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身回疆的马之华宣教士
Percy Cunningham Mather
(1882-1933)

1933年5月24日马之华宣教士在中国新疆省染上伤寒（肠热病）病逝，享年五十岁。

最伤心的要算六十多岁的胡进洁牧师(Rev. George W. Hunter)。六月初，他写报告回总部说：“想到这么大的损失，真有说不出的惆怅！我们的弟兄（马之华宣教士）不仅精通各族语言，又为新疆各族所敬爱。”

马之华生于1882年12月9日。1903年归主，1908年加入内地会，到格拉斯哥（Glasgow）之圣经学院接受神学教育两年。1910年9月离开英国，抵达上海即赴安徽安庆受训。1911年5月被派往同省之宣城工作。
1913年因读了胡进洁牧师(Rev. George W. Hunter)的日记，有感于他十年来孤军作战，自动请缨随胡牧师到新疆。二人从1914年开始并肩驰骋于西北边疆，情同父子。

马教士在迪化工作一年后，写信到上海总部说：“这城有很多回回人和回民，尤其城南近郊，有数千人，十分之八是回教徒。回回人或回民的宗教首领都对福音非常抗拒，鄙视我们；但一般回民则比较容易接触。有时他们成群坐在街上聊天，看见我们走过，会喊道：‘来来来！请坐下给我们传福音。’有一次，一位回回人老板站在店铺前，叫我进去。当时正下著雨，于是我走进去。谁知寒暄了两三句，他便拿出一张回回文的福音单张，鄙夷地交给旁边的毛拉（Mullah教师之意）。毛拉走到街上，在众目睽睽下把它烧掉，引起大群人前来看热闹，我立刻抓紧这机会传福音…老板很不耐烦，推我离开…雨仍下著，大伙儿不仅爱听福音，还想继续避雨；于是，我一口气讲完，邀请各人来我们的福音堂谈道…。”

从信中可见，他在短短一年已晓得随时随地把握机会向回民传福音，他那股努力耕耘的热情，实在不可思议！

当时新疆全省约二百万人，回教徒占96-97%。新任都督杨增新本是清末遗臣，厉行各种愚民政策，从迪化廿四个寺坊征集了上千的回教徒，组成五个营的“新疆回队”，其后扩充至十五个营。1916年5月有位中国军人受洗，这位王弟兄立刻为主作见证，带领同袍来听道，成了马教士的好帮手；可是立即遭受逼害，因他是“新疆回队”中唯一的基督徒！纵然他很想脱离行伍，上司却一直不肯放他走。还有位青年回民军官常来聚会，上司知道后，以降级威胁他，就不敢再来。

马教士又于1917年9月来信，提及许多令他看不过眼的愚民政策：首先他发现“省内报纸禁止入口，封闭消息，全不知道北京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杨增新把学校看作“致乱根源”，把俄文法政学堂（当时的最高学府）、省立中学和师范学校全部停办；全部中外报纸、读物严禁入境。马教士又看到“新省长支持崇拜偶像，抬着偶像在城内游--行”！为“恩威并施”对付回教徒，对回教的毛拉和阿洪（意即教士priest之谓）特别礼遇，让他们协助官府处理民刑案件；提高其地位，又成了福音工作一大阻碍。最后马教士愤慨地说：“到处流行吸食鸦片！我多次到电报局，… 看见职员公然吸毒，… 这种荒唐举动把所有人心麻木了！”

然而，神引导他们走上另一条路，就像最早来华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一面传福音，一面做翻译工作。马教士全不懂新疆省众多语言，但他勤奋学习，终于完成三本巨著，即《英蒙字典》（“Mongolian-English Dictionary”）、《蒙古文教科书》（“Mongolian Text Book”）、《满洲话字典与文法》（“Manchurian Grammar and Dictionary”）。

