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复兴领袖传》 第二部分
作者：(英国)莱尔(J.C.Ryle)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第8章约翰·贝里齐与他的侍奉(一)

一

1716年出生于诺丁汉郡的金斯顿（Kingston，Notts）—在诺丁汉接受教育—学习牧场主的手艺失败—1734年进入剑桥大学卡莱尔学堂（Clare Hall）—1742年当选为卡莱尔学堂院士—1749年担任斯泰普尔福德（Stapleford）的助理牧师—1755年担任埃弗顿（Everton）的教区牧师—1757年开始传讲全备的福音—在户外传道—周游四处，在教区以外的侍奉—给一些听众带来特别的身体反应—遭遇的反对与逼迫—1793年去世—他的墓志铭。

100年前，就像在兰开夏郡和威尔士一样，在英格兰东部的乡间也生活着一位属灵的巨人。我向读者介绍的上一个世纪大复兴的第六位领袖，是一位像格里姆肖和罗兰斯一样特立独行的人。他与他们一样，生活在一个罕为人知的偏远村庄里，但是他也和他们一样，震动了周围的世界，是那些“搅乱天下的”（徒17：6）人中的一位。我说的这个人就是担任贝德福德郡（Bedfordshire）埃弗顿教区牧师的约翰·贝里齐（John Berridge）。

在18世纪英国所有的福音传道人当中，这位好人无可置疑是最古怪奇特的。说他是一颗行星，倒不如说他是一颗彗星，他是一位自成一派的人物，一位说话行事异于常人的牧师。但是这位埃弗顿的教区牧师很可能更以他的美德为人所知。尽管有各样古怪之处，他却是一位拥有罕见恩赐，受教于圣灵极深的人。最要紧的是，他是被上帝重用来行善的器皿。在100年前，可能很少有传道人可以像这位古怪的约翰·贝里齐一样，从上帝那里得到如此多的尊荣，对人的灵魂造成如此多的裨益。

关于这位好人的资料非常少。我能找到的唯一一本关于他的资料，也并非是本大部头的著作，这本书包括了他遗留下来的作品，以及他的助理牧师韦廷翰（Whittingham）先生为他写的一篇简短的生平记述。然而我们不必因此惊奇，因为他一生未婚，孤身一人居住在一个远离伦敦，远离自己家人的乡下教区，那里与世隔绝，没有铁路，甚至连需征收过路费的道路路况也非常不好。他也很少写作，他为人所知主要是因为他的传道。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贝里齐属于那“到处被毁谤的教门”的人（徒28：22）。关于他的记载甚少，对此我们就无须惊奇了。但是对他的纪念是永远不会消亡的。他的主保留了一本“纪念册”，在天上有他的见证（玛3：16；伯16：19），在那末日必要显明。

约翰· 贝里齐于1716年3月1日出生在诺丁汉郡乡下一个名叫金斯顿的地方，与怀特菲尔德、卫斯理、格里姆肖、罗曼和罗兰斯出生的时间不过间隔几年而已。所有沿着米德兰（Midland）铁路线北去的人，在凯格沃斯（Kegworth）火车站就能看见他诞生的那个村庄。他的父亲是金斯顿一位富裕的农夫与牧场主，在1714年娶了一位名为撒拉·海威特（Sarah Hathwaite）的女士为妻。约翰·贝里齐是他的长子。他另有三个儿子，关于他们，除了他的兄弟汤马斯曾住在伊利岛（Isle of Ely）的查特里斯（Chatteries），并在那里去世，晚于这篇回忆录的主人公去世【一位见识甚广的记者对于汤马斯·贝里齐是否是在查特里斯去世多少表示怀疑。他说他有理由认为汤马斯·贝里齐住在德比郡的德雷哥（Draycott），并在那里去世。他也认为，在1841年，一位约翰·贝里齐的弟兄的直系后裔正住在诺丁汉郡的萨顿—伯宁顿（Sutton-Bonnington）。】以外，我一无所知。

贝里齐生命的前14年主要是和一位在诺丁汉的伯母一起度过的，他甚得她的喜爱。那时他接受了一些基础的教育，但他在哪一所学校学习，师从哪一位先生，我无据可查。

显而易见，在他还是孩子的时候，他的严肃坚忍已经与众不同，他在这方面如此独特，以至于引起了众人的注意。然而毫无证据表明那时他对敬虔的信仰有任何认识。那时，恐怕他在诺丁汉也不大可能听到任何关于信仰的事情。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无疑有充分的理由为他早年的良好道德而感恩。当然坚忍、生活正派并不是归正，不能救人的灵魂。但这些仍不应被轻视。少年时犯罪即使被上帝赦免，与上帝已经完全和好，留下的伤疤也难以完全被抹去，想起这些就常常令人十分忧愁。

