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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阴云密布 虽然晚间愉快，但日间的生活则愈来愈紧张。我们的工作简直太大了：我们的人数太多；情报网又太广。已有一年半的时间，我们这种双重的生活算是侥幸瞒过敌人的耳目。外表上我们还是一个老钟表匠与他两个没出嫁的女儿，同住在他小小钟表铺的楼上。可是事实上贝雅古屋已经成为一个地下活动的中心。我们的活动甚至已遍及荷兰最远的角落。每天有几十个人从古屋中进进出出，携带情报，传递消息。迟早我们总要出纰漏的。 最叫我担心的是用膳的时间。每次用膳时，都有这么多的人，以致我们不得不把椅子斜摆在餐桌旁。我们家的猫倒喜欢这样的布置。游西给它起了个希伯来的名字“玛赫·沙拉·哈施巴斯”，意思是：“快争食，勤捕鼠”，这真是名符其实。由于每张椅子靠得那么近，哈施巴斯甚至可以沿着每个人的肩膀绕圈散步，走了一圈又一圈，且不时咪呜低吟。 人多得叫我担心。餐厅离小巷只有五级台阶高。任何一个身材高大的人走过都能从窗外望进来。于是我们在窗口挂上一幅白色的窗帘，这样光线可以透进来，但室外的人却看不见屋内的情形。只有等到晚上，当那厚厚的隔光帘子被拉下来后，我才能宽心一点。 有一天吃中饭的时候，透过那薄薄的窗帘布，我仿佛看见一个人影站在外面巷子里。一分钟以后，我再看，人影仍在那里。除非有人对贝雅古屋里面的情形感到好奇，不然，实在没有理由一直站在那里的。我站起身来，稍微揭开窗帘的一角。 原来竟是娜莉家的老嘉琳！她呆呆地站在数尺之外，似乎给某种异常可怕的情绪吓得不能动弹。 我飞步下楼，打开侧门，把她拉了进来。八月的白天很热，但这位老妇人的手却是冰冷的。“嘉琳！你在这儿干嘛？你为什么呆站在那里？” 她啜泣说：“她疯了！你的姊姊疯了！” “娜莉？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她说：“他们来了！秘密警察！我不晓得他们知道什么？或者有谁告诉了他们什么？你姊姊和安娜坐在客厅里。我听见她的！”她又哭了。“我听见的！” 我尖叫了起来：“听见什么？” “听见她对他们说的！他们指着安娜问娜莉：‘这是个犹太人吗？’你的姊姊说：‘是的’。” 我觉得膝头发软。哦！安娜！那个金发、美丽的少女安娜！她有天衣无缝的证件，她信任我们！哦！娜莉！娜莉！你要严守诚实的原则，如今却弄成何等的地步！我又问：“后来呢？” “我不知道，我从后门逃了出来，她疯了！” 我把嘉琳留在餐厅，把脚踏车推到楼下。一颠一颠地尽快驶往一里半路外的娜莉家去。今天华见道的天空不再比别处宽阔了。在波士安荷文街的街角，我把脚踏车靠着一根电灯柱停了下来，大大地喘着气，心好像要从口中跳了出来。然后我尽量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沿着人行道朝娜莉家的方向走去。除了一部车子停在屋前的街边外，一切都显得十分正常。我走过那部车，继续往前行，那片白窗帘的后面寂静无声，屋子里的一切似乎都与它左右的邻舍完全无异。 当我走到街角时，我再转过身来。就在那一刻，屋门开了。首先是娜莉走出来，跟在她后面的是一个穿着咖啡色西装的男人。一分钟后，第二个男人出现了，半拉半扶着安娜。安娜面白如纸，在她走到那部车子之前，有两次我都以为她会晕倒过去。他们上了车，车门碰的一声关上了。