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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考验目击者的证据 耶稣的传记经得住审查吗？ 十六岁的迈克尔．麦克洛说话的声音很低，再加上维持他生命的呼吸器的噗噗声，陪审团听不清他在说什么。读唇人俯身在迈克尔床头，辨析他的语言，把他的供词讲给临时法院听。 打断迈克尔脊柱的子弹，使他从脖颈以下全身瘫痪。他过于衰弱，不能抬到法院出席被控攻击他的两个少年的审讯。于是法官、被告、律师、记者和观众只好挤进病房，病房现在成为库克郡巡回法院的临时分院。 在检察官的盘问下，迈克尔忆述他当日离开芝加哥公共的住所，口袋里只有两块钱。他说在楼梯上被两个被告拦住说话，然后他们抢他的钱，并蓄意开枪射向他。另外有两个目睹被告打人的少年证实了迈克尔的供词。 被告从未否认开枪，但是他们说是挥动手枪时意外走火，被告律师知道要被告获得减刑，惟一的办法，是推翻控方的证词——枪击是有预谋的邪恶暴力行为。 被告的律师尽其所能叫人怀疑目击者的陈述。他们质疑证人的观察能力，但未见成效。他们想找出证词前后矛盾的地方，但证词在重点上都契合无间。他们要求进一步的证据，显然无此需要。 他们暗示证人品格有问题，但被害人与证人都是奉公守法，无犯罪记录的少年。他们希望找出证人对被告存有偏见，但无法找到。他们质疑一个九岁大，名叫基斯的证人是否了解发誓作供的意义，但人人看得出他懂得。 被告律师既然不能动摇受害人与控方证人证词的可靠性，两个被告终被判意图谋杀罪，监禁五十年。过了十五天，迈克尔死了。 被告律师的工作很具挑战性——提问题，让人起疑，探索证人供词中的弱点和有懈可击的地方。他们的办法足使证词经受各种各样的考验。相信凡是诚实与正确的证词必经得起考验；而虚假、夸大或误导人的证词将被揭穿。 就迈克尔案而言，正义所以能伸张，是因为陪审团看得出，受害人与证人都在诚实正确地叙述他们的经历。 现在让我们回头来审查关于耶稣的历史证据。考验勃鲁姆伯格博士的证词，显示其弱点或优点的时候到了。有许多考验的方法正是多年前迈克尔案申辩护律师用过的。 “有八种不同的测验我想问你，”休息了十五分钟坐下以后，我对勃鲁姆伯格说。 勃鲁姆伯格又倒了一杯滚热的黑咖啡，然后向后一靠。我不能肯定，但是他好像在等我向他提出挑战似的。“开始吧，”他说。 一、意图测验 这个测验的目的，是要判断作者是否有明显或暗含的意图去正确保存历史。“这些第一世纪的作者真有兴趣记录已经发生的事吗？”我问。 勃鲁姆伯格点头。“是的，他们有兴趣，”他说。“你可以在《路加福音》的开端看到这意图，读起来很像古代信史和可靠传记的序言。” 勃鲁姆伯格打开他的圣经，读出《路加福音》的开场白： 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意要按着次序写给你，使你知道所学之道都是确实的。(路1：l－4) “你可以看到，”勃鲁姆伯格继续说，“路加清清楚楚地说明，他有意把经过考察，并曾亲眼看见的人充分支持的事确实地写下来。” “还有别的福音书呢？”我问。“书里没有类似的开场白，难道他们没有同样的意图吗？” “对，《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都没有这种清楚的说明，”勃鲁姆伯格回答。“但是它们在文体上与《路加福音》相似，我们遂可以相信，马可与马太两本福音书，也同样反映了路加的历史意图。” “《约翰福音》呢？”我问。 “四本福音书中，清楚说明写作意向的，也见于《约翰福音》第20章31节：‘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我反对道，“这里讲的是神学，而非历史啊。” “这个我承认，”勃鲁姆伯格回答。