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道惠夫妇在石门坎
（1904~1926年）
张绍乔 张继乔 著
东旻 翻译 注释

张道惠（Harry Parsons）牧师于1902年来到位于中国西南部的云南省，起初是作为圣经基督教传教分会的一名传教士，后来加入到循道分会联合传教团。在学习汉语期间，张道惠牧师曾经在昭通和东川工作过，并且还在北边扬子江畔的富官村停留过6个月。1904年，安妮·布莱恩女士乘船抵达中国。逆扬子江而上时，她不幸染上天花，住进宜昌一家医院进行治疗。1906年，布莱恩与张在云南府昆明即结婚，于此之前的数月时间，她在昭通学习汉语。婚后不久，张道惠夫妇来到石门坎。他们与塞缪尔·柏格理牧师共同居住在一所非常小的房子里。这个居所是柏格理他们用泥土筑墙修建起的小屋，它只有三个房间，被称为“五镑小屋”，因为建房的费用仅为五英磅。张道惠夫妇在这里很快就掌握了花苗语言。

1904年7月，四位花苗男子贸然赶到昭通，寻找循道貌公会传教士，询问“耶稣”一词。他们颇感意外地受到热情接待。由于四个人都只会说极少的汉语，可想而知，交谈进行得十分艰难。数月之后，柏格理牧师与张道惠牧师往昭通东边25英里的石门坎，同苗家人生活在一起。

那个时候，花苗没有自己的土地，被迫居住在海拔约8000英尺的高山上。他们遭受到彝、汉两族地主的残酷剥削，生活极端贫困，成为饥饿、疾病和伤寒的牺牲品。巫师的疗法在花苗中影响极大。虽然他们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如民间故事、歌谣、舞蹈，尤其传统服饰更是色彩缤纷、与众不同，然而，他们却没有文字，自然也没有书本、学校或者是其他任何一种教育形式。

对于花苗来说，无论是谁，想短期内学会阅读和书写汉语的希望都非常渺茫，因此，柏格理从语音学角度出发，创制了一套苗文。每个文字均由一个大字母和一个小字母组成，大字母构成字形的主体，小字母作为补充。小字母加在大字母的上方，或者是右上角、右侧、右下角，以此表示声调的高低。这种简单的书写形式很快被苗族人接受，由此在广阔的地域内建立起不少学校。学生们在学会用苗文读书写字之后，又开始学习汉语，接受初等教育，进入昭通或者其他地方用汉语教学的高中，最终，有些学生甚至还在成都的华西大学取得学位。

由于苗族人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在杨雅各先生的帮助下，《新约圣经》被译为“波拉德①文字”，于1919年在日本圣经公会印刷。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基督福音的感召下，成千上万苗族人的生活从此得以改变。1904年之前，作为一个部族，他们被人歧视，常常受到嘲弄与剥削，不知道除了上帝之外还会有谁来热爱他们！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写到：“上帝那么热爱世人，甚至赐下他的独子，要使所有信他的人不致灭亡，反得到永恒的生命。”这一段话对花苗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他们改掉酗酒、散漫等习俗，也不再畏惧幽灵和鬼魂，面貌焕然一新。

每个礼拜天都有成百上千人聚集在石门坎做礼拜。一段长时期的传教过后，一部分男子和妇女自愿跟随耶稣，表示出对基督的信仰。他们的意愿明显而真诚。一个礼拜天的聚会上，柏格理先生当着众人之面取出一盆水来，为其中一半人举行了庄重神圣的洗礼仪式，吸收他们进入教会。然后他把水盆递给张道惠先生，为另外一半人也举行了洗礼。基督教会就这样在苗族人当中诞生了。

精通花苗语言是张道惠夫人不可比拟的长处。她很快投入工作，向妇女和姑娘们宣讲福音里的奇妙故事，与此同时，她还教她们读书写字，向她们讲授有关家庭卫生、照料婴儿等方面的比较实用的知识技巧。本地一些用药物治病的方法很有疗效，但是却非常有限。因此，在留居中国期间，张道惠夫人经常忙于配制药物和照看病人。

张道惠夫妇与柏格理牧师共同主持石门坎工作。1908年初柏格理前去度假，他于1910年1月返回。在此期间，张道惠先生除了料理好其他事务，还监修了一座两层楼高的房舍。他必须按照当地通常的做法树起“架子”即框架——并不是太高的技术——再筑好在墙面上涂有石灰泥的土墙。传教士使用这座房子直至194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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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即柏格理——译者。