引擎声响起，车子很快地驶开了去。 我踏着单车转回贝雅古屋，一路上强忍着焦急的眼泪。很快我们便打听出，娜莉被解到街角的警察局里，拘留在后面一间囚房里。但安娜则被送到阿姆斯特丹城中的一家老犹太戏院中去了，从那里大批的犹太人要转到德国及波兰的集中营去被毁灭。 那位驼背、憔悴的监狱清洁女工——美芝，如今成了我们与娜莉之间的联络员。过去我们对她说要回报我们的话一笑置之，如今则全靠她，我们才能与娜莉保持联络。美芝说，娜莉心情很好，时常用她甜蜜的女高音唱着圣诗和歌曲。 她出卖了一位朋友还怎能欢喜歌唱呢？每天早晨美芝将碧茜烘的面包带给娜莉。娜莉要那件在口袋上有绣花的蓝色毛线衣，碧茜也设法请美芝带去给她。 美芝传来娜莉的消息，是特别给我的：“厄运不会临到安娜身上。神不容许他们把她送到德国去。祂不会因为我顺从祂命令的缘故反叫安娜受苦！” 娜莉被捕后的第六天，电话铃响了，是毕伟的声音。“亲爱的，我在想你能不能亲自把那表送来？” 他是说有一个消息不便在电话中谈。于是我立刻骑着单车到爱登豪去。为了安全起见，我在身上带了一只男表。 毕伟等我进了客厅，关上门才说：“昨夜在阿姆斯特丹，有人偷进了一个犹太戏院，救了四十个犹太人出来，其中有一位年轻女孩坚持要让娜莉知道：‘安娜自由了！’。” 他用一只斜眼望着我说：“你懂得这话的意思吗？” 我一味点头，心里激动地说不出话来。娜莉怎么晓得呢？她怎能那么有把握？ 在哈林狱中拘留十天以后，娜莉被解到阿姆斯特丹的联邦监狱。 毕伟说，那里负责监狱医院的德国医生是个仁慈的人，偶然也会安排一个机会，以健康为理由释放囚犯。我立刻动身到阿姆斯特丹去见他，当我等在他屋内的通道上时，心里一直在想，我能说什么呢？我怎样才能打动他的慈心呢？ 通道上有三只黑色棕斑的大狗，不时过来闻闻我的手脚。我想起我们在脚踏车灯中曾高声朗诵过的一本书，书名叫“如何交友并影响别人”。作者卡纳基曾提出一种交友的技巧，就是先找出对方的嗜好。我在想，养狗的嗜好如何…… 终于一个女仆出来，领我进入一间小小的客厅。我用德语对沙发上这位头发灰白的医生说：“医生，你真聪明。” “聪明？” “是的，你记得把狗带来。这样当你与家人分开时，它们就成了最佳良伴。” 医生的脸立刻发亮。“那么，你也喜欢狗？” 我唯一知道的狗是傅利斯以前的那两只老虎狗。“我最喜欢老虎狗，你喜欢老虎狗吗？” 医生热烈地说：“人们都不晓得，其实老虎狗是很有感情的。” 约有十分钟的时间，我们只谈着狗。我搜索枯肠，尽量找出我以前所听过和读过有关狗的资料。突然医生站了起来：“我敢断定你不是为了谈狗而来的，你有什么事吗？” 我正视着他的眼睛。“我有一个姊姊被关在阿姆斯特丹的监狱里。我在想，是否……她身体不好。” 医生笑了笑：“原来你对狗毫无兴趣。” 我也笑着回答说：“但我现在有兴趣了，只是我对我姊姊更有兴趣。” “她叫什么名字？” “娜莉·华登。” 医生出去了一下，回来时手中拿着一本褐色的笔记本。“是的，她是新来的囚犯，告诉我关于她的事。她为什么入狱？” 我冒险告诉他，娜莉是因为藏匿一个犹太人而被捕的。我又告诉他，她是六个孩子的母亲，如果无人在家照顾他们，这可能要负累国家(只是我没告诉他，她最小的孩子如今都已经十七岁了。) “唔！我会试试看。”随即走到客厅门口，示意要我告辞。 在回哈林的火车上，我心中甚觉欣慰。这也是我自娜莉被捕以来，心情最好的一刻。但等了一天又一天，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两个星期都过去了，仍然没有进一步的消息。