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的教育宣教士—

　　清末民初中国的基督教大学共有十三所：华北区的齐鲁(济南)、燕京(北平)、华东区的金陵(南京)、金陵女大(南京)、之江(杭州)、圣约翰(上海)、沪江(上海)、东吴(苏州)，华南区的岭南(广州)、福建协和(福州)、华南女子协和(福州)，华西区的华西(成都)与华中区的华中(武昌)。

　　这些大学都是经过多次的合并或拓展才逐渐成形的，其中都有一段曲折复杂的过程。近年有位美国史学家Jessie Lutz对它们做了一番精细的研究，完成「中国与基督教大学」(China and Christian Colleges)一书，一九七一年由康乃尔大学出版，并荣获翌年的美国女史家奖。本文所介绍的路思义(Henry Winters Luce,1868-1941)与上列华北区的齐鲁与燕京两校都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称他为「华北的教育宣教士」。

一、耶鲁三杰

　　路思义生长在麻萨诸塞州的史克朗顿城(Scranton, Mass.)，父母亲都是敬虔的基督徒，经营一家颇具规模的杂货店。当他在一八八八年进入耶鲁大学就读时，正是海外宣道的狂飙吹进美国各大学的年代。就在这一年，「学生志愿海外宣道运动」 (The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s)正式展开，以后在短短的三十多年中，送走八千多名大学毕业生远赴异乡宣道，而其中又以到中国来的占最多数。

　　第一个被这股潮流所激动的耶鲁学生是与路思义同级的毕特金(Horace T. Pitkin)，他在大二那年就在一个夏令会中签了志愿卡，并且开始在同学中传递海外宣道的负担。路思义和艾迪(Sherwood Eddy)就是经由华特金的不断鼓励才加入志愿军的行列，而形成了「学生志愿海外宣道运动」中著名的「耶鲁三杰」。

　　「耶鲁三杰」在一八九二年毕业后，又一起进入纽约的协和神学院接受神学训练。在这里，他们不但在知识与灵命上装备自己，也很注意身体的锻炼，因为健康的身体也是前往海外宣道的一个重要条件。他们每天下午五点钟准时到院中的健身房活动，最后以一哩的跑步作为结束。每当他们想偷懒不跑时，总会提醒自己说：「还是跑吧！跑这一哩路可以使我们将来在中国多走好多路呢！」此外，他们也抽空到附近的教会医院中见习一些基本的医护技术，以备将来在中国可以派上用场。

　　在协和读了两年后，「学生志愿海外宣道运动」当局邀请他们三人出任一年的巡迥干事，分头前往各大学访问。路思义分配到南部与西南部的各州，结果他在这一年裹又带领了一百多人加入志愿军的行列。据统计资料显示，一八九四年度是这个运动扩展最迅速的一年，「耶鲁三杰」的贡献于此可见。

　　一年期满后，华特金留在协和，路思义与艾迪转往普林斯敦去继续未完成的神学课程。一八九六年的夏天，艾迪和华特金分别动身前往印度与中国，路思义则拖到第二年的九月才带看新婚三个月的妻子航向中国。

二、从「文会馆」到「广文学堂」

　　「文会馆」是由美国长老会的先驱宣教士狄考文(Calvin Mateer)在山东登州(蓬莱)创办的，当路思义来这里报到时，它已经具有将近三十五年的历史了。

　　在「文会馆」的头两年，路思义一面自己勤习中文，一面教学生物理学，同时也指导学生在课余研读圣经与从事体育活动。在他的鼓励和训练下，「文会馆」的学生举行了山东省有史以来的第一场篮球比赛，吸引了附近许多居民来观赏。哨音响处，全场手忙「脚乱」、鞋飞辫舞，使得另一位充当裁判的美国教师一筹莫展。

