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的胡恩德先生，我的父亲
胡荫磐

导言

1950 年左右，喜乐福音堂的刘四姑和刘大姑 (我的姨母们)，有机会到婆罗洲及星加坡事奉，我很记得我妈妈很殷勤地和她们写信。到1951 年，胡先生也应邀去南洋了，一去便是一年，是赵君影牧师请他去作星加坡某神学院院长。妈妈很勇敢，应付一家每天的开支，以及我们几个孩子的需要，还每天站爸爸的位置领我们读经祷告。卒之胡先生回来了，学到很多事情，添了很多动人的故事。刘四姑也回来了，又带来很多的故事，所以他们对喜乐堂也有了新的异象和推动力。想不到这就变成五十年代香港教会大复兴的前奏曲。

我想到胡先生在五十年代的工作有几方面很特出：

1.教导基本要道

我记得大概是 1951 年左右，我喜欢搂着一岁多的妹妹坐在小三轮车上走，有时候晚上和五岁的弟弟讲故事，在那段日子，胡先生开始了一两年的讲道，每星期六晚，在大埔道33 号，向我们一班中学生讲基础信仰。我也大概是那些时候在风琴上伴弹。开始的时候大概有 30 人，以后越来越多。

胡先生很有系统地讲几个大题目：有神，魔鬼，人，罪，信心，悔改，得救，得救的确据，圣子，圣灵，教会，圣经的默示，主再来，教会被提……， 我们听得很有味。有时候在学校里我也向一些同学分享。原来有系统地了解信仰，会带来这么大的确据和把握。我忘记了很多的信仰问题是如何摆在其中的，例如我清楚记得他讲“约翰福音的作者确是使徒约翰”的证据。但主耶稣同时是神又是人，他的代赎的深、广、含义，等等题目，都有详谈，至于如何摆布在全套课程里，我倒想不起来了。这套“系统神学”当时仅称为“基本要道”，是他自己在“司可福函授圣经课程”学来的结晶，传授给我们。今天华人教会怕没有百分之一向中学生们有这样的教导系统。(附：后来喜乐堂出版了“要道琐谈”一书，就是从那些讲道演变出来的。)

那一段时候，我们觉得是天下最有福的人，有机会听到这么好的信息。胡先生不是光讲神学 1 2 3 4 A B C D， 还加插很多故事。我记得很多是慕迪先生的喻道故事，很感人肺腑，帮助我明白如何清楚自己已得救。在 1953 年底我有一次对神说：“我要清清楚楚的再次求主耶稣进我心，作救主，赦我罪”，此后我的怀疑自己是否得救慢慢地消没了。

这些聚会中，他也教我们唱一些感人的圣诗，他是男高音，唱到 E 和F 没有问题，闻说我的祖父在教会唱诗时也是声压群雄的。我记得他教我们唱“十架路引导回家”，“主耶稣我曾应许，必事奉你长久”，Abide with me， Day is dying in the west，等等。他也把一些三十年代的英文诗歌翻成汉语， 例如:你也能 So may you，与日俱深 Trust Him more and more 等等。所以去参加聚会是一种乐趣。有时候他去南洋一段日子，到他回来了，那种以前的温馨又来了。讲到主的爱，好像他所钦佩的慕迪先生的一些风格，令到我们感动下泪，是神给他很特别的一种恩典。张耀基医生的讲道，也令人感动不已，觉得主很迫真的，但总是各有各的美点，神自己荣耀他每一个仆人，冠冕各不同的。


2. 香港夏令会的复兴
　
到 1953 年左右，我有些同学们信了主，来参加聚会，我们的团契有了生气了。原来 1952 年是香港浸信会联合夏令会蒙大复兴的时代。我记得爸爸带我坐船去长洲，下雨刮风，但我更兴奋。在长洲他们没借到山顶的建道神学院，是在市区湿湿霉霉的一间教会，外边下着雨，但里面人心火热。过几年再一个夏令会，他讲“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逐字逐句地解释如何消极地“逃避少年的私欲”，再积极地“追求公义仁爱信德和平”。令大家觉得基督徒不是过着修道院的“禁欲主义”，而是要以更美更宝贵的生活取而代之。他讲得很风趣，记得他说某陌生人穿得不褴不褛(but larm but lui)，不是“不男不女 (but narm but nui)”听众大笑一番。