贝里齐本人把他第一次被信仰深深打动功归于下面这个特别情景：

一天他放学回来的时候，一个住在他伯母家附近的男孩子邀请他去他家，问他是否可以为他诵读圣经。他同意了。然而这样的事情重复发生了好几次，他开始感觉到有一种隐约的反感，他非常想拒绝，但是又不敢。因为他已经有了敬虔的名声，他害怕因为拒绝而失去这名声。然而有一天他放了一天的假，他去了集市，从集市上回来的时候，他犹豫要不要路过他邻居的家门，免得像从前一样被请进去。但是那个男孩子正等着他，不仅邀请他进去读圣经，还问他们能不能一起祷告。这时，贝里齐开始认识到是他在上帝面前不正，否则他就不会对那孩子的邀请感到厌恶了。这个认识给他带来非常大的影响，他说，在那天的邀请不久之后，他自己也开始练习这样邀请同伴。

对于那些察看上帝怎样待人的人来说，像这样的事实总是很有意思的。很清楚，上帝在带入光明、次序和生命很久之前，就已经常常借着他的灵“运行在人心灵的表面上”（创1：2）。我们决不可“藐视这日的事为小”（亚4：10）。对于孩子被上帝的灵感动、知罪改正这件事，我们千万不可粗鲁对待，或者视而不见。这些事情常常就是孩子品格中的未开垦之地，需要我们用好的建议、充满爱心的鼓励和祷告加以栽培。不幸的是，在这关键时刻，贝里齐身边似乎并没有人引导、指引他。如果有哪一位亚居拉和百基拉在诺丁汉找到他，给他指引，有谁能说这不会救他，免他落入多年的黑暗，脱离思想上许多痛苦的挣扎呢？

贝里齐14岁的时候离开学校，回到他在金斯顿的家中，打算继承父业。但是这个打算很快就落空了。有一段时间，他的父亲常常带他去市场和集市，为的是要让他熟悉牛、羊和猪的价钱，通过观察和实践学习做生意。当然下一步就是让他判断他父亲打算购买的牲畜的价格，这是农场主成功的重要秘诀。然而，在这一点上，可怜的约翰总是判断失误，老贝里齐先生开始对让他成为一位农场主的打算绝望了，他经常这样说：“约翰，我看得出你对牛的价格一无所知，我只能送你上大学，去作外邦人的光了。”

贝里齐未来人生方向的这种不确定的状态到底持续了多长时间，我们不得而知。很有可能持续了两三年，这也成为他家中许多烦恼的缘由。若不经过苦苦挣扎和横加拦阻，诺丁汉郡的老农场主是不大可能让他的长子放弃牛羊去上大学的。但是儿子对父亲工作的厌恶极深，不可克服。而且因着他与金斯顿一位基督徒裁缝的交往，信仰给他带来的印象能得以保持，并且不断加深。他与这位裁缝如此亲密，以致他的朋友宣告要送他去作这裁缝的学徒。最后老贝里齐先生看到他的儿子除了读书和信仰之外，对其他事情没有明显的喜好，就很明智地放弃了他的计划，同意他去剑桥上大学。就这样，约翰·贝里齐最终在1734年10月28日，他19岁的时候进入了卡莱尔学堂。

上帝的道路肯定非同人的道路。看起来很奇怪，约翰·贝里齐 进入卡莱尔学堂后的十四五年里，他在属灵的事情方面非但没有进步，反而退步了。他在1738年得到文学学士学位，在1742年得到文学硕士学位；差不多在同时被选为他所在学院的院士，留在学院内，几乎是无所事事，直到1749年。他是一个博览群书的人，在文学的每一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结果在大学内享有极高声誉，被认为是一位完全的学者。一位与他相熟50年的牧师说贝里奇对希腊文和拉丁文就像自己的母语一样熟悉。他自己说，人生的这个阶段，他有时候一天读书15个钟头。但是他的聪明反而成了自己的绊脚石。他天生幽默，喜欢结识朋友，这也给他带来许多试探，权贵们争相要结识他，像获得查塔姆勋爵（Lord Chatham）称号的大皮特（elder Pitt）就是他的密友之一。无疑这一切对世俗的人来说都是令人欢喜的，但对他的灵魂却危害极大。简而言之，经过这些痛苦的经历，他认识到，拥有谈吐的智慧与非凡能力，就像拥有美貌、音乐技艺、美好的嗓音一样，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它们似乎可以帮助人在这世界上高升，但是实际上对拥有它们的人来说是至为危险的事。