另外，在石门坎和四周的村寨里，苗族人还建有许多学校和礼拜堂。

贫瘠、寒冷的山坡上很难培育出足够的粮食，想在冬季里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就苗族人来说是一件非常艰辛的事情，饥饿会夺去许多人的生命。张道惠夫妇对农作物都很有研究，——张道惠夫人原来是一位农夫的女儿，——1906年，他们把洋芋引入这一地区。二三年过后，他们已经能够把洋芋作为种子散发给众人。洋芋种植在苗族村寨中迅速传播，由于洋芋可以在包谷和其他谷物成熟之前挖掘收获，因此，确实有不少人从饥饿上线被救了下来。在本地人积极有力的支持下，张道惠夫妇还引进一些蔬菜，提高了大家的生活水平。张道惠先生自英国带来数百个从水果树上截下的枝条，小心翼翼地把它们嫁接到野生树干上，其结果时，许多年后的今天，在石门坎依然可以看到数量丰富且味道鲜美的水果。除此之外，洋芋也非常普遍。

柏格理返回石门坎以后，张道惠夫妇开始休假。他们离去期间，王树德牧师被派往石门坎协助工作。①张道惠夫妇度假归来，很失望地发现石门坎已不再需要他们，于是被派往东川。张道惠先生和一位年轻的汉族同事梁发其牧师一起，共同主持东川城内的学校与教会；张道惠夫人依旧掌管医疗所事务。东川的南边散布着无数苗家村寨，这一地区的中心是一座以汉人为主的城镇寻甸，一支名为葛泼的彝族人正在寻甸城里展开一场皈依基督教的新运动。在一群苗族布道员的帮助下，张道惠先生组织并指导了此项工作，他不仅创办了三十多个礼拜堂及学校，还在寻甸城内建立起第一个基督会。

1915年9月15日，柏格理牧师在石门坎不幸死于伤寒。此后同一年间，张道惠夫妇回到石门坎。在苗族同事的陪伴下，他们经 常走村串寨，讲授知识，传播福音。“幻灯”①一直很受寨民的欢迎，它从视觉上提供了重要帮助。通常，人们在接受洗礼之前，要参加一次测试，经过简单的教义问答，许多人受洗并且成为教会成员。他们定期散发大量有用药品，用实际行动把口头上宣讲的教义变得更加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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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树德先生逐渐掌握了与花苗语言相关的大量知识，在早期传教士当中，他是最后一个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

他们的女儿埃尔西及双胞胎儿子张继乔（Kenneth）和张绍乔（Keith）出生之后，张道惠先生常常外出，每次都要走几个礼拜，有时甚至一去就是几个月，把妻子和小孩留在石门坎。张道惠夫人单独面对不断涌现的难题，她很能干，往往把事情安排得妥妥贴贴。离她最近的同事住在昭通，要走上整整一天方能赶到。埃尔西小的时候得过猩红热，病情十分严重，那时，张道惠夫人不得不一个人全力以赴地照料她，因为最近的医生住在昆明，距石门坎足有两个礼拜的行程。

起初，在基督教会的创建时期，汉族同事一直是传教士的得力助手。如果没有他们，此项工作根本就无法开展下去。如李司提反和李约翰两位牧师，他们走遍群山，勇敢无畏地宣讲福音，多年以来，危险总是伴随在二人身边。后来，许多苗族男子和妇女自愿离家远行，到各地村寨中去帮助建立学校和礼拜堂。这些人当中有王彼得和王全仁，对于其本族人来说，他们就是传教士；还有名望颇高的杨芝，堪称葛泼人的使徒。若是没有这些人，传教士所能够做的工作会十分有限。

柏格理去世后的一段时间之内，沮丧和忧愁笼罩整个石门坎。第一个高潮逐渐消退，教会工作转入低谷，然而，在信念坚定的布道员的主持下，学校和礼拜堂的日常活动得以继续下去。