那些年代是胡先生讲道的巅峰时代，他自己当然不知。原来从他清楚自己得救 (大概是 1925 年左右)，然后心中火热，逢人便问：你知道自己得救没有？到 1926 年左右黄原素牧师鼓励他传道，就是这样走上了奉献之途，毕生无悔。

所以到五十年代他已有 25 年的传道经历。我看他的一个玻璃书橱，里面有很宝贝的一本慕迪传，讲道集，和很多本槐德亚力山大 (Alexander Whyte) 的讲道集，都是英语的，可惜我到念大学时才勉强可以看英文书籍，始终无暇赏玩。他十几岁时因为染到肺病，为了养病 (当时未有抗生素，患肺痨的死亡率是很可怕的) ，只好放弃进大学进修，但他天资聪颖，英语交谈读写绝无困难，且精通天文地理，科学花鸟草木，都是为了讲道时用，尤其是讲到科学证明信仰这题目，他可以讲得令人心服口服，比大学教授讲得动听多多。

香港那几年的复兴，大概是 1952 年开始，在浸信会的青年夏令营，很多人为罪自责，流泪悔改，甚至彼此认罪，写信回家向父母认罪，偷过钱的，写信请罪兼赔偿。接着几年，在播道会，喜乐堂，崇真会，中华基督教会，礼贤会，甚至香港大学，所举办的夏令营，都有这种奇迹，许多中学生得救了，变成崭新的青年人，充满喜乐平安，在学校向人作见证。当时的讲员中，胡先生和陈约翰牧师讲道很得人悔改。当然还有很多蒙主大大使用的仆人们，如滕近辉，冒季美，汪长仁，等。我记得 1957年的培灵会，主讲的是汪长仁，何义思。汪长仁和陈约翰的讲道，令人看到自己人性的丑恶，在主面前无地自容。其实最大的秘诀是多人的祷告，到聚会时空气好像充满了静电，随时会有雷暴大雨倾盆而来的感觉，很奇妙的。

胡先生的讲道，没有段落分明的规格，而是随从圣灵的感动，把自己的思想融进神的同在那里。所以听下去有时候是觉得不是胡先生这个人的讲话，而是神在那里。这是他鼓励我们要追求的境界。讲到主的爱，他受到慕迪的影响，屡用慕迪先生的故事，令我们觉得神的爱是一位温柔而可敬的慈父的爱，用有钉痕的手来安抚我们的心。这样地讲到主的爱，是他独特的恩赐。当然有很多好讲员，如滕近辉，张耀基，赵世光等，都有个别的风采 (恩赐) 来讲到神的爱的。

五十年代的胡先生，是和蔼可亲可敬的。很多中学大学生喜欢来找他谈话。有时问他的意见，他会静静地，聆听圣灵的引导，然后回答，所以他的话屡屡过后成事，俨有先见之明。

我记得在我们教会举办的夏令营，并不是每次都是成功的，甚至有一年 1954 停办，但 1955 年那次很多恩典，很多位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兄妹们有很大的感动，有一位姐妹哭得眼都肿了，她说自己往往欺负弟弟妹妹，掐他们的皮肉，对父母不孝，等等。另一位弟兄为未信的父母弟妹，也是流了很多痛苦的眼泪。此后他开始了我们中学里的团契，我在其中受益很多。

3. 学生团契的复兴
　
五十年代的香港，还有其他方面的灵性复兴。50 年左右来了一位艾德理牧师，在国内大学团契很有体验。他来到香港，开始了大学毕业后的青年团契。由他们捐献来支持福音图书馆的工作，以及每月一次的中学生布道会，一年两次的学生领袖训练退修会，等等。结果到 1962 年左右，香港一千间中学中，有一半有团契，全港人口有百分之十是基督徒。好些天主教或佛教的中学，也有基督徒团契，静静的在校外的地方，或借教会，或在福音阅览室，开聚会。有好几位兄姊们全时间地往返各中学团契中讲道陪训。忙得喘不过气来，但开心之极。