贝里齐的传记作家韦廷翰谈到这时的他说：

他如此熟悉《赫迪布拉斯》(Hudibras)【《赫迪布拉斯》（1662-78），是由巴特勒（Samuel Butler）（1612－1680）所写一首以其中的主人公命名的嘲讽式的英雄史诗，充满了对清教徒的尖刻讽刺。】，以至于他随时都可以毫无困难地引用这首诗的任何一部分。在大学的时候，如果人们知道他会出席任何公开的宴会，饭桌边肯定就会挤满了人，他独特的谈吐和智慧的发言深得他们的喜爱。但是正如“滥交是败坏善行”（林前15：33），贝里齐很快就感染上了他同伴们的精神，沉浸在索西奴派的信仰观中如鱼得水，以致有10年的工夫，他丧失了所有严肃的信仰认识，除了少数时段以外，他不再作私下的祷告！某些时刻，他会痛哭，把他可悲的思想光景和他刚进入大学时作对比，加以反思；他会常常对一位与他一同作院士，后来成为一位卓越的神职人员的人说：“我要是和从前一样就好了！”

贝里齐这段经历确实令人忧伤。然而，正是在他生命的这个阶段，他说自己“内心受到圣灵的感动”【摘自《公祷书》。】，以卡莱尔学堂院士的身份接受了圣职，亲身担当牧师的职分（他很有可能是由伊利主教［Bishop of Ely］按立），这就更令人伤心了。从韦廷翰对他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完全不合适担任牧师的职分。然而我担心，贝里齐的情形只不过是数以千计人的光景之一，这个事实很是令人伤心。看来地上的光景没有什么比得上学院驻校院士的职位和聚集在牛津或者剑桥大学社交圈里的那一伙人，更能把一个人的灵魂置于死地的了。如果有一段时间，贝里齐因着卡莱尔学堂的影响而跌倒，我们也要知道，他那时是暴露在异乎寻常的试探之下，这样看问题才公平。大学学院的驻校院士要进上帝的国是多么艰难！他没有永远被上帝抛弃，没有沉在水里，永远不能起来，这真是一个恩典的神迹。

上帝在1749年开恩，再次唤醒他的良心，重新兴起他心里很早以前对信仰的认识。那一年，在经历了11个无所事事的年头之后，他开始渴望做一些神职人员该做的事。他接受了剑桥附近斯泰普尔福德的副牧师的职务。要知道，这时他已33岁，已经浪费了不下10年的宝贵光阴。

贝里齐带着极大的热情和诚挚的行善愿望，开始去尽斯泰普尔福德助理牧师的责任。他在那里坚持服侍他的教会不下6年时间，他极其努力地服侍他的会众，非常恳切地向他们强调成圣的重要性，但却没有给他们的生命带来丝毫改变。那时，他的讲道已经十分震撼人心、浅显易懂和富有吸引力；他本人品性端正，行为正直；作为牧师，他的勤奋也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在这整六年当中，他的侍奉完全没有果效，这令他极为烦恼，心如死灰。事实上，直到那时，他还是完全不认识福音。他其实并不知道他向听众传讲的是什么样的信息。对于钉十字架的基督，在他的宝血里因信称义，靠恩典得拯救，所有相信的人现在就得完全的赦免，要向天堂迈出第一步，绝对需要到基督这里来，以他作我们的救主等这些事情，他根本没有正确的认识。当时这些有福的真理向这位卡莱尔学堂的院士是隐藏的，他无法向他的会众讲论以上任何相关的事情。因此他没有行出任何善事，也就不令人感到惊奇了！受伤却不能医治，拆毁却无法建造，让羊群看到他们自己是错的，却对于怎样才能使他们归正一无所知。简而言之，他的基督信仰就像没有太阳的太阳系，当然就不能给他的会众带来任何造就了。无可置疑，作为斯泰普尔福德的副牧师，他记住了所学到的功课，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认识到，如果基督在侍奉中得不到他当得的职分，信心没有得到它当得的位置，无论多么热心地侍奉，也是毫无用处的。但是我们大可以相信，这位聪明、事业有成的卡莱尔学堂院士带着深深的降卑和许多痛苦的眼泪学到了这功课。

1755年，贝里齐被他所在的学院推荐，担任埃弗顿的教区牧师。他立刻接受了这项常驻的职位，再也没有迁徙，直到担任此职38年之后，被上帝呼召到了一个更美的世界。在埃弗顿上帝开了他的眼睛，让他看到在耶稣里的全备真理，改变了他侍奉的整个基调。他第一次发现他从前教导他人时所犯的极大错误，他开始按照圣经的模式传讲基督的真福音。他的传记作家韦廷翰生动地记录了这一变化，我想最好还是用他的话来描述此事。