“可是假如你想有足够的信心去相信，神学必须有正确的历史作依据。此外，还有一件不可忽视的旁证。请注意福音书的写法——态度严肃负责，细节翔实，显然十分细心和严谨。在这里，你找不到别的古代著作中常常看到的那种飞扬浮躁和刺眼编造的神话。 “所有这些引向一个什么结论呢？”他问，然后回答了提出的问题。“看来十分明显，福音作者的目的是要记录实际发生了的事。” 回答反对意见 然而，那是实际发生了的事吗？有些批评家提出一个与此对立而矛盾的说法。他们说，早期基督徒相信耶稣要在他们有生之年再临，来完成历史，所以他们认为没有必要把耶稣生平的任何历史记录或教导保存下来。既然他随时要回来结束这个世界，何必那么麻烦呢？ 我说，“于是，若干年后，情况越来越明显，耶稣不会立即回来，他们发现已经没有什么确实的历史材料可用来写福音书。没有为历史目的而留下什么，难道这不是当时实在的情况吗？” “历史上的确有些教派和团体，包括宗教团体，可以适用这种说法，但是早期基督教并非如此。”勃鲁姆伯格回答。 “为什么呢？”我质问他，“早期基督教有什么不同？” “第一，这个前提说得有点过分。事实是，耶稣大部分的教导中都指出还有好长一段时间世界末日才来到，”他说。“第二，即使有些耶稣的门徒认为他相当快再临，但是不要忘记，基督教是源于犹太教的。 “有八个世纪，犹太人生活在先知们不断宣布世界末日即将到来，而以色列的历史却仍继续发展之下，这些先知的门徒们依然记录、珍视并且保存先知的预言。既然耶稣的门徒认为耶稣比先知还要伟大，他们也会带着耶稣再临的盼望将历史记录下来，这也是非常合理的。” 虽然看似合理，有些学者还提出了第二个反对意见，我将之提出来向勃鲁姆伯格请教。“他们说早期基督徒常常认为肉身死去的耶稣，藉着他们向教会传达信息或‘预言’，”我说。“既然这些预言被认为具有与耶稣在世时所说的话同样权威，早期基督徒把这些耶稣死后的言论和耶稣原来的语录同等看待，因之福音书便把这两种资料混合起来，使我们无法分辨哪些是历史上耶稣说的，哪些不是，许多人对这个指责感到困惑，你对此有何反应？” “这个论点比前一个论点更少历史佐证，”他微笑着说。“事实上新约本身就有例证否定这种假说。 “新约里有的地方提到早期基督徒说的预言，但这总是和主耶稣所说的话清楚分开来。例如在《哥林多前书》第7章里，保罗清清楚楚分别什么是他从耶稣那里听到的，什么是他引证历史上的耶稣所说的话。在《启示录》里，我们也能清楚看出哪几次是耶稣直接对先知——传统上假定是使徒约翰——说的话，哪些是约翰自己在叙述他受到圣灵启示的看法。 “又如《哥林多前书》第14章，保罗谈到辨别真假预言的标准。也提到地方教会有考验真假先知的责任。我们从保罗犹太教的背景，知道辨别真正预言的一个标准是那个预言是否应验，和这些新预告是否和主耶稣说的话一致。 “但最强而有力的论点，是我们从来没有在福音书里找到的东西，耶稣升天后，初期教会内部起了一些争论，例如信徒应否行割礼，方言应怎样制约，怎样使犹太人与外邦人团结，妇女在牧养工作中所应扮演的角色，信徒可否与非基督徒配偶离婚等。 “要是早期基督徒可以把升天后的耶稣给他们的信息写进福音书里，这些问题便很容易解决了。但他们从没有这样做过。这些争论的持续足以证明基督徒乐于把耶稣在世时发生的事，和教会后来辩论的事清楚分开。” 二、能力测验 即使著者不凭己意忠实记载历史，他们做得到吗？我们怎能肯定耶稣生平和教导的资料能好好地保存三十年，最后才写入福音书中呢？ 我问勃鲁姆伯格，“你难道不承认记忆错误，一厢情愿，和传说的发展，能把耶稣的史实在写成福音书以前污染得面目全非？’。 