于是我再回到阿姆斯特丹。我对医生说：“我是来看你那几头狗的。” 但他显然不欣赏我的幽默。只是一本正经地说：“不用再来找我了。我知道你的兴趣不在狗，你要给我时间。” 因此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耐心等候。 九月里一个晴朗的中午，我们十七个人挤在餐桌旁。突然坐在我对面的尼斯面色发白。他是我们的工作人员之一，是来报告老嘉琳已经安抵阿克玛城北的一个农场。 尼斯以正常的口气低声说： “不要回头，有人从窗帘顶上朝我们看。” 在窗帘顶上！那绝不可能。除非是个十尺高的巨人。立刻桌上鸦雀无声。 尼斯说：“他站在楼顶上，正在洗窗子。” 碧茜说：“我没有叫人来洗窗子。” 不管他是谁，我们决不能呆坐在这里，好像做了坏事一样的一声不响！游西灵机一动，立刻开声唱：“祝你生日快乐！”我们大家也随即醒悟过来，跟着一同高声唱着：“祝你生日快乐！亲爱的公公……”歌声还荡漾在贝雅古屋中时，我已走出侧门，站在梯旁，抬头望着那个手提吊桶和拿着海绵的工人。 “你在这里干嘛？我们不要你洗窗子。特别是在开庆生会的时候！” 那人从裤子后面的口袋里拿出一张小纸头，仔细地看了一遍说：“这不是裘弼家吗？” “他们住在对街。可是不管了，你上来与我们一同庆祝吧！”那人摇摇头，谢谢我们的盛意，说他还有工作要做。我看着他走过百德街，拿着他的梯子到裘弼家的糖果店去了。 当我回到餐厅时，大家七口八舌地问：“我们刚才那一招还可以吗？你想他是来侦查我们的吗？” 我没有回答，因为我不知道。 最叫人难受的是被蒙在鼓里。其中一件乃是我不能预测自己的反应。当遇见真正的审问时，我的表现将如何呢？这点最使我担心。当我白天清醒时，我对自己很有把握。但如果敌人是在晚上来到呢？……尼斯、韩克和凌德一直在训练我，他们会突然在夜间冲进我的寝室，把我摇醒，连珠炮地向我发问。 当这样的事第一次发生时，我还以为突袭真的来了。有人在用力拍我的门，然后电筒光照着我的眼睛。“起来！站着！”我看不见那个对我说话的人。 “你们把九个犹太人藏在哪里？” “现在我们只有六个犹太人了。” 室内肃静无声。有人打开寝室内的灯，灯光下我看见罗武双手抱着头，不住地说：“唉！糟透了！糟透了！怎么会那么糟糕！” 韩克站在他的后面，说：“现在想想看，纳粹的秘密警察正要用诡计套你的话。你的回答应该是：‘什么犹太人，我们这里没有犹太人！’。” “我可以再试试吗？” 罗武说：“现在不行，你已经醒了。” 几晚之后，他们又来了。“你所藏匿的犹太人都从哪里来的？” 我摇摇晃晃地坐了起来。“我不晓得，他们来拍门，我便招呼他们进来了。” 罗武气得把帽子丢在地下，大声说：“不，不，不。‘什么犹太人？我们这里没有犹太人！’难道这一点你也学不会吗？” 我回答说：“我会好好学的，下次会做得好一点。” 果然，下次我比较清醒了。约有半打的影子挤在我的寝室里。一个命令的口音说：“你们的粮食配给证都藏在什么地方？” 当然是在最低一层楼梯的下面，但我不会上他们的圈套。我想出一个机巧的答案：“在楼梯墙上的挂钟里面。” 吉儿在我床上靠着我坐下来，用一只手臂抱着我说：“柯丽姨妈，你进步了。这次你肯尝试。但要记住——除了公公、碧茜姨妈和你三位之外，你没有别的粮食配给证。这里没有地下工作的活动，你不晓得他们在说什么……” 一再地演习之后，我渐渐有进步。