他说道：

在埃弗顿，贝里齐先生从一开始就好像在斯泰普尔福德一样大力强调成圣与重生，但是没有多少果效。这并不足为奇，因为他的传道倾向使得人们信靠自己，以自己为义，而不是信靠基督除罪。这种不成功的传道方式持续了两年，而他希望行善的心愿与日俱增，于是他开始灰心，怀疑自己是否应该这样讲道。有一段时间他轻蔑地打消了这个念头，认为自己具有受过高水平教育的优势，不可能不晓得该怎样以最好的方式教导他的会众。这件事情发生在1757年圣诞节前后。但是他不能击退这些内心的疑虑，他的心思落入一种他从前不曾遇见过的尴尬和苦恼的光景之中。然而，这种情形带来有福的效果，使他努力向上帝呼吁寻求指引。他心中不断发出这样的言语——“主，如果我是对的，请保守我坚持不懈；如果我不对，请改正我，引导我去认识那在耶稣里的真理。”他不断发出像孩子般的呼求，难怪上帝会开恩垂听，给他一个答案。差不多在两天之后，上帝就这样做了。一天早上他坐下默想一段经文，下面这句话就像从天而来的声音一样扎进他的耳朵——“停止你自己的作为，只要信”。立刻，他的眼睛就像有鳞片落了下来，他看到了这个应用。他看到了多年以来，他尝试把律法和福音混在一起，把基督的义和他自己的义结合起来，以致他在这石头上摔得粉碎。他立刻开始去思想“信心”和“相信”这两个词，并用自己的圣经索引查找，发现它们在圣经中极为常用。他十分惊奇，立刻决定要传耶稣基督和因信得救的福音。就这样，他根据这句话写了几篇讲道，用一种和从前完全不一样、针对性也更强的方式向他的听众传讲。

上帝很快就开始祝福这种新的侍奉方式。他一连两三个主日传讲这一系列的信息，却不清楚这样做是否正确，因为他看不出这些讲道和从前的相比有什么更好的效果。后来，他的一位会众来找他，寒暄之后他问道：“萨拉，你有什么问题？”

 “的确有问题！”她回答道，“嗨，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听了这些新的讲道，我现在发现我们都是失丧的人了。我吃不香，喝不下，睡不着觉。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会怎样。”在同一个星期里，还有两三个人来说过同样的话。我们很容易想象，这样的来访是怎样令他焦虑不安的思想如释重负的。就这样，他肯定了最近的想法是从上帝而来，因此他决定以后他要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深深地降卑，认识到自己一生竟然浪费如此多的光阴，却一事无成，只是像他的听众一样一无所知。所以他立刻把他从前所有的讲道稿付之一炬，并为它们的烟消云散喜极而泣。这样的情形唤醒了周围的人。他的教会很快挤满了听众，上帝也在此见证了他的恩言，不断有罪人知罪归正。

贝里齐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描述了他生命的这个阶段：

在斯泰普尔福德，有6年之久，我非常热心地传靠行律法成圣，却从来没有把一个人带到基督面前。我在埃弗顿有两年的光景也是如此，根本没有任何成效。但是当我一开始传讲耶稣基督，传讲信靠他的宝血时，相信的人就不断加增给教会；那时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要听福音的荣耀声音；一些人从6英里外赶来，一些人从8英里外，甚至从10英里外来。我传讲部分靠信心，部分靠行为得救的时候，我的侍奉为什么得不到祝福？这是因为这个教训不是从上帝来的。除了用他自己命定的方法传讲救恩，就是靠相信耶稣基督得救的牧者之外，上帝不会让别的牧者成功。

对于读到这样的记载却无动于衷的人，我只能感到可惜。如果有一种情形，能让我们清楚看到圣灵的手在当中动工，那么约翰·贝里齐的情形就是如此。这位牧师在体力和思维能力都处在最高峰的时候突然被改变，从一个传讲道德的传道人变成一个传讲基督福音的传道人。他不是一个孩子，而是一位42岁的大人； 他博览群书，取得了文学上公认的成就，是一个与愚昧人完全相反的人。他不受任何人的劝说和影响，也没有谁能给他出谋划策。然而突然间他开始传讲和怀特菲尔德、卫斯理、格里姆肖、罗曼和罗兰斯所传的一样的教训，而且取得了同样的果效。整件事情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上帝的手在动工。除了我们在天上的父，没有血肉之人向贝里齐启示这真理。如果有更多人像他那样，教会就大有福气了！

约翰·贝里齐一旦受圣灵光照，得以进入上帝儿女的自由，就在传道和实践方面都取得了飞快的进步。无论是归正前还是归正后，他都不是做事半途而废的人。他一归正，就把全部的精力投入服侍他主的工作中，可谓尽心竭力。卡莱尔学堂的这位满有学问的院士，因着一次巧合的机缘，发现自己拥有可以不靠书本就讲道的美好恩赐，他很快就不再靠写好的布道稿来传道。他所做的下一步计划就是开始在他自己教区以外传道，就像一位宣教士一样。1758年6月22日他在他所住地区的各处传讲福音。在这次巡回工作所结的第一批果子当中，有一位名叫希克斯的神职人员，他是在靠近埃弗顿的瑞斯汀沃斯（Wrestlingworth）的教区牧师，他后来大大为主所用，是基督葡萄园中一位忠心的工人。他的第三个、也是抵达顶峰的计划就是开始在户外传道，他于1759年5月14日开始这工作，韦廷翰在传记中引用过他写的一封信：

