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复兴领袖传》 第一部分
18世纪历史的重要性—英格兰的政治和经济状况—教堂和会堂里低落的信仰光景—关于此问题的见证—主教和牧师的缺点—神学出版物的贫乏—在教育、道德和大众文学方面国家可悲的光景—“旧日好时光”只不过是幻想而已。
作者：(英国)莱尔(J.C.Ryle) 出版社：华夏出版社
第1章18世纪初英格兰的信仰和道德光景
我在这本书中要讲述的主题，是部分传记、部分史实的性质。如果有读者根据本书的标题指望看到一部杜撰的小说，或者出于我想象的东西，恐怕他会失望。这样的作品，并非是我所长，即使是，我也无暇去写。我倾注所有精力记述的只有事实，赤裸裸的事实以及严酷的生活现实。
然而我相信，对大多数读者而言，我所挑选的主题是非常合适的。若有人对他本国的人物和历史不感兴趣，那他的爱国观必然很贫乏，哲学观就更糟了。
这种人不能被称为“爱国者”。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会使每个英格兰人关心与本国有关的一切事情。真正的爱国者喜欢了解每一个给英格兰国民精神留下印记的人：从可敬的圣比德(Venerable
Bede)到休·斯托厄尔(Hugh Stowell)，从阿尔福雷德大帝(Alfred the
Great)到贫民学校创始人庞德(Pounds)。【这4位人物都是专注基督教教育的敬虔基督徒。“可敬的”圣比德（约673-735），神学家、教育家和历史学家，以他所著的《英吉利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对盎格鲁—撒克逊部族归信基督教以及早期英吉利教会史最全面的资料来源最为人所知。休·斯托厄尔（1799-1865）是切斯特大教堂(Chester
Cathedral)荣誉教士会成员，是一位坚定的福音派基督徒，他的教育方针简单直接，“或者把它基督化，或者把它摧毁”。阿尔福雷德大帝（849-899）是韦塞克斯王(King
of Wessex)，伟大的法律制定者，第一位在战斗中击败丹麦人的撒克逊人，他下令所有有能力的年轻自由人都要学习英语。约翰·庞德（1766-1839）是一位普通的鞋匠，他使用圣经作为课本，教育孩子读书。他所做的工作发展成了贫民学校联盟——致力于给贫穷孩子提供免费教育的慈善学校。】
这种人当然算不上是“哲学家”。哲学不就是以史明鉴吗？了解英格兰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这对正确认识我们的民族特权和民族危机十分重要。了解过去为上帝做工的人，这有助于我们去寻找当前以及将来的领军人物。
我大胆地认为，在英国历史上没有哪个时期能像18世纪中期那样，对基督徒有如此巨大的启发意义。我们至今仍能感受到那个时期的影响。这是和我们先父和先祖直接相关的时期，而且是我们能为当今汲取最多教训的时期。
请容我从描述100年前英国的实际状况开始。只需几点简单的事实就足以将事情说清楚。
请读者记住，我要讲的不是我们的政治状况。我能轻而易举地告诉他，在罗伯特·沃波尔爵士(Sir Robert
Walpole)、纽卡斯尔公爵(Duke of Newcastle)和皮特长老(elder
Pitt)生活的时代，英格兰的地位与现在很不一样。那时我们确实有伟大的政治家，伟大的辩论家，但我们在世界各国当中却相对贫穷、衰弱，我们在各国中的声音从来没有那样低过。而在英格兰本土，有一强大政党仍在力图恢复斯图亚特王朝。1745年，那个小僭君【英国斯图亚特王朝的查理·爱德华（1720-1788），人称为“小王位觊觎者”，因为他自称是合法的君王，尽管当时英国政权已经落到汉诺威王朝的手中。】联同一支高地军队从苏格兰南下入侵英格兰，一直攻打到德比(Derby)。贪污腐败、营私舞弊、高官们滥用职权，这些都是习以为常的事，清正廉洁则完全欠奉。民事以及信仰方面的无所作为比比皆是。宣誓法案及结社法案（The
Test and Corporation
Acts）【1661年的结社法案是压制性的法案，目的是禁止那些不愿宣告《神圣盟约》无效非法，起誓不背叛英王，按着安立甘会形式领受圣餐的人担任市镇公职，因此他们就不能参选议会，从而肃清不从国教的官员管理的城镇。1763年的宣誓法案扩充了结社法案的规定，禁止那些没有宣誓国王至上，效忠国王，宣告反对化质说的人担任任何民事职务或军职。】仍没有废除。做一位不从国教者，这几乎等同于煽动谋反。许多市镇陷于腐朽，各阶层公然行贿受贿，毫无廉耻可言，这就是英国100年前的政治状况。
