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兴布道先驱 - 余慈度
(1873-1931)

二十世纪初，神在中国兴起了许多女布道家和女奋兴家，其中一位就是本文所介绍的余慈度(1873-1931)。在当时仍是重男性的社会上，神重用了不少女性，除余慈度外，还有蔡苏娟、石美玉、胡蕴琳等；而神学方面则有陈玉玲、陈伟昆等。

余慈度是位女布道家和教会复兴的先驱，也是最早脱离西方差会的经济支持，完全“凭信心生活”的传道人之一。她所创办的“查经祈祷处”，即后来的江湾圣经学校，以及每年冬、夏二季的查经培灵会，都为中国教会培训出不少称职的传道人。她所结的属灵的果子，在二十世纪中国教会复兴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倪柝声弟兄就是余慈度在福州举行的一次复兴大会上，因听见她的讲道而悔改信主，并且将自己完全奉献给神的。王载、赵世光等好些奋兴布道家也在她的影响下献身传道的。余慈度的生命对当今中国教会的复兴运动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余慈度(英文名Dora Yu)，本名俞灵芝，祖籍浙江，祖父是一个笃信孔孟之道、富有而颇具名望的乡绅。其父原为外科医生，曾在清军中任军医，后被太平军所俘掳，留在太平军中救死扶伤。太平天国败亡后，弃医进入杭州一所神学院进修，而后成为美国长老会的牧师。余慈度日后回忆说：“实在感谢神，是祂使我生在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中，在当中被抚养长大。”父亲的慈爱在她一生中有极大的影响，造就出她仁爱、谦卑的品格。她心地仁慈，尤其对老人、弱者和穷人特别有爱心。她为人严肃平实、谦卑诚恳，虽有时被人讥笑为不懂世故，她却认为自己只是个简单易碎的瓦器，相信神会以圣灵充满并赐予大能。

1873年，余慈度出生于杭州美国长老会差会的大院里，那时，余父还只是个“见习传道人”。余慈度5岁时，和姐姐一起到长老会所办的儿童日校读书，从那时 起，她已经开始学习祷告，对神怀着一颗单纯的信心。她日后作见证说：“自从我能记事开始，就每天学习向神祷告，很少忘记这样做。对我来说，基督乃是一个实在具有位格的神。我的姐姐在夜间常常因为黑暗而害怕，但是我对自己说，既然有耶稣与我同在，为什么还要害怕呢？”

1888年，余慈度15岁，离家到苏州博习高等医学堂学医。在医学院就读期间，她经历了人生的痛苦阶段，父母两年内相继因病去世，她亦经历了痛苦的灵性挣扎。事情发生在1895年，那时她强烈地感觉到自己被定罪，她说：“⋯⋯我觉得在我灵魂中，这种可怕的感觉不可为外人道。我只觉得自己是一个被神定罪的人，我似乎正站在地狱的边缘上，随时都会被推下去似的。”无论白日或黑夜，当她独处之时，常常大声哀哭，恳求神的怜悯，但那种罪恶感仍然挥之不去。这种感觉困扰她两个多星期之久，使她痛苦万分，精神几乎崩溃。最后经过彻底的认罪悔改，心灵向神完全敞开，她说：“一直到两周后的一个晚上，在关灯之前，神忽然把天向我开启了，并且使我充满了神自己的爱”。那时，她向主大声呼喊说：“主啊，这就是你的爱吗？这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啊！”她又感到：“在那个时候，我虽然没有听见神对我说我一切的罪都已经得到祂的赦免，却感觉到祂的爱是那样充满了我的心，那些被定罪和恐惧的感觉顿然消失无踪了。”于是她马上跪在地上，除了向主感谢外，再也说不出别的话来，因为“人的言语是无法表达我内心被充满的喜乐和感激的”。第二天，“似乎整个世界的面貌都改变了，甚至于太阳也照得更为耀眼”。此后有一年半之久，她都生活在那种属天的喜乐中。