星期一，希克斯先生陪同我前往美尔德里（Meldred）。在路上我们到了一户农家。午餐之后我进到院子里，看到有近150人，我叫人搬来一张桌子，开始第一次在露天讲道。然后我们去到美尔德里。在那里，我在一片地里向大约4000人讲道。早上五点钟，希克斯先生在同一片地里向大约1000人讲道。在那里，主特别奇妙地与我们同在；我相信，除了很多对上帝话语有所触动的人外，还有将近30人从内心里感到自己是一个罪人。

作为一位福音传道人，现在贝里齐抵达了顶峰。他很快为众人所知，被看作是与怀特菲尔德、卫斯理、格里姆肖和罗曼同工的，作为一位广受人欢迎的传道人，他丝毫不在这些伟人之下。对此，我们不会感到惊奇，因为他传讲纯正的福音。他随时准备讲道。他在可以找到听众的任何地方讲道。如果需要，他就会像他的主一样在露天讲道。从此，他一生30多年的时间几乎无间断地花在传福音上，他把自己完全献给了这份工作。无论得时还是不得时，室内还是室外，在教堂里还是在谷仓里，在大街上还是在田地里，在他的教区内还是在教区外，这位卡莱尔学堂的老院士都在不断传讲十字架的故事，呼吁罪人悔改、相信、得救。他结识了亨廷顿夫人、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约翰·卫斯理、弗莱彻、约翰·牛顿和当时其他出名的基督徒，并且和他们保持着友好的交往。他有时候在冬天去伦敦，偶尔在那坐落在托特纳姆法院路上的很出名的圣幕（Tabernacle）教堂讲道。【系为乔治·怀特菲尔德修建的圣幕教堂，见27页。】但是通常来说，他很少远离他自己的地区，社交生活极少。因为他发现，要满足他自己的地区的会众的属灵需要，他就已经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所以他很少到外面的地方去。

他劳苦工作的范围是惊人的。他曾经在贝德福德郡、剑桥郡和亨廷顿郡(Huntingdonshire)的每一个地方传道，也在赫特福德郡（Hertfordshire）、埃塞克斯郡（Essex）和萨福克郡（Suffolk）的很多地方传讲。【有趣的是，我找不到贝里齐曾经到访诺丁汉郡，或者在他自己出生的郡讲道的记录。我猜测，这是因为他的亲属并不同情他，也不鼓励他到他们当中的缘故。】他常常一个星期讲道12次，骑马走100英里的路程。他并非仅仅满足于传道，而是也认真地为那些被他的讲道唤醒的人守望。当他离开他们时，他就派平信徒的福音传道人照顾他们。在这些福音传道人当中，其中有一些只不过是卑微的苦力，贝里齐要自己掏钱供应他们的生活。但是对于像这样的费用，只要他还有一个多余的先令，他就甘心乐意地自掏腰包，看把自己的收入用在促进基督的福音上为一种荣耀。当他自己身无分文可以奉献的时候，他会请求那位很出名的伦敦商人约翰·桑顿予以帮助，而且他似乎从来没有空手而归，这也可以算为那位好人的荣耀。

他的传道带来了巨大的属灵果效。事实上，从他传讲福音开始，似乎就有一样特别的祝福伴随着他的侍奉。当我们发现他是上帝用来在短短的一年当中唤醒了不下4000人的器皿时，我们可以稍微想象一下他在30年的传道中给他所在的地区带来多大的祝福。尽管这样的计算结果中会有一些夸大，很多人属于激动和虚假认信。但是在合情合理把各种可能的情况剔除之后，我们也没有理由去怀疑贝里齐是上帝所使用的向成千上万的人施行祝福的器皿。不管他到哪里，他都能给人带来某些触动。有的人从罪中被抢救出来，有的人苏醒、认罪，有的人彻底归正转向上帝。如果这不是行善，那么世上就没有行善这件事了。在基督教侍奉这个范围之内，在乡间教区做属灵工作也许比其他任何工作更难以“叫人看见”（太6：5；23：5）。几乎没有人宣扬贝里齐在农夫和劳工当中所做的工作，把它记录在册，但是我很有理由认为，到末日将会证明他所传的道不是枉然的。能得到这样评价的人是多么的少啊！