他回答前先为我勾绘了一下当日的情况，“我们一定要记住，我们所面对的是发生在一个遥远时代又兼外国的地方的事，那里的文化里头还没有计算机，或者印刷机，”他回答。“书籍在当日是纸草卷抄本，比较少见。因此，宗教社会中的教育、学术、崇拜和数导都靠口头，拉比们以博学强记整部旧约驰名。所以耶稣的门徒完全能够记住比四福音加在一起还要多的东西，还能正确无误地传递下去。” “且住，”我插嘴说，“老实说，真有这种死记的工夫吗。那怎么可能呢？” “是的，我们今天确实难以想象，”他承认，“但是那是一个口述的文化，特别重视背诵。还要记住的是，耶稣的话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用的是诗的形式。并不是说一定要押韵，可是都有一个格律，句子匀称，并行结构等。这对背诵是个极大的帮助。 “另外还有一件需要一提的事，那时所说的记诵不那么严格。研究记述文化的人都知道，说故事每次都有一定程度的出入——哪些一定要说，哪些可以省却，哪些可以述意，哪些可作解释等。 “研究显示，在古代中东，重述神圣传统，任何一次都可以和下次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四十的出入，可是总有一些固定的要点不能更易。讲故事的人如果在这些要点上出了错误，社会有权纠正。 “这是个有趣的…，”他停下来，想找一个适当的字眼。“…巧合，‘对观福音书’在任何段落上都有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四的差异。” 勃鲁姆伯格好像在暗示什么，我要他说得明白清楚些。“请说得明白些，”我说，“你到底在指什么？” “我想指出的是，‘对观福音书’里有许多类似之点和不同之点，似乎可以用这个假设来解释。门徒和早期基督徒把大量耶稣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记在脑子里，但是他们觉得这些言行可以自由地用各种不同的形式重述，永远把耶稣的教导和事迹的重点保存下来。” 我对早期基督徒精确地保存这些口授传统的能力仍然有些怀疑。儿时玩团体游戏的情景印象深刻。在那些游戏里，一句话传不到几分钟就能出错。 玩打电话 你小的时候大概也玩过打电话这种游戏：几十个孩子围成一个圆圈，一个在另一个耳边说了一句话，例如“你是我的好朋友”，耳语一路传下去，传到最后，耳语已经歪曲，可能变成，“李是王的坏朋友”。 “让我们实话实说，”我对勃鲁姆伯格说，“这不正是一个很好的比喻，说明关于耶稣事迹的口述传统可能发生的事吗？” 勃鲁姆伯格不接受这个解释。“不对，实际上不是这样，”他说。“理由是：若你仔细记熟一件事，你会留心没有传述正确绝不传给别人，你所做的完全和玩电话游戏不同。 “玩电话游戏的乐趣大半在于一个人还没有把话听清楚，又不能让人重述一次，就把话传了下去；何况用的是耳语，就更容易教第二人进一步听错。所以当那句话传遍全屋几十个人以后，最后讲出来的话可能引人大笑不已。” “那么，”我问，“这岂不是传递口述传统不可靠的一个好例子吗？” 勃鲁姆伯格慢慢啜了一口咖啡才回答。“正因为口述传递有这种缺点，在第一世纪的社会里，对口述材料便有严格的制衡办法，那就是你可以确定，每次传到第三个人，他就要清清楚楚地大声询问第一个人‘我说的仍然没有错吧？’要是有就得把它改正。 “口传社会，会时时核对传说了些什么，一路进行干涉和改正。这就保存了信息的完整，”他说。“结果和儿童玩打电话非常不同。” 三、品格测验 这个测验要判定这些著者是不是具有写正确历史的品格，有没有什么不诚实和不道德的记录，损害他们正确传布历史的能力或意愿？ 勃鲁姆伯格摇摇头。“我们找不到任何证据能合理地证明他们不是品格极其完整的人，”他说。 “他们记录的是耶稣这个人的言论行谊，要求他们在品格上一定要达到有这种信仰的人必须具有的高尚品格。你看见这些跟随耶稣的门徒，愿意至死不渝地持守所信，直到剩下来的十一个门徒之中有十个被人残酷处死。他们品格的高贵可以想见。 “谈到诚实、率直、美德和道德，这些人的成绩令人钦羡。” 四、前后一致测验 这是怀疑派常常指出福音书不能通过的一个测验。它们之间究竟是不是真的无可救药地互相矛盾呢？在福音书各种不同的记载之间。真有不可调和的差异吗？假如有，谁还能信任书里所说的话呢？ 勃鲁姆伯格承认福音书之间在许多处均有不同。“小的如遣词用句的不同，大的如最著名的明显矛盾，无不具备，”他说。 “我自己的信念是，只要你容许我在前面提到的成分——意译，节略，增加的解释、材料的选择和省略，那么，照古代的标准，四福音书彼此之间是极其一致的。而且为了公平，我们也只有使用古代的标准。” “反过来说，”我指出，“假如四福音书彼此之间完全一样，那就会有人指责，说那些作者一定事先私下商议过怎样将故事写得一样，那会更加使人疑窦。” “你说得对，”勃鲁姆伯格同意。“如果福音书过于一致，这件事本身就足以推翻作者独立见证人的身分。那样人们就会说实际上只有一份见证，其余的人都在鹦鹉学舌。” 我脑子里突然想起哈佛大学法学院西门．格林里夫的话，他是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法学界人物，著有一部关于证据的著述，极具影响力。他研究过四福音的一致性后，做出结论说：“书里的矛盾足够显示作者之间事先并无默契；同时又有那么多的共识，显明他们都是同一历史大事的独立述说者。” 德国学者汉斯．施蒂尔，用古典史学家的观点，同意在基本事实的共识和细节上的不同，显示出他们所记的可信，因为伪造的记录才有走向完全一致与和谐的趋向。他写道，“每位史家，若遇到一个非常的事件，在报导上居然毫无矛盾，天衣无缝，会分外使人起疑。” 即使如此，我仍不肯放过福音书中明显矛盾所引起的困难。我决定进一步探索这个问题，要求勃鲁姆伯格解释书中若干明显的矛盾，也是怀疑派时常用来说明福音书不可靠的论据。 对付矛盾 我先提出那个著名的耶稣医病的故事。“《马太福音》说百夫长自己来求耶稣给他的仆人治病，”我指出，“可是《路加福音》说百夫长请犹太人的几位长老去看耶稣。这是一个明显的差别，是不是？” “不是，我不那样想，”勃鲁姆伯格回答。“你想想看：在今天的世界中，我们可以听到一则新闻广播说‘今天总统宣布……’，其实讲词是捉刀人写的，宣读的是新闻秘书，如果幸运，总统也许看过这篇讲词一眼。但是没有人指责那篇广播有错。 “同样，在古代社会里，人人都了解并接受，说是某某大人物做的事，实际上是他们的下属或使者做的。在医病这个例子中，来求耶稣的实际上是犹太人的长老。” “你是说马太和路加都没有错。” “这正是我要说的，”他回答。 这好像还合理，于是我提出第二个例子。“马可和路加都说耶稣把群鬼赶入格拉森的猪群，而马太说是加大拉。人们说这是一个不能调和、明显的矛盾，因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地方，这个错应可定论了。” “且慢定论，”勃鲁姆伯格咯咯笑着说。“这里有个可能的解释：一个是镇名，另一个是省名。” 这听起来是在躲避问题。 “问题要复杂得多，”我说。“小镇格拉森一点也不接近加利利海，而群鬼是在这里进入猪群，猪群后来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 “好吧，说得不错，”他说。“可是有一个镇的废墟正好在加利利海东岸那个地点挖了出来。那个镇的英文名字读音为克尔森，但是把一个希伯来字意译或音译为希腊文，读出来就很可能像格拉森。