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圣经更易阅读的先导者 杨格非
Griffith John
寄居时期：1831 －
1912
在华时期：1855 － 1911
杨格非被誉为“华中宣教之父”，因为他一生大部份时间都在中国中部一带工作。除开荒传道外，更是一个非常勤奋的文字工作者，著书、翻译无数，目的是将福音带给中国人。英国伦敦会遗下来的书籍中，相当一部份是他的著作（注）。杨格非其中一项重要成就，就是把当时平民百姓不易懂的文言文圣经，以浅易的文言文翻译出来，在中文圣经翻译的进程上，立下重要的里程碑。
杨格非牧师（Griffith John, 1831-1912），出生于英国威尔斯。自幼失去母亲，18岁再遭逢丧父之痛，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成长。少年时期就显露出满有讲道恩赐，14岁开始在教堂向会众传讲天国福音，领人归主，因此还未满20岁已成为当地教会争相邀请的讲员。可是他内心非常清楚神的呼召，并不是要他留在威尔斯牧会，而是打发他到远方去宣教。1855年，他接受英国伦敦会的差派，携同妻子离乡别井，前往遥远的中国。抵达目的地后，先以上海为宣教基地，藉机学习中文，然后向四围市镇展开巡回式布道，继而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向两岸人口密集的城市宣教。
1861年抵达汉口，稍后向西进入四川，再南下湖南。杨氏以毕生精力奉献给中国的宣教事工，直至1911年退休回国为止。居留中国历时超过半个世纪之久，其间只返回英国三次，使他享有“华中宣教之父”的美誉。综合杨氏在中国50多年的事奉，以下三大贡献对中国社会获益最为显著，如下：
一、布道与植堂
此乃身为宣教士首要工作。杨氏自幼口才出众，具讲道天赋，能深入浅出将主耶稣的救赎信息，娓娓动听地宣讲，让大众容易接受。他到汉口初时，并没有固定布道地点，只能选择一些公开场地，聚集群众前来听讲，因而被称为“街头传教士”。当信众日渐增多，亟需寻觅一固定场所作聚会之用，杨氏乃于1863年，在汉口大夹街太平巷，创办了华中地区第一间基督教礼拜堂，命名为“首恩堂”。随后又陆续在蔡家巷设立“恩光堂”，统一街兴建“救恩堂”，花楼街建立伦敦会“花楼总堂”，成为汉口宣教管理中心，负责统筹华中一带的传教事宜。
杨格非在汉口站稳阵脚后，便计划向对岸武昌发展，此地乃湖广总督驻节所在，是华中政治文化中心。杨氏清楚认识到，欲于长江中游顺利传教，进入武昌乃急不容缓之举。然而，当地政府对杨氏的建堂申请诸多阻挠，几经波折，且在英国驻汉口领事协助下，事情始能略显端倪。终于在1864年7月，获准在武昌购地兴建“崇真堂”，标志着湖北甚至整个华中地区，正式向基督教的宣教事工全面开放。“崇真堂”座落在武昌戈甲营44号，是一间平面十字形单层哥德式建筑物，可容纳200人做礼拜。该堂的兴建象征着基督教传入武昌的划时代进展，自从1864年开堂迄今，超逾140年。在过去漫长的岁月，该堂虽然经历了难以胜数的自然灾害与人为摧残，竟然仍能屹立不倒，诚属一项令人难以置信的神迹。直至目前为止，崇真堂仍为当地基督徒重要活动场所。
武汉植堂事工告一段落后，杨氏遂于1868年联同亚烈伟力宣教士向四川推进。他们是最早抵达该省份的英国伦敦会宣教士，可惜传教事工进展缓慢，在十数年后的1881年，才开始建立第一间教堂。
继四川之后，杨氏下一个宣教目标就是湖南，然而该省居民以反对基督教著称，宣教士根本难以立足。杨格非以他坚强的毅力，从1879年开始不断尝试向湖南叩门，屡败屡试，绝不气馁。迨至1904年，杨氏在25年间，先后往湖南宣教凡11次之多。蒙神的保守带领，结果让他亲身体会到湖南官员与民众对基督教的软化，对外国宣教士的态度180度转变。从“以粪便石块相待”，到用轿子恭迎，锦旗相送。让杨氏肯定地知道，湖南省宣教大门已经打开。
二、翻译圣经
