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石破天惊
景教碑，高大俊美，在一个叫“天启”的年代，破土而出。
天启之石，启示着一个石破天惊的信息——基督救恩以及在唐代中国的传播。
这块石头本身就是一个惊心动魄的传奇。
出土始末
明熹宗天启五年，即公元1625年，利玛窦死后15年，景教碑破土而出。据各方记载，在长安与周至之间，因建屋与败墙基下掘地得此碑，完好无缺。西安府内派人查验，认为此乃佛教之遗物，故将之移至西安府城外金胜寺中。《陕西通志》有云：“金胜寺，即崇仁寺......即唐三藏法师译经处。”
当时，不少人认为此乃神石。第一个见到此碑的是住在西安附近岐阳的一个举人，名张赓虞。他看到碑上汉字，字迹秀美，是唐代文士吕秀岩的手迹。作者僧人景净，虽然不到两千字，但文意古奥，不易理解。张赓虞隐隐觉得此碑与一般佛道有异。碑上教义似曾相识，仿佛听过。他想起18年前的往事。那时他在北京为官，结识了一个洋人，名利玛窦，长须抵胸，不婚不宦，博识广闻，通晓天文地理，来自西洋，故人称西泰子。张赓虞细读碑文，发现碑文所载仿佛利玛窦所教，然而不敢妄自揣测，乃取得拓本，派人送到杭州至友工部侍郎李之藻家里，因为李之藻在利玛窦影响下皈依了天主教。
李氏一读之下，喜出望外，发现自己所信之教并非新近的舶来品，而是已在中国流行近千年。
明朝第一个天主教徒工部侍郎李之藻
第一个看到景教碑的外国人是法籍教士、后来享有盛名的汉学家金尼阁（Nicholas Trigault）。他在利玛窦死后数年来华，用拉丁文编辑利氏日记，于1615年出版，轰动一时。金尼阁于1625年10月就匆匆赶到西安金胜寺，去研究碑上的记录。
1628年，葡籍教士曾德昭 （Alvare de Semedo）年来到西安，对景教碑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和考证，又把碑文译成葡萄牙文在欧洲发表。通过他的译介，整个欧洲掀起了一阵轰动。短短十数年间，景教碑在西方宗教界及学术界掀起了一股旋风。
碑中之碑
景教碑与目前收藏在伦敦大英博物馆，于1799年在埃及发现的“罗塞塔碑” (Rosetta Stone)、巴黎卢浮宫收藏，1868年在死海发现的“摩押石碑”（Moabite Stone)，和墨西哥国家博物馆收藏，在南美发现的古代亚阿兹特克族的“授时石碑”（Aztec Calendar Stone）并称“世界四大名碑”。四块奇石之中，以景教被保存最好，堪称“石中之王”（the stone of stones)。
外形描述
今天，景教碑矗立在陕西西安碑林的第二展室中，全名《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荒野中的景教碑
这块黑色石碑，大体完好，刻字清晰，高约十英尺（高279厘米、宽99厘米），重约两吨。碑头上有飞云和莲台烘托着一个十字架，包围着十字架的是一种无角之龙螭，左右配上百合花，碑的正面刻字32行，每行62字，正书，总共1780个汉字和数十个叙利亚文字，背面无字，下面和左右两侧刻有70位景教僧人的名字和职称，这些人名，除八名外，都是叙利亚文和汉文相对照的。『又一说：此碑除汉文外尚刻叙利亚文字，共计景教士有姓名者得82人，内有叙利亚名之教士77人』
建碑时间
景教碑建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唐会昌五年埋入地下，明天启五年（1625年）在长安掘地出土，被埋在土中达780年。
碑文内容
碑文分序文、正文、颂词。
序文499字，由“奥若常然真寂，先先而无元”句起，至“真常之道，妙而难名，功用照彰，强称景教”止，总括了景教之信仰，简述了它的礼仪规条，是一段极为简练的宗教信经。所述下列神学内容：
真主无始无终及三位一体
真主创世造物及人类始祖原性为善
原罪所带来之长远影响
救主之降生及救赎之意义
圣礼如施洗、瞻礼及祈祷等
圣教值得歌颂弘扬
正文介绍阿罗本到长安后受到的礼遇和景教最初150年间在中国的发展经过，由“惟道非圣不弘”句起，至“白衣景士，今见其人”句终，叙述景教在唐太宗贞观九（635年）到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立碑为止，历经五朝的传衍兴衰，是一篇有重要历史价值的文献。
最后是颂词，用韵文表达。
迎接阿罗本的唐太宗
碑文的撰写者景净系波斯传教士，中文功底深厚、学识渊博，大量引用了儒家、道教、佛教经典和中国史书中的典故，以阐述基督教教义。
文化会通