但是当真正的突袭来到时，当那位受过严格训练、懂得如何套人说话的真正纳粹警察来审问我时，我的表现又将是怎样的呢？ 伟廉的地下工作使他常常要到哈林来。如今他的脸上经常杂着失望与焦虑的表情。德军已经两次到他的养老院去了。虽然那些仍旧在养老院中的犹太人多数都给他瞒过德军的侦察，可是还是有一位瞎眼患病的老妇人给德军带了去。 伟廉一再地说：“九十一岁了！根本都走不动了，他们还是要把她抬上车。” 到现在为止，由于他是牧师，德军对他还算客气。只是他说，他已受到监视，而且比以前更加严密。为了使他能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到哈林来，他每个星期三早晨在贝雅古屋主持一个早祷会。 然而伟廉每做一件事都是十分认真——特别是祷告——于是很快便有好些哈林的居民前来参加这个早祷会。这已是德军入侵的第四个年头，许多人心中觉得空虚，渴望能有一些令他们相信的东西。前来参加聚会的人多数是不懂得贝雅古屋的双重身份的。这一方面为我们带来新的危险，因为当他们走上那狭窄的楼梯时，难免会遇见我们的工作人员和其他各地回来传递情报的人员。但在另一方面，我们认为这可能对我们的地下活动也有好处，至少有那么多进进出出的人显然都是不知情的。至少，我们这样希望。 一晚宵禁以后，我们围坐在餐桌旁吃晚饭。三位我们彭家的人，七位“长期住客”与另外两位我们正在设法安置的犹太人。突然前面铺子的门铃响了。 收市以后还会有顾客来吗？他怎么那么大胆，敢在宵禁之后还站在百德街上？我从口袋中取出钥匙，匆匆下楼到通道上去，开了工作室的门锁，又在黑暗中摸索到前面铺子里去。到了前门时，我静听了一会。 我高声问：“谁？” “你还记得我吗？” 是个男人，说的又是德文。于是我也用德文问：“谁呀？” “是个老朋友，来拜访你们。快开门！” 我摸到锁，谨慎地把门打开。是一个穿制服的德国士兵。在我还未来得及按门后的电钮前，他已推门进来。他把帽子脱下去。在十月夜的微光下，我认出他就是四年前被父亲辞退了的那个年轻德国钟表匠。 我叫了起来：“欧图！” 他立刻纠正我说：“称我奥舒勒上校。彭小姐，我们现在的地位稍微倒转过来了，是不是？” 我瞄了一眼他制服上的徽章。他不是上校，而且官阶差得还很远。但我没有说什么。他向铺子四围不断地打量着。 “还是同样局促的小地方。”说着伸手要打开墙上的灯，但被我伸手按住了。 “不！铺子里没有隔光的窗帘……” “那么，让我们到楼上去谈谈往事。那个老钟表匠还在吗？” “你是说基士吗？他去冬燃料不够时冻死了。” 欧图耸耸肩。“算他好运！那个虔诚的读经老人呢？” 我慢步移到柜台旁，那儿有另一只警铃。“父亲很好，谢谢你。” “那么，你不邀我到楼上去拜候他吗？” 他为什么那么热心要上楼呢？这个恶棍是来耀武扬威的呢？还是有什么地方引起他的疑心？我的手指终于摸到那只电钮。 “什么声音？”欧图怀疑地转过身来，向四周视察着。 “你说什么？” “那个声音，我听见一阵嗡嗡的声音。” “我没听见什么。” 但欧图已经转身走过工作室。 我大声叫道：“等一等！让我把前门锁好，我再跟你一同上去！——我要看看他们要多久才能认出你来。” 我尽可能在门上拖延时间：无疑的，他已起了疑心。然后我随着他通过后门，进入通道。餐厅内和楼上一点声音都没有。我快步越过他上楼敲门。 我用一种开玩笑的声音大声说：“父亲！碧茜！我让你们猜三次——唔！不——猜六次，是谁来了。” “没有什么好猜的！”欧图一步上前，越过我身旁，把门推开了。 父亲与碧茜从餐桌上抬起头来，桌上正摆着三个餐位。