也请读者记住，我并不是从金融经济的角度讲我们当时的状况。我们庞大的棉花、丝绸、亚麻布制造业几乎还没有起步，我们丰富的煤炭和铁矿藏资源还没开发，我们还没有蒸汽轮船、没有火车、没有铁路、没有煤气、没有电报、没有平价邮局、没有科学种田、没有用碎石子铺的路、没有自由贸易、没有卫生设施、没有当之无愧的警察。每个英国人尽力设想一下我所提到的这些，就能对100年前英格兰的政治经济状况得出一个大致的印象。
但我还是把以上这些留给政治经济学家及历史学家去研究好了。这些无疑都是很有意思的话题，但不是我想论述的主题。我想以基督福音的工人作为主题。我想致力描绘的是英国100年前的信仰及道德状况。以下就是我希望吸引读者视线的要点。
这个国家上世纪中期的信仰和道德状况失望得让人难以想象。没有探求过这个问题的当今英国人对当时笼罩英格兰的黑暗根本没有任何概念。从1700年到将近法国大革命时期，英国似乎没产生过任何好东西。在一片可以自由拥有圣经、自由承认新教信仰的土地上，出现这种情景，令人难以理解。基督教似乎已经僵死，你完全可以说它已经死了。尽管讲坛上大肆鼓吹道德，道德却被街上的人完全践踏在脚下。高阶层、低阶层到处笼罩着黑暗——从法庭到军营，从国会到法庭，从乡村到城镇，从富人到穷人，巨大而浓重的信仰和道德黑暗令人触手可及。
或许有人会问，100年前的教会在做什么呢？你马上就会得到答案。当时的英国国教有令人羡慕的信条，有着历史悠久的礼拜仪式、教区制度、主日侍奉，还有一万在职的神职人员。不信国教的团体也享有千辛万苦斗争得来的自由和讲坛发言权。但不幸的是，有一种说法，是适用在英国国教和不信国教双方身上的：他们是存在的，但对任何一方，都不能说他们是活的。他们什么也没做，他们处于沉睡状态。“教会统一条例”（the
Uniformity
Act）【教会统一条例(1662年)是针对清教徒的一条法案，要求他们严格遵从英国国教的礼仪，否则就要被剥夺教职。所有的神职人员都被要求接受英国国教的按立，公开宣告无条件服从《公祷书》（Book
of the Common
Prayer）中的一切，宣布弃绝《神圣盟约》，起誓绝对效忠国王。当时差不多有2000人拒绝服从，他们被免除了牧师职位。】的诅咒似乎仍笼罩在英国国教上空。不从国教者处在安逸之中，摆脱了逼迫，却落入了困境。自然神学没有任何独立的基督教教义，也没有构成大小教堂主要教导内容的冷冰冰的道德说教和贫乏的正统教义。各处的讲章比可怜的道德说教好不到哪儿去，完全没有任何使人觉醒、让人回转或拯救灵魂的内容。双方最后在一点上达成了一致：随魔鬼去吧，别去管什么人心灵魂。至于库柏(Hooper)和拉蒂默(Latimer)为之上火刑柱，巴克斯特以及许多清教徒为之入狱的有分量的真理，他们好像已经束之高阁，忘得干干净净。
当人们得知那时大小教堂的光景，面对泛滥的不信和怀疑也就不会感到惊奇了。这个世界的王充分利用了这个时机，它的手下大肆散布各种怪异亵渎的观点。科林斯(Collins)和廷德尔(Tindal)把基督教贬斥为教士弄权。卫斯顿(Whiston)声称，圣经中的神迹奇事都是大骗局。伍尔斯顿(Woolston)说它们是寓言故事。克拉克和普里斯特里（Priestly）公然教导亚流主义(Arianism)和索西奴主义(Socinianism)并使之成为知识界的时尚学说。要了解为什么讲坛不能堵住邪恶的滚滚洪流，有一件事可以说明一点问题。当时的著名律师布莱克斯通(Blackstone)出于好奇，在乔治三世统治初期，到伦敦走访各大教堂，听各位有名的牧师讲道。他说，他们的讲道内容中关于基督教的内容并不比西赛罗作品中的更多，而且根据他们的讲道，他很难判断他们是孔子、穆罕默德或者基督的门徒！
不幸的是，关于这个令人痛苦的主题的证据太多了。我的困难不在于找论据，而在于挑选哪些作为论据。这一时期正如赛克大主教（Archbishop
Secker）在他的一篇指控中所描绘的：
在这一点上我们绝对不会有错，那就是，因着各种可悲的原因，公开宣称不信或蔑视信仰已成为当代的突出特征。上层社会放荡无度、蔑视原则，下层社会荒淫醉酒、不惧怕犯罪。这无视上天的污浊洪流若不止住，绝对会是灭顶之灾。基督教被尽情讥讽挑剔，它的教师也都逃得无影无踪。