不容否认的是，在贝里齐侍奉的某些阶段，有些被他的讲道唤醒的人会有非常奇怪的身体反应。有的听众歇斯底里大声喊叫，有的人很强烈地痉挛，有的人落入了某种持久的恍惚或昏厥状态当中。约翰·卫斯理和其他见证了这些事情的人都很仔细地留意到了这种身体上的反应，这些很肯定会让人说福音的坏话，给世人带来偏见。但是对于贝里齐，我们只能很公平地说，他从来没有鼓励这些表现，他并不认为这些事情是归正的必然标志。在信仰激情强烈的时候，有时候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它们富有感染力，特别容易蔓延，特别是在青年女子中间。甚至最讲求科学的医生对此也大惑不解，这些都是在爱尔兰大复兴最后20年间完全被证实了的事实。因为这些事情就贬低贝里齐的用处，简直就是荒谬的。不管这位埃弗顿的教区牧师有什么缺点，他肯定并不赞同狂热主义。在这个问题上他所当受的指责，充其量不过是他对那些身体上的表现感到疑惑，开始时看重这些事情超过它们当受的重视。但是归根到底，许多冷静、思维清晰的人在1858年北爱尔兰复兴时也经历过这样的问题。简而言之，这件事情就像鬼附一样，是一件非常深奥、神秘的事情，我们一定不可妄加评论。但是，人们决不可因为听了一位牧师的讲道身体抽动，就把他贬低为狂热分子。

任何一个基督徒都应当知道的事实是，贝里齐在整个侍奉生涯中都受到世人猛烈的逼迫，许多极其难听的名号都被加在了他的身上，他的敌人用尽一切手段，拦阻他为主所用的生涯。当然，在最猛烈地逼迫他的人当中，包括了那些在贝德福德郡、亨廷顿郡和剑桥郡没有归正的神职人员。他们鸠占雀巢，自己不行善，也不让别人替他们行善。但是，很奇怪的是，攻击这位埃弗顿教区牧师的武器似乎没有一件是有效的。就像豪渥斯的格里姆肖一样，有一堵看不见的墙围绕着他，他最大的敌人也不能把这墙推倒。对生活在他附近的那些懒惰、世俗的神职人员来说，他与众不同的举止必然会冒犯他们，但从他侍奉开始到结束，他们都无法抓住他，让他闭口。因着某种我们现在无法解释的特殊原因，这位埃弗顿的巡回福音传道人一天也没有被逼迫他的人所拦阻！上帝的话语是如此真实：“人所行的，若蒙耶和华喜悦，耶和华也使他的仇敌与他和好。”（箴16：7）

上帝曾经以一次特别的干预保护贝里齐脱离他敌人的迫害，值得我们特别留意，让人更感兴趣的是，关于这件事情的记载是由贝里齐亲口所说并流传下来的。他是这样说的：

我开始在埃弗顿传讲基督的福音后不久，教会就挤满了来自我们周围乡村的人。临近的神职人员因着他们的教会遭到遗弃而感觉受到伤害。我自己教区的一个人也受到冒犯。他不喜欢见到如此多的陌生人，觉得深受搅扰。他们双方商议要尽可能使我失去我的牧师工作。为此，他们向教区主教投诉，说我在我的教区以外传道。很快主教就召见我。我不大喜欢这差事，但我还是去了。当我抵达的时候，主教用非常无礼的方式向我发话：“嗨，贝里齐，他们对我说，你在你自己的教区以外四处传道。我有委派你去那些地方做牧师工作吗？”我说：“没有的，大人。我没有宣称要做这些地方的牧师工作，也没有打扰那些牧师。”“但是你去那些地方，在那里传道，你是没有权利这样做的！”“大人，有一天我确实去到某处，那里有几个穷人聚在一起，我告诫他们要为自己的罪悔改，相信主耶稣基督，使他们的灵魂得拯救。我记得在那天见到五六位牧师，大人，他们都是离开他们自己的教区，去那里玩草地滚球的。”主教大人说：“呸！我告诉你，你无权离开你自己的教区传道；如果你不停止这样做，你就很有可能要被送到亨廷顿郡的监狱里去的。”我说：“大人，关于这点，我不比其他人更喜欢去亨廷顿郡的监狱；但是我宁愿带着无愧的良心去到那里，也不愿意为了自由丢弃了良心。”此时主教大人非常严厉地看着我，很严肃地对我说我疯了，不出几个月，我不是会变得更好，就是会变得更糟。我说：“大人，在这件事情上，你大可以高兴地放心了；因为如果我变得更好，你可以预见我会自愿放弃我现在的做法；如果我变得更糟，你也不须要送我到亨廷顿郡监狱，因为我会在疯人院找到一席之地的。”主教大人这时改变了他的进攻方式。他不再威胁，而是恳求。他说：“贝里齐，你知道我一直是你的朋友，我希望仍然作你的朋友。只是我不断受到你周围牧师的投诉的骚扰。你只要向我保证，留在你自己的教区内，在那里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我活的日子不长了，不要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地下阴间去啊。”就在这时，有人报告说两位先生到访，希望能与主教大人说话。他说：“贝里齐，回你的旅馆去，在某时某刻回来和我吃饭。”我离开，一进了自己的房间，就立刻跪下。我能承受威胁，但是不知道如何抵挡请求，特别是一位受人敬重的老人的请求。