我那没吃完的餐碟还在旁边。一切都做得那么完善，即使连我自己刚才还看见十二个人在这里的吃饭的，如今也不得不相信家里就只有一个纯谨的老人与他两个女儿一同在吃晚餐而已。那个“阿平纳表”的记号也放在窗台上：他们记得每一个细节。 不经邀请，欧图自己就拉了一张椅子坐了下来，洋洋得意地说：“哈哈！事情的发生不正如我以前所说的吗？” 父亲安静地回答说：“似乎是这样。” 我说：“碧茜，给奥舒勒上校倒杯茶吧！” 欧图在碧茜给他倒的那杯茶上啜了一口，随即望着我们大家说：“你们从什么地方弄来真正的茶叶？荷兰没有人有茶。” 我多笨！这茶是从毕伟那里来的。 我说：“如果你一定要晓得，它是从一个德国军官那里来的。但你不要再寻根究底了。”我装着与占领军的一个军官有特别交情的样子。 欧图逗留了约有十五分钟左右。最后他大概觉得已向我们炫耀够了他那得胜者的姿态，这才漫步走回空寂的街上。 再过了半个小时之后，我们才敢给那九个挤得酸软麻痹的人发出安全的信号。 十月第二个星期的一个早上，我们正忙着处理地下工作的许多难题，楼上通道上的秘密电话铃响了。我急忙跑下去拿起听筒。全家只有父亲、碧茜或我可以接电话。 电话筒中传来这样的声音：“喂！你可以来接我回家吗？” 那是娜莉！ “娜莉！什么时候——怎样——你在什么地方？” “在阿姆斯特丹的火车站！只是我没有钱买火车票。” “留在那里！呵！娜莉，我们就来！” 我骑车赶到波士安荷文街，接了腓立和当时恰好在家的孩子们匆匆再赶到哈林火车站去。当火车还未进阿姆斯特丹火车站之前，我们已经看见娜莉——她那件颜色鲜艳的蓝毛线衣在又黑又大的火车站上宛若一片蔚蓝的天空。 狱中七个星期的生活，除了使她脸色变得十分苍白外，娜莉仍是像过去一样的活泼光彩。她说，一位监狱医生宣布她有十分严重的低血压症，可能致使她一生残废不能工作，这一来她六个孩子很可能就将成为社会的负担。当她述说这事时，脸上同时起了不明所以的皱纹。 一九四三年的圣诞节近了。唯一能点缀这个节日的不过是地上薄薄的雪。似乎每一家都有人被关在监狱里，或在劳动营中，要不就是正在东躲西藏。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好像才第一次注意圣诞节真正的宗教意义。 在贝雅古屋，我们不仅庆祝圣诞节，也庆祝犹太人的“烛光节”。碧茜在餐厅壁橱后面，别人所寄存的贵重物品中找到一个烛光节的灯台，把它放在钢琴上面。每晚我们加点一枝蜡烛，游西则为我们诵读马喀比的故事。(译者注：马喀比是纪元前二世纪犹太爱国者之一族，曾起来抵抗叙利亚王国的压迫并统治巴勒斯坦直至纪元前三十七年止。)然后我们大家合唱那悲凄的旷野之歌。在那几个晚上，我们大家都变得十分犹太化了。 大约是“烛光节”开始的第五夜，当我们正围坐在钢琴旁时，侧巷的门铃响了。开门后，我发现是隔壁眼睛匠的妻子贝奇士师母站在雪地上。贝师母禀性温和、身材丰盈，与她丈夫多虑、清瘦的体型恰成反比。然而今夜她那丰满的面颊因焦虑而扭曲了起来。 她低声对我说：“你可以请你们家的犹太人唱低声一点吗？我们隔着几道墙都可以听见你们——何况，在这条街上住有各式各样的人呢……” 回到贞苏姨妈的房间，我们惊恐地讨论这项消息。如果贝奇士一家晓得我们的事，那么在哈林市还有多少人也晓得呢？ 不多久我们就发现，另一个也晓得这件事的人就是警长本人。正月一个阴沉的上午，天似乎又要开始下雪了。杜丝突然闯进地下工作的“总部”——贞苏姨妈的后房，手里拿着一封信，信上盖着哈林警署的印记。 