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复兴
关于「上海复兴」，余慈度在她的见证中说：「一九二五年夏天正当反基运动达到高潮的时候，神就借着伍兹师母（Mrs. Henry Woods）作祂的器皿，在上海带进一次强大的复兴。伍兹师母是『全球复兴代祷运动』（World-Wide Revival Prayer Movement）的发起人。那些读过她 《主恩满溢》（The Half Can Never Be Told）一书的人就会知道神所做的工作是何等奇妙。许多参与这次复兴的人，都能为圣灵在复兴中所显出的大能做见证。他们多人都是因为参加了那一次的复兴大会归主的。」（l） （吴秀良著：《复兴的先锋——余慈度二十世纪的中国教会》，比逊河出版社，2000,10初版）
我们只根据余慈度这一段简单的记录，自然无法看出「上海复兴」在圣灵之流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也无法看出她自己在这次复兴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我们需要根据《主恩满溢》一书和其它当事人的见证，对这一次的复兴的经过和影响，加以阐明和补充。
全球复兴代祷运动
促成「上海复兴」的两种因素，一个是属灵的，一个是属世的。关于属灵方面：余慈度和她的属灵同伴在一九一○年代后期，共同发起了全国信徒祷告工作。安汝慈在《教务杂志》上刊登了一系列有关信徒祷告生活和为教会复兴代祷的文章。一九二四年元旦，伍兹师母和她的先生（美国长老会派到中国的一位医生教士），联同几个重要的属灵领袖，在上海发动了「全球复兴代祷运动」（2）。他们为此成立了委员会，由伍兹师母担任主席。委员中包括安汝慈和余慈度二位女士，和当时著名的西教士何思德（Dixon E. Horst，内地会驻华主任），伍伯之（Samuel, I. Woodbridge，美南长老会医生教士），鲁雅各布牧师（Rev. James Walter Lowrie，美国长老会驻华会议主席），万应远牧师（Rev. Robert T. Bryan，美国南浸信会的「上海浸会学院」院长）等人。余慈度是委员中唯一的中国人。
该会向世界各地的教士和信徒大量分送与信徒祷告生活和代祷工作有关的重要书籍，以图唤起信徒祷告的负担。另外，该会也邀请国外著名布道家到中国来开复兴会。那时英籍的魏克斯教士（Paget Wilkes）为「日本福音团」（Japan Evangelistic Band）的创始人，他在福音布道上大有能力。他的属灵著述很多，其中《作工的炸力》（The Dynamic of service）一书，对中国福音复兴的工作影响甚巨（倪柝声重要同工张愚之在抗战期间曾将此书译成中文）。
一九二五年初，伍兹师母和委员会成员往上海定期禁食祷告时受圣灵引导，决定邀请魏克斯牧师到中国来主领西教士在江西牯岭举行的年度夏令会。该年五月底，上海发生了著名的「五卅运动」（或称「五卅惨案」）。那时上海的学生为了抗议当地的一位中国工人遭受到日本工厂的残酷虐待，而发动游行。学生中有十二人被英籍警察射杀，并有多人被捕，因而激起全国各界规模空前的反抗帝国主义（指英国和日本）运动。
复兴会的重要果子
魏克斯因为自己是英籍教士，他就致电伍兹师母问她是否自己应当延期赴沪。伍师母等经过迫切祷告，灵里觉得魏教士还是应当如期来华，只是他们把聚会的地点临时从牯岭改在上海英国公会的「联合礼拜堂」举行。他们起初为了避免在大会中可能发生的种族冲突（那时一些教会中的「新派」份子，也站在学生一边攻击西教士），就规定把为期三周的培灵会只向外籍教士开放。前来聚会的西教士们特别踊跃，圣灵大大做工。
有一次大会破例准许一个身患绝症的中国人来与会（他是石美玉医生带来的病人），结果他当场得到神医治而疗愈。因此就有人提议，大会也应当向中国信徒们开放。但是魏克斯不懂中文，必须能找到合适的翻译才行。有人提议找青年布道家王载来作翻译，可是他们发现王载那时正在山东一带布道，恐泊远水不解近渴。那时余慈度主办的「暑期预言查经特会」刚刚结束，伍兹师母就派人到江湾去找她推荐合适的译员。
当差来的人到了余慈度的住所时，发现王载正在她的客厅和余慈度讨论邀她到福州去领会的事，并且他就要在两小时之内坐船离开上海回福州去为特会作准备。余慈度立刻改变计划请王载留在上海帮助大会的翻译工作。整个聚会被复兴的灵所充溢。培灵会结束以后，复兴的火越烧越旺，使大会一直持续了两个月之久。
王载在这次复兴中，除了担任翻译以外，也积极参与复兴讲台。当魏教士突然病倒时，他和另外一位桑教士（Rev. J. B. Thormton）共同担当大会主讲的责任。在一个全天禁食祷告会上（8月5日），王载又和余慈度共同负责主持这个属灵争战的聚会。圣灵大大地做工。多人在大会中痛哭流涕，认罪悔改。冷淡多年的信徒在会中得到复兴。
复兴大会所结的果子中，除了初次蒙恩得救者以外，还有五十位中国青年信徒在会中决志奉献终身于布道工作，其中有不少人成为第二期复兴运动中的重要人物。计志文就是在这次复兴中决定辞去他在邮局里的优薪职位，而回到上海的伯特利圣经学院接受训练。周志禹牧师和胡美琳女教士也是在那一年的复兴会中决心归主的。女神学家蓝如溪、石美玉医生和胡遵理教士（Jennie Hughes）等都是在复兴期间由王载予以施浸的。此外在复兴会中献身的，还包括创立灵粮堂的赵世光牧师等。
一九二五年在中国教会复兴史上是一个关键性的年代。上海复兴后，王载扩大他奋兴布道的职事到中国沿海各大城市，进而扩大到海外。一九二八年他应邀到香港主领聚会，结识了加拿大籍的宣道会教士翟辅民（Rev. Robert A. Jaffrey）。次年他与翟教士组成「中华国外布道团」，到南洋各地布道，成为中国第一个向海外布道的差会。
在国内，计志文成为一九三○年代「伯特利布道团」的领袖。宋尚节于一九二七年由美国返回中国后，也于一九三○年代初期参加该团，与计志文同工。他们对中国一九三○年代福音的广传影响很大，代表了「奋兴布道派］的主流。
（1）Yu（1927），p.69。
（2）Woods(1927); Carpenter(1997), pp.119-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