1918年粮食歉收，严重的饥荒迅速蔓延，受灾范围极大。人们离开家园，住进山下搭在小河边的草棚里。人们每天都在挖掘冻结的土地，四处寻找一种常见的蕨类植物的根部。他们把搜集到的蕨根捣碎，浸入水桶之中。晚上，从水桶底部取出植物沉淀，熬成 稀粥，每人可以分到满满的一小盘。但是，这种食物并不能把人的生命延长多久，一段时间过后，慢慢地，一个人变得软弱无力，紧跟着的就是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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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带有幻灯片的放映机，靠石蜡提供光源——译者。

张道惠先生呼吁救济款以缓解灾情。他设法从尚有收获的地区购进包谷，还是在布道员的帮助下，把粮食散发到成百上千户饥民手中。虽然如此，饥民得到的食物毕竟有限，仅仅能够维持活命。与此同时，张道惠先生以粮食为工钱，雇用一些民工替他干活。报酬按日计算，每天收工时付给。利用这种方式，一条环绕猴子崖的小路被开凿出来。猴子崖位于石门坎通往昭通的途中。原来也有一条路，在小河边，随着河床延伸。暴风雨过后，洪水从高山上冲下，注入小河，河水怒吼着袭击过往行人，每年都有不少过路人被淹死。张道惠先生炸开岩石，在悬崖峭壁上辟出这条约有三码①宽的小道，它远远超出河流的最高水位，自此，行人再也不必害怕突如其来的洪水。

于石门坎邻近的山坡上有一股泉水，泉水顺着木槽流下，为石门坎的用水来源。它连绵不断，是一条轻柔和缓的小溪流。张道惠夫妇认为：游泳，对于孩子们来说至关重要，不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学校里的孩子都应该学会游泳，因为小孩在河里被淹死的消息实在是太平常了。他们于是决定修建游泳池。作为赈济饥民的另外一项工程，一个十分受欢迎的室内游泳池由此建造起来。为了防止暴雨引起泥土流失，他们还在石门坎的围墙范围之内开凿出几条水渠，这也是非常实用的救灾项目之一。

传教士经常碰上被村民彻底遗弃的麻风病人。所有的人都惧怕他们。麻风病患者四处乞讨，虽为活活的生灵，却处处受人歧视；因为还没有死，因为尚存在于人世间，他们遭到谴责。张道惠先生向传教团申请了资金，在正对这石门坎的山坡上，为麻风病人买下一块地。他在那里建好房屋，有55位患者住进去，病人当中有男人，有妇女，有男孩，也有女孩。过去的那些日子里，麻风病是不 治之症，但是，住在这里的病人至少可以吃饱、穿暖，而且还有条件医治化脓的伤口。周先生，一位上了年纪的汉族人，和麻风病人住在一起，作为他们的看护人。他们在一个小教堂里定期聚会，做礼拜，听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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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码约等于0.9米——译者。


孤儿，是另外一个时常困扰这张道惠夫妇的难题。饥饿和疾病导致许多孩子父母双亡。亲戚们并不情愿领养遗孤，由于食物短缺，谁也不想让家里多添一张吃饭的嘴。有一次，张道惠先生看见一群人在安葬一名不幸于分娩时死去的妇女。由于无人愿意收养才出生的孤儿，人们正要把它和刚刚死去的母亲一起埋葬掉。张道惠先生上前阻止。他知道，在石门坎可以找到牛奶，因此有条件为这个汉人遗孤找一个充满爱心的家庭。1920年，英格兰南部威特岛上的一所主日学校取消了一次为师生们举办的短途旅行，把钱节省下来给张道惠先生创建孤儿院。孤儿院坐落在山泉上方的坡上，周围的土地足以开垦出一个小农场，有二十多个小孩居住在那里。孩子们不仅仅接受正常的学校教育，而且还掌握了耕作技术。在热心的王富勤夫妇的照看下，孤儿院完全可以自治。

早些时候有许多地主反对传教团的工作。这些人想继续把佃户当作农奴，甚至是奴隶，因此自然不情愿让佃户们受到教育，提高生活水平。当柏格理先生和张道惠先生拜访地主，为佃户主持公道时，都不得不面对极其危险的处境。有一回，地主的手下放错了火，烧毁了于他俩睡觉的小屋紧紧相连的茅舍；另外还有一次，柏格理先生惨遭毒打。

有时，尤其是在收成不好的年景里，整个石门坎地区会变得动荡不安。不少拥有私人武装的地主实质上就是一帮帮的土匪，他们勾心斗角，到处杀人越货。石门坎的苗族人总是时刻留意着，一旦发现有武装人员靠近，就马上会有气喘吁吁的送信人跑去向张道惠夫妇报警。苗族朋友曾经不止一次把张道惠一家领到山上，藏在洞穴里。

