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复兴领袖传》 第一部分
一
作者：(英国)莱尔(J.C.Ryle)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第4章约翰·卫斯理与他的侍奉(一)
约翰·卫斯理—较同时代的许多人更为出名的原因—父母简介—在卡尔特修道院（Charterhouse）和牛津接受教育—早期的信仰历程—1725年被按立—在牛津大学8年的生活—加入循道会—1736年起航前往乔治亚—1738年返回英国—开始在工厂传道—继续工作53年之久—死于1791年—目标单一、勤奋、多才多艺—阿明尼乌主义。
18世纪的英国宗教改革家中位列第二的，是一个享有世界盛誉的人——著名的约翰·卫斯理。我想对他的一生稍做描述。
这位伟大的宣教士，他的名字可能较100年前他的任何一位同工都更为人所知。原因也是显而易见的，他活到80岁高龄才离世，有65年之久，他都活跃在大众面前，在英国各地为他的主工作。他创建了一个新的宗派，直到今日，其人数、事工及其成就仍然为世人瞩目，而这个宗派也以它伟大的创始人为荣——这是他应得的。他的朋友们和跟随者，就他的生平一再著书。他的作品也不断重印，他的训诫与格言如约瑟的骸骨般为人珍视、敬重、铭记在心。事实上，如果从实际出发追封一位优秀的新教徒为圣，那么这个人一定就是约翰·卫斯理！如果他的名字不为人所知，那才真的奇怪呢。
用短短的几页纸来介绍这样的一个人，只能说，这只是一个简短的介绍。他漫长而令人称许的一生经历的重要事件以及他特有的性情，是我在这篇幅有限的追忆文章中要概括的内容。想对约翰·卫斯理有更多的认识，必须查阅别的资料。【出自循道会成员之手有关卫斯理生平的介绍，是怀特黑德（Whitehead）、穆尔（Moore）和沃森（Watson）的作品。索锡（Southey）有关卫斯理生平的名著是一本有失公正的书，作者对卫斯理所持的敌意在全书昭然若揭。有关卫斯理生平最好的、最公正的也是最完整的叙述由一位匿名的作者写成，由西利（Seely）在1856年出版。】
1703年6月17日，约翰·卫斯理出生在北林肯郡（North
Lincolnshire）的埃普沃斯(Epworth)。他的父亲是这个教区的教区长（rector）。家里有13个孩子，3个男孩，10个女孩，约翰·卫斯理排行第九。那些女孩子长大出嫁，婚姻都异乎寻常的愚蠢与不幸。而那些男孩子，长子撒母耳，曾经有几年时间担任威斯敏斯特学校的助教，是著名的主教阿特伯里（Bishop
Atterbury）的密友，离世时，任蒂弗顿学校（Tiverton School）的校长。次子约翰，是循道宗（ Methodist
communion）的创始人。三子查尔斯，是约翰的同工，几乎终身与他为伴。
约翰·卫斯理的父亲思维活跃、颇有学识。作为一名作家，他常常写些散文或诗歌，但是读者大众并不认可这些，或者对这些并不在意，所以他的钱袋并不丰裕；作为一位政治家，他热心支持将奥兰治王室(House
of Orange)引入英国的那场革命。因此，玛丽女王赐给他埃普沃斯不朽市民的荣誉（Crown living of
Epworth）；作为一名牧师，他在大主教蒂洛森【约翰·蒂洛森（John
Tillotson，1630-1694年）是代表宗教自由主义（Iatitudinarianism）思想的坎特伯雷的第一任大主教。这种自由的思想流派认同英国国教的宗教礼仪，但是它的口号是“宽容”，强调人的理性胜过强调神学。宗教自由主义后来成为“广派教会”（broad
church）运动的先驱。】（Tillotson）开办的神学院里，似乎是一位勤奋的牧师和传道人；在日常生活的管理上，看上去非常不成功。虽然有不朽市民殊荣的教区长年薪有1000英镑，但经济上常常陷入困境，曾经一度欠债入狱，离世时撇下了几乎一贫如洗的妻儿。他与教区的居民关系并不好。虽然穷困，他却每年坚持去伦敦成月地参加无利可图的主教会议。读者可能会同意我的看法，认为他同许多人一样，是一个精于书本却不谙事务的人。
约翰·卫斯理的母亲显然拥有非凡的意志力。她是清教徒神学读者熟知的安斯利（Annesley）博士的女儿。安斯利博士是倡导晨祷【在伦敦许多教会由不同牧师主持的由祷告和布道组成的为参加内战的亲戚朋友代求的一系列特别的服侍。战争结束时，晨祷发展为思辨的演讲，最终在1661-1690年期间以六卷书的形式问世。】（Morning
Exercise）的主要人物之一，在1622年曾遭到克里波门圣吉尔斯教堂（St. Giles’Cripplegate）的驱逐。她似乎从父亲的身上继承了一种男子汉气概，拥有非常的决断力，这是她性情中颇引人注目的一面。约翰·卫斯理许多特有的习惯和性情无疑归因于母亲早年的培养和榜样。
她在写给约翰的一封书信中叙述了自己教育子女的方式，这足以表明，她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女人，在她的培养下，她的儿子不可能是普通人。她说：