新疆省分北疆和南疆两区。南疆是维吾尔人（Uygur）聚居地，主要务农，畜牧只占少数。北疆为哈萨克人（Kazak）和蒙古人（Mongol）所居，以畜牧为主，对外与苏联有大宗贸易；因此人口较多，教育比南疆发达，马教士与胡牧师的脚踪也较多。当时交通极不便，从迪化到西边的喀什，要五十四天；到北面的伊犁要十八天，二人常结伴或各自到不同地方宣教、探访、卖书和派发福音单张，远达苏联边界各市镇，及聚居山野的哈萨克人和蒙古人中间。

1929年5月7日，马教士带了蒙古籍仆人骑著两匹马，拖著一匹骡，到迪化东部一小镇探访两位基督徒。第一天有胡牧师相送，走了15哩。第二天他独自走30哩到达阜康，在那里宣教、卖书。后来一位年轻回回人受人怂恿，把买了的书拿回旅店，一位汉人也这样。马教士趁机解释和传道，但最终还是退还书款。5月9日清晨再起行，经30哩抵三台。下午用了三小时宣教、卖书。一个回回人买了一本回回文的《天路历程》，一位毛拉见了，问马教士那是什么书？且滔滔不绝地发问。马教士就劝他不如自己先读一下。他对著一大群好奇者，大声地一页页读出来。当大家在留心听时，一位回回人拿著一本《马可福音》看，乘机顺手牵羊溜了！

5月11日清早离开，再走23哩到达吉木萨尔。这里的人也友善，欢喜买书，于是马教士向汉人（Chinese）、东干（Tongan）、回回人（Turki）、哈萨克人（Kazak）和蒙古人（Mongol）宣教并售书。13日晚上到达两位温弟兄（Brothers Wen）的家，一起高高兴兴地敬拜主！次日镇长召见，认出马教士是在迪化时相识的，马教士赠他一本《新约全书》。随后晋见蒙古驻军的司令官，亦是在迪化认识多年，赠了一些西药给他的女儿和官兵，然后到镇上宣教，卖书。

1929年6月27日，胡牧师与他一同带著Nimgir和另一回回籍仆人，驮载大量物资从迪化出发，沿天山走，向山区的蒙古人和哈萨克人传福音，直至千哩以外的伊宁。走了一大段路，来到白雪皑皑的山间，沿著现今的玛纳斯河（Manasi，记录是River Mujuk）最高点前行。Nimgir因发高烧不能再走，只好停下。又发现粮食短缺，那里远离乡镇，四野无人。可是Nimgir似患伤寒，十分危险。除用不同药物，就只有更多祷告。翌日清晨，两个风尘仆仆的哈萨克人走上山坡。原来他们是向导，引领一个英国人到天山旅行，遇上盗贼，要折回东面七十哩向蒙古王子报案。而Nimgir的大哥正是这位蒙古王子帐幕里的喇嘛，不禁大喜！遂请他们带一封信给喇嘛，告诉他Nimgir的病情。

马教士的日记这样说：“7月18日：清晨全体到各处拾柴生火。早餐时，回回籍仆人忧心忡忡地说：‘我们只剩下两碗米和一碗扁豆。’于是我念《诗篇》的金句给他听，将‘耶和华’特别加重语气。他听后豁然开朗。早上捡柴时，心里浮现一句经文：‘神在旷野岂能摆设筵席吗？’我…没一点疑惑，只有一颗信心，好像向神提出挑战。…到了十时，惊诧地看见一位英国军官带著两个印度籍随从走过来，原来是以前在迪化认识的史上校（Col.Schonberg）

他是父神差来的大飞鸟！… 随后有大队回回人和印度人仆役抵达，搭起四个大营帐，变成一个热闹的小村落！史上校走过来说：“半小时后请来我这边喝杯茶吧！”看见摆在面前的茶、面包、牛油、芝士、糖浆和‘桌子’，那经文重现心头，感受真无法形容！

他慷慨解囊，过于我们所想所求：赠与我们米、面粉、牛油、芝士、可可粉…史上校还请我们吃了一顿丰富晚餐！…我们没吃肉和蔬菜已两星期了！餐后拿出度高仪量一下，我们是在海拔9500尺山上！