一些基督徒还打算在威宁建立教堂。该城位于昆明至贵阳的主要通道上，距昭通约70英里。一位早期的同事，威廉·特伦倍斯牧师曾经尝试过好几次，但是都没有成功。有一天，张道惠先生听说有人正在出售土地，而那块地恰是修建教堂的好场所。同时，也有很多人警告他，说威宁城内的反基督教和反洋人情绪都十分高涨。张道惠先生和一名汉族同时骑马出发，两人翻山越岭，三天过后方才到达威宁，当晚就宿在城外的一家小客店里。次日清晨，钟明才牧师和找到会先生看见客店的每一堵墙上都贴满了反对洋教的标语，他们不由得暗自吃惊，但仍然决意前进。二人进了城，沿着大街，小心翼翼地来到卖主门前。主人带领他们观看了待售的土地。这块地面积很大，双方议定价钱，张道惠先生用银元换来地契和收据，把两样东西藏在贴身的衣袋里。然后，他们顺原路慢慢返回，穿过城门，来到郊外，跨上早已备好的马匹飞驰而去。假设他们在那次交易中被人抓获，那么，二人极有可能被送进监狱。时候卖地的人也不得不逃离威宁，不过，他毕竟还得到了自己所想要的钱！多年之后，一所学校和其他的一些建筑出现在那片土地上，并且沿用至今。1944年。张道惠牧师的儿子，张绍乔牧师在那里建立起一座教堂。

从张道惠夫妇寄回英国的家书可以看出，两个人每天都被大事小由纠缠着，工作量大得实在令人吃惊。前来拜访的人络绎不绝，所要处理的事务也各式各样：暴雨冲坏了教堂；有人牙疼得受不了，想要拔牙！几乎每一个礼拜日，张道惠先生都要用汉语布道两次，用苗语布道一次。此外，他和妻子每天都要上课，主讲《圣经》。

张道惠夫妇另外又启动了不少项目，由苗族人继续进行，直至红军到来。这其中有：于大多数村寨中举办成人扫盲班；开办讲授有关家庭副业执事的课程；在石门坎创办种子实验站，由王明基先生主持，收效甚好。许多年以后，所有的这些探索，都大大提高了花苗的生活水平。

张道惠先生还走访过川苗的广大地区，在牛坡坎了很多学校和教堂，并且把《马可福音》翻译成波拉德文字。

以上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总结，概述了张道惠牧师夫妇在苗族群中的22年传教生涯。作为塞缪尔·柏格理牧师的同事，他们曾经共同工作过；作为柏格理牧师的后继者，1915年之后，张道惠夫妇单独在石门坎地区传教。回顾往事，难忘二十二载春秋：

一、上帝创下奇迹，他的恩宠使其子民得以转变。在耶稣基督的仁爱与拯救下，苗族人得到彻底的转变。圣徒保罗说道：“任何追随基督的人将获新生。”苗族人就获得了新生。

二、许许多多苗族人至诚不渝，投身与上帝的事业。这其中有“布道员”，如王仁、王彼得、杨芝等等，等等。杨雅各花费了数年心血，帮助翻译《新约圣经》；敬爱的老张先生和他的妻子打扫教堂、迎来送往，乐意去做任何事情；山上的孤儿院里，王富勤夫妇无微不至地照料着一群男女孩童；麻风村中，老周先生细心地看护着病人。还有一些大有作为的青年，如王明基、杨荣新和杨荣先，他们自石门坎学校毕业，进入昭通的明诚中学，然后再升入示范学院；朱焕章甚至还在成都的华西大学取得了学位。有为的青年远不止这些，在此无法一一列举，张道惠夫妇曾为他们之中每个人的进步而向上帝表示诚挚的谢意。

三、生活在花苗当中，乐趣无穷。花苗待人非常热情，有很强的幽默感。祝福客人或散发药品的时候，张道惠妇人和来访者经常发出一阵阵爽朗的笑声。信徒联谊会上，人们不时表现出对基督的深刻理解，使得张道惠夫妇感到十分惊奇，而花苗的这种至诚与信心，即使是在残酷的迫害下，也不会有丝毫的动摇。

