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之石:景教碑 (下)
作者:山雨山雨
(二)灵石载道
景教渊源
景教是基督教最早传入中国的一个支派,即“聂斯托利派”。叙利亚人聂斯脱利曾是皇帝任命的罗马帝国都城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他主张基督的“神、人两性论”,即所谓“二性二位”说,遭到持“一性论”的亚力山大主教西利尔的反对。这本来是东方教会内部的神学上论争,但二派分别受到帝国皇帝和罗马教会的支持。双方论争激烈,聂斯脱利终于在公元431、449年两次以弗所会议上被裁定为异端。聂氏本人被革职流放,郁死在埃及的沙漠之中。他的门徒被迫东迁,在波斯传教,逐步向东方发展,几乎遍及东方教会,于公元635年传入中国。
聂斯托利十字架
东方教会最大的特点是对传教具有高度的热情,被人称颂为“火热的教会”。由于这种热情,聂派传教士活动于7世纪就已遍及中亚、今波斯、阿富汗,即我国古代所称的西域一代。东方教会驻巴格达中部一度管辖着从西亚到中国海的25个大教区,拥有信徒达好几百万,这是罗马系与希腊系的西方教会无法相比的。
景教教义
以景教碑碑文和1907年甘肃敦煌石室中发现的景教经典,经学者考证,其教义有:从上帝的无始无终,三位一体,创造天地万物和人类,讲到魔鬼引诱始祖犯罪,讲到耶稣降生,传道垂教;又讲到门徒宣传耶稣教训,成立教会等等,显然是基督教的教义无疑。她自命景教,“景者,大也,光明也。”
异端反正
建立于16世纪中叶的基督教新教,对在4世纪开始形成政教合一体制的罗马帝国政权动辄将“异端”罪名横加在神学上、教政上持不同意见者身上的做法,未予苟同。例如对哲学家勃鲁诺、科学家伽利略、改教家威克利夫、胡斯、路德等人的定罪,一向持反对态度。对聂氏的公案,涉及《基督论》之争,仅仅是一场神学和哲学上的论争,绝不应被无限上纲到“异端”的地步。
据史乘记载,皇帝狄奥多二世主持的449年以弗所会议,在以聂斯脱利为首的安提阿代表团尚未到达之前,就宣布开会,匆匆表决通过西里尔对聂氏定罪和革职的指控,显然属不合法。致当安提阿代表团到达时,一闻此情,即拒绝出席会议,以示抵制,继而吁请罗马教宗利奥一世向东罗马皇帝提出抗议,也无济于事。教宗愤而称此次会议为“强盗集团”。
聂斯托利
在《海外天主教动态资料》(1995年第4期)里有一篇以《天主教会与东方叙利亚教会握手言和,1500年的宿案终于和解》为题的文章,报道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与东方叙利亚教会主教马尔完卡四世1944年11月11日在罗马签订了一个联合声明,声明追溯到公元431年的以弗所会议,重申了尼西亚信经的有关信条以及对当时论争的解释,“认识到,当时的分歧,只是表达方式的不同,并不涉及信仰的实质。今天的圣神使我们更好地理解这样引起分裂,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双方的误解。双方把这次会晤看成是双方教会在恢复完满共融道路上具有根本性的阶段。因之宣布:长达1500余年的神学论争,已告结束……”至此,对聂斯脱利派的不公正处分,已不言而喻地得到改正、纠偏和撤销。聂氏长期来所背上的“异端”黑锅包袱,也告卸下。基督教也可以放心地与景教认同,承认景教就是基督教,是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先驱……
1854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所撰的《天道溯原》,在中卷著录景教碑文时,也称“今观其文,教中礼节,虽有少異,而道实大同”。
在唐盛况
东方教会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正式来中国传教在大唐贞观九年(635年)。聂派主教叙利亚人阿罗本于贞观九年来到唐朝首都长安,受到唐太宗的礼遇,唐太宗不仅派宰相房玄龄率领仪仗队到长安西郊隆重接待,而且让阿罗本等人在皇帝藏经楼翻译圣经,还在皇帝的内室讨论福音道理。太宗于贞观十二年(638年)下令准其传教,并由政府资助在长安义宁坊建立“大秦寺”一所。北宋王溥撰《唐会要》四十九卷记载唐太宗贞观十二年七月的诏令:“道常无名、圣常无体。随方设教,密济群生,波斯僧阿罗本远将经教,奉献上京。详其教旨,玄妙无为,生成立要,济物利人,宜行天下,所司即于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二十一人。”这个诏令和景教碑文所载基本相同。
