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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过死荫的幽谷 祖父把我带到了祂的面前，祂是一切祝福的源泉。朝鲜李氏王朝末期，祖父还年轻，他遇到了一位美国的传教士。从此，他剪了头上的发髻，每天跟着这位传教士到处走。他极端守旧的父母很生气，认为这个四儿子被一个西洋鬼子掳去了。他们把他逐出了家门。祖父自己立业，在北朝鲜的元山做了东方草药医生，并且成为了这个城市里第一所教会的第一位长老。 后来，他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去了中国，因为他拒绝在日本统治之下对皇帝作偶像崇拜。他开了一家东方医疗诊所，逐渐富有了。他从经济上支持在中国上海的朝鲜临时政府，为独立作准备。他到过中国许多城市，在那里建立教会。听别人说，经过祖父的医治，许多患者康复了。消息传开，远近的病人都来找他看病，他总是很忙碌。 父亲从日本著名的明治大学毕业，他下决心效法自己那位恨恶日本搞偶像崇拜的父亲，逐步做起了东方草药生意。日本统治结束以后，他当了元山市的市长，以后娶了母亲。我于1924年5月16日出生。 我上学的时候很腼腆，主要是因为祖父给我起的这个名字很特别。班级点名的时候，因为我的名字很怪，老师经常让我站起来。 我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里长大。因为我是富有家庭中的独女，所有的人都关注我。我毕业于楼氏女子高等学校，它座落在元山四季美丽的海滩旁。后来又读完了梨花女子大学，专业是家庭经济。就在我二十岁大学毕业那年，我的叔叔刘锡昶博士把我介绍给金镇浩先生。他在日本明治大学学习商务。同年十月我们结了婚。 我在北朝鲜元山生活的时候，正是俄国和美国托管时期，境况极度混乱。丈夫只好放弃生意迁到南部去了。 一九四七年五月，他只身前往南部，答应为了家人很快回来。时局急剧恶化，我也被迫带着两个小孩子到南部去。 我请的向导背着我的大孩子，我背着老二。我们需要穿越五台山，那时天色完全漆黑一片。过去我从来没有自己走过夜路，两条腿不由自主地发抖，我心里想，“我怎么竟然能背着个小孩子在夜里攀越这么陡的山林呢？” 我听人说这座山里毒蛇出了名地多。我在全然漆黑之中行走着，因为极度紧张和绝望，心砰砰地跳着。突然我看见了光亮。这是一道特殊的光，像一支将要引导我脚步的聚光灯。我什么也看不见，只有一个脚步在前面引导我。 整座山一团漆黑，然而却有脚步大小的光在前面引导我，知道该在哪里下脚。喔！哪里来的光啊？是谁在做这一切？当时我想如果被北朝鲜士兵发现，我们所有人可能都会死在这里？！此刻我感到生命已不再属于我自己......万一小孩子哭起来后果不堪设想！幸运的是小孩子一直在睡觉，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是谁在帮助我鼓励我走过这死荫的幽谷呢？ 我们整夜赶路，终于爬过了山，天亮时终于来到了壬长江边。我们像死人一样一动不动地藏在江边的草堆里等待天黑。终于等待已久的船静悄悄地靠了岸。草堆里的人们无声地开始上船。我拖着疲惫的身子和背着我大儿子的向导也跟着准备上船。突然背后有人议论说：“如果这孩子哭起来，我们所有人都得死！让这当妈的和孩子一起下船。”他开始无情地推我和向导。我们整夜跋涉，翻山越岭，为的就是到这里来上船，现在把我们丢下，无疑等于送死！我们哭着乞求，这个人说：除非你把孩子丢掉，否则我们不会让你们跟我们走！ 我怎能杀我的孩子仅仅为独自苟活？船上的每双眼睛都冷冷地逼视着我。最后他们把我和向导踢下船，然后扬长而去。 船静静地开走了，冷酷地抛下了我们。无边的黑暗。我悲痛欲绝地哭泣着。向导告诉我或许可以顺江而下，看能否找到浅滩地区淌过河对岸去。于是我们带着悲哀顺江走了约20多分钟。 突然，我们背后响起了机枪声。我们赶紧藏起来。回头一看，许多士兵正对准渡到江中心的那艘船猛烈射击。几分钟后，伴随着人们凄惨的叫声，船沉没了。江面上又恢复了平静。我又一次靠近了死亡的幽谷。 看到眼前发生的一切，我双腿不停地抖，无法往前走。我感到有一股力量从可怕的死神手中拯救了我。这股力量是谁呢？是谁能预先知道要发生的事呢？是谁能在每一个危险的时刻搭救我呢？ 向导带着我开始过江。生苔藓的江底很滑，我把草鞋绑在白胶鞋上,跟随着向导小心翼翼地向前走。五月初的江水很凉。水越来越深，一直到了我的腰。背上的孩子也快被水浸到了。我使尽了全身的力气往前迈，可水流越来越大，无法往前走了。我想我快要葬身于江中了。 就在这个时候，有一种力量温柔而坚定地扶起了我的手臂。我知道我的脚没有触到江底但却在往前走。又是谁把我从死亡中救了出来？ 那时侯，我仍然不知道，多少次从艰难中保护我和我的孩子的那位是谁。直到三年以后，在6.25事变后的逃亡路上，我才真正认识了祂是谁。 终于我们平安地到达了汉城，见到了我叔叔刘锡昶博士，他正通过他开的大众医院帮助那些流离失所的人们。他和我丈夫都以为我一定死了。当我带着孩子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激动得流泪不已，可谓悲欣交集。 “莺孙啊，莺孙啊，你若死了我怎么跟你爷爷交代啊？”叔叔拉着我的手哭了起来。真是奇妙，我和我两岁的儿子和一岁都不到的女儿，经过了那么多的艰难，毫发无损地平安到达这里。 韩战以后，叔叔在乐园洞买了地计划扩建医院，可是为了国家，他用这块地建立了政治大学，这个大学成为了建国大学的母体。后来，我做生意的丈夫在花阳里买了4万平方米的地建立了综合性的建国大学。我丈夫直到1968年12月去世，一直担任学校的执行董事，打理学校的大小事宜。叔叔刘锡昶博士为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为此朴正熙总统给他颁发了木锦花勋章。叔叔的著名著作《无声的革命》成为后来朴总统新农村运动的基础。 [ 注：以下可以帮助读者了解作者在书中提到的她的儿女们： 她共有七个子女。在向导背上背着的是大儿子，后来死在汉城。当时她背着过壬长江的是二女儿，现住在洛杉矶。三女儿在九岁时去世。四儿子生在逃难时期，现住在洛杉矶。五儿子现住圣地亚哥。六女儿后来在洛杉矶去世。七儿子现在洛杉矶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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