所以鬼入猪群的那个地方很可能是克尔森——在希腊文里拼为格拉森，在加大拉省内。” “说得好，”我笑着承认。“在这个问题上我投降。但是另一个问题就没有这么容易解决：对于马太和路加在耶稣家谱上的矛盾，你有何解释？怀疑人士指它们互相抵触，无可救药。” “这是另一个有多种解释的例子，”他说。 “例如？” “两个最常见的解释是，《马太福音》讲的是约瑟的血统，因为《马太福音》开头几章大部分以约瑟为出发点写的，约瑟是养父，依法由他上溯到耶稣是大卫皇室的后裔，这是马太认为重要的主题。 “路加则通过马利亚的血统追溯耶稣的家谱，既然双方都是大卫皇室的后裔，推溯上去到古代某一点，两条家谱线便汇合了。 “第二个解释是两种家谱都反映了约瑟的血统，以取得必要的合法地位，可是一种是约瑟这个人的血统——《路加福音》，另一种是约瑟的法律世系，二者在某一点上分开了，因为有一人在世系中没有直系后裔，得依照旧约的惯例立嗣。 “这个人名叫耶哥尼雅，在旧约书中记为哥尼雅，曾被咒诅在他的后裔中无人能继承大卫的王位。耶稣若是约瑟肉身生的儿子，因这咒诅的缘故，不能掌王权。但他出自马利亚一脉，约瑟虽是耶哥尼雅的后裔，却非他的生父，所以不受咒诅的影响。” 勃鲁姆伯格说得有道理：至少有了合理的解释。即使不是无懈可击，也已给福音书不同的记载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协调。 我不愿意使谈话流于锱铢必究，我们同意最好的办法是单独研究每个问题，看看有没有合理的原因解释福音书之间明显的冲突。当然现在已有不少权威著述彻底解决这些分歧，有些甚至细致到令人读不下去的程度。 “还有，”勃鲁姆伯格说，“有些情况我们毋需作决定。既然已经把绝大多数经文理出了一个头绪，断定它们可靠，我们可以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判断它们大致不差，尽管未能肯定某些别的细节。” 五、偏见测验 这个测验分析福音书作者是否存有偏见，而给作品染上颜色：有没有什么既得利益促使他们歪曲报导的资料？ “这些人热爱耶稣，是不容低估的事实，”我指出。“他们不是客观的观察家；他们是耶稣忠实的门徒。有没有可能他们蓄意把事情改变一下，为耶稣涂脂抹粉呢？” “啊，我可以承认有这么一点，”勃鲁姆伯格回答，“发生这样的事是有可能的。不过反过来说，正因为人们崇拜和敬重一个人，反而教他们能刚正不阿地记录那个人的生平，以这来表示他们的敬爱之道。我认为事情正是这样。 “再说，这些门徒自己除了受到苛责、放逐和殉道之外别无所得，肯定在金钱上也没有好处。如果有，也只会给他们增加压力而三缄其口，或否认耶稣、贬低他的地位，甚或忘记曾经见过他。可是由于他们为人正直，把看到的宣告出来，即使为此吃苦、受难，甚至死亡也在所不惜。” 六、遮掩测验 人们为看到的事作见证时，总要设法保护自己或别人，避免提及难为情或难于解释的事。结果所至，就引起了对整个见证可靠性的怀疑。 于是我问勃鲁姆伯格，“福音书作者有没有记下一些使人难堪的事，或者隐藏一些事使他们自己脸面好看些？他们有没有报导一些使他们感到不安或难以解释的事？” “这一类的东西可以说是不少，”他说，“有一大堆所谓耶稣严厉的教导，其中有些在伦理上要求太苛。如果我要创立一种合心意的宗教，大概不会要求自己像天父那样完全，也不会把心中起的淫念包括在奸淫的定义之内。” “但是，”我反对道，“别的宗教也有这一类的严格要求。” “是的，你说得对，那就是为什么耶稣所说的比较有说服力的严厉教训，对教会教导耶稣言行时可能感到难为情的缘故。” 这个回答似乎不着边际。“请举些例子，”我说。 勃鲁姆伯格思索片刻然后说道，“例如《马可福音》第6章5节，说耶稣不能在拿撒勒行什么异能，因为那里的人不信，好像在说耶稣的权柄是有限的。