太宗死后,唐高宗继位,在宗教方面继承了太宗的遗风,继续采取兼容并蓄的宽容政策,因而景教有了很大的发展。除长安外,“而于诸州、各置景寺......法流十道......寺满百城”。仍尊阿罗本为镇国大法主,维护了阿罗本为景教大总管的宗教地位。
高宗统治后期,大权旁落到武则天手中,由于佛教帮助武氏夺位有功,因而对佛教大加提倡,景教则受到压制和攻击。
到了唐玄宗时期,由于他历精图治,开元年间(713-741年)达到了唐朝的黄金时代。在宗教政策上,他恢复了唐太宗的宽容传统。景教碑说:他曾令他的五个兄弟亲自到景教寺设立神坛,并对被毁坏的建筑进行修复。公元742年,令高力士送来太宗、高宗、睿宗的画像安置在景教寺内,并饰以送来的百匹丝绸。景教碑还指出,从大秦派来了新的传教士估和主教,玄宗召集过景教士罗含、普伦等17人与新来的传教士一同到兴庆宫“修功法”(今称做礼拜)。
景教先后受到过唐太宗、高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诸皇帝的青睐和支持,在唐代前中期的传播已蔚为兴盛。
改名原因
唐玄宗时发生了景教更改名称的大事。唐太宗为阿罗本在长安义宁寺建造的景教寺原名“波斯寺”,这个寺到天宝四载(745年)九月,玄宗有颁发诏令:“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欲示人,必修基本,其两京(指长安和洛阳)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天下诸府郡置者,亦准此。”(见《唐会要》卷四十九)
唐朝京都长安
公元651年,波斯本国已被阿拉伯完全征服,伊斯兰教在中亚一带站了统治地位。不少聂派教士向东迁移。迁移到中国的聂派教士不满他们所信奉的宗教继续被称为波斯教。公元745年,唐玄宗下诏改波斯寺为大秦寺。
至于“景教”名词合适开始使用,至今还缺乏确凿史料。碑文上说:“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昭彰,强称景教。
景教没落
公元755年冬,爆发了安史之乱,玄宗仓皇入蜀避难,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是为肃宗。安史之乱长达七年,唐朝大将郭子仪的支撑下才勉强取得了胜利。郭子仪对景教有好感。故德宗即位不久,即公元781年,景教碑得以建立。景教僧伊斯出钱,伊斯的儿子景净撰文,建立起《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来纪念伊斯,并记录、歌颂基督教聂派在唐朝传教150年的经过。
德宗以后,唐朝进入一个衰落时期。景教碑建立以后,历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805-840)几代皇帝。大体上,这段时期景教还算顺利,也有显著的发展。当时,佛教和道教盛行。
会昌五年(845年)八月,信奉道教的唐武宗下令灭佛,景教受到牵连。从此景教在中国就一蹶不振,日趋消亡。大概也正是在此期间,景教徒为了保存景教旧物,以图东山再起,遂将景教碑埋入地下。这一埋就过去了700余年的时间,之后景教碑几乎彻底被人们遗忘。
到了五代和北宋时期,中国史籍就不再提景教有关的事。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一位名叫那及兰的聂派教士奉大主教之命与另外五名聂派教士来中国整顿教会。公元987年他们回去报告说:“中国之基督教已全亡,教徒皆遭横死,教堂毁灭。全国之中,彼一人外无第二基督教徒矣。遍寻全境,竟无一人可授教者,故急归回也。”
其后,苏东坡与弟子游终南山大秦寺,见其荒烟蔓草,凭吊为念。苏东坡之子苏子由诗曰:
大秦遥可说,高处见秦川。
草木埋深谷,牧羊散晚田。
山平堪种麦,僧鲁不求禅。
北望长安市,高城远似烟。
到了13世纪的元朝,景教又重新在中国出现,蒙古人称之为也里可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