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y Andrews
与主偕行 安美瑞
Mary Andrews
寄居时期：1915
－ 1996
在华时期：1938 － 1951
她的中文名字叫安美瑞，英文名字是 Mary Andrews。中文名字是她年轻时，中国朋友给她起的，意思是叫人感到宁静、漂亮的美玉。进入暮年，虽然年事已高，身体已呈伛偻，但她敬虔及坚持行在主旨意中的态度，使人看见她，仍好像一块“美玉”。
安美瑞（Mary Andrews, 1915-1996）在中国政权还未易手前，是澳洲到华传道的宣教士之一。她在澳洲华人圈子也许并不著名，但在本地人的圣公会中，却颇受崇敬。不单因她在三、四十年代远赴饱受外忧内患的中国传道，更因她几十年来，献身教会教育事业，训练工人及远赴海外的宣教士，而备受推崇。
她的一生，甚至在退休之后，都不完全空白：事奉神、服务人群，如果能力所及，她都愿意去做。难怪雪梨圣公会将她曾任校长、专训练女传道人的圣经学校改为“安美瑞学院”（Mary Andrews College），以纪念她忠心作“神的使女”之事迹。
持久的兴奋
安美瑞在谈到她在中国服侍的十多年时，仍然是那么兴奋 －纵使那已不知是第几次谈到她在中国的日子。毕竟那不是平凡的经历，若没有神的保守带领和人的安静顺服，在1938年至1951年期间，中国经历日本入侵、两党内战、经济崩溃、粮食缺乏、天灾、疾病，日子是怎样熬过来？
她从收藏“宝贝”的地方取出一个小锦盒来，打开，里面原来是一块精致的金属纪念币，是一个从上海到雪梨开会的银行家送给她的。然后带出一个令人兴奋的小故事。她说，一天，有人来找她。门打开，是一个步入中年后期的男士，一看见她便喊她老师。原来这人是安美瑞在中国教英文时的学生，目前是中国一家大银行的高级干部。知道要来澳洲开会，便想尽办法打听她的下落。到达后特意来找她；二人相见都感动得不得了。
安美瑞还记得起他。曾经一段时间她在中国浙江省一面教书，一面传道，盼望年青人悔改归向神，他是其中一个当时与她颇亲近的学生。“他目前是银行的高级人员，自然觉得不便公开自己的信仰，但我知道在他里面，他仍然是相信神的。”安美瑞十分有信心地说。 对于这一个老远来探望她的学生所带来的礼物，她自然珍而重之，因那是代表一份深挚的情谊和年青时候那段不一样的经历。
母亲的祷告
安美瑞于1915年3月在澳洲新南威尔斯（New South Wales）的乡间出生，是家中头一个孩子。母亲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却十分爱主。及至她们一家人搬到雪梨居住，她的母亲在教会的熏陶下，开始关心宣教士，为他们祈祷。她又特别关心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常带安美瑞到内地会的聚会去，让她从少认识中国的需要。16岁那年，安美瑞在一个青少年人的奋兴会上立志要为主作工。从此“中国”这个名词不断在她耳际响起。她起先很不情愿，因为中国是那么遥远、落后、环境恶劣。但神在她身上动工，圣灵的感动使她顺服下来，答应呼召。中学毕业那年，她向母亲透露要到中国宣教的意念，她的母亲竟同时向她揭露一个埋藏心底很久的秘密，使安美瑞吃惊不已。
内地会创办人戴德生于1890年访问澳洲，分享中国的福音需要，并希望有宣教士与他同往中国。在戴德生的感召下，有12名宣教士与他同往上海。安美瑞的母亲在这段时期亦盼望到中国宣教，可惜遭到父母强烈反对。此后，在她心内私下许了一个愿，希望奉献第一个孩子给神作宣教士。神果然听了她的祷告：安美瑞顺服神的带领，愿意到中国事奉。神亦很有系统地训练安美瑞到中国宣教：中学毕业后，接受护士训练，稍后到神学院受训，才加入差会，等候安排。
主里最安全
安美瑞于1938年9月14日于雪梨环形码头（Circular Quay）出发，乘船前往中国。当时的她只有23岁，独自一人上路。原本差会要派两个宣教士赴中国，但另一人觉得神是呼召她去印度，所以没有同行。在往后的日子，多次出远门，安美瑞都是孤身上路，只能单单倚靠神。