“8月17日我们终于安抵伊宁。全赖胡牧师日以继夜的辛勤看护治疗，Nimgir终于康复。途中的阻滞，使我们有更多机会接触蒙古人和哈萨克人，向他们传讲主耶稣的救恩。对那些从未听过福音的人，也许再没下次机会了。神也加强我们的信心…‘神是能在旷野摆设筵席的！’”

1930年7月，马教士一人住在新疆西北边界之塔城，一方面做医疗工作、传道、售卖不同文字的圣经单行本给当地的汉人、俄人（Russians）、塔塔尔人（Tartars）、锡伯人（Sachs）、哈萨克人、回民、满州人（Manchus）和蒙古人（Mongol-Kalmuk）等，更深体会到各民族对福音的反应。另方面专心做翻译工作，直至1931年11月才离塔城回迪化。他们还在其他地方把圣经单行本和福音单张给阿拉伯人（Arabic）、西藏人（Tibetan）、及Noghai（中文名作者不详）。这些单行本和单张都是由英国国外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免费提供的。

马教士开始宣教时，毫不畏惧地进入各民族中间，随传随学，掌握他们的语言。有一次，他找不到蒙古语教师，听说有个囚犯通达中、蒙两语，便每天到监狱跟那囚犯学习，就这样学懂蒙古语！从他1931年11月在塔城发出的信，可见其对翻译工作的负担：“这真是件艰巨任务，然而却得到以下收获：一本满洲话文法、一本满洲话字典、一本满洲话和蒙古话成语小手册、一本塔塔尔话字典和一本西蒙古话字典（Kalmuks Dictionary）。… 我是过来人，若没有字典和文法的辅助，要学一种外语何等困难！盼望将来那些蒙召差来的，不再走我的旧路！”

当时新疆正值“马仲英之乱”的回民叛乱（1928－1934年），烽烟四起。1933年1月省城被围，城内伤兵遍地。马之华与六位青年宣教士（当中一位是斐路加医生,就是另一个墓碑上的“费西尔巴凯大夫”。根据墓碑记录：费西尔巴凯大夫，一九零三年八月九日出生于英国哥拉斯哥，逝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七日，年三十三岁）从三月开始，日以继夜地救治伤者。五月，马之华与斐路加医生双双染上伤寒，先后病逝。

在马教士安葬礼的动人歌声中，一位回回籍回教人感叹说：“马教士相等于十个人的价值！无论在那里，或城中，或乡间，或山地，没有人不认识他、不尊敬他！”年轻的巴教士也感慨万千地说：“…马教士给我的印象非常深。无论在任何景况，他都会伸手帮助别人…他对蒙古人宣教有很重负担…如今，谁可以去呢？”

胡进洁牧师说：“他决非徒然离去！他是那粒落在地里死了的麦子，会结出许多子粒来！不仅在我有生之年看到，其他人也可证实！别人有困难找我解决时，我总回答说：‘去请教马教士吧！’… 马教士一生实秉承‘乃役于人’这句话。 两位省长、邮政局长、各级官长、并汉人与俄人基督徒，都对我们真挚友善。政府还在无线电台附近，赠我们一块官地，安葬这两位‘舍己为人’的弟兄。”

黄锡培

亚伯拉罕弟兄后记：感谢神！我最近在新疆出差期间有机会祭扫了马弟兄的墓地。墓地在乌鲁木齐市东山墓地，目前处于等待整修之中，秋风瑟瑟，满目枯槁，惟有各位肢体墓碑上的十字架，和我们献在墓前的鲜花，彼此呼应出生命的气息和盼望。

马牧师的碑文：马洪特牧师，逝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三十日，享年五十岁。（“马洪特”应是他的另外一个中文译名，病逝的具体时间与上文中时间略有出入。）

与马牧师一同归主的还有一位费西尔巴凯大夫，就是另外一些文章中的“斐路加大夫”。

胡进洁牧师(Rev. George W. Hunter)在石爱乐Otto Frederick Schoerner的个人资料中曾经出现过。（原文节录：The same year, he and five other young male missionaries set off with Rev. George Hunter to assist Hunter with his work in Sinkiang Province.)

以上三位与石爱乐Otto Frederick Schoerner曾经在新疆同工，并且同属中国内地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