胡先生和艾牧师两位都成了香港教会复兴的燃火棒。因着许多中学生信主，这种火热又传到很多的教会里去，甚至有些坚持新神学的牧师们，不信圣经的神迹，不信主耶稣复活，不信有天堂，不信有天使有魔鬼的，看到这么多的青年人生命的改变，也开始改变了。这是很奇妙的 。

胡先生虽然在学生团契的事工上并不全然同意，但在“圣保罗七子”事件上他很支持的。大概是 1960 年左右，最负盛名的圣保罗男女中学，竟然禁止几位心中火热的同学们在校内传福音，查经，等等，认为是太狂热了。结果七位同学宁愿退学，也不放弃信仰。但神陆续地为他们开路，每人都有机会进大学。所以有些教会与胡先生和陈约翰牧师绝交，以为他们是煽动青年人宗教狂的主角。但到了六十年代，他终于有两次被邀约主讲港九培灵研经大会。这是他一生认为是最高的荣誉，因为他年青时灵性复兴，乃受惠于培灵会讲员黄原素牧师，现在轮到他有机会回馈神的恩典，是他多年来的心愿。

那些日子，胡先生每年暑假便忙得不亦乐乎，很多教会请他讲夏令会，有时同一星期内要讲两个夏令营。他没有念过正式的神学，但受过黄原素牧师的指点，他和同工们做过全套的“司可福函授圣经课程”，掌握到灵性得能力的秘诀，很像今天国内教会的领袖们，没有什么学历，但有神的同在，有改变人心的力量，有将来主自己的赞许，彀了。他碰过倪柝声先生风潮带来的冲击和困惑，累到他精神衰弱，但更帮助了他懂得分辨教义上的是非。他很佩服王明道先生，在桌上一幅小小的照片，是他和倪柝声、王明道三人合照的。关于分辨真理、应付异端的文章和小书，他写了不少。

不知不觉，我们青年人们也感染了这种的异象：我们每人可以传道，领查经，复兴教会，带人归主，产生教会……。做到信徒人人皆兵。日后这些弟兄姐妹们到外国留学，也是凭着这种心志，树立了很多的华人教会来。


4. 差传事工

大概是 1955 的夏令会吧，在营火旁我们坐成一圈，一面拍蚊子，一面听他介绍“献给无名的传道者”，念着最感人的一段：

‘彼得，彼得，我的朋友！
今晚上“我"在举着钉痕的手，向"你"请命！
因为在世上还有无数个无数个将亡的灵魂！……
但你若竟因此而退去，这一个破口，
又有谁来堵防？又有谁来承担呢？……’

……晨鸡的呼唤提醒了你当初的誓言，
天上的慈爱化消了你刚硬的决断，
忘记了时间般地那样长久，
你钉住似鹄 立在无花果树的旁边。

久已含蕴在心底深处的无声的歌诗，
如今已慢慢地变成了有声的乐曲：
‘恩主若仍然要我，我必定跟随，
无论到什么地方，我也跟随到底！
过去、现在、直到永永远远，
任凭海枯石烂，也仍然爱你！
纵然有一天自己被倒钉了十字架，
主啊！我至死不移！’……

我们忘记了蚊子，因为心中向往着边疆的沙漠，幻想有一天也会跑到那些地方！日后，接触到内地会很多的书籍，知道更多这样“世上不配有的人”，在云南，在大漠，在青海，献上了他们的生命。这些故事影响了我们一生。这些令我们向往差传事工的种子，是胡先生首先撒在我们的心里的。

我记得有好几位的宣教士来过喜乐堂在主日讲道。建道神学院院长刘福群牧师 Dr. Newburn 来过不少次，还有内地会的罗柏士 Ron Roberts， 费述凯 Raymond Frame，惠敦大学的校长 Ray Edmund，名作者杨宓贵灵 Isobel Kuhn 的丈夫杨志英 John Kuhn，导航会的梅文义 Warren Myers， 弟兄会的 Raymond Guyatt。 包忠杰牧师 Paul Bartel 是他的好友，但我想不起有没有站过中日讲台。这些外国人有些国语很流畅的，但如果用英语讲，做传译的便一定是胡先生了。记得刘福群牧师的粤语是他自己学的，讲到罗马书七章“我觉得有个律”，他把“律”字念得不正，和“核实”“突兀”“迄日”等字同韵，结果成为他一辈子的笑话。