我把信封撕开来。里面有一张警察局长专用的信笺，上面有手写的短信。我默默地看完，再高声读出来： “本日下午三时请来警长办公室。” 我们花了二十分钟的时间，试行分析这封短信。有人认为那不是拘捕前的预告。警察为何要给你一个逃走的机会呢？但是，为了安全起见，我们还是应该准备应付突袭检查和逮捕入狱为上策。工作人员一个个依次地溜了出去。住客把字纸篓一一清理，又将缝纫用的碎布收拾干净，以便能在急忙时逃进密室躲藏。我则搜索了所有足以定我们罪的文件，拿到餐厅里久已空置的煤炭壁炉中焚毁。那头猫似乎也意识到室内紧张的空气，闷闷不乐地躲到桌子地下去了。 然后我洗了个澡。这也许要等好几个月以后才能再洗澡了。我又按娜莉和别人的经验，检好一个行囊，准备入狱时使用。里面是一本圣经，一枝铅笔，一束针线，一块肥皂——如果那东西可以也可称为肥皂的话——一枝牙刷和一把梳子。我穿上最暖的衣服，在里面套上好几层内衣裤和两件毛线衣。三点前我与父亲和碧茜紧紧地拥别，走出门外，踏着灰黑色半溶的雪，往史美德街走去。 值班的警察是个老相识。他看看信，又看看我，脸上流露着好奇的表情，说：“这边走。” 最后他在写着“局长”的门上敲了敲门。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是位中年男子，红色与灰色交杂的头发向前梳着，大概是要遮掩头上光秃的部分。一座收音机扭开了。警长伸手向前，扭转收音机上的开关，他不是把音量转低，而是把它转高了。 接着他说：“彭女士，欢迎你来！” “局长，您好。” 局长站起来把门掩好，说：“请坐，你知道我晓得你的一切，包括你的工作。” “你是说修理钟表吗？也许你对我父亲的手艺会更欣赏呢！” 局长微笑着。“不，我是指你‘其他的’工作。” “呀！那么你是指我为低能儿所做的工作吧！对了，让我告诉你那些工作的情形——” 局长压低了他的声音：“不，彭女士，我也不是指你为低能儿童所作的工作。我是指你另外的工作。我要你晓得我们这里有些人也对你的工作甚表同情。” 如今局长笑得更爽朗了，我也只得暂且报之以微笑。他继续说：“现在，彭女士，我有一个请求。” 他在办公室的桌边坐了下来，双眼注视着我。然后把声音放低到只有我们能听见的程度。他说他也是为地下工作机构服务的，可是警署中有一个警员，把情报全部泄漏给纳粹的秘密警察。“现在我们对这个人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把他杀掉！” 一股冷流沁透过我的背脊。 局长继续耳语说：“我们还有什么办法？我们不能逮捕他——在这里除了德国人控制下的监狱外，没有别的监狱。可是我们若任凭他活动下去，许多人都要死亡。彭女士，这就是为何我在想，不知在你的工作单位中是否有人可以——” “去杀掉他？” “是的。” 我向后靠着。这是否是一个诡计，要诱我承认确实有地下工作这回事？又要引诱我列举姓名呢？ 看见警长眼中闪烁着不耐烦的表情，我终于这样说：“局长，我一向以为我的任务是拯救性命，而不是毁灭生命。然而我也了解你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我有一个建议。你祷告吗？” “在这种日子里，我们大家不都要时常祷告吗？” “那么让我们做一个祷告，恳求神感动这人的心，叫他不要继续出卖自己的同胞。” 室内静默了好一会。然后局长点点头：“我很愿意这样做。” 于是，就在市警局的中心，当收音机正在大声报告德军最近进展的消息时，我们一同祷告。