　　一九○○年的议和团事变，山东也是动乱不安的一省。居住在登州的传教士幸有北洋海军的统领萨镇冰率兵舰「海坼号」相助，得以安全抵达烟台，随即转赴朝鲜避乱。在朝鲜，他获知「耶鲁三杰」之一的华特金已经在七月一日保定府的大屠杀中死于拳匪之手，不禁在日记中写下这样悲痛的话：「这是什么日子啊！是充满苦难与迫害的日子，是由流血与死亡交织而成的日子。」不遇他并不因此灰心，相信「上帝的国仍将在中国建立起来」。

三、从「广文学堂」到「齐鲁大学」

　　虽然狄考文很早就呼吁在中国的教会学校要注重素质的提高，虽然「文会馆」在三十多年里已经为中国教会与社会培养出许多人才，路思义从一开始就觉得它仍有待大规模的改革。第一、登州位置较为偏远，不若济南、潍县等地位居交通要冲，若迁校于彼，定能发挥更大的影响力。第二、与其各差会独自经营小规模的学校，不如大家联合经营大规模的学校，而在高等教育上尤其有此需要。就在路思义的订划与联络下，美国长老会与英国浸信会终于在一九○四年在潍县成立了一所联合的高等教育学府——「广文学堂」。

　　「广文学堂」虽然只独立存在了十多年，却在中国基督徒学生的宣教运动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一九○九年三月间，路思义感受到学生中属灵复兴的气氛逐渐侬厚，就邀请丁立美牧师来校主领一连几天的奋兴聚会。

　　丁牧师也是「文会馆」的毕业生，说来还是「广文」的校友呢！原来每天只有二十分钟的晨间崇拜延长为一小时，许多学生在丁牧师富有挑战性的信息下决志走上传道之路。决志的人数从七个、六十个、八十个，最后增加到一百十六个，占全校学生的三分之一以上！从这里就开始了著名的「中华学生立志布道团」，后来在全国有支团十三处，团员一千多人，成为中国教会的一支生力军。

　　一九一七年，广文学堂与青州的「乐道院」、济南的「共合医道学堂」合并，命名为「齐鲁大学」。路思义被推选为副校长兼建校委员会主席;为此他回到美国两年多，四处奔走募集建校的经费。

四、促成燕京梦的实现

　　燕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司徒雷登 (John Leighton Stuart)在他的回忆录中称燕大的成立是「一个梦想的实现」。的确，这间以「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为校训的教会大学，不但以它精致和谐的中国式校舍为荣，也拿得出对中国文化研究的丰硕成果。

　　这个梦想的实现，除了有赖司徒雷登的擘划经营，也归功于路思义的募捐本领。从一九一九年出任燕大副校长后，他一直代表燕大在美国募捐。这次的使命比以前为齐鲁所做的更加困难，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孤立主义抬头，海外宣道的热忱也随之锐减。

　　然而为了燕大，路思义牺牲了与妻儿在一起的安定生活，忍受有些人对他「摆脱不了金钱」的批评，终于促成一幢幢的校舍在燕大校园中建立起来。其中有一个六角形的亭子，即由燕大当局命名为「思义亭」，藉以纪念他对燕大的贡献。

五、「杂志大王」的父亲

　　一九二七年秋天，路思义从燕大退休，终于有了真正属于自已的时间与生活，他再度回到荒废已久的学术活动中，在哥伦比亚大学与协和神学院选课，专心研究中国的历史、宗教与文化。第二年九月开始，他接受了甘乃迪宣教学院(Kennedy School Of Missions)的邀请，在那里教授有关中国的课程。他很兴奋的写信给朋友说：「在这裹，我们可以每天思想中国、讲解中国......虽然如今我们不能身在中国工作，却仍然可以在这裹为中国做些事。」

　　他的四个子女都已成家立业，蒙神祝福。尤其是长子亨利鲁斯(Henry R. Luce)一手创办了时代(Time)、幸福(Fortune)与生活(Life)三大杂志，赢得了「杂志大王」的美誉。从第一期的「时代」出刊以来，路思义一直是它的忠实读者，也时常向儿子提出一些改进的意见。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珍珠港事变后的几个小时，他长眠不醒，无疾而终。当天的日记是这样结束的：「我们正进入一个历史上的大时代，让我们相信上帝美好的计画。」

魏外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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