所有的孩子到5岁就开始学习阅读了，除了柯西亚，我对她没有办法。她花了几年的时间学习阅读，而其他孩子仅用了几个月。教育的方法是这样：在孩子开始学习的前一天，我要把整个房间整理得井井有条，给各人分派任务，并吩咐他们在我们的学习时间，即上午9点至12点或下午2点至5点期间，不得进入房间。呆在房间里的孩子用一天的时间学习字母，要在这一天内认识所有的字母，包括大写和小写。但莫利和南希例外，她们花了一天半才完全认识这些字母。当时我认为她们迟钝，但那是因为其他孩子学得很容易。你的哥哥撒母耳，我教的第一个孩子就是他，他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学会了字母表。2月10日那天是他5岁的生日，第二天，他开始学习。他一认识字母，便开始阅读创世记第一章。我先教他读第一节经文，然后让他反复读，直到随时可以毫不犹豫地读出这节经文为止。接下来，我教他读第二节经文，以此类推，直到一节课可以学习十节经文为止。他很快就做到了。复活节那天，他能阅读的经文还很少，但是到了圣灵降临周（Whitsuntide），他就可以非常好地阅读一章圣经了，因为他可以连续不停地阅读。他的记忆力也极其惊人，在我的记忆中，教他一个单词，从来不必超过两遍。更令人惊讶的是，他在课上学到的任何单词，无论是圣经中还是其他书本中，他都能认得。使用这种方式，他很快就可以阅读英国作家的作品了。
现有的一封是她在一个特别情况下写给丈夫的信，显明了她作为教区牧师妻子精力充沛、行为果断的一面。这件事发生在卫斯理先生长时间离家参加主教会议期间。卫斯理夫人对埃普沃斯的事态发展很不满意，于是开始在星期日晚上将几位教区居民召聚在自己家中，给他们朗读圣经。可以料到，参加的人数迅速增加，以致她的丈夫听到传言警惕起来，提出了一些反对意见。卫斯理夫人就此的回信显示出她意志坚定、讲求实际、具有一个基督徒的良知，这封信值得现在许多软弱的基督徒去仔细阅读。她用智慧的言语、无可辩驳的论证，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并恳求丈夫认真思考停止聚会带来的严重后果。她用下面这段文字结束了这封信：
如果你仍然认为应当解散聚会，那么不要告诉我是你希望我这么做，因为这会让我的良心感到亏欠。相反，你应给我肯定的命令，一定要完整明确，这样，当你和我出现在我们主耶稣基督可敬可畏的审判台前时，就可以免去我因无视行善的机会生发的罪疚之情与当受的各种惩罚。
如此性情的母亲肯定会在孩子们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记。从约翰和查尔斯身上几乎看不到埃普沃斯年迈的教区长的任何痕迹，可能他们作诗的天赋除外。在约翰一生的经历和性情中，许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他母亲的影响。
约翰·卫斯理早年在林肯郡家中度过的生活似乎很平静。他的传记作家记下的唯一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是在教区牧师住宅被烧毁时，他奇迹般地从大火里逃了出来。这件事发生在1709年，当时他6岁。这件事似乎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因为没有梯子，一个人站在另一个人的肩膀上，得以将他从卧室窗户里拉了出来，就在这时，屋顶塌了下来。幸亏是朝里倒下的，这孩子和救他的人才得以幸免于难。他在描述这件事时，曾说，“当他们把我带到父亲在的房间，父亲大声喊道：‘邻居们，来呀，让我们跪下祷告！让我们感谢上帝！他把我的8个孩子都给了我，房子去吧，我已经很富足了。’”
1714年，约翰·卫斯理11
岁时，在伦敦卡尔特修道院（Charterhouse）的学校上学。初次到公立学校上学，这对一个男孩来说是一次历险，但这对他来说似乎没有什么困难。可能在家里已经接受了初步的正规教育，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很快地，他在学校的勤奋和进步便使他脱颖而出。他16岁时，当时在威斯敏斯特担任助教的哥哥，就称他是“一个勇敢的男孩，以最快的速度学习希伯来语”。
在1720年，约翰·卫斯理17岁时，被选入基督教会（Christ
Church），前往牛津就读大学。大学生活的前三年或前四年，除了知道他性情沉稳、学习勤奋、文科成绩优异、有写作天赋外，我们所知甚少。他显然充分利用了大学时光，每天尽可能多地吸收知识。当时人们还不知道班级荣誉生名单（honorary
classlists），也鲜有激励学生学习的举措。如绝大多数伟人一样，他发现大学教育使他终身受益。人们可能不喜欢他的神学，但绝不能说他是一个愚蠢的人，不能说他没有权力让人听他的声音。
1725年初，22岁的他，心智似乎已经到了可以选择一份职业的地步。他想到担任圣职，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但是在认真思考这一举措的严肃性之后，在某种程度上他有些沮丧。然而，这次的思考对他非常有用，使他较从前对上帝、对自己的灵魂和宗教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他开始研究神学，开始阅读常规的服侍方面的课程。可能是缺乏非常值得信赖的导师，这段时间他选修了宗教文学。对他影响极大的书是杰瑞米·泰勒（Jeremy