在他指定的时间我回来了。我受到极大的礼遇，那两位先生也与我们一同进餐。我发现他们已经知道我是谁，因为他们有时把目光投向我，就像瞥一个怪物一样。饭后主教大人带我到花园里。他说：“贝里齐，你已经想过我的请求了吗？”“大人，我想过了，”我说，“关于这件事我已经跪下祷告了。”“嗯，你会答应我不再到你自己教区以外传道吗？”我说：“如果听从大人的请求，我的良心可以无愧的话，我会极为乐意从命。但是我很满意主已经祝福了我这种工作，我不敢停止。” “良心无愧！”主教大人说，“你难道不知道这是违背教会教规的吗？”我回答说：“大人，基督有一条命令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可16：15）”“但是你为什么要干涉别人的责任？一个人不能向全世界的人传福音。”“如果他们愿意自己传福音，”我说，“就不须要我向他们的会众传讲福音了；但是因为他们不传，我就不能停止。”主教大人与我道别时多少有点不快。我回到家中，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事情临到我身上，但是感谢上帝，我已经保守良心，没有过失。

我没有为保护自己采取行动，但是上帝用一种我从来没有预料到的方法帮助了我。我还在卡莱尔学堂的时候，我与那所学院某位院士是老相熟，现在已故的查塔姆勋爵皮特先生当时也在大学里，我们两人都与皮特先生关系密切。当我开始传福音的时候，这位院士成了我的敌人，给我造成了一定的伤害。然而，到了最后，当他听说我很有可能会遇上麻烦，要从埃弗顿的牧师职位被赶出去时，他的心软下来了。他开始在心里嘀咕，“我们会毁掉这个可怜的家伙的。”那时正是我被主教召去的时候。他自行给皮特先生写了一封信，信中对于我的循道会作风只字不提，但却说了像这样的话：“我们的老朋友贝里齐在贝德福德郡有一份牧师的工作，听说他的一位邻居给他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向主教控告他，据说主教要革除他的牧职。我希望你能想办法制止主教的行动。”皮特先生那时还年轻，不想亲自去找主教，便对一位能帮助主教升职的贵族讲了这件事情。这位贵族很认真，在几天之内就去见主教，当时主教正在伦敦。这位贵族说：“大人，我得知在你的教区有一位非常诚实的院士，名叫贝里齐，他受到一位好挑拨是非的邻舍的苦待。我听说那人向大人控告他，想革除他的牧职。大人，如果你不愿理睬此人，不容这位诚实人受到打扰，我就感激不尽了。”主教大为震惊，无法想象事情怎么会传出去。然而他不能拒绝，不得不服从，所以从那时起，我可以按以前的方式继续工作，不受打扰。
　
 贝里齐工作量十分庞大，但这似乎没有怎么影响他的身体健康。他似乎拥有钢筋铁骨，除了年迈，没有什么能使他的身体朽坏。他活到77岁，尽管在晚年他身体虚弱，非常孤单，没有妻子、姊妹或者弟兄照顾他，他却蒙上帝的怜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有极大的平安。亨利·欧文(Henry Owen)记叙了他在1792年就是贝里齐去世前一年去拜访他的情景。他的叙述很有意思，且感人至深。他说，我最近拜访了我亲爱的弟兄贝里齐。他眼目昏花，耳朵也几乎听不到声音了，他的身体机能正迅速衰退；如果他继续活下去，他可能会失去这些能力。但是从他这地上衰败的帐篷中，我们看见了他喜乐的面容和对死亡那日的活泼盼望，这真令人惊奇。在与我和我的孩子一起祷告的时候，他把自己全然交托给上帝，令我们深受感动。他非常孤单，不能看也不能听，什么也做不了。但是他说：“主，如果我有你的同在和你的爱就足够了。”

贝里齐于1793年1月22日去世，当时仍担任着埃弗顿的教区牧师。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他因为年迈体衰不能做公开的工作。但是他受到上帝至大的怜悯，不必经历长期病痛的折磨，在染病几天之后就去世了，他疲惫的生命之轮不是因疾病，而是因为消耗殆尽而停止了转动。在他最后的日子里，他的精神状态很好。他说话很少，但是他所说的都是在表达他的感激，感激他在即将进入永恒时得到的丰盛扶持。他感受到那磐石的坚固，他长久以来对天堂的盼望是安稳在这盤石之上的。在讲到救主的卓越和宝贵时，他强调说：“如果我不能安歇在比索西奴派的普里斯特利 【约瑟夫·普里斯特利（Joseph Priestly）（1733－1804），一位受按立的长老会牧师，此人接纳亚利乌派与索西奴派的主张，在1791年成为独神论社（Unitarian Society）的创始人之一。在科学领域，他主要以在1774年“发现”氧气而闻名。】博士所说的更好的根基之上，那么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在接下来的那个礼拜日，他被安葬在埃弗顿的教堂墓地。全国各处的人在此聚集，汇成浩大的人群。