讲起差传，1953 和1954 年胡先生也去了菲律宾作神学院院长，他很舍不得家人，看到街上的女孩子就想起自己的女儿。好像是六十年代他也在广州圣经学院 (后来改名播道神学院) 作院长一两年。

5. 关怀以色列
　
胡先生还有另一个心愿，是关心以色列的复国，与预言的应验。他多年订阅一些向犹太人传福音机构的刊物，特别在 1949 年，犹太人亡国 1878 年后竟然复国了，圣经的预言果然应验了，这是爱慕主国降临的人都会雀跃鼓舞的。连胡先生自己也兴奋起来。他告诉了我们很多动人的故事，例如：从也门国坐英国飞机回来的犹太人，有一个 70 岁的老人，还背着自己 90 多岁的父亲，从飞机门口扶梯而下，到了平地，儿子对已瞎了眼睛的爸爸说：“爸爸，这就是我们盼望了多年的国土，终于是我们的了。”爸爸就跪在地上，很恭敬地向地亲嘴，然后倒下来，断气了。这是一种的“爱国”。

到了 90 年代，胡先生说，可能好几个这样向以色列传福音的团体，若没有喜乐福音堂每年全正月的奉献，可能已倒闭了。感谢神，让香港这样的一间小教会，可以在神国预言以色列的大计划里，担任了这个宝贵的角色。


6. 栽培后进
　
我小时候见过很多的大哥大姐们，个别的来找他谈话，日后成了传道人的，我认识的有：蔡善松，司徒辉，蔡耀文，吴主光，严福声， 麦禧真，还有喜乐堂许多的传道者。这种果子是最宝贝的。他深信追求圣灵的充满与能力，融化人的硬心，是最重要的修养。所以他很注重教导信徒如何天天尝到神的同在，神的引导，神的声音，这是最实际的经验，的确可走的路。


7. 为人清廉
　
包忠杰牧师说：你爸爸是华人中之 Prince of preachers (讲道高手) ，有如司布真是英国的 Prince of preachers。我身为儿子，一方面很自豪，自愧不如，但另一方面，想起他为人在神面前非常谦虚，律己甚严，克己清廉，务求蒙主使用，数十年如一日，怪不得神用他。

说起他为人清廉，可以讲很多故事。他以王明道作模范，毕生未贪过一文。我自己借过他一笔款项，明明说过是借的，但是迟迟不还，是父母的钱嘛，不要紧吧。有一天他对我说：那笔款算是我送给你，免得你人生留着罪恶，将来神不能使用你了。言下之意，是他为了我在神面前很伤心，流了很多眼泪，才想出这一招来。我很痛心。

我亲眼见过他和一些很不值得援助的人谈了很久，然后回房间开抽屉，送一点钱，再送他出门。“左手不容右手知道，但儿子却知道一点。”

几十年来，碰过很多令人伤心的事，他很多时禁食流泪祷告，事情细节，来龙去脉，连我妈妈也不知道。太多事情他守口如瓶，藏在心里，到事情处理后，我们才知一点点。

最妙的是有时候问他灵程高峰的秘诀，讲他的历史，他总是太谦卑，觉得没有什么好讲的。


小结：
　
我爸爸已回到主那边去了，那边好得无比。本文速速成章，是我一点的追念，很多细节和故事还须他日补上。

这篇文章虽仅是胡先生人生的一段日子，却是我个人灵命最关键的阶段。其实三十年前赵克辉医生已有意，征求很多人写下一些香港五六十年代的教会复兴史。时至今日，很多当时的传道人或已见主，或入耄耋之年了，轮到我们这一代的人来写一点回忆。盼望我们思想胡先生的人生，掌握到他蒙主大大使用的秘诀，帮助我们成为同样得能力的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