Tailor）的《圣洁的生与死》（Holy Living and Dying）以及托马斯·肯培（Thomas A
Kempis）的《效法基督》(Imitation of
Christ)。这些作家虽然都是心地善良的虔诚信徒，但是他们不可能让他对源自圣经的基督教有非常明确的认识，也不可能让他对服侍基督持非常快乐的观点。简言之，虽然他们让他感到真正的宗教是一件严肃的事，让他关心心灵，但也留给他一片黑暗和混乱。
在这个阶段，约翰·卫斯理与父母的通信特别有趣，无论对父母还是约翰，双方的信件都值得赞扬。他显然敞开了自己的心扉，告诉父母自己面临的精神和属灵难题。他的去信以及父母的答复都很值得一读。他们或多或少都显得缺少圣灵的光照，对福音也缺乏明确的认识。但是这些书信从头至尾都透出了他们的诚实与认真，让人觉得“这就是上帝要祝福的精神，这就是上帝要赐给更多亮光的那只眼睛”。
让我们看看他的父亲对“哪一本释经书是圣经最好的注解？”的答复：
我的答案是，圣经本身。因为在并排对照版的圣经【圣经几个不同版本的汇编本之一，其中有多种语言译本，以并排对照的方式陈列。】（Polyglot）中，有多种释义和翻译，可与原著对比并彼此对照。我认为，和一个诚实、虔敬、勤奋、谦卑的人交流，比我看到的任何释经书都更加可取。
让我们看看他的母亲就担任圣职一事说了什么：
你情绪上的变化，引起了我许多的思考。我容易乐观，希望这是出于上帝圣灵的工作，他可以除去你对尘世享乐的热爱，可以装备你使你的心意更新变化，能更加严肃地关注更为崇高、属灵的事。如果是这样，如果珍爱这些安排，该会多么快乐啊。如今，你怀着至诚的决心，要将宗教作为自己一生的职业。因为，毕竟严格地来说这件事是必需的：与生命的目的相比，其他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我衷心地希望，你能严加察验自己，知道凭着耶稣基督有得救的合理盼望。如果你知道了，感到很满足，那么你的痛苦会得到丰厚的回报。如果你知道了，却感到不满足，那么你会很悲伤。这件事所有人都需要认真考虑，尤其是那些担任圣职的人。首先他们应当有呼召、有拣选的确据，免得他们给别人传福音，自己却被弃绝了。
让我们看看他的母亲对托马斯·肯培认为所有的快乐即使无罪也无益的观点所说的话。她说：
我认为肯培是一个诚实、软弱、热情有余而知识不足的人，他谴责一切快乐有罪或无益，这有悖于圣经多处直接明了的经文。你会判断快乐合法与否吗？你会判断行为邪恶或清白吗？要记住这条规则——凡削弱你的理性、有损于你柔软的良心、模糊你对上帝的认知或夺去你对属灵事务的喜好的，简言之，凡使你身体的力量或权柄胜过你意志的，这些对你来说都是罪，无论它本身是多么合法。
让我们听听约翰·卫斯理本人在一封信中是如何论述杰瑞米·泰勒的观点的。泰勒认为：“上帝是否饶恕了你，我们并不知道。因此让我们为曾经犯的罪悲伤难过吧。”他评论说：
圣灵恩典的力量当然不会如此弱小，以至于我们觉察不到自己是否拥有这些恩典。如果我们住在基督里，基督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若不重生，他就不会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当然会有所感受。如果从来不曾有过任何自己得救的确据，我们便有充分的理由恐惧战兢而非快乐地度过每个时刻。无疑，这样我们在今生就是最悲惨的人。上帝救赎我们脱离了像这样令人感到恐怖的景况。
这类信件不可能丝毫无益于约翰·卫斯理的思想。无疑，这使得他更详细地研究圣经、更深入地自省、更热切地祷告。无论他有哪些顾虑，最终都得到了解决。1725年9月19日，当时任牛津的主教，后来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波特博士（Dr.Potter）终于按立他为执事。
1726年，约翰·卫斯理经过激烈竞争，被选为林肯学院的院士。这段时期，无论他的言谈举止还是宗教的笃信，都变得严肃起来，他的敌人便以此为把柄来攻击他。但是，他高贵的性情使他能够胜过一切抵挡的势力，这使他的父亲深感快乐。虽然当时在世俗环境中他显然受到了试探，但是，他写道：“夏季结束前我的命运如何，上帝知道，但是，无论在哪里，我的工作是林肯学院的院士。”
约翰·卫斯理被选为林肯学院的院士之后，接下来的8年间，即1726年至1734年，构成了他生命中一个不同寻常的新时代，当然也赋予了余生的基调与色彩。在这些年间，他住在牛津大学，曾经有一段时间，不计报酬多少，在大学里做助教讲学。逐渐地，他越来越竭尽全力帮助别人，后来，便完全投入其中。
他的行为方式极其简单质朴。在当时在基督大学上学的弟弟查尔斯的帮助下，他将一些志同道合的年轻人组成一个小团体，一周有几个晚上聚在一起学习希腊文圣经。1729年11月，这个团体有4个成员，他们是约翰·卫斯理、查尔斯·卫斯理、基督教会的摩根先生（Morgan）以及默顿的柯克曼（Kirkman
of Merton）。在稍后一段时间，女王学院的英厄姆先生（Ingham of Queens）、 埃克塞特的布劳顿先生（Mr.