以下是巴特勒主教(Bishop Butler)在他的《类比》(Analogy)一书前言中对这个时代的描述：
现在人们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基督教已不再是一个要去探求的问题，他们终于发现了它的虚构性。因此，似乎当代有头脑的人都达成了一个共识，它除了可以作为娱乐和取笑的主要话题外，已经毫无价值。
这一类抱怨不仅限于教会人士。华滋博士也宣告说，在他那个时代，“人们心里和生活中，信仰衰败成了主流。这是所有将上帝的事业放在心中的人所观察到的一个令人悲哀的事实。”著名的不从国教者盖斯博士（DrGuyse）也这样说道：
自然宗教已成为我们时代的热门话题。至于对耶稣的信仰，只有当它带着自然的启示，仅仅是这种启示的应用时，它才有存在价值。突出基督教特征的或特别讲到基督或与之有关的一切话题，若不是明显基于自然的启示或悖离了自然启示的原则，则都被撇弃、排除或轻视。
这一类的见证我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许多，但我不想再烦我的读者。有足够多的证据表明，我说英国18世纪初的信仰和道德状况令人心寒，一点也没有夸张。
那当时的主教们又怎样呢？有一些无疑是学识渊博、生活作风无可指责的仁人志士。但其中最出众的，像赛克、巴特勒、吉布森(Gibson)、娄斯(Lowth)、霍恩(Horn)，似乎只能做到揭露他们所看到的罪恶，但却不知道如何解决问题。另外一些人，像拉文顿(Lavington)和沃伯顿(Warburton)，他们大声疾呼，强烈反对狂热和盲信，他们好像很害怕英格兰会变得虔诚过度！说实话，大部分主教都是俗世之人，并不称职。你可以通过以下事实看到英国国教的主流光景。康沃利斯大主教（Archbishop
Cornwallis）在拉贝斯宫(Lambeth
Palace)开舞会和盛大晚会，致使国王不得不亲笔给他写信干预，要求他停止。【国王为此写的信如此特别，我要把它完全列出来，我是在那本非常有趣，但编排得杂乱无章的书（《亨廷顿伯爵夫人生平与时代》）中找到这封信的。它很明显是在亨廷顿伯爵夫人被国王召见后写成的。认真的读者会发现，国王可能使用德文胜过使用英文。
我尊敬的大主教，我收到确凿的消息，说你的宫中已经举办了盛大的晚会，悲伤和关切充满我的心中，所以我毫不延迟就此写信给你。与此同时，我必须向你表明在此立场上我的感受，我认为，在多个世纪以来专注于研究上帝之事，在信仰方面隐修、广行慈善的行宫里举行这些轻浮之事和虚妄的娱乐，这即使不是非法，也是完全不明智的。我要补充说，在这个地方，你如此多的前任是如此圣洁地生活，给他们所承认和赞美的纯洁信仰增添了光彩。你可能已经看出我对这些不当之事的不悦，我不用更严厉的言语说话，仍按更敬虔的原则出发，我相信你会立刻停止这些事情，好使我没有机会说出更多关于我不悦的话语，或者使用一种不同的方法加以干预。求上帝把你所蒙的恩置于他大能的保护之中。我的大主教，我依然是你的好友。】我再补充一点，当英国国教领袖因怀特菲尔德的影响迅速传播而忧心忡忡时，高层中居然有人建议：要阻止他的影响，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当上主教。
那当时各教区的神职人员又如何呢？他们中大部分人沉湎于世俗，对他们自称所信的既不了解，也不过问。他们自己不行善，也不要别人替他们行善。他们打猎、射击、种地，他们发誓、醉酒、赌博。他们似乎已经定意，除了主耶稣基督和他钉十字架，别的都想知道。他们聚集在一起，一般是为“教会和国王”干杯。在世俗观念、偏见、无知和各种俗套上互相吹捧。他们回到自己的教区中，尽可能少做事、少讲道。如果真要讲，他们的讲章常常使听者不知所云，糟糕得难以形容。但是想想他们总是对着空凳子讲道，倒也给人一丝安慰。
100年前给我们遗留了什么神学著作呢？可以说那是最贫乏软弱的读物。那是一个给我们留下像《人的全备责任》(Whole Duty of
Man)、蒂洛森(Tillotson)和布莱尔(Blair)的布道集那样的糟糕神学思想的时代。你去问问任何一家旧书店，他们都会告诉你，再没有比上世纪中后期出版的讲道集更糟糕的滞销货了。