6名牧师，是“虔诚的人，送他到墓地，为他捶胸大哭”（徒8：2）。然后那位出名的查尔斯·西缅（Charles Simeon）作了葬礼布道，所用的经文是《提摩太后书》第4章7至8节，这经文与这场景惊人地吻合。这位埃弗顿善良的教区老牧师有几位情投意合的邻居，耶令（Yelling）的老亨利·维恩、他的儿子约翰·维恩，还有查尔斯·西缅是其中的几位；在他的信函中常常流露出他对他们的珍惜和他们交往的欢乐。

贝里齐的坟墓位于埃弗顿教堂墓地的东北面，从前只有那些结局不甚光彩的人才会下葬在那里。但是在他去世前，他常常说他的遗体要埋葬在那里，他幽默地说，这是“使之圣化的一种手段”。墓志铭是由他亲自起草的，它本身如此特别，我想在这里把它完全列出，并不为此作辩护。它刻在他坟墓的南面，在他死的时候，只须要把他死的日期加上，就万事俱备了。贝里齐忠于他自己的本色，就算下到坟墓里也是非常独特。

这里安息着

约翰·贝里齐

地上的遗体，

他是已故埃弗顿的教区牧师，

耶稣基督巡回布道的仆人，

他爱他的主，他的工作，

在听从他的差遣多年之后，

被呼召上天，在上面服侍他。

正在观看的人们哪，

你重生了吗？

若不重生，人就不能得救！

我于1716年2月生在罪中，

对我堕落的光景一无所知，直到1730年为止。

但我直到1754年还活在骄傲中，凭信心加行为去寻求救恩，

在1751年担任埃弗顿的教区牧师，

1756年逃向耶稣，以他为唯一的避难所。

于1793年2月22日在基督里睡去。

关于这位埃弗顿教区牧师的事，我要在此告一段落。我本来还有其他关于他的事情要讲，但是现在篇幅不够了。几件可以表明他品格的轶事，他的布道，留传下来的作品，来往信函的一些描述，将会是另外一章的内容。

在他指定的时间我回来了。我受到极大的礼遇，那两位先生也与我们一同进餐。我发现他们已经知道我是谁，因为他们有时把目光投向我，就像瞥一个怪物一样。饭后主教大人带我到花园里。他说：“贝里齐，你已经想过我的请求了吗？”“大人，我想过了，”我说，“关于这件事我已经跪下祷告了。”“嗯，你会答应我不再到你自己教区以外传道吗？”我说：“如果听从大人的请求，我的良心可以无愧的话，我会极为乐意从命。但是我很满意主已经祝福了我这种工作，我不敢停止。” “良心无愧！”主教大人说，“你难道不知道这是违背教会教规的吗？”我回答说：“大人，基督有一条命令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可16：15）”“但是你为什么要干涉别人的责任？一个人不能向全世界的人传福音。”“如果他们愿意自己传福音，”我说，“就不须要我向他们的会众传讲福音了；但是因为他们不传，我就不能停止。”主教大人与我道别时多少有点不快。我回到家中，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事情临到我身上，但是感谢上帝，我已经保守良心，没有过失。

我没有为保护自己采取行动，但是上帝用一种我从来没有预料到的方法帮助了我。我还在卡莱尔学堂的时候，我与那所学院某位院士是老相熟，现在已故的查塔姆勋爵皮特先生当时也在大学里，我们两人都与皮特先生关系密切。当我开始传福音的时候，这位院士成了我的敌人，给我造成了一定的伤害。然而，到了最后，当他听说我很有可能会遇上麻烦，要从埃弗顿的牧师职位被赶出去时，他的心软下来了。他开始在心里嘀咕，“我们会毁掉这个可怜的家伙的。”那时正是我被主教召去的时候。他自行给皮特先生写了一封信，信中对于我的循道会作风只字不提，但却说了像这样的话：“我们的老朋友贝里齐在贝德福德郡有一份牧师的工作，听说他的一位邻居给他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向主教控告他，据说主教要革除他的牧职。我希望你能想办法制止主教的行动。”皮特先生那时还年轻，不想亲自去找主教，便对一位能帮助主教升职的贵族讲了这件事情。这位贵族很认真，在几天之内就去见主教，当时主教正在伦敦。这位贵族说：“大人，我得知在你的教区有一位非常诚实的院士，名叫贝里齐，他受到一位好挑拨是非的邻舍的苦待。我听说那人向大人控告他，想革除他的牧职。大人，如果你不愿理睬此人，不容这位诚实人受到打扰，我就感激不尽了。”主教大为震惊，无法想象事情怎么会传出去。然而他不能拒绝，不得不服从，所以从那时起，我可以按以前的方式继续工作，不受打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