Broughton of Exeter）、布莱兹诺斯学院的克莱顿先生（Mr.Clayton of Brazenose）以及著名的彭布罗克学院的乔治·怀特菲尔德和林肯学院众所周知的詹姆斯·赫维（James
Hervey）也加入了他们。
这个小规模的见证者团队，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很快便开始考虑修身行善。1730年夏天，他们开始到监狱探视犯人、到城里探访穷人、送无人照管的孩子上学、临时帮助患者和需要帮助的人，在没有圣经和祷告手册的人们中间分发圣经和祷告手册。最初他们的举措非常谨慎，常常向约翰·卫斯理的父亲寻求建议并将自己所行的一切都面呈牛津的主教及牧师（chaplain），凡事经过教会完全批准才会去做。
今天在我们看来，这些年轻人多么谨慎，近乎幼稚，他们过于避免别人的关注、恨恶与敌对。干扰和反对的叫喊声开始出现，他们认为卫斯理和他的同伴是狂热分子、是宗教狂、是在选民中制造麻烦的人。他们被冠以
“循道派”（Methodists）或“圣洁会”（Holy
Club）的绰号，遭到了人们的羞辱与奚落。尽管如此，他们颇有男子汉气概，忍耐并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埃普沃斯年迈的教区长写给他们的信件，给了他们极大的鼓舞。他说：
听说我的儿子约翰被尊称为圣洁会之父。设若如此，我相信，那我一定就是这个圣洁会的祖父无疑。不用说，我宁愿自己的每个儿子都如此尊贵优秀，而不只是拥有这个圣洁的头衔。
在牛津的8年给卫斯理的属灵生命带来的益处，难以估量。尽管他很敬虔、苦修、舍己。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在这段时期，他对基督纯正的福音所知甚少。退一步说，他的宗教真理观还非常模糊、残缺。他本人对这一点有更加清晰的认识，甚至没有人较他更愿意承认这一点。像罗威廉的《严肃的呼召》、《基督徒的完全》（Christian
Perfection）、《德国系统灵修神学》(Thelegia Germanica)以及其他神秘派作家的作品，都写到他个人业已取得的神学至高成就。他发现在这段时期学到的经验对他以后的生活颇有助益。无论如何，他受训养成了勤劳、珍惜光阴、禁欲的习惯，一直到离世，都始终如一。上帝为做成自己的工作，自有锻造预备工具的方式，无论我们怎么想，都要相信他的方式是最好的。
1735年，约翰·卫斯理的父亲去世，家庭解体。就在这时，上帝给他提供了在一个新地方服侍的机会，接受这份职务给他的灵性带来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这个地方就是北美的殖民地乔治亚。这个殖民地刚刚成立，英国需要差派合适的牧师到那里，向印第安人传扬福音，同时给殖民地的居民提供属灵上的牧养。在这个关头，有人提议，约翰·卫斯理和他的朋友们是最合适的人选，因为他们享有盛誉又关注宗教事务、愿意吃苦。结果约翰·卫斯理收到一份邀请，在和劳尔先生、自己的母亲、兄长及其他朋友商量之后，他接受了提议，在弟弟查尔斯和他们共同的好朋友英厄姆先生的陪伴下，启程前往乔治亚。
经过四个月漫长的、波涛汹涌的海上之旅，卫斯理于1736年2月6日在乔治亚登陆。他在那里停留了两年之久。我不准备详细阐述他在那里所做的一切，只说一句就足矣：无论他做了多少好事，他的侍奉却几乎徒劳无益。部分是因为身为一名英国牧师在殖民地国家固有的种种难处。他的驻扎地，是一个新成立的殖民地，一切都混乱无序，对人对事的处理极需老练谨慎。最重要的，是他个人对福音的认识还非常不完整。卫斯理的乔治亚之旅似乎是一个极大的失败，显然他很高兴离开那里。
然而，上帝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正如腓力去加沙的路上需要下到旷野，保罗需要在凯撒利亚狱中做短暂的停留一样，他在美洲两年的时间，也是一种“需要”（彼前1：6）。即使卫斯理在乔治亚无所作为，他也有所收获。即使对别人没有什么教导，他也学到了许多。在离开英国前往美洲的路上，他在船上认识了莫拉维弟兄会(Morqavians)的几个成员，并被他们在暴风雨中超然于“死亡的恐惧”（来2：15）之上而深深地触动。在乔治亚登陆之后，继续与他们保持着交往，令他惊讶的是，他发现存在像个人蒙上帝饶恕这类的确据。这些事情与他在殖民地的侍奉期间遭遇的罕有的试炼、困难和沮丧相结合，给他的思想带来极大的影响，使他对自己和福音较以前有了更多的认识。1738年2月1日他在迪尔登陆，这时的他较以往更为谦卑也更有智慧，成了圣灵真正在里面工作的对象。
有关他这两年期间的信仰经历和叙述非常有趣。我将抄录其中的一两件事。
在1736年2月7日，他写道：
一在乔治亚登陆，我就个人的行为举止向一位德国牧师斯潘根贝格（Spangenberg）寻求建议。他答复说：“我的弟兄，我首先必须问你一两个问题：你自己里面有确据吗？上帝的灵是否与你的灵同作见证，证明你是上帝的孩子？”我感到很吃惊，不知道如何回答。他看到了这一点，继续问道：“你认识耶稣基督吗？”我停顿了片刻，说：“我知道他是世人的救主。”他回答道：“对，但是你是否知道他救了你呢？”我回答说：“我希望他死是为了救我。”他又问道：“你认识自己吗？”我说：“我认识。”但是我担心我这些话是徒然的。
