿美士德学院(Amherst College)时，竟是全校中最年长的一个学生。在这所宗教气氛极为浓厚的学院中读了三年以后，他转入了学术水准较高的耶鲁学院 (Ya1e College)。由于耶鲁承认了他在阿美士德的全部学分，所以他只要再花一年时间部可获得学士学位。 在耶鲁的这一年里，伯驾最关心的不是学术的研究，而是追求圣洁的基督徒生活。「我愿更加圣洁、更像耶稣」的句子，经常在他的日记中出现。 也就是在这一年(一八三○年)，他开始考虑到献身于海外宣道的问题。第二年的四月间，有一位热心推动海外宣道的人士安路福(Rufus Anderson)来到耶鲁主持一连串的聚会，终于促成了伯驾的最后决定。由于安路福隶属于全美最早的一个海外宣道团体「美部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因此伯驾也将申请书送到那里去。 美部会接纳了他，同时建议他再回耶鲁去深造，接受神学与医学的训练。最后为了赶上一艘愿意免费带他到中国来的船，伯驾将四年的医学课程在三年裹加紧完成，于一八三四年三月通过考试，六月启程，十月抵达广州。 二、创办「博济医院」 伯驾是第一个来华的医疗宣教士，他在一八三五年创办的「博济医院」则是中国境内第一所现代化的医院。这所医院最初座落在广州城外西南方的外商社区中，规模不小，候诊室可以容纳二百多人，病房可以容纳四十多人。 开院后不过十七天，病历表就增加到二百四十多张，这里面还包括了几位衙门的官员在内，可见伯驾的医术很快就受到中国人民的信任。 为了使日渐增多的病人能够循序就医、提高效率，伯驾在病人进门后，先发以竹片制成的长方形号牌，然后病人就按照号牌上的号码，循序进入诊疗室。据说这种已为今日世界上各医院普遍采用的「挂号制度」，还就是渊源自伯驾在博济医院的这套设计呢！ 伯驾的专长本为眼科，所以一开始只看眼科的病，后来应病人的再三要求，也开始为他们看其它的病，从麻疯病、象皮病到疝气、肿瘤，无所不看，终于成了一个「全科大夫」。 其中尤其在外科方面，伯驾在中国近代医学史上写下了几个重要的首创纪录：一、割除扁桃腺(一八三六年)，二、割除结石(一八四四年)，三、使用乙醚麻醉(一八四七年)与氯仿麻醉(一八四八年)。 此外伯驾也以割除肿瘤而著名，例如他的第四四六号病人就是一个严重的肿瘤患者，从右太阳穴一直向下长到右颊，整个右眼几乎都被遮住了，结果伯驾为这小女孩施行手术，割下了这颗重达一又四分之一磅重的肿瘤，挽回了她的性命。 总计伯驾在华大约二十年的行医时期中，他一共看过五万三千多个病人。这里面从两广总督耆英到混身长疮的乞丐，从当地人到外地慕名而来的人都有。 在他所挽回的许多性命中包括了第一位华人牧师梁发在内，伯驾曾说：「我一生之中即使未做过其它善工，只恢复了这个为上帝所爱的仆人的健康，我也已经不枉为一世的人了。」 (引自梁发传，辅侨出版社，第八八页。)后来梁发常到博济医院来与病人谈道，为伯驾分担了许多辛劳。 伯驾一直视医疗为布道的方式之一，因此他虽然在医术上日益精进，但他信靠上帝之心并末稍减。在为病人进行手术之前，他除了详细研究病情以外，更迫切的为病人祷告。在他的日记中，到处都是将某个病人「交在最大的医生(耶稣)手中」，或为某个病人的痊愈而感谢上帝的记载。 对于病人在手术前的心理状况，他也一样重视，往往先花上几天时间，帮助病人对上帝也产生信心，然后才进行手术;其结果往往是使病人不但得到身体的痊愈，也经历到心灵的更新。 为了引进最新的医学技术，伯驾利用每次回国的机会，到处参观医院、遍访名医。例如他在一八四一年初次返国时，便完成了婚事，但是在婚后不久就与妻子小别，花了将近半年的时间前往英、法两国，向伦敦、巴黎的许多名医请教，获益匪浅。 除了自己重视进修以外，伯驾也训练了一批中国助手，前后大约共有十个人，其中以大弟子邝某最有成就，好几次在伯驾有事出门的期间能够独当一面，病人并不因此而减少。邝某的叔父曾随英人程耐里(Chinnery)学画，因有感于伯驾免费为自己的同胞们治病，他也自愿免费为伯驾将某些病人的病状画下来，成为一幅幅生动的病历资料。 这一百一十幅西式人像画如今都还存在，其中八十六幅在耶鲁医学图书馆(Yale Medical Library，二十三幅在伦敦盖氏医院的戈登博物馆(Gordon Museum at Guy's Hospital)，一幅在波士顿的康特威图书馆(Countway Library)。其中有三十多幅是肿瘤患者的画像，看了那些奇形怪状、丑恶挣狞的肿瘤之后，更让人敬佩伯驾的医术与爱心。 三、发起「中国医药会」 为了使医疗宣教的价值更为人们所重视，伯贺在一八三八年会同了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与郭雷枢(Thomas R. Colledge)二人发起组织「中国医药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参加成立大会的约有十多人，公推郭雷枢为主席、伯驾为副主席。不过郭雷枢不久就同英国去了，所以实际上是由伯驾来领导这个团体。 「中国医药会」虽不如以后的「中国博医会」(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那样在统一医学译名、推广医学教育等方面卓然有成，却在联系早期的医疗宣教士方面发挥了很大的功能。下面一连串在中国教会史与医学史上都不可缺少的名字，都曾经是「中国医药会」的成员：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合信(Benjamin Hobson)、麦嘉缔(D、B. McCartee)......。 四、只在中国行医 一八四四年中国与美国在澳门的望厦缔造了两国间的第一个条约，伯驾担任美国公使顾盛(Caleb Cushing)的译员。这是他参与外交工作的开始。以后他还担任过美国使馆的代办与公使(一八五五-五七)，不过比较起他的医疗与宣教事业，这些经历就黯然失色了。 一八五七年伯驾夫妇回到华府定居，从此就没有再到中国来。最奇怪的是这位在眼科、外科与麻醉等方面都可以列入世界第一流的医生，回国后竟然没有再为任何人看病，好象他根本不曾当过医生一样。也许，他当初习医是为了到中国来，如今置身于名医云集的美国首都，又何必锦上添花呢？不过他对中国的关怀却未中断，继续与留在中国的友人通信，当他得知博济医院在第二任院长嘉约翰(John Kerr)的领导下，无论在医疗或布道方面，都在不断进步时;心裹得到最大的安慰。 注：本文主要取材自Gulik, Edward V．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魏外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