恳求神叫这个荷兰人看出他自己在神眼中的价值，也看出地上每一个人在神眼中的价值。 祷告完，局长站起来，与我握握手。“彭女士，谢谢你，我至诚地感谢你，如今我晓得请求你做这事是不对的。” 我手里仍紧紧地握着准备入狱的小行囊，沿着走廊走出了警察局，拐一个弯，又回到贝雅古屋。 在楼上，人们挤在我身旁，想知道事情的详细经过。但我没有把一切的经过都说出来。因为我不要父亲和碧茜晓得局长曾要求我们杀人，这会带给他们一种不必要的负担。 与警察局长意外会面的那回事，对我们应该算是一种鼓励。显然我们在政府的高级官员中还有朋友。但事实上这件事对我们却有相反的影响，这再次证明我们的秘密已经不是秘密。全哈林市的人似乎都知道我们的底细。 我们晓得我们应该停止这项工作，但怎么可能呢？有谁会继续负责这种数百姓命之所系的供应线和情报网呢？不错，许多时候我们得放弃一个秘密的收容站，但是当我们不再作这件事之后，有谁能接替我们把这些收容站转移到别处去呢？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好继续干下去。但是我们晓得悲剧的来临已经离我们不远了。 事实上，悲剧最先临到卓浦，我们那个十七岁的学徒，为了安全之故他父母请求让他住在贝雅古屋的。 一九四四年正月底的一天下午，天色已晚，罗武悄悄地溜进我的工作室。他向卓浦望了一眼，我点点头。卓浦早已对这房子里的一切都参与一份子。 “今天在伊蒂的一个地下工作站会遭遇突袭。你有谁可以通知他们吗？” 但我没有。天这么晚了，已经没有一个信差或护送人员留在贝雅古屋。 卓浦说：“我去。” 我打算开口抗议，说他毫无经验，而且很可能在路上被拦截，解到工厂作工。但我又想到在伊蒂那些工作人员无人警告他们，而我们楼上有整橱的女孩子围巾和衣服…… 罗武说：“孩子，那么快点，你必须马上去。”他将详细的情形告诉卓浦，随即匆匆离去。不久以后，卓浦又出现了。他打扮成一个十分美丽的黑发女孩，穿着长大衣，头上围着头巾，手上戴着毛皮的暖手筒。但这个孩子是否有何预感呢？在门口，他出我不意时，转过身来吻我一下才离去。 卓浦应该在七点宵禁以前回来的，但过了七点还没有他的踪影。也许他有事耽误了，要到明天早上才回来。 第二天早上很早果然来了一个人，但他不是卓浦。当罗武踏进门口时，我已看出他的步伐因坏消息而变得十分沉重。 “是卓浦，对吗？” “是的。” “事情怎么发生的？” 原来是罗武从值夜班的警察那儿得来的消息。当卓浦抵达伊蒂那间房屋时，纳粹的秘密警察已先他而到。卓浦按铃，门开了，秘密警察假装是屋主，邀他进去。 罗武说：“柯丽，让我们面对现实。秘密警察会从卓浦口中套出一切的情报。如今他们已把他解到阿姆斯特丹去。他能有多久闭口不说出来的呢？” 于是我们再次考虑停止地下工作。可是我们又再一次发现没有这种可能。 那夜，当屋子里其他的人都上床以后，父亲、碧茜和我一起祷告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晓得尽管危险一天天的增加，然而我们除了继续干下去外，没有别的办法。这是个恶势力掌权的时候，我们不能逃避。也许当人作了最大的努力而失败后，神的权能才能自由地开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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