1738年1月24日，在回英国的旅途中，他在甲板上写了下面的话：
我去美洲要使印第安人归信基督，但是，哦，谁能使我归信呢？谁能救我脱离这不信的恶心呢？我有像夏天一样美好光鲜的宗教。我可以讲得很动听，而且相信自己，没有危险临近。但是若直面死亡，我的灵魂就深感不安，我也不能说死亡对我是有益处的。
在1738年2月1日登陆英国的那一天，他说：
从我离开故土向乔治亚的印第安人宣讲基督教到现在，已有两年零四个月。但是这段时期，我对自己了解了多少呢？我被差往美洲去让人归信，而丝毫没有觉察，自己竟从来不曾归信上帝！虽然如此说，但我并没有发疯，我讲的都是事实，也很冷静。
若说我有信心——从可怜的安慰者的口中，常常听到这些——我的回答是，魔鬼也有这类的信心。但是他们对应许之约仍然非常陌生……我所要的信心，是全然信靠上帝，确信借基督之功劳，我的罪已得饶恕，我已与上帝和好。我希望得到圣保罗向世人举荐的信心，特别是他在《罗马书》中所说的那种信心，这种信心让每一个拥有它的人大声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如今我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加2：20）我想要这种有内在确据的信心。
像这样的一些记述颇有教育意义。它们教导了一个世人慢慢才能学到的重要功课：我们可能非常认真、非常敬虔，但是却没有真正灵魂得救和得安慰的信仰；我们可能勤于禁食、祷告、使用种种形式和规条，参加圣餐礼等，却对内在的喜乐、平安或与主的相交一无所知；而且，最重要的，我们的生活可能合乎道德要求，在善行上多有劳苦，但却不是基督的真信徒，还没有做好离世面见上帝的准备。哦，如果每个讲坛上都宣讲这样的真理，如果每次聚会都要求这样做，这对教会该多好！成千上万的人，不知道这样的真理，徒然行走在阴暗的幽谷，全然不知道自己还死在罪中。若有人想知道一个人靠外在行善可以行多远却还不是基督徒，可以让他仔细研究卫斯理的经历。我胆敢说，历世历代，这都是不寻常的事实。
一个像此刻的卫斯理一样饥渴慕义的人，不会滞留很久就能得到更多的亮光。圣灵在他里面开始的善工，在他回到英国后飞速地继续，直到日头在他心中升起，阴暗不复存在。经过与莫拉维弟兄会的彼得·贝勒尔（Peter
Bohler）以及和伦敦的其他成员一起交谈，还有通过研讨圣经以及通过特别为上帝恩赐的生命、救赎与因信称义所做的祷告，他得以对福音有了清晰的认识，发现了单纯相信时喜乐平安的意义。在这段时期，他自己承认说，从马丁·路德写的《罗马书》前言部分曾经得到很多帮助。
1738年，无疑是卫斯理属灵生命的转折点，指明了他以后生活的方向。正是在这一年的春天，他在伦敦桎梏巷（Fetter
Lane）莫拉维弟兄会的小礼拜堂内开始成立了一个宗教会社，这个会社是后来成立的所有循道会会社的雏形。这个小会社制定的规则，经过补充、修订和改进，成了今天循道会的内在组织结构说明。在这段时期，卫斯理也开始在伦敦的许多讲坛传讲他学到的真理。和怀特菲尔德一样，他很快发现，若是宣讲凭恩典得救和因信称义，讲过一次，几乎便不允许再讲。在这年冬天，去德国莫拉维弟兄会社区访问回来后，他对家乡的异教崇拜开始采取激进的措施。在邻近的布里斯托尔（Bristol），他也效法怀特菲尔德在露天和室内或者可以将人召聚起来的任何地方讲道。
现在到了卫斯理生平的一个关键时刻，从此，与他伟大的同辈怀特菲尔德一样，他们的故事始终如一、坚定不移地向前发展，直到他们离世的时候。详细阐述某一年或另一年的故事没有什么意义。他总是在忙一件事，而且是同一件事——传道和以某种方式传扬福音。有53年之久——从1738年至1791年，他一直这样，总是很忙碌，总是在忙同一件事：抨击各地的罪与无知，在各处传悔改归向上帝，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真道；开启罪人的眼睛，带领慕道的人，发展圣徒。他永不疲乏，从不偏离自己画出的路线，也从不考虑能否成功。只有那些阅读他50年间写的日记的人，才能对他完成了多少工作有些微认识。可能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做这么多工作，又能做好所有的工作。
像怀特菲尔德一样，卫斯理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传道是上帝用来祝福灵魂的工具，因此，无论去哪里，他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传道。也像怀特菲尔德一样，他时刻准备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传道——无论是早晨还是深夜，无论在大教堂还是在小礼拜堂或房间里，无论在街道上、野地里还是在公共场合或草坪上。他像怀特菲尔德一样，一年到头差不多总在传讲同样重要的真理：罪、基督和圣洁，堕落、救赎和重生，基督的宝血和圣灵的工作，信心、悔改和归正。
然而，卫斯理在一个重要的方面与怀特菲尔德不同。他传道，但没有忘记组织。他不满足于在成熟的田里收割庄稼。他关心将自己的庄稼打成捆，将他们收聚在谷仓里。只作传道人论，他在怀特菲尔德之下，然而作为一名管理者，一个注重方法的人，他远在怀特菲尔德之上。【在《北不列颠综览》（North
