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维思牧师
John Livingstone Nevius
1829 ~ 1893

倪维思牧师 Rev. John L. Nevius（1829－1893) 美国人。基督教北长老会教士。1854年来华，先后在上海、宁波、杭州等地传教， 1861年，倪维思到了山东登州。那还是中国开放的初始，找地方居住都很困难。几经波折，他找到一所破旧的观音庙，在那里草创工作。

　　那时，自马礼逊将更正教带到中国，已经过了将半个世纪。信徒的人数仍然不多，而且多在沿海及长江流域下游。说是信徒稀少，但在通商口埠，各形各色巍峨的洋教堂，却似乎已经够多了。

　　 1858年的天津条约，开放登州(今山东蓬莱县)为商埠，准许洋人居住传教，像是新的出路。山东的地理位置，与他故乡的大西洋海岸地区差不多；而且山东是文物之邦，但能否像美国一样，发展成为清教徒移民拓殖的盛况？

　　 1861年，倪维思到了山东登州。那还是中国开放的初始，找地方居住都很困难。几经波折，他找到一所破旧的观音庙，在那里草创工作。

　　 以庙堂作教堂？今天有的人看到，也会觉得奇怪，当时更不用说了。特别是宣教士同工们，真会“另眼看待”。独具只眼的倪维思，却看出观音庙并不是印度形式的建筑，而正是中国本土居室的传统形式，正是得本土文化认同的途径。他仿佛领悟到，似乎这就是佛教在中国兴盛的原因：因为能够适应本土的环境。也许就是在那里，他住得并没不舒服，孕育他伟大的“倪维思计划”，就是三自原则的先驱：自立，自养，自传。

　　 又是他锐敏的观察力，使他作了另一项创新的工作。鉴于中国妇女受压迫，多不识字，缠足，养孩子，持家，有的是闲暇时间，就传闲话，迷信，求神问卜，正是传福音的对象，也可以受教育，学习技艺，不至于把近一半人口的劳动力荒废。于是，在1862年，开始了寄宿女子学校；虽然开始仅有两名学生，但在古老的中国，已经算是先进了。倪维思同郭显德牧师(Rev. Hunter Corbett)等人，再往山东中部青州府等地宣教，并办赈灾工作，使数万人民受惠。他为人柔和谦卑，不像一般洋人颐指气使，易于同平民接近，不少人慕而闻道；其中有的信徒以家为教会，成为福音中心，发展了许多布道站。他在安丘，昌乐一带,工作也颇著效；后来产生了像中国唯一的神学家贾玉铭牧师，以及后来的山东大复兴，都是难预见的佳美果子。

　　 倪维思工作勤劳，深知文字宣道事工的重要。他出门的时候，总是带书售卖及赠送，因此工作有久远的效果。

　　 1864年，倪维思夫人患重病。照当时的医药条件，除返美就医外，别无生路。幸而有宾州的狄考文博士(Calvin Wilson Mateer,1836-1908)于1863年来到，正好接替他的工作。

　　倪维思在美国，当然听到“苹果种子约翰”的故事，早年还可能亲见过其人。

　　 他的本名叫约翰.期溥曼(John Chapman,1774-1845)，“苹果种子约翰”(Johnny Appleseed)是他的别名，生在麻萨诸塞州。这个传奇人物，拥有一千二百余亩果树苗园，却以宣扬种植苹果为一生职志。他蓄着飘扬的长发，头顶翻转的浅锅，赤脚，穿残旧的粗布裤，把装咖啡豆的麻袋剪三个洞，露出头及双手，作为上衣。他爱自然，喜爱动物，自己培植药草，徒步旅行，往尚未完全开发遥远的中西部；布袋中有一本圣经，并带着苹果种子，沿途送给愿意接受的人。他称为“果园宣教士”，以宣教的精神推广果园种植，并且常给讲一段道。这给倪维思很深的印象。

　　 1871年，倪维思到了山东烟台。在毓璜顶东南山坡，买下十余亩的土地，辟作试验农场。他搜求培育海外果苗，移植美国桃，李，梨，苹果，欧美的葡萄，日本的草莓，引进本地。以接木，插枝，育苗等方法，与中国原产交配，繁育新种；结果，不是橘逾淮而为枳，竟成为“枳逾淮而为橘”。他教授并免费赠送果苗给乡民，附近州县人民竞相推广，裨益民生。当然，种植果树，也需要蜜蜂的帮助传播花粉，才可以滋生；养蜂不仅有增殖的价值，也成为农家重要的副业。因此，山东半岛的烟台，成为水果之都；其“香蕉苹果”，是把美国的苹果移接，成为具有特别香味的新品种，较原种更优越，“香蕉苹果”不久就驰名全国。烟台也平添了一个地理名词“葡萄山”。

　　 由于倪维思引进的葡萄，改良种植，因本地的土质特异，产品也极佳。经过法国领事品尝，判决风味不逊法国原产。1892年，马利亚华侨张弼士，来经营张裕酿酒公司，采用本地葡萄，风味香醇，有口皆碑，后来赢得世界博览会金奖。

　　 倪维思成为往远方的福音“苹果种子约翰”。他不仅宣扬种植果树，改进农产，提高农民经济生活，其基本的目的，更是为了支持传扬福音。他还进口了几头优种的荷兰乳牛，养在他小农场上，牛奶供应宣教士家庭食用；后来并交配育种，介绍到各地。

