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潍县日军集中营
大地绝响
很多人可能都知道二战期间德国在波兰建立了奥斯威辛集中营，但又有多少人知道日本在同一时期的中国建立的潍县集中营？为了报复美国及其同盟国，日军专门用该集中营囚禁在华的外国人，甚至连后来美国首任驻华大使恒安石都曾关押于此。然而对于这座当时亚洲最大的同盟国集中营、对于1500名欧美人士长达3年的囚禁，在已经公开的史料中却鲜有记载。中国口述史专家周驮历经10年的寻访和调查，终于揭开了这段尘封数十年的真相。
这个二战时期亚洲最大同盟国集中营的真实故事被重新发掘出来始于二战胜利50周年前夕的1995年初。
当时，我在自己主编的《历史故事报》，意外地收到我报在青岛的一位作者——韩同文老先生的一封写给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的信函复印件，因为当时我们的报纸正在举办“亲历二战”的征文活动，且我们的唯一要求是“原汁原味，不加任何虚构和杜撰”。
这封意外来信中所披露的有关潍县(山东潍坊的旧称)集中营的线索，令人难以置信：据我所知，上海龙华那个无论从存在时间和规模上都要短小得多的同盟国集中营，还被美国导演史蒂文·斯皮尔博格拍成电影《太阳帝国》，轰动一时。而潍县集中营这个无论从题材还是故事构成都更合乎好莱坞制片商口味的素材，竟然被整整忽略了50年！
由于当时工作的忙碌，我并没有马上去寻访提供线索的人，但将这个信封留了下来。
两年后，我终于下决心去潍坊一探虚实。此后的几年中，我不断地在潍坊、青岛、烟台和美国等地往返奔波，搜寻探访。这个已随岁月的流失结痂的惨痛历史创口逐渐被揭开。
不得不说，这是一段回肠荡气的中国人民协助同盟国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侵华日军将山东潍坊的一所中学仓促改造成集中营，在这里，他们把全中国的大部分同盟国侨民一直关押到日本战败投降。
在现位于山东潍坊市的亚洲最大的同盟国集中营里，曾经关押了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南非等2l个国家的1500多名侨民，这些同盟国的侨民们与集中营外的中国人，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几年中，怀抱反法西斯的共同目标，用正义战胜邪恶、以人性对抗兽性，携手同心，超越了种族、肤色、国家、文化差异，超越了监狱高墙的阻隔，谱写了一曲天地动容的《同盟国进行曲》。
与中美等同盟国人民构成鲜明对比的，是被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教育彻底洗了脑的、兽性化的日本侵略军，以及丧失了民族气节、或自愿或被迫为虎作伥的伪军汉奸们的丑恶凶残。
同时，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也有个别良知未泯的日本看守，冒着生命危险，在力所能及的限度之内尽力减轻被关押者的痛苦。他们的行动证明了，人性中的正义和善良是没有种族之分的。
我要感谢韩同文先生，是他不顾高龄陪我采访，还来北京接受我的录像，他的执着和认真令我感佩！
我将这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从被时间埋没、甚至被故意抹煞的尘封中整理出来，既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责任，也是对厚颜无耻地试图抹煞历史真相、颠倒是非黑白、逃避历史罪责的日本极右翼分子的正告，以及，对世界上相当多数的不明真相者的昭示。
山东潍县乐道院突变阴森集中营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1941年12月7日，日军成功偷袭了珍珠港，作为报复及防范性措施，美国遂将合法侨居其国内的6万多日本人强行集中在洛杉矶附近隔离关押。
日本人很快就对此作出回应。从1941年底开始，日本人在中国全境搜捕所有在华的外
籍牧师、教师、医生和商人等，想将其全部关押以作为报复。
基督教场改集中营
这个集中关押外国犯人的集中营被选定在山东潍县的乐道院。这里本是北美基督教长老会的山东总部，为一处漂亮的欧式建筑，位于当时潍县东关门东南三里处虞河南岸。那座院子很大，面积有五公顷多，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和美国《时代》杂志的创办人亨利·卢斯都曾随父母在此居住过。院子里原来还有医院、学校等设施，也同时居住着许多中国人。
为了腾出这块地方，驻潍县地区的日本宪兵队长汤本宣典率领一小队日本宪兵和一个伪军中队杀气腾腾地包围了乐道院，开始驱赶其中的居民，汤本当日还在光天化日之下强暴了18岁的中国女护士魏希芳。