British
Review）这本期刊中，一位作者恰当且有力地描述了18世纪这两位伟大的英国传道人的差异。“怀特菲尔德富有激情，而卫斯理讲究条理。怀特菲尔德是夏天的云，在早上或中午，在宽广的道路上空迷漫着芬芳之香气，而在其他的时辰又将这些香气聚拢一处，而卫斯理是花园里经过打磨的导管，活水如珍珠般发亮，常年在音乐的陪伴下奔流其中，日日夜夜总是同一条生动活泼的溪流。怀特菲尔德是采石场的炸药，既有说服力又有冲击力，一次爆炸性的布道，就会震撼一个地区，卸下许多石料，供人们长时间工作其上，而卫斯理，很机敏，既有条理又肯劳苦，喜欢劈开断片，仔细雕琢，打造整齐划一的底座和完美无瑕的宝石。怀特菲尔德是驳船的船夫，是搬运工，将修建用的木料拉来，而卫斯理是建造房屋的建筑师。怀特菲尔德无法忍受教会的组织，不擅长具体的牧养事工，而卫斯理像一个领袖，对建筑情有独钟，他总是在建立会社，拥有国王一般的管理技能，对管理一个班级或主持会议总是驾轻就熟。不幸的是，他们两个人不常在一起工作。可喜的是，他们在宣扬福音上，并肩齐行”。】他虽然被英国国教愚蠢的领袖们挡在门外，却以无与伦比的技能和对人类本性需要的罕有见知，创建了一个新的宗派。他的目的和目标是：使自己的百姓合而为一，给每个人分派一些事去做，让每个人都体贴并寻求开导自己的邻人，激发各人的潜力并应用在某些方面，让所有人“人人参与，永远参与”（引用他古怪的话）。他发明的方法非常适用于他意图的实现，他的传道人、平信徒讲员、班长、乐队指挥 （bandleader）、联区（circuits）、班级、乐队、爱宴以及守夜等构成了时至今日仍然存在的属灵引擎，它的运转方式几乎无从改进。如果只有一点赋予了循道会持久稳固的存在，那么这一点便是其创始人巧妙的组织天赋。
没有必要告诉一个基督徒读者，卫斯理一直在不断地与反对势力争战。这个世界的王永远不会允许自己的俘虏未经挣扎便得以脱离。有时，卫斯理受到带有异教色彩的、无知的暴徒攻击，几乎丧命，如在温斯伯里（Wednesbury）、沃尔索尔（Walsall）、科恩（Colne）、
肖勒姆（Shoreham）和迪韦齐斯（Devizes）那里。有时他受到主教的责备，说他是一个狂热分子，是散布纷争的人。通常情况下，他传道反对教区的牧师。作为回应，牧师讥讽他是异教徒，是害群之马，是在选民中起哄制造麻烦的人。但是卫斯理却不为所动。他沉着冷静、坚定不移、毫无畏惧地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有许多次，他胜过了这一切，人们也就忘记了他遭受的羞辱。他回应这些攻击的信件，总是显出他的高贵与明智，这同样令人对他肃然起敬。
现在，可能读者对约翰·卫斯理的生平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我不敢接着讲下去。因为他最后的50年千篇一律，我不知道如果接着讲下去，该在哪里住笔。当我说，这些年他不断旅行、传道、组织布置、开会、写作、辩论、辅导，与罪、世界和魔鬼争战时，我已经说出了我敢于说出的一切。
他大得荣耀，受人敬重，在福音“完全的平安”（赛26：3）中，于1791年与世长辞。这是他事工的第65个年头，正值他88岁高龄。他的身体一直都很健康，在82岁之前，他几乎不曾尝到疲倦或疼痛的滋味。最终，生命的车轮感到疲倦，停止了运转。他寿终正寝，但不是死于疾病。
他离世的方式与他的一生和谐一致。离世前几天他还在讲道，有趣的是，最后两次讲道的内容正适合他的情形。他去世前倒数第二次的讲道，是2月18日在切尔西（Chelsea）讲“王的事甚急”（撒上21：8）。他最后一次讲道，是23日星期三在莱瑟黑德（Leatherhead）讲“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赛55：6）。这之后，他的身体状况便开始恶化，29日便溘然而去。他的心灵和头脑一直到最后都非常清晰。
他离世前的头两天睡了很久，言语很少。他曾经声音很低，但是非常清晰地说：“除非借着耶稣的宝血，此外没有道路可以到至圣者那里。”他后来问前不久他在汉普斯特德（Hampstead）讲道用的经文。人们告诉他，他讲的是，“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林后8：9）他回答说：“这是根基，是唯一的根基，此外再没有别的根基。”
离世的前一天，他突然说：“我要起来。”当人们为他准备衣裳时，他突然唱了起来。鉴于他当时的虚弱体质，令所有在场的人大吃了一惊，他唱道：
我活着要赞美造我的主，
死亡吞没我的声音，
我也要驾乘至尊的力量来赞美。
我赞美的日子永不止息，
生命、思想、存留不止，
永生无尽。【Isaac Watts (1674-1748年)，“赞美诗第146篇” ，选自《大卫之诗》（The Psalms of
David），1719年。】