景教碑头的图像有十字架、飞云、莲花座，皆有寓意。十字架为基督教真理的象征，为传教士、信徒所认同并引起联想。
景教碑上的十字架图案
此外，碑文中许多人名冠以“僧”这个称呼，又称建筑为“寺”，衣着为“袈裟”。这些词汇与佛家用语相合，故可证景教之入华，必受佛教极大影响；又或景教之教士有心借佛教之外衣以渗透，助长其宣教之功。其文字也有儒、道常用伦理、哲学及术语，足见文化揉合与会通之一斑。
经历风霜
收存景教碑的金胜寺是明清西安城西郊规模最大、建筑最为宏伟的佛寺之一，曾以“五百罗汉塑像”享有盛名。有资料显示，明清之际景教碑一度被镶嵌在砖龛中加以保护。1859年前后曾建有碑亭。但至清代同治年间，由于社会动荡，金胜寺被付之一炬，景教碑随之暴露在田野之中，与城郊的大量散见碑刻一样无人顾及，任其经风沐雨。
早在19世纪后期，英国学者巴鲁复、拉库伯雷等先后通过《泰晤士报》呼吁将景教碑收归英国博物馆。1886年，来华传教士史蒂文森在实地探访景教碑后，亦在《泰晤士报》撰文宣称：“闻名世界之景教碑，时至今日，任凭自然破坏、人为摧损而无半点保护措施。此碑弃置暴露于荒野，实乃十九世纪一大耻辱。衷心希望我当局派有能力之人，游说北京官僚，力求使之同意将此贵重景教碑转交大英博物馆，期得妥善保护。若此计划难以实施，务请北京外交使团诸君努力，劝求中国官员至少建一碑亭，使之保护景教碑。若不采取适当办法，如此贵重之景教碑，恐早晚会荡然无存”。
各国驻北京公使馆和在华传教士也纷纷呼吁，敦促清政府尽快切实可行地对景教碑加以保护。设于上海的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也作出了保护景教碑的决议，并于1890年2月，由该会会长休斯和驻京外国公使团主席德国公使巴兰德等人敦促总理衙门和各军机大臣切实保护景教碑。这一建议很快得到回应。1891年，清廷拨款100两白银命陕西官府为景教碑建造碑亭，但由于在层层拨付交接的过程中，官吏吸榨盘剥，以至于这笔经费送至西安时，仅余5两。用5两白银建造的碑亭只能是粗制滥造的低劣建筑，没用多久就塌毁无存了，景教碑又重新落得风吹雨淋的窘状。
飘洋过海
起初，在西安传教的天主教士就想把它拿回去送给梵蒂冈。
1907年，年轻记者、丹麦探险家何乐模（Frits Holm）不远万里来到西安，欲得原始景教碑不遂，于是，仿刻景教碑并将之运往纽约。
西安碑林中的景教碑
何乐模对考古有丰富的知识，是丹麦皇室的亲戚，丹麦驻外总领事之子，曾在丹麦皇家海军接受作为海军军官的训练。1901年来他到远东地区，在上海任职于英美烟草公司，同时担任英国《伦敦论坛报》和丹麦报刊的特约驻华通讯记者。在华期间，他不仅在长江流域进行过广泛游历，而且当时就对“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因精通英语、法语、德语，并通晓汉语而成为丹麦皇室认可的译员。1906年，他前往英国任美联社驻伦敦新闻记，期间，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潜心研读大量有关中国和景教碑的文献，为获取景教碑做着积极的前期准备。
1907年1月12日晚，何乐模在伦敦女王大厅与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威尔士王子以及皇家地理学会会员一起听取了意大利著名航海家、登山家阿布鲁兹公爵发表的题为《尼罗河之源》的演讲，这次演讲也触动他尽快起程前往中国西北内陆的西安，进行所谓的“景教碑历险”活动。
1907年1月31日，何乐模离开伦敦，开始了西安的行程。虽然才年仅26岁，但这已是他的第二次环球航行。
起程之前，何乐模与大英博物馆等机构的权威学者商讨获取景教碑原碑或者仿刻碑的计划，但却并没有得到预期中的资金支持和响应。于是何乐模不得不变卖自己的书籍、珠宝、衣物，筹措启动资金。
他乘船途经家乡哥本哈根，从亲友处又筹措了一部分经费。随后乘坐往返于北欧至美国的皇家邮轮“赫林格·奥拉夫号”横渡大西洋，2月20日抵达纽约。在纽约，美国著名作家詹姆斯·达文波特·惠尔普利帮助何乐模又获得了一部分资金支持。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珀登·克拉克爵士对于何乐模获取景教碑的计划怀有浓厚兴趣，两人也详细讨论了实施计划的细节。由于此前伦敦的学者们对何乐模雄心勃勃的计划并不看好，而纽约人却给予何乐模经费支持和精神鼓励，这就为后来仿刻的景教碑并没有运往大英博物馆，而是存放在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埋下了伏笔。