余慈度在医学院苦读8年，1896年她和另外一位女学生石馥梅成为这所医学院的首届女毕业生，那时她23岁。毕业后，她留在博习女子医学堂妇孺医院服务，有时应邀到监理会所开办的女子学校传道。﹝按：在美国卫理宗之发展中，也曾有两次显著的分裂。1828年有虔诚圣洁的会友多人，主要由于坚持会友代表权的缘故而分离，另行组织美普会(The Methodist Protestant Church)。1844年又为蓄奴问题或总议会与会督之权限问题而分裂，在美南的称监理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在美北的称美以美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但上述三教会终于在1939年5月10日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召开的联合大会中合而为一，称为卫理公会(Th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资料来自台湾中华基督教卫理公会网页www.methodist.org.tw﹞

余慈度曾于1892年订婚，但不久因其性格、信仰和事奉的缘故而解除了婚约，此后终生未嫁。她在信仰上孜孜以求，生活严苛，追求敬虔、圣洁的基督徒生活。

余慈度也是中国第一批跨文化宣教士之一，早在1897年10月，她随美国南监理会“妇女海外布道会”的甘博师母(Mrs. Josephine P. Campbell)到韩国从事医疗宣教。两人早在医学院已经认识，甘博师母无论在灵性，还是在生活上，都对余慈度关爱有加，两人关系形同母女。

在汉城，她和甘师母一面行医，一面向当地妇女传福音，工作卓有成效。1899年4月，因健康原因，余慈度回国就医，但最终靠祷告而得医治。

1900年1月她重返韩国汉城继续宣教工作，直接参与教育、医务以及传福音等事工。由于教会人数增多，她和甘师母的日常工作量增加了三倍。

她协助甘师母创立了“培花学堂”；1901年春，又一起建立了“茶洞礼拜堂”(Louisa Walker Chapel)，余慈度作为该堂主要传道人有一年半之久。长期劳碌，使她的身体大受亏损，同时也强烈地感到圣灵的催促和带领，终于在1903年10月 返回中国。

当时中国的教会正经历一波接一波的复兴浪潮。余慈度回国后的首四年，只是在江浙一带从事奋兴布道工作。1904年，余慈度放弃行医，开始凭信心全时间事奉主，她是中国教会最早放弃西方差会的供应，而完全凭信心生活的传道人，在当时教会全仗赖西方宣教士供应的情况下，这是个很重大的决定。1907年冬，她经历了一次圣灵充满后，便投入复兴的大潮中去。她把1908年称为蒙神呼召的新阶段，她的布道范围遍及南方各省。1909年5月，她出版了中国教会史上最早的一本《奋兴布道诗歌选集》。在1910年代末，中国教会复兴运动形成了“北有丁立美，南有余慈度”的局面。

余慈度作为一个神国复兴工作的使者，深知属灵恩赐的重要性，但她注重“神的生命”多于“神的恩赐”。她说：“圣灵诸般恩赐是我们事奉神所需要的；但是如果恩赐不在耶稣基督的生命和爱的控制之下，它就可能成为一个危险的东西。许多人因为过于重视恩赐，而使他们在事奉神的功用上受到破坏，正如一只触礁的船一样。”

余慈度讲道和事奉的能力，在于她渴慕追求联于元首基督。她所追求的目标是，要一直活在神的面前，让神来“纯洁我的思想和话语”，这样才能保持“我在神面前的生活和我在人面前的生活一致”。她常在祷告中向神如此祈求：

(1)求神“一直保守我活在属天的境界里”；
(2)求神“使我不住地向罪算自己是死的，向神算自己是活的”；
(3)求神“赐给我顺服的灵，像婴孩般遵从神的旨意”；
(4)求神“使我常常被神占有，常常考虑到别人的需要”；
(5)求神“用祂的爱浸透我，好使她能够像神一样去爱人”；
(6)求神“使我以神的观点去看今世的事物，一直儆醒等候主荣耀的再来”。

余慈度在复兴大会上经常引导信徒看见：一个基督徒不仅要常常对付自己以往所犯的罪，更要天天过克胜罪恶的生活。她虽然是个大有能力的布道家，但却谦卑、真诚地说：“纵然我在许多事上仍然很幼稚，也很愚昧，但是神竟然用我微弱的见证把祝福赐给祂的子民。”