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乃西方宣教士来到中国传教所根据的重要文献。为了让华人了解圣经真义，翻译成中文乃急不容缓的首要事工。按照历史记载，由19世纪初叶，从外国来华的宣教士如马礼逊等人，已开始着手将圣经翻译成中文。起初沿用古典文学之文言体栽，被称为“深文理译本”，其特色是文字工整，词句简洁，诵读起来声调铿锵，朗朗上口。最大缺点在于，有时为迁就文体，竟然牺牲原文所应表达之正确意义。举例来说，“深文理译本”将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教导门徒祷告的主祷文作以下翻译：
我父在天 愿尔名圣 尔国临格
尔旨得成 在地若天 所需之粮
今日赐我 我免人负 求免我负
俾勿我试 拯我出恶 与国权荣
皆尔所有 爰及世世 诚心所愿
这类译本只适合满腹经纶的有学问人士阅读。一般未接受过高深教育的贩夫走卒，就会一窍不通，无形中岂不是将大部份人摈弃于福音门外吗?杨格非认为，欲广传福音首重普及，过份深奥的文字，殊非一般人易于接受。有见及此，他特别花费一段颇长时间，竭尽心力，以较通俗的半文言半白话文体，将圣经重新翻译。1885年完成了《新约全书》，称为“浅文理译本”。由于文字精湛深刻有力，文人和普通百姓均看得懂，遂广受欢迎。此乃圣经翻译的一个重要进展阶段。迨至1905年，杨氏再推出旧约浅文理译本，可惜只翻译到雅歌为止。嗣后在1920年左右再出现“和合译本”属于近乎白话文版本，一直沿用至今，广为华人教会采用。杨格非则未有参与该版本的翻译工作。
三、呼吁英政府停止鸦片贸易
杨格非伉俪于19世纪中叶抵达中国之际，正值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遭受极大屈辱，除割让香港，赔偿巨额军费外，还被迫签订种种不平等条约。然而英国商人仍旧继续将鸦片大量输入中国谋取暴利，国家财富饱受剥削不在话下，最惨烈者，国民被鸦片荼毒，终日生活在烟榻上，了无生气，健康日见低落，体质更趋羸弱，被讥为东亚病夫。传教士始终认定，英国这种致命的鸦片贸易，存在非常不光彩的劣迹，促使中国人抵挡基督。有见及此，杨格非制定双管齐下策略以面对：
首先苦口婆心提醒中国人，吸食鸦片有百害而无一利，应拒诸千里之外，切勿接触为上。另一方面，多次透过传媒，义正辞严向英国政府上书，谏议停止将鸦片输往中国。因这种贸易，会造成中国人对宣教士和福音产生强烈偏见。华人无法了解何以同属英国人，既传达救赎的福音，又带来具毁灭性的毒品！杨氏发动在华英国传教士，利用和国内教会通信机会，向各自母会报告，鸦片在中国肆行所造成的巨大恶果，并请求会众为禁鸦片之事切切祷告。虽然杨格非的谏言，未能即时遏止英政府的鸦片贸易，但他维护中国人福祉的勇敢言行，深受我们敬佩。
作为“华中宣教之父”的杨格非，他的丰功伟业并未因时空而消逝。1931年是他的百岁冥寿，汉口一间新教堂奠基，命名“格非堂”作为对他永久的怀念。1963乃杨氏离世后50多年，在他的家乡特兴建一座花园来纪念他在海外卓绝的成就，乡人都以当地出了一位伟大的宣教士引以为荣。
注：《新约全书》及文中附图《天路指明》为伦敦会出版，现收藏于澳洲首都坎培拉的澳洲国立图书馆。伦敦会解散后，在华宣教时所出版的圣经、书籍及收藏的图书，大部份均收藏在此图书馆内。
参考资料：
1. Griffith John, The Story of 50 years in China”, Wardlaw Thompson, 1906.
2. 译经溯源 – 《现代五大中文圣经翻译史》，赵维本着，中国神学研究院1993年初版。
3. 华中使徒杨格非”，魏外扬着，《重回庚子年》，宇宙光2001年初版。
4. 网站包括: www.cc-us.org/usa/H32-5.html, www.truth-monthly.com/issue66/9903cs02.htm及维真网》www.regentcsp.org/wzxk_list.asp?id=367 余文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