1907年3月12日，何乐模从纽约中央车站乘火车北上，首先前往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再换乘横跨加拿大的长途列车奔赴太平洋东岸的温哥华，由此搭乘“印度皇后号”邮轮横渡太平洋，抵达日本横滨港，由此乘火车前往神户，再换乘日本邮船株式会社“芝罘号”邮轮，经长崎，在绕行了大半个地球后，于4月10日抵达天津。何乐模这次入华的万里行程，先后途经欧洲、北美和东亚，横渡大西洋和太平洋，历时60余天。
何乐模第一次见到景教碑留影
1907年6月10日，何乐模骑马出城，首次前往金胜寺实地考察了景教碑。当时正是关中麦收时节，何乐模在围绕着景教碑来回踏勘、拍照、绘图、留影之际，金胜寺的僧人和周边农民们依然在地里忙着收割小麦，并没有在他做这些事情时加以干涉。由于在较早出版的法文著作中已经有关于景教碑地点的详细位置记述和草图，因而何乐模按图索骥，很容易就找到了矗立在金胜寺麦地中的景教碑。
为了找到获取景教碑原碑的捷径，何乐模在很短的时间内即与金胜寺住持、74岁的玉秀和尚建立了联系，先后向玉秀赠送丝绸、放大镜等小礼物。由于玉秀和尚拒绝出卖景教碑，西安的西方人团体也不赞同何乐模运走景教碑的计划，更加之官府对其行踪密切关注，使得何乐模只能退而求其次，按照从伦敦出发之前设想的第二种方案，仿刻一通一模一样的景教碑运往西方。
搬运景教碑基石到西安碑林
何乐模的到来引起了官方重视，10月2日，48名苦力抬着景教碑运往西安碑林保存。何乐模在西关附近遇到了运碑的队伍，并拍摄了景教碑被移走之后基座尚在原址的照片，而当时在西安考察的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和宇野哲人则在10月4日遇到了运送景教碑基座石赑屃的队伍。
1908年2月29日，何乐模押运仿刻碑乘坐美孚石油公司汽轮“肯尼贝克号”离开上海，6月3日抵达纽约。仿刻碑于1908-1916年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展览。在此期间，何乐模一方面为著名的史密森学会工作，利用其在东亚的经历和获得的知识，协助整理来自中国和日本的藏品，并任职哥伦比亚大学；另一方面，何乐模接受欧美各国大学、博物馆、文博机构乃至私人的邀请，频频发表自己在中国获取仿刻景教碑“历险”过程的演讲。
1916年，纽约一位富有的天主教徒乔治·利里夫人出资约7000美元购买了仿刻碑，捐赠给教廷下属的罗马拉特兰博物馆。10月21日，何乐模乘船从纽约出发，亲自押运仿刻碑前往意大利。11月26日抵达罗马，何乐模代表利里夫人将仿刻碑赠送给教皇本笃十五世，教皇向他赠送了个人的肖像照片，并题字赞扬他为获取仿刻碑所作的努力。何乐模在罗马的10周时间里，会见了多位红衣主教、博物馆长、中国和美国驻罗马公使等人，使得他前往西安获取仿刻景教碑的事迹在欧洲广为传播，影响极大。
搬运仿造碑
在众多中文史志论著中，往往将Holm音译为赫尔姆、霍尔默、何尔谟、荷尔谟、好尔姆、呼伦等多个名字。何乐模于1907年从伦敦经哥本哈根、纽约、温哥华等地来华后，北京的清廷外务部颁发给他的护照与其个人使用的名帖上均标有中文姓名“何乐模”。根据他在1909年《帕特南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记述，这一名字是由清廷外务部官员将他的英文姓氏雅化后所取，意指“何等悠乐之楷模”，令他大为满意。
扬名世界
景教碑在历史上曾经度过了一千多年默默无闻甚至艰难曲折的岁月，直到1907年何乐模来到西安，企图将把景教碑运往西方，并仿刻它之后，景教碑才声名鹊起，享誉世界。
景教碑头部
何乐模仿刻景教碑不仅是晚清中国西北内陆发生的一件大事，而且在当时的欧美、东亚等地均引起重大反响，大大提升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世界范围内的知名度。
有关此次前往西安获取仿刻景教碑的成果和影响，何乐模本人认为有五个方面。
首先，获得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精准的仿刻碑，并于1917年初放入罗马拉特兰博物馆永久展出。