不久，有人进来，他想说话，但却不能。他发现他们不能明白自己的意思时，稍微停了片刻，然后积聚余生所有的力气，喊着说：“最好无比的，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紧接着，他如同凯旋般，抬起自己无力的胳膊，为了表示胜利，他提高嗓门，大声疾呼，再次重复振奋人心的话：“最好无比的，是上帝与我们同在。”到晚上，他试着唱前面提到的赞美诗，但是只能开口说出第一句：“我要赞美，我要赞美。”第二天早上大约10点钟，有人听到他吐字清晰地说了声“再见”，然后，他没有丝毫呻吟便安息在了基督的怀中，歇了自己的工作。这真是一个荣耀的逝世！“我愿如义人之死而死，我愿如义人之终而终”。（民23：10）
卫斯理曾经结过一次婚。48岁时，他娶了一个年龄相当，名叫维泽利（Vizelle）的寡妇。她独自拥有一些财产，并留心将这些财产安顿在了自己的名下。他们的结合是最不幸的结合。无论卫斯理夫人有哪些良好的品质，也都葬送在她极度暴躁、荒谬的嫉妒之中。卫斯理的一位传记作家评论说：“即使卫斯理找遍全世界，也不会发现一个在所有重要方面较卫斯理夫人更不适合他的人了。”她有20年之久竭尽所能让丈夫感到难受。她私拆他的信，将他的文章交给他的对手，徒然地指望这会毁灭他的人格，有时她甚至还对他施暴。最后，她离家出走并留下话说，再也不会回来了。卫斯理在日记中简单地记下了发生的事，说他不知道原因，并简短地补充说：“我没有抛弃她，也没有不承认她，我也不会叫她回来。”
与怀特菲尔德一样，卫斯理没有留下子女，但是却留下了庞大的颇具影响力的一个宗派。他不仅看着它诞生，而且也看见它蓬勃健康地长大成熟。他离世时，循道会的传道人在英国本土就有313人，在美国达到了198人。而循道会会友的人数在英国是76，968人，在美国是57，621人。无需多加评说，事实已经说明了一切。基督的工人鲜有像卫斯理一样，取得了这样大的成就，当然，也没有人像他一样，亲眼看到自己有如此多劳苦的果效。
纵览18世纪这位属灵的伟人，他性情中引人注目的几个方面，可能会对我们有所助益。当上帝将特别的荣耀加给自己的一位仆人时，我们分析他们所受的恩赐以及仔细观察这些恩赐是什么，是明智之举。那么，约翰·卫斯理品质的与众不同之处，又是什么呢？
我要求读者注意的第一件事是，他的目标不同寻常的单一笃定。一旦踏上传福音的旅程，他便奋力向前，没有一日退后。“我只有一件事”，（腓3：13）这似乎是他的座右铭，限制了他的动机。传扬福音、竭力行善、拯救灵魂，这些成了他的主要目标，成了他人生主要的志趣所在。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他将一切舒适安逸的思想弃置一边，将一切属世的情感抛置脑后，环行了整个海洋和陆地。除了他，鲜有人去埃普沃斯站在父亲的墓石上，露天传讲福音。“因为上帝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罗14：17）除了他，鲜有人看到自己的同工一个接一个地进入了坟墓。在他同代人中，几乎剩他一人。他却仍然斗志不减，传扬福音，仿佛身边的同工仍然健在。一位年迈的哲学家曾经给自己的学生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不可轻视专精一艺的人。”专精“一事”的人就是长期以来做大事，令世界为之震撼的人。
我要求读者注意的第二件事，是他不同寻常的勤奋、舍己和对时间的把握。读这位好心人的日记，记下他一年内完成的工作量，几乎令人窒息。在所有人看来，他似乎总是在工作，从来不曾休息过。他说：“我和空闲无缘。只要活着，如果健康状况容许，我就要做事。”他在壮年时做了这一决定，便始终如一地贯彻执行。他曾经见到一个人，他知道此人曾经非常活跃，做过许多有益的事，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却变得体弱智昏、言语迟钝，失去了人们的敬重。这成了人类本性的真实写照，在见过他之后，卫斯理做了一个祷告：“主啊，让我活着做一个有用的人。”甚至在他旅行期间，时间也不会白费。他说：“我通常在马背上阅读历史、诗歌和哲学，因为其他时间还有别的事要做。”当你在拥挤的城市街头遇见他，引人注目的不仅是他的长袍和服饰、飘逸的白发，而且还有他的步态和风度。这两者都表明他拥有的时间都是经过计算的，一分钟都不会浪费。他说，“虽然我很忙碌，但从不忙乱，因为在完全平静地完成的工作之外，我不多加给自己任何别的工作。”这同样也是一个非常有用的秘诀。我们必须憎恶闲散，爱惜光阴。一个人如果不经过尝试便不知道自己12个小时内可以做多少事。正是那些做得最多的人发现他们能做得更多。
我要求读者注意的最后一件事，是他无与伦比的多才多艺以及胜任许多事务的能力。没有大量读过他的传记的人，或者没有读过他的精彩日记的人，可能无法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最反对的、最不喜欢的事，最美丽的、最琐屑的事，最俗不可耐的事、最属灵的事，这一切都收在他的脑海里。他为这一切找时间，就这一切提供指导。一天，我们发现了他的五十卷神学作品——《基督教图书馆》（Chrisitan