100年前下层社会的教育情况又如何呢？各教区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乡村，根本没有教育。我们所有的乡村学校差不多都是1800年以后建立的。人们无知到了这个地步，当一个循道会传道人在萨默塞特郡(Somersetshire)布道时，因引用了一句经文“信的人不至于定罪”，（可16：16）便被控告诅咒而被地方官处以罚金（在英文中“定罪”与“该死”发音相同，译者注）。约克郡为了不落在萨默塞特郡之后，就派一位警官把查尔斯·卫斯理押解到地方官处，说他支持那位小僭君，因为他在公祷中说，求主“将逃亡的人带回来”。（撒下14：13，14）更有甚者，牛津大学副校长还竟然因为六名学生“信奉循道会信条，并依此读经、祷告，在私人住处讲解圣经”而开除了他们。有人这样说，随口咒诅不会给牛津的学生惹麻烦，但随口祷告却是令人不能容忍的冒犯！
100年前的道德状况如何？可以这样说，决斗、奸淫、私通、赌博、咒诅、不守安息日、醉酒几乎不被认为是坏事。相反，那都是高层社会的时尚，沉溺其中的人不会被认为比其他人更坏。关于这一点，最好的证据能在贺加斯(Hogarth，1697-1764)的绘画中看到。
100年前的通俗文学是什么呢？我在此不提博林布鲁克(Bolingbroke)、吉朋(Gibbon)以及历史学家休默字里行间透出的怀疑主义，我只提当时最流行的轻松读物。翻开菲尔丁(Fielding)、斯莫莱特(Smollett)、斯威福特(Swift)、斯特恩(Sterne)的作品，答案就一目了然了。这些作者的文采是无话可说，但他们许多作品中的下流猥亵如此露骨，以致现在这样的作品摆在起居室的桌子上都让人感到羞辱。
我所描绘的画面恐怕过于阴暗，我也希望能够尽力展现更多的光明面，但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尤其是以上有关文学的描述，是确凿无疑的。100年前最好的文学作品是阿狄森(Addison)、约翰逊和斯蒂尔(Steele)的道德作品。但这些作品对当时一般公众的影响恐怕微乎其微。我相信，约翰逊和其他散文作者对公众信仰和道德的影响，充其量不过就像那位出名的帕廷顿夫人(MrsPartington)举帚勇斗大西洋巨浪。【这是指帕廷顿夫人，她住在西德茅斯的一座沙滩小屋里。1824年11月，当一阵狂风把海水吹进她家的时候，这位可怜的妇人努力用扫帚和水桶与大海对抗，但无济于事。】
总而言之，我在此将本章主题做一总结。希望读者记住，当前大家所熟知的好书在100年前并不存在。威伯福斯(Wilberforce)还没有开始抨击贩奴交易，霍华德(Howard)还没有改革监狱制度，莱克斯(Raikes)还没有开设主日学。我们还没有圣经协会，没有贫民学校，没有城市传福音工作，没有牧师服务协会，没有向异教徒传教。全地都笼罩着一种昏睡的精神状态。从信仰和道德的角度来看，英格兰那时完全处于沉睡状态。
在结束本章时我不能不说，我们应当感恩所处的这个时代。我恐怕大家把目光太过关注眼前的邪恶，却想不到100年前的情况比现在要糟得多。就我个人而言，我大胆承认，我不相信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所谓“过去的好时光”，只当那是神话传说。我相信我们的时代才是英格兰曾经见过的最好时代。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夸口，知道我们还有许多问题是要批判的。但我确实要说，我们本来可能会更糟；我确实要说，我们100年前的情形要糟糕得多。现在信仰和道德的普遍标准无疑要高得多。无论如何，在1868年，我们是清醒的。我们能看见，能感受到100年前人们根本感觉不到的罪恶。我们在努力挣脱那些罪恶，我们渴望修正。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尽管我们仍有许多过犯，但我们不再沉睡。到处都有令人兴奋的事，各种活动、运动以及进展，而不是停滞不前。尽管我们身陷罪中，但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性；尽管我们还软弱，但我们承认我们失败；尽管我们缺乏力量，但我们在竭力改正；尽管我们不能为基督做什么，但我们的确在努力做事情。让我们为这一切感谢上帝！因为若不是上帝，情况会更糟。把我们所处的时代跟18世纪中期做一比较，我们有理由感谢上帝。鼓起勇气。现在的英格兰比100年前情况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