耶稣在《马可福音》第13章32节中，他不知道何日何时再来，这似乎说他并非全知。 “神学到后来倒没有因这些话引起麻烦，因为保罗本人在《腓立比书》第2章5-8节谈到神在基督里时，自动而有意识地限制了耶稣神性的独立发挥。 “可是，假如我觉得自己可以随便处理福音历史的话，我宁可把这些资料全部删去，那我就无须大费唇舌来解释了。 “耶稣的洗礼是另一个例子。你可以解释，何以无罪的耶稣要让约翰给他施洗。若把这份资料全部删去，不是使事情更加容易了解吗？耶稣在十字架上大声喊着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找’，把这段引起太多问题的文字删去，无疑会更符合作者自己的利益。” “当然，”我补充，“在门徒方面，还有大量叫人难堪的资料。” “对，”勃鲁姆伯格说。“马可对彼得的看法，相当一贯地坦率耿直。还说他有勇无谋，喜欢带头冲撞耶稣！门徒们不断误解耶稣，雅各和约翰争夺做耶稣的左右手，耶稣还得向他们讲解怎样做好仆人的严格教训。他们大部分时间很像一帮自私自利、头脑简单的家伙。 “我们现在知道福音书作者对材料有选择性。《约翰福音》结尾时有点夸张地说，世界上容不下那么多关于耶稣的事，所以他们没有一一记下，但这不等于说他们在篡改记载。 “不过，要点在这里：如果他们认为不能随便删除，即使删节起来很方便而且对全文有利，你会相信在没有历史根据的情况下，他们会公然增加、虚构资料吗？” 勃鲁姆伯格让问题虚悬片刻之后满怀信心地回答道，“我说不会。” 七、佐证测验 我引进这个测验时先问勃鲁姆伯格，“福音书著者提到人物、地方和事件的时候，若能够独立查证，他们会关注资料是否正确吗？”这样的佐证可以严格考验作者是不是在资料的正确上下过功夫。 “是的，他们会的。作者在这方面探索得越深，能证实的细节便越多，”勃鲁姆伯格回答。“近百年来，考古学家挖掘出来的文物。不断证明福音书中讲及的具体事物都属确实，特别是《约翰福音》——而《约翰福音》是引起疑窦最多的一本书！” “是的，现在仍然有一些没有解决的问题，有时候考古学也制造新问题，但和已经得到证实的事物比较，那就少得不算什么了。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非基督教的来源得到许多关于耶稣的史料，证明他在世时的言行。古代历史学家不是写帝王将相，著名战役，便是写官方宗教人物和重要学术运动。从中可以看到许多关于耶稣和门徒的事迹，真是了不起，即使这些事迹在史家著述时并不属前述范围。” 这倒是个简洁有力的回答。然而，我虽然没有理由怀疑勃鲁姆伯格的评估，我认为值得循这个方向作进一步的研究。于是我提笔在笔记的边缘记下：向考古学家和史学家请教专家意见。 八、敌对见证人测验 这项测验提出的问题是：当时有没有其他人，发现福音书中有歪曲或伪造的情节，提出过反对或修正？换句话说，我们有没有见过耶稣同代人控诉福音书的记载完全不正确的例子？ “我们相信当时一定有许多人想方设法要诋毁这个运动，他们想把历史写得好看一点，一定会去那样做。”勃鲁姆伯格说。 “但是你看看耶稣的敌人是怎样说的。在后来的犹太人的著作里，称耶稣为引导以色列误入歧途的巫师——这就承认了他确实做过一些奇妙神异的事情，虽然著者不同意他神力的来源。 “这是一个天赐的机会，因为他们可以说，‘基督徒告诉你他行奇迹，可是我们可以告诉你他没有那样做过。’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敌人说过这样的话。他们反而含蓄地承认福音书所说的话不差——耶稣的确行过神迹。” 我问，“假如认识耶稣的人知道他的门徒在夸大或歪曲他做的事，基督教能在耶路撒冷耶稣布道、钉死、埋葬和复活的地方扎根吗？” “当然不能，”勃鲁姆伯格回答。