　　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宣教经验，看见宗派的宣教工场，有的是种子落在路旁，一经发芽就枯干了；有的一阵繁荣，但只有叶子，结不出真正的果实。虽然，宣教士的心志，该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他也了解圣经教导不应望风看云；但他也知道，人的生命和资源，总是有限的，受托作神忠心的管家，要善为运用。他觉得神赐人智慧，把神的话作为镜子，就能知道哪里不对了。因此，他仔细查考新约圣经的宣教模式，平心静气的检讨，盱衡得失，于1886年，在宣教士刊物China Recorder上，就他多年宣教的经验，发表了一系列书信式的论文，讨论宣教策略，就是“倪维思计划”的初型，实际上就是圣经模式的宣教。

　　 当时多数的宣教士，是采取商业模式：建造店面，募用雇员，招兵买马，招徕顾客，再发展开设分店；倪维思是采用农耕模式，预备田地，播下道种，再繁殖增长，教会是自主的耕农。一是扩展企业，着意于机构的增长；要是生命的传递，增加。当然，圣经是农业社会的背景，教导的是生命的原则；基本观念上的不同，而致策略差别。

　　 不过，中国的情势颇为复杂，不能虚心接受他意见：有的人以为他没有讲太多的属灵话，而缺乏兴趣；有的人以为宣教士只管属灵事，不应该沾染俗务；有的更以为脱下“宗教外衣”干粗活，有涉及“社会福音”的嫌疑，在自由派盛行的时代，是个“地狱使者”般的恶名，没有谁愿意沾上身；更有的人把宣教当作投资企业，注入更多资金，建立大的机构，就是成功。因此，倪维思平实的策略，没有动人之处，只引起不甚积极的反应，就沉寂了下来。

早晨要撒你的种，晚上也不要歇你的手，
因为你不知道哪一样发旺；
或是早撒的，或是晚撒的，
或是两样都好。(传一一:6)

　　几年过去了。十九世纪渐走向结束，大清帝国的寿命，和倪维思在世事奉的时间，都将临到终点。在荣耀的日落之前，他撒下了丰收的种子。

　　 1890年，在朝鲜的七名青年宣教士，对倪维思的宣教新策略，感到那信息的重要，经过祷告及筹画，邀他去开讲座。朝鲜半岛的工场较小，不像中国的引起注意，当时宣教士投入的人数也不多；但那里的好处是比较单纯。那次的聚会结果，成为一本小册子：宣教士教会的建立及发展(The Planting & Development of Missionary Church)。

　　 倪维思知道，第一代的宣教士，自然是直接向华人传福音；第二代的宣教士，则雇用华人信徒向非信徒传福音，他们说：“惟有中国人能向中国传福音”，以为那已经是新的方略了。但倪维思称那是“旧路线”。

　　 他的“新路线”是如何呢？

1. 基督徒，特别是新基督徒，应该持守原来的事业，维持自己的生活，在生活和言语上为基督作见证，会有更好的效果；
2. 教会应该在能自立，自养的原则上，再向外发展；
3. 教会自己慎选培养合格的全时间工作人员，予以教育培养，主要由本地教会供应他们生活的需用；
4. 教会建筑应该由本地教会负担，依本地建筑形式建造。

　　倪维思宣教方略的新构思，每一项都是引用圣经为根据，实在是回到新约教会的古道，并没有炫新务奇，也没有高言大智。倪并不自以为是，批评别人；而是充分流露出谦卑的精神。不过，对当时的人来说，那是跑在时代的前面，别人赶不上，或没有心意与他同行。

　　 但是，在朝鲜的宣教士们和基督徒，不以人的理智衡量他的信息，他们相信圣经的原则，仍然可以运用在现代，而且是必循共由的道路，欢然接受了，当作是上面来的及时甘霖。中日1894年战争后，朝鲜沦为日本占领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苦难，复历南韩北朝战乱，但教会的持续增长，成为圣灵工作的奇迹；他们不仅拥有世界最大的教会，而且区区小国，即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宣教士人数最多的国家，福音的圣地。

　　 祝主继续赐福，更使福音的火炬，光照普世。也愿华人教会，谦卑自省，现在觉悟仍然不为晚，应该急起步韩国后尘，让倪维思自立，自养，自传的方略，像他种植的果树，繁荣多结果子。

在倪维思牧师一生之中，他多次参与Chinese recorder 教务杂志的写作。这杂志是中国当时基督教主要的媒体。这些杂志今天都可以下载得到，但是都是用英语写的。另外，他的妻子在他去世以后，写了一本叫《中国和中国人》的书，记念他们一家曾经在中国的工作，你今天仍然可以买到。

今天如果你想重新踏上他的脚踪的话，你其实在家中也可以做到。你可以去买一些烟台苹果，吃下去，因为中国的苹果最早就是由他引入来的 。今天也有公司重新以广兴果园作为品牌，以记念倪维思夫妇的贡献。

如果你想再到他当年的脚踪，登州女子学堂已演化成今天的山东大学；而广兴果园的旧址则是在毓璜顶公园东南坡，在烟台火车站附近，你可以到当地参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