Library），浓缩了古老的神学思想；又一天，我们发现他在给整本圣经写完备的注解书；再一天，我们发现他在谱写赞美诗，至今，许多教会仍使用这些赞美诗称颂上帝；再一天，我们发现他在给自己的传道人起草详细的讲道指南，禁止他们大喊大叫、长时间讲道，强烈要求他们经常阅读，以防他们的讲道落入俗套。他还不允许他们饮含酒精的饮料，并吩咐他们早上要早起；再一天，我们发现他在安静地评述当时流行的文学作品，以冷静而犀利的评语批判所有的新书，好像他没有别的事可做一样。他像拿破仑一样，关注的一切不分巨细；他像加尔文一样写作，仿佛除了写作便没有其他事情可做；他传道，仿佛除了传道便没有其他事情可做；他管理，仿佛除了管理便没有其他事情可做。这样多才多艺，是能力极大的奥秘，也是许多人在世界留名的惹人注目的一个特征。既是蒸汽机又是削笔刀，既是望远镜又是显微镜，这可能是人类大脑迄今所及的巅峰之一。
如果不提到常伴他左右的非议——他在教义上属于阿明尼乌派，我认为对卫斯理的介绍是不完整的。我完全承认这些异议的严重性，也不假装为他开脱，或者为他有争议的观点进行辩护。就个人而言，我觉得无法解释，一个受过良好培训的基督徒会持守阿明尼乌的教义，认为该教义完美无缺，认为上帝的恩典不完美，或者否定像拣选和归功于基督的义这样的教义。
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不能强烈地反对一个人，以至于不能全面评价他。我们也不能因为他们没有宣讲我们的原则，便将他们赶出教会，或开除教籍。在圣经中写着，“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罗14：10）我们必须思想，也必须让别人思想。我们必须学习分辨福音的本质与全备的福音。我们可能认为，如果一个人否认拣选，认为称义不过是饶恕，在一次布道时告诉信徒他们在今生可以臻于完美，并在另一次布道时说他们可能全然从恩典中堕落，那么他传扬的福音是不全备的福音。但是，如果同一个人大胆、有力地揭露并谴责罪行，明确而完全地高举基督，公开邀请人们相信并悔改，我们敢说他这样做无益吗？如果有人问我，我喜欢怀特菲尔德传讲的福音还是喜欢卫斯理传讲的福音。我会马上回答我喜欢怀特菲尔德的：我是一个加尔文派信徒，不是一个阿明尼乌派信徒。但是若进一步，让我说卫斯理传讲的根本就不是福音，不会带来真正的益处，我会马上回答，我不能这样做。我毫不怀疑，如果卫斯理抛却阿明尼乌主义的思想会做得更好，但是我也毫不怀疑他传扬福音、荣耀基督，行了大量善事，正如我不怀疑自己的存在。
让那些贬低卫斯理是阿明尼乌派教徒的人，读一读卫斯理在怀特菲尔德的葬礼上的讲道辞吧。他谈到自己伟大的同工和弟兄时说：
他基本的要点是，将凡人有的一切美善，都归荣耀于上帝。在救恩一事上，他尽可能高举基督、降卑人。他和他牛津的朋友们——起初被称为循道派的那些人——都声明了这一点。他们的主要原则是：说话、思想、行动端正的一切恩典，都在基督的灵里，都来自基督的灵；一切美德，无论蒙上帝多大的恩典，都不是出于人，唯出于基督的宝血。这是他和他们的教导。直到上帝赐人能力，人才能行一件善事、说一句良言、生一个善念。说所有人厌恶罪是不够的，不，我们所有人都死在罪恶过犯中。
我们都茫然无助，既无能力又不知罪。谁能从不洁净的事物中带出洁净呢？只有上帝。谁能让死人、让灵性死在罪中的人复活呢？只有他能将我们从尘土中提拔出来。但是他为什么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们所行的义。主啊，死人不能称赞你，他们也不能做什么使他们复生。因此，上帝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他爱子的缘故。“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赛53：5；彼前2：24；罗4：25）因此，这是我们可以得到，也确实得到的每一个祝福的唯一的、可称颂的原因，也是我们得到上帝饶恕，被他接纳的原因，也是我们完全称义的原因。但是，我们凭借什么受益于基督的行为和他遭受的苦难呢？“是因着信，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使徒说：“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还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弗2：9；罗3：28；约1：12，13）
人若不这样重生，就不能进上帝的国。但是如此从灵生的人，上帝的国就在他们里面。基督在他们心里建立了上帝的国——在圣灵里的义、平安和喜乐。在他们里面的意念是耶稣基督的意念，使他们能够像基督一样去行。住在他们里面的灵，圣化了他们的意念与他们一切的谈话。但是，要视这一切为上帝借着基督的宝血和义白白赐下的礼物。出于同样的原因，让我们永远记得——人若有可荣耀的事，那就以基督为荣吧。
你们不会不知道，这些就是怀特菲尔德先生在各处坚持传讲的基本教义。但愿人们不像他们所做的那样，将他的教导概括为两句话：“重生，因信称义。”让我们全然无惧地、无论何时何地都坚持他的教导。无论遭遇怎样的反对和辱骂，让我们紧密地守着这美好的、拥有悠久历史的、不甚时髦的教义。
这就是约翰·卫斯理，一位阿明尼乌派信徒说的话。我对此不做任何评论。在任何一位轻看这位伟人，认为他是一个阿明尼乌派信徒的人面前，我只对他说，他是否真正明白卫斯理的观点是什么。首先，他要完全明白一百多年前卫斯理在英国传讲的是哪一类教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