“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基督教运动开始时非常软弱，易受攻击，时常受到迫害。要是这个运动充满虚假与歪曲，攻击它的人一定不会错过机会攻击它，他们一定会那样做的。 “不过，”他在结论中着重地说，“我们一点也看不到这一类的事。” 有事实支撑的信仰 我承认勃鲁姆伯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博学多才，能言善辩，给福音书的可靠性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他为福音书传统作者列举的证据，对最早期信徒在基本信念上的分析，为口述传统的正确性所作的理由充足的辩护，对明显矛盾细心的查核——他所有的见证。这为我打下一个稳固的根基，可以继续研究下去。可是要决定耶稣是否为神的独生子，还得继续努力。事实上，和勃鲁姆伯格谈话之后，我的下个任务已经十分清楚：去查明勃鲁姆伯格认为值得信赖的福音书，经过这么多个世纪之后，是否忠忠实实地传到我们手里？我们怎能肯定今天读到的经文和在第一世纪所写的是一样的？更重要的是。我们怎能知道福音书里记载的是耶稣生平的全部事实？ 我看了看表，如果交通无阻，还赶得上回芝加哥的班机。我收拾笔记，拔下记录器的插头，这时又看到墙上的儿童画——突然间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学者，不是作家，不是教授，而是女儿睡前坐在她们床头的父亲，讲述着人生的意义。 我不知道他给她们讲了多少有关上帝，关于那位妄自夸大的耶稣的事？ 我忍不住要问他最后几个问题，“你自己的信仰呢？”我问，“你做了那么多研究工作，对你的信仰有什么影响？” 我刚刚把这句说出口，他已回答到，“它们毫无疑问坚固了我的信仰。我从研究中得到极其有力的证据，证明福音书记载翔实可靠。” 他沉静片刻后继续说，“说来让人觉得好笑：圣经认为不求证据的信仰是最好的信仰。记得耶稣怎样回答多疑的多马吗？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我知道证据不能强迫人或压制人去相信。没有什么能取代圣灵的工作，这是基督徒听到这一类的讨论时所关心的事。 “我要告诉你，许多报导说，有大批研究新约的学者过去不是基督徒，可是研究这些问题后都信了主。还有无数学者原来就是信徒，通过研究和得到的证据，他们的信心比以前更强、更坚定、更稳妥——我就属于这一类。” 至于我呢，原先我属于第一类——不是学者而是怀疑派，偶像破坏者，一个锲而不舍要找出耶稣真实情况的记者——这位耶稣竟然说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 我把公事包关上，站起来向勃鲁姆伯格道别。我将飞返芝加哥，对自己重审全案有这样的开始，甚感欣慰。 ——————*————————*————————*—————— 讨论事项 可供思索与团体讨论的问题 1．总的说来，勃鲁姆伯格对这八项测验的回应，怎样影响了你对福音书可靠性的信心？为什么？ 2．这八项测验之中，你认为哪一项最具说服力，为什么？ 3．你信任的人，当他们述说同一事件，在细节上稍有不同时，你会怀疑他们不太可靠，还是思索是否有个合理的办法，协调他们的说法？你认为勃鲁姆伯格对福音书之间明显矛盾的分析有说服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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