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争议的宣教士　丁韪良
W.A.P. Martin

严佩娴

寄居时期：1827 － 1916
在华时期：1850 － 1916

丁韪良这个宣教士的名字，在今天的传统华人教会不算太熟悉。翻开近代中国历史，他却是一位重要人物。打开网上搜寻器（search engine），中文或英文，一大堆论文是论述他的。丁韪良可算是将西方文化和知识，向中国人展示的关键人物之一，亦可算是华人宣教史上，文字工作及教育工作的先驱。他采取的宣教方式和策略，与当时同期的戴德生（Hudson Taylor）南辕北辙。在异于寻常的66年悠长在华宣教事业中，有一些言行确实叫人争议。盼望“福音预工”－即将信仰渗透文化、教育、服务等领域的工作，普遍受到认同和重视的今天，传统教会能对丁韪良的功过，打一个较高的分数。

丁韪良（W.A.P. Martin 1827-1916）出生于美国印地安那州，是牧师的儿子，大学毕业后，受长老会差派来华宣教。1850年，与新婚太太抵达上海附近的宁波，展开头十年的传道工作。宁波是美国长老会在华第一个宣教区，由麦嘉缔医生于1844年建立。丁韪良夫妇到此，已稍具规模，不但有教堂，还有学校与印刷设备。丁韪良学习语言的能力很强，很快就学会宁波话，而且能用流利的宁波话讲道。听众对他的讲道，反应热烈，常在离去时发出“听道比看戏还有趣”的赞叹 。

西学开民智

丁韪良在宁波努力学习中文，许多古书都读过，并能书写文言文。他将讲稿汇集出版《天道溯源》，书中努力尝试将儒家道德伦理与基督教思想融合，辩说两者并行不悖，劝人相信耶稣。又抨击佛教教义和修行方法，特别对偶像、菩萨敬拜，尤加挞伐。这本书广受欢迎，成为新到的宣教士语文教材和训练材料。从1854至1912年间，以中文、日文和韩文，印行了30余版。在1907年“广学会”纪念基督教来华100年举办的投票评选中，《天道溯源》被选为最佳中文著作。

在宣教策略方面，丁韪良很早就显得“反传统”。有记载他当时不与其他西教士住在城外，却搬到城内与普通中国百姓一起生活。他的家门昼夜敞开，他的妻子成为中国妇女的闺中密友。由此管窥，他与一般宣教士在工作概念和方法上，一定不会太咬弦。

离开宁波后，丁韪良的工作就开始与翻译、写作、出版、教育、外交等结下不解缘。这不难想像，因为他是当时在中国少有的“中国通”，不但能说流利官话（即普通话），更熟谙经史子集，写流畅而为士大夫所欣赏的中文，理所当然成为中西沟通桥梁。19世纪末，晚清之世，中国在内，皇室腐败，官僚贪污，民风不正；对外受列强觊觎。战事失利的当儿，丁韪良与一些同期的西教士，比更多中华士大夫更早洞察中国需要心灵再造。学习西学，广开民智，把西方以基督教思想为基础的政治思想和模式，接种到中国来，使中国能够自强。

他的译作非常丰富，主要是将西方科学介绍到中国来，包括物理、化学等，最重要的一本书为《万国公法》，由他曾任总教习（相当于现代的总教务长，甚至校长）的“同文馆”出版。这本书翻译美国人亨利惠顿（Henry Wheaton）的国际法，在现代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相当重要，让中国人首次看到“权利、主权、人权、自由、民主”等概念，由同情维新的恭亲王拨专款印刷。1863年，他着手翻译此书，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说：“没有人指示我做这事情，但我毫不怀疑，这样做可使这无神论政府和人民，承认上帝及其永恒的正义。”1869年，丁韪良辞去长老会的职务，接受清廷三品文官衔，任同文馆总教习。1898年，在李鸿章推荐下，受二品顶带，任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并曾为光绪皇帝拟订学习英文的课程，由他的两位学生教授，可见“同文馆”对清末皇族及士大夫有多大影响。

备受争议

丁韪良仍在宁波传道时，已涉足政治外交等事情。这方面他做了两件重要的事：（一）公开表示同情太平天国革命，曾多次往返他们的“首都”南京。（二）因本身是美国人，1858年的天津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都有份积极参与。太平天国后来败亡，加上两份对中国不平等的条约，他都有份制订，日后西教士为人诟病，指责他参与所谓“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行为，便不足为怪。丁韪良由于与政治走得太接近，难怪日后不为传统教会所接受，甚至谴责。

义和拳匪之乱于1900年发生，丁韪良当时虽身居要职，仍身陷北京使馆区，渡过50多天担惊受怕，团团受困的日子。事后他返回美国，上岸时竟身穿当时被围困时的衣服，肩上还挂着防卫时所使用的枪枝，吸引旁人好奇询问。此外，又在书中公然建议向清廷索取海南岛为立足点，以增强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凡此总总，无不叫爱国的华人哗然愤慨。不过，仍有史家对他表示同情，认为这位“一生在中国推动国际法的老者”，亲尝中国罔顾国际法而带来的苦果，他心中的失望与愤怒可以想像。

在基督教信仰方面，丁韪良坚持可以在礼仪中向孔子像敬礼，大部份西教士均以为不可。此事于1890年在上海举行的宣教会议上，与戴德生为首的西教士，辩论不休。此两派之争议亦可反映早期来华宣教的两种截然不同路线：一条是以内地会戴德生为代表的大众路线，以最快的方法，最短的时间，让最多的中国人信主；一切只为抢救灵魂，其余无关重要。另一派以“广学会”的李提摩太为首，当中的表表者当然包括丁韪良和创办《万国公报》的林乐知。他们走的是精英路线，透过教育、出版等长期性工作，赢取中国知识份子的心，改变他们的世界观，为日后接受福音铺路。

“从上而下的福音路线”，平心而论是很难走的；而且在叫人得救方面，成绩单分数接近零。然而，从宏观来看，中国的现代化，无论思想或科技，西教士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我们的神是掌管历史的主，是差传的主；两世纪后的今天，回望历史，神确是差派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宣教士到中国，在宏观的层面和基层平民的层面，改变了中国，叫千万华人归向祂。

今天，对华人传福音的策略，已不再限于“从上而下，或从下而上”；反之是多元化，多样化的方式。其实什么策略都不重要，要紧的是清楚神的引导和领受，然后顺服去做。丁韪良经过拳乱的冲击后，仍决定重返中国工作，在北京去世，时维1916年，终年89岁。

参考资料：

1.  “从上而下的来华宣教士”，魏外扬，《海外校园》网站：  http://www.cefocm.org/web/big5_txt/bh0014/williama.p.martin-wei.htm

2.  《清末寓华西教士之政论及其影响》，黄昭弘，宇宙光1993年初版。

3.  “清末传教士丁韪良早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读《天道溯源》”， 曹刚华，《智识学术网》：http://www.zisi.net/htm/xzyj/cghwj/2005-12-28-34682.htm

4.  外国人帮中国办洋务”，刘作奎，《环球时报》2003年6月2日： www.china.org.cn/chinese/HIAW/365551.htm

5.  “丁韪良－基督教的利玛窦”，柯饶福 （Ralph R. Covell）：
 http://www.godoornet/text/history/chuanji18.htm

6.  《故乡网》： www.guxiang.com/lishi/others/xinbian/200211/20021109002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