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薛玉光老师是廿五年前的事了，那时我与另一个弟兄同到马来西亚去念神学，在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受造就，可能是因为他个子很高，从前又参与军队去抗日，所以当时我觉得他很严肃，有点儿怕跟他谈话，但心里知道他是一个属灵人，很想在神学院跟他学习圣经，也认为有这样的属灵长者作学习对象是神给我的福气。
还记得每一天早上很早的时候，他家中的灯已经亮着，我无法得知他什么时候起床，因为我每次起床时，他的灯已经是亮着的了，我想他是起来与神相交，我羡慕这样的“神人”，所以现今我多年早起也已经成为了习惯了，这可算是从他身上学来的。
在他晚年的时候，毅然跑到非洲去作宣教士，当时带给我也是极其的震憾，这样糟糕的身体，能承担非洲的事奉吗？问号相信是一大堆的，可是意志却是 极其的坚决。当时还在作神学生的我，天天为着非洲祷告，求神差遣工人去那里，结果神却差了我最喜欢的老师去了，是神听我的祷告吗？实在有趣！甚至有点儿幽默。
自从我回到香港之后，他每次经过香港都会找着我，有时是我教会请他来讲道，有时是他经过香港往别处，有时师母也来，有时没有，每次他几乎都住在香港的青年会。
薛老师给我的印象，是他对于不对的事情，是勇于指责的，教会里的不对事情，他也不徇情面；还记得有次他在香港一间教会讲道，我也在场，他指责那间教会有些事情不对，从此以后，廿多年来，那教会再也没有请他讲道了，那次的经历，至今历历在目，我也像在看一台戏，我羡慕老师那份勇敢，也慨叹现今教会不愿意面对问题，他那份的勇敢，多多少少也影向了我，结果多年来因为我也尝试指出一些教会的毛病，结果我也积存了不小的“对头”，故此往往会被排斥；反过来想，薛老师当年因此所受的，绝对会超过我所经历的吧。
约一九九五年，我邀请薛先生到我所牧养的教会去讲道，当时他的记忆力已经开始衰退，在讲台上我跟他翻译，他经常记不起自己刚说了什么，看着他的老化，更加的使我珍惜可以事奉主的年日，不过那次最后跟他翻译的经验，竟加强了我要接棒的意欲，因为今天走这条窄路的人已不多了，一个也很珍贵吧。
可能是生长在马来西亚的关系，他很喜欢吃生果，还记得有一次我见到他手握一大堆生果，我告诉他吃不了这么多的，他“明白”了我的意思，顺手拿了几个送了给我。
今天我也事奉廿多年了，在过往的廿多年中，薛先生对我亦师亦友，经常给我指点，记得有一次他误会了我，写了信大骂了我一顿，多年后我对着他重覆他当年对我的责备时，奇怪他竟像神忘记我们的罪孽一样，把他那次对我的责备忘记一干二净，不过纵然当时他误会了我，不过我对他的敬爱实在没有减少。
想起来，他若没有跑到非洲去，他的生活一定舒适得多，毕竟在神学院教书，比去非洲相对来得舒服吧，为什么他要走这样的路？答案祗有一个，那是神对他的呼召，今天虽然他已经过去了，不过“因信”他仍旧说话，他的见证，会永远存在我们的心里，他是一个真属灵人，不像很多污名钓誉的人，口讲一套，所行的却是另外的一套，我敬配他的就是在这里。
另一位不久前过世的焦源廉先生，是薛先生在菲律宾圣经学院当院长时的同工，他也安息主怀了，这两位长者的去世，意味着走这条路的人少了二员猛将，你愿意起来作补充，加入他们的行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