其次，从1908年到1916年，何乐模在出售仿刻碑无望的情况下，向希腊、印度、委内瑞拉、丹麦、加拿大、德国等13个国家的博物馆、大学等赠发用有色石膏依照仿刻碑铸造的模造碑。以上所涉13个国家分布在欧洲、北美、南美和亚洲。应该说，何乐模通过在世界范围内向博物馆和学术机构分发、赠送模造碑的举动，真正使“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在国际上获得了空前巨大的影响。
第三，由于何乐模在西安仿刻景教碑的行动，引起了清廷和陕西地方官府的警觉和重视，风吹雨淋了300余年的景教碑被移入碑林，得到妥善保护。在何乐模看来，长期以来，西方驻华传教士和北京外国公使馆虽然努力多次，但均未能促成景教碑的永久妥善保护，而他深入中国腹地仿刻景教碑的行动才最终推动了原碑移入碑林。
仿造碑
第四，何乐模在欧洲和美洲的大学、博物馆、学术团体乃至私人聚会上等，就其赴华历险和景教碑的论题发表了50多次图文并茂的演讲，这些活动对景教碑的宣传，远远超出了以往西方传教士和少量学者们所撰论著的影响。他本人也为此获得了无数殊荣，仅在1902~1922年间就获得勋章44次，并成为13个国家下属的29个地理学会、考古学会和皇家学会、皇家科学院的金质奖章获得者、荣誉会员、通讯会员和终身会员。
第五，何乐模不仅接受众多国家报刊记者采访，经由西方媒体发表其获取仿刻碑的经历，而且还整理自己在华的日记，在诸多国家的科学期刊、通俗杂志、报纸上撰写学术、考古报告，以及普及性文章，并于1923年在纽约、芝加哥、伦敦和爱丁堡四地同时出版了《我为景教碑在中国的历险》一书，销售一空后，1924年即再版印行。何乐模的大量著述与其广泛演讲相互呼应，通过多种途径宣扬了个人的冒险经历和重要成果，同时也促进了西方国家学者、民众对景教碑以及西安、陕西和中国的认识。
有关他的行程报道经常见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主流媒体的报端。1916年之后的何乐模依旧活跃于欧美各地。1917~1918年在丹麦、瑞典和挪威居住，此后返回纽约。1919年10月9日在纽约与美国银行票据公司董事长的独生女儿玛格丽特结婚。同年出任古巴红十字会驻美国的特派员和总代表。1923年6月接受宾夕法尼亚州希尔大学的荣誉科学博士学位（一说为文学博士学位），以作为对他中国探险成就的褒奖。1930年3月9日，何乐模因罹患肺炎在纽约的一家旅馆去世，享年49岁。按照他的遗愿，其骨灰被抛撒在大西洋中。
碑文研究
景教碑被称作“中西文化交流的丰碑”、世界考古发现史上“四大石碑”之一、“众碑之魁”、“是景教碑者，中国基督教之昆仑”，可见其重要性。
陈垣先生曾指出：“要讲基督教入华史，还是要从唐代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讲起。” 方豪先生论及中国的基督教时，更一再坚称“是碑为我国景教第一文献”。
国人对该碑的研究，最早可溯至耶稣会的信徒李之藻（1565-1630），据云李在得到碑文的拓本後，即於1625年6月10日出版一小册该碑刊本，对碑文做了些解读和肤浅的注释，是书於1878年与阳玛诺的汉文注释本同时再版。李氏更有影响的文章是《读景教碑书後》。耶稣会信徒徐光启（1562-1633）著《景教堂碑记》和《铁十字箸》从天主教的角度，解读该碑。明清语言学家顾炎武（1613—1682）曾亲视该碑，在其《金石文字记》卷四记录道：“景教流行中国碑，僧景净撰，吕秀巖正书，建中二年太簇月，今在西安府城外金胜寺。”另在卷六，又理校了碑文的一个字：“景教流行碑：‘宝装璀翠’，翠即粲字。”
葡萄牙耶稣会士阳玛诺（(Emmanuel Diaz Junior, 1574—1659）用汉文撰写的《唐景教碑颂正诠》。是著完成於崇祯十四年（1641），三年後始刊行，尔後时有重刻。该书以中文疏解碑文，主要针对其中的教义部分。阳玛诺作为一个传教士，既精通天主教的经典，又熟悉中国文化，其对教义的诠释自然比李之藻、徐光启等更为头头是道。
20世纪前西人的研究，以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为主体。该碑的出土对他们来说，可谓如获至宝；因为其无疑证明了基督教在华之源远流长。法国来华耶稣会士夏鸣雷（Henri Havret, 1848—1901）神父所撰的《西安府基督碑》凡三卷，出版於十九和二十世纪之交，该书不唯总结西人既往之研究，且将唐宋汉籍有关唐代景教的记录，明清儒家有关景教碑的考述，多行收录，其志似在集以往中西研究之大成。近百年来，研究该碑和中国景教的重要著作，无不参考氏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