回忆当时到中国传福音的情景，她说，在中国传福音，的确十分富挑战性。抵达上海，初次体会战争的残酷。日军侵华，于1938年，单上海一市便有35万人无家可归，每日平均有100人死于街头；粮食奇缺。抵上海未几，安美瑞即辗转前往北京，学习中文和中国历史，在这更尝到差不多成为战犯的滋味。北京被日本人占领，澳洲人虽未致被囚禁起来，但也受到监视。没有人敢公然卖食物给她，但神一直看顾她，有弟兄姊妹给她接济，亦把握时机静悄悄帮助她离开。
在日军的侵袭下，安美瑞和其他中国人一样，常常要“走警报”，逃到防空洞躲避日军战机轰炸，有时甚至要逃到另一地方避乱。安美瑞说，她在小孩子的时候，很怕听烟火和爆竹燃烧的声音；神却安排她到中国，经历战乱，常常听到比爆竹声更响、更惊心动魄的声音。然而行在神的旨意最安全；若没有主的许可，没有一样事可以临到我们。
教会蒙难与复兴
克服文化和语言上的差异也不简单。到北京，安美瑞学习的是国语。第一个工场却是浙江省临海县，这是她实习的地方，帮助一位女传道牧养教会。在北京学的官话派不上用场，又要重新学习当地语言。
在临海的事奉既新鲜又满有神的祝福，日军来侵的威胁虽然从不减少，敌人的轰炸机经常在上空出现，但神仍加添人数给她们，亦有本地人帮忙工作。安美瑞除传道外，亦教英文和圣经，藉与年轻人接触，将福音介绍给他们。可是日本人真的要占领临海，战事日坏。差会要传教士撤退，安美瑞就以步行、坐轿子、乘军车或货车，辗转3,000多哩，由中国东部沿海到西南内陆昆明，再乘美军战机到印度的加尔各答，转乘轮船回国。那是1945年。
战后，安美瑞再返回中国。这一次的工场在浙江较大城市绍兴，在一所中学教书，一面传道。有许多青年学生归向耶稣，又目睹福音大大兴旺，有很多有恩赐的主仆起来。大批大批学生接受福音，并立志为主作工。安美瑞的教会人数亦与日俱增，只是“时间将尽”，共军于1949年4月控制绍兴，全市进入新的纪元和制度。
中国政权易主后，安美瑞还能在绍兴工作一段日子，但情况越来越不许她留下来。若她坚持不走，会带给中国同工很多麻烦，遂于1951年初决定返国。
回国后，雪梨教区委她为首席女传道人（Deaconess），翌年又委派她作圣公会女传道人培训学院校长，直至1975年退休。接获委任为校长时，安美瑞感到很战兢，其一当时她只有36岁， 出掌此职未免过于年轻；其二，她认为比她更称职的大有人在。然而，会督用一幅世界地图鼓励她，说她虽然已在宣教前线退下来，仍可藉着教育，训练更多神的工人，到世界各地宣扬神的国。
重访中国
退休后，安美瑞在教会的事奉没有停止。她在好几个教会机构委员会内担任委员，亦在圣公会的退休人士寓所当舍监。神恩待她，虽年逾70，仍于1985及86两年，先后重返中国探望经济开放后的中国教会。到过福建和浙江，更重访绍兴。30多年前她的一位初信学生如今已作了传道人，礼拜堂每星期座无虚席，叫人雀跃。会众也感到兴奋吧，这位满头银发的老人，竟能操一口流利的绍兴话。虽是澳洲人，当年与他们的长辈曾一同背负危难；又曾将一生最好的光阴，为神的缘故，献给中国人。
1991年安美瑞再一次访问中国教会，此时中国教会的人数估计已达数千万人。教会的长执不再只有老人家，年青人亦起来事奉。当年安美瑞离开中国，悲观之情弥漫教会，以为中国福音之门已关闭。40年后重游旧地，中国教会竟成为全球发展得最快的地方，喜乐充溢老姊妹的心。安美瑞可以作见证，有这一天，是神的作为；是祂引导众多宣教士当年的“佳美脚踪”走过来的成果。
★ 作者于1996年5月到安美瑞的家，探访老姊妹，听她畅谈在中国的日子。本文亦参照有关她在华宣教的传记Going It Alone（Margaret Yarwood Lamb, Aquila Press 1995）写成。图片当时获安美瑞姊妹准许采用，老姊妹则于同年底安息主怀。蒙Aquila Press允准再次使用这些照片，非常感谢。
梁以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