1909年，余慈度看到日益增长的教会有很大的需要，遂自己募款在上海创建了“查经祈祷处”，这实际上是一所圣经学校，特点就是建立在圣经和祷告的基础上。1916年随着新校舍建成，正式改名为“江湾圣经学校”。1923年，为了聚会崇拜的需要，又在校园内成立伯利恒会堂，并邀请了著名奋兴布道家古约翰(Jonathan Goforth)牧师亲临献堂礼并且致词。此外，余慈度还在冬、夏两季开办查经培灵会。

余慈度的教育和培训事工为许多教会增添了力量，也为中国教会预备了不少领袖人材，特别是当时普遍缺乏称职的女传道人。1910年12月，她参加了第一届全国布道协会在汉口召开的大会，并担任妇女工作的专题演讲。

余慈度继续应邀到各地带领奋兴会：1911年在苏州，1912年和1913年在宁波。

1919年，余慈度和知名的女宣教士安汝慈(Ruth Paxon)一起加入了“中华国内布道团”，两人的追求与事奉都有共同之处，神把她们紧密地连在一起，有非常美好的团契和合作。1920年，余慈度在福州举行奋兴会两个月，为福州教会带来大复兴。就在这次的奋兴会上，倪柝声的母亲林和平重生得救，17岁的倪柝声因看见母亲的大转变，感到好奇，遂来听讲道，并且信了主，又将自己完全奉献给基督，并随即到余慈度的圣经学校学习。可以说，没有余慈度，就没有倪柝声。除倪氏母子外，她还造就、复兴了王载、王峙兄弟等一批年青人。

1924年，美国传教士伍兹师母(Mrs. Henry Woods)联合多位教会人士成立一个委员会，发起“全球复兴代祷运动”，余慈度是其中唯一的中国代表。在1925年上海教会大复兴中，余慈度和王载配搭同工，使许多冷淡多年的教会得到复兴，成百上千的人在复兴聚会中痛哭流涕，认罪悔改。此外，还有50多位青年信徒决志终生奉献于布道工作，其中包括现代名闻中外的传道人和教会领袖，如计志文、周志禹、蓝如溪、石美玉，以及赵世光等。

1927年， 余慈度应邀赴英国参加著名的“开西大会”﹝Keswick Convention，始于1875年，是一年一度在英格兰坎布里亚郡的凯西克(Keswick, Cumbria)举行的福音派基督徒聚会﹞，并担任主要讲员。由于“开西大会”致力于追求基督徒的圣洁与成圣生活，推动全球的宣教运动，以及恢复基督身体的合一，因此被视为普世教会追求属灵最高境界的象征。余慈度在演讲中吁请会众警惕新神学的危险，并呼吁西方教会阻止派送新神学派宣教士到中国去。她的发言被刊载在英国著名的教会杂志《亿万生灵》( China's Millions)和《基督徒报》( The Christian)上，受到注目。在长期的事工合作中，她与中华内地会的领袖们也建立起密切的关系。余慈度于1929年离开英国，经美国返回上海。

多年的劳累奔波，使余慈度积劳成疾，晚年时再不能承担过多的工作。1931年春，当中国新生代布道家从她手中接过宣教薪火，继续传递下去的时候，余慈度终于摆脱多年疾病的缠绕，在上海得享永久安息。她虽然死了，却因信，仍旧说话(参来十一4)。就在余慈度的安息礼拜上，胡蕴琳－－中国教会1930至1940年代的著名女布道家，受感奉献终生给主。

资料来源：
吴秀良着《余慈度－－二十世纪中国教会复兴的先驱》（美国：比逊河出版社，2001年）。
Yu, Dora, God’s Dealings With Dora Yu. A Chinese Messenger of the Cross. Shanghai: Mission Book Co.,1916.

（作者为《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主编、神学院教授和教会牧者，详见www.bdcconline.net。本文经编者略加增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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