杨雅各和另外有些人是最具天赋的布道员。他们懂得如何吸引观众，每当谈到在日常生活中，怎样做才算是一名坚定的基督徒时，他们的讲解往往能使观众入迷。

在初创的那些日子里，每个礼拜天都有数百人赶到石门坎来做礼拜。由于路途遥远，一来一去，有些人要走上整整四天。

几年过去了，很多村寨里建起教堂，前来石门坎做礼拜的人数有所减少，尽管如此，石门坎的教堂内依旧挤满了会众。礼拜式进行一段时间之后，张道惠妇人就带领妇女和小孩到另外一间房子里，向她们讲解《圣经》和其他方面的一些知识。所有的人还要与礼拜堂中再次聚集，举行最后一项仪式。按照惯例，人们站着祈祷——总有几个祈祷者声音洪亮，并且在同一时刻大声祈祷！——人们坐着唱歌，花苗有一种奇妙的天赋，能够分组合唱，并且配合得十分自然。

礼拜式结束以后，张道惠妇人来到教会药房，接待前来就医的每一位病人。散发药品时，她把粉末状药物放进小纸包里，把蓖麻油之类的液态药用半个鸡蛋壳盛好，送到病人手中。

有时也会碰上特别的事情。圣诞节那天，礼拜式结束过后，全部信徒将被邀参加圣诞聚餐。人们通常要宰杀并烘烤一头猪，有时候是两头；要做好几大桶包谷饭，包谷饭里还蒸有大量豆腐、白菜和辣子。或许，对于不少人来说，他们已经有几个月没能吃上一顿饱饭。也没能尝到过肉香了。圣诞节总是过得非常愉快。

农历五月初五也是一个节庆日。早晨，几千人聚集在户外做礼拜。下午，人们将举行体育比赛、做游戏、唱歌。除了体育表演以外，学校里的孩子还在赛上一场足球。晚上，夜幕降临，人们开始欣赏“幻灯片”。端午节那天，每个人都玩得十分开心！

四、工作量极大。成千上万的苗族人皈依基督教，成为虔诚的信徒。各地的寨子里，从长海子到大坪子，从天生桥、咪口耳沟至牛坡坎，处处都建有大量的礼拜堂和学校。信徒的分布范围极广，足有数百平房英里，在此区域之内，有高耸入云的群山，有深不可测的峡谷，高山和峡谷之间还奔腾着怒吼的河流。然而，这里的交通却很不方便，即使是天气晴朗，山中的小道好得足以骑马的情况下，每天也只能走上二十五英里的路程，最多不过三十英里。

五、也正是由于可传教的范围极广，福音才得以到达更远的地方，向更多的人传播。许多年来，数以千计的川苗一直在盼望着，等待着传教士的来临，生活在寻甸群山中的葛泼和花苗也是如此。这些人默默地期盼着，而传教士所能够做的工作又及其有限，为此张道惠夫妇感到终生遗憾。

1926年，张道惠夫妇离开石门坎，回英国休假。临行之前，一位刚刚出嫁的苗族新娘，布道员杨雅各的女儿杨梅，把自己最珍爱的结婚礼服，一套手工织成的精美的裙子送给张道惠夫人。她说道：“请把裙子带回英国，给你们的朋友看看，并且告诉他们，石门坎的人是多么地需要传教士，我们需要更多像您和张道惠先生这样的传教士。”裙子无声，胜似有声，表达出花苗的心声。

石门坎并不是一直都驻有传教士。有时，土匪活动猖獗，张道惠夫妇就不得不跑到昭通城内躲避几天。1926年，云南境内所有的传教士都不得不撤往香港；1938年，高志华（Goldsworthy）遇刺身亡，此后的几个月内，石门坎没有传教士活动。遇到这种情况，苗族的牧师、布道员和执事就会坚强地承担起全部责任，自立、自传、自养，成为日后“三自教会”的基础。追溯过去，所有的这些岁月里，不管是在什么时候，也无论是在何种形势下，传教士们总会出现于任何需要他们的地方。教会和其他机构都是为民众所有，为民众服务的。

1927年休假期满，张道惠牧师夫妇请求返回云南，但是，由于身体状况欠佳，遭到医生的拒绝。不过他们的两个儿子，张绍乔牧师和张继乔牧师后来回到云南，继续工作至194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