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
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年6月24日－1962年9月19日

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年6月24日－1962年9月19日），出生於中国杭州，逝世於美国华盛顿。美国传教士，燕京大学创始人，国民党政府迁台前最后一任美国驻华大使。

第二代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的父母都是早期到中国的美南长老会传教士。他的父亲司徒尔于1868年只身一人来杭州传教。1876年6月24日，司徒雷登出生于杭州城北部天水桥畔耶稣堂天水堂弄旁的传教士住宅。从血统上说，他是一位纯粹的美国人。但用司徒雷登自己的话来说，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他会讲一口纯正的杭州话。11岁时到美国弗吉尼亚州上学，在那里曾被人讥笑为不会说英语的怪物。当他在弗吉尼亚州的哈姆普顿-悉尼学院（Hampden-Sydney College）求学期间，受到“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的影响，而立志于传教，转入纽约协和神学院。1904年，他结婚后携妻子艾琳·罗德（Aline Rodd）回到杭州，成了第二代美南长老会传教士。

1908年，司徒雷登应邀前往南京，出任金陵神学院希腊文教授。1910年，任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辛亥革命时，兼任美国新闻界联合通讯社驻南京特约记者。

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湖光塔影的燕京大学旧址（现北京大学)1919年1月，司徒雷登被聘请为首任燕京大学校长，部分人认为他作为燕大的长期领导人为该校的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司徒雷登四处募捐，张学良将军曾为此大学捐款。为燕京大学在北京西郊建造了一所宫殿式的美仑美奂的新校园，不惜出重金延请中外著名学者如吴雷川、许地山、邓之诚、郭紹虞、顾颉刚、赵紫宸、容庚、钱穆、吴文藻等人来燕大任教，提升燕大知名度和学术地位。1927年，燕大与哈佛大学合作组成了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促进中美文化交流。到1930年代，燕大已发展成为中国学术水平最高的教会大学。

司徒雷登提倡学术自由，要求燕大的学生既中国化，又国际化，司徒雷登还注意与学生、员工互动交流，对待学生和蔼可亲，对待教职员工热情温暖，给许多学生和员工留下了深刻印象。

司徒雷登同情学生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他甚至亲自带领学生上街游行，高呼抗日口号。

1930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33年受美国总统罗斯福召见，听取他对中国时局的意见。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他被日军关押在北京，直到1945年8月获释（参见：《在华50年》司徒雷登著）。这期间燕大也被迫迁往成都，借用华西协和大学的校园。1945年，获释后的司徒雷登继任燕大校长（后为校务长），直到离开中国。

1949年8月2日，新中国成立前夕，南京机场。一架美国运输机腾空而起，呼啸着向大洋彼岸飞去。73岁的司徒雷登带着深深的遗憾、无奈和眷恋，飞离生活了五十年的中国，踏上了回乡之路。

遗憾，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接触的愿望因国内的反对而未能实现，他终于未能够改变美国政府与一个新生政权失之交臂的命运。

无奈，他以驻华大使之职背起了马歇尔、艾礼逊对华政策失误的黑锅，背起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引起的轩然大波，背起了被自己的国家出卖和被国共双方都视为仇人的痛苦。

眷恋，他不得不离开生活了五十年的中国，离开埋藏着他的父母、妻儿、兄弟的土地，离开他深爱的燕京大学，从此一去无返。

什么样的心情他当时都可能有，可能唯一没有的就是后悔，“耶稣被审判的时候，他是冤枉的，但是他一句话也没说。”召回他的与其说是美国政府，不如说是上帝，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只是一个传教士，是上帝向遥远的中国派出的使者，既便他临危受命，出任燕京大学校长，继而出任美国政府的驻华大使。“这完全是上帝的旨意，我所要做的就是传播上帝的福音，形式并不重要。”也许这才是这个传教士真正的心声。

但他又是一个怎样的传教士啊！

他1876年出生于中国杭州的一个传教士之家，11岁那年回到美国，接受教育，从反感基督教到最终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加入传教运动，并于28岁时携新婚妻子重返中国，开始了他在中国的传教生涯。

曾经在美国做过教师的司徒雷登深知知识分子的转变才是中国发生转变的关键，于是他的目光投向了教育。“如果允许我谈个人的想法，我最大的梦想是在燕大建立一所宗教学院。在这里，越来越多的既谙熟本国崇高的文化遗产，又受过西方最好的神学院教育的中国籍教师向本国人民讲授真正的基督教。这种基督教根植于他们自己的宗教体验之上，与20世纪的知识和谐一致，符合中华民族的精神，清除了所有按西方历史环境所做的无用的解释。”从1919年燕京大学创办，到1952年被并入其它学校，在短短33年的时间里，燕京大学遵循司徒雷登“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的校训，一跃成为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齐名的中国名校，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新中国成立后，中科院院士、工程院院士、中科院学部委员有56人为燕大教授和毕业生，奠定了中国多门学科的基石。“翻开燕京大学人物志，一个个数十年来在国内外各个领域享有盛誉的人名赫然在目。他们当中既有世界知名的科学家、大学教授、作家、医学工作者，也有活跃在不同岗位上的政府机构领导人、各行业的专家家学者及著名演员。他们中的不少人都在国内外一些著名大学任教，或在国家各部委、民主党派、学术机构里担任重要职务。”燕京大学对中国的重要性一如周总理所言：“他们是你培养的学生，你是燕大的校长，可是为我们培养了人才。”

司徒雷登担任燕大校长27年，这个“绿眼高鼻的外国人”（燕大新闻系学生秦晋语）在燕大率先实行中外教师同工同酬，只要学有所长，不论思想观点和学术派别一律以礼相待，网络了大批知名专家和学者；坚持“中国化”和“国际化”相结合，既在中国赢得了宽松的办学和改革的环境，又与哈佛、普林斯顿、密苏里、牛津等世界名牌大学建立了极为重要的合作研究关系，互派访问学者和研究生，接受来自世界各地的留学生。他同情中国抗战，反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为燕大师生逃离日占区，奔赴大后方和抗日根据地提供过种种掩护和方便，并被日寇关进监狱达三年零八个月。

纯粹的基督精神和独特的人格魅力不仅使他赢得了燕大师生的衷心爱戴，也使他与中国上层保持了良好的关系。马歇尔正是看中了他在中国的广泛影响，而于1946年不顾他的婉拒，力荐他出任了美国驻华大使，使他彻底陷入了中国的政治漩涡，走向了一个“无奈的结局。”

晚年回到美国后，他先被国务院下了“禁言令”，后来又被麦卡锡主义者骚扰。患了脑血栓，导致半身不遂和失语症，由傅泾波夫妇照顾其起居。于1962年9月19日在华盛顿病故。他一直希望能够将骨灰送到中国，埋在燕京大学校园内，他的这一愿望始终无法实现。不过他在杭州的出生地已经作为文物得到了保护。

2008年11月18日，在他去世46年后，其骨灰被低调安葬于中国杭州半山安贤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