此后，伪军们又带来了一些强抓来的苦力，把院子里所有的树木砍伐一空。他们用胡乱拆下的砖瓦做材料垒起碉堡，并在墙上架起了一道道铁丝网。旋即，一座阴森恐怖的“敌国人民生活所”(简称C.A.C)便替代了原本典雅幽静的布道传教之所。
中国医生李d回忆说：“日本人进驻乐道院时，我们一家还住在院里边，我父亲当时给一位美国医生做饭，不论是谁进出院门都要交请假条；我们一家被从乐道院赶出来后，我常和小伙伴拔一把草往新架的电网上扔，青草一碰上去就乱冒火星子。”
通过李d的描述可以看出，当时的外国人是分批关进去的，看守很严，“根本就无法和他们接触，每天只能远远地看见他们出来倒垃圾，一般都是两个人”。
突如其来的灾难
这些分批被带到乐道院的外国人是在一种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被逮捕的。戴爱美(Mary
Taylor)女士就向记者回忆了当时日军押解犯人的野蛮场面：“我们几百名师生，就像一捆捆柴火似的，被塞进了一艘开往潍县方向轮船的货舱里……”
戴女士来自当时据称是苏伊士运河以东最好的英文学校——芝罘学校，这所学校的创立主要是为了解决当地外国侨民子女上学的问题。1941年12月8日清晨，日军粗暴的大皮靴踏破了校园的寂静，}人的刺刀搅乱了校园的秩序。戴爱美、柯喜乐(Norman
H.cliff)和全校师生面对突如起来的灾难都惊恐万分，一时乱了方寸。但是，在后来迈进集中营的岁月里，他们证明了自己的优秀与不屈。
日军进占后，全校327名学生和40多名教师全部被关进集中营，在3年多难以想像的环境中，他们不但在教学上保持了世界一流的牛津标准，而且成为当时整个集中营的精神寄托与楷模。
在被日军押解去集中营途中，芝罘学校中勇敢的美国学生，趁日本人不注意，将日本人强行戴在自己胳膊上的A字臂章倒过来，用粉笔涂掉A字中间的那一横，便成了一个代表胜利的V字，鼓舞了许多同学的士气。
最初的恐怖岁月
据当时的幸存者回忆，集中营的监舍拥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每张床与床之间相隔不到一尺。夜间小便、打鼾，甚至打饱嗝的声音都清晰可闻，这对一惯强调个人隐私的西方人来讲，简直苦不堪言。
刚进集中营时，经常会有许多谣言传来，它不断地变幻着花样，将脆弱与恐惧的情感传染给许多被关押的难友。
为了尽快恢复必须的工作和生活，德卫斯(L.J.Davies，北美长老会神学博士，集中营被关押人士的领袖人物)被大家公推为集中营被关押人士的代表，去与日本人谈判。经过努力，日本人同意了芝罘学校的学生复课、教徒做礼拜等当紧要事。
学校开学后，在原有的基础上还增加了木工班、会计班、汉语、日语、蒙语和俄语学习班。难友们还组织了一个讲习会，讲授航海知识、美术理论、中外历史等专业课程。
集中营里的学生在学习之余，同时开展了“大战臭虫日”“打苍蝇日”等活动，获胜者奖励一盒红十字会救济的肉罐头。一时间，沉寂的生活开始有了活力。
营中生活：集中营日志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日子越来越艰难，但还是会闪烁出一些希望的光芒，并交织着许多感人的故事。
送葬·名人之死
在生活愈来愈难熬的日子里，突然传来了同盟国要与日本分批交换战俘的消息。终于关乎着一个人生死的首批交换名单出来了，美国人的名单中有德高望重的赫士(Watson
M.Hayes，华北神学院院长，当时已年近90)，而英国人的名单中埃里克·利迪尔(Eric
Liddell,英国著名运动员，奥斯卡金像奖影片《火焰战车》就是讲述他前半生荣获奥运金牌的故事，但是他后来惨死潍县集中营的故事却鲜为人知)的名字据说是由英国首相邱吉尔亲点的。
然而，这两位完全可以用伟大来定义的人却绝然拒绝了交换，生生地把活的机会留给了别人，而自己则相继在1944年和1945年病逝于集中营。
他们的哀荣也是难以想见的宏大与悲壮。破天荒的，日本人同意把他们葬到了集中营以外，全集中营的侨民送葬默哀，芝罘学校管乐队员高奏哀乐，就连日本看守也纷纷加入了送葬之列。
上课·牛津证书
说起芝罘学校的管弦乐队，缘起于该校高年级的柯喜乐和精通日语的艾曼生的一次奇遇。他们有一次在蜘蛛网遍布的集中营教堂的地下室里玩耍时，无意间发现一架破旧不堪且落满灰尘的钢琴，集中营中从此便有了一支颇具规模的管弦乐队。乐队不仅造就了经年不断的音乐声，也成了孩子们课余的一种消遣。
事实上，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老师们还重申：所有的学生必须坚持上课，无论酷暑寒冬，还是饥饿疾病都不能中断！而他们的考试也沿用英国最高的牛津标准。结果，集中营解放后，狱中三年所有毕业生的考卷送回牛津大学，全部被认可并补发了证书。
苹果·梦幻生日
与那些高年级同学比起来，集中营内的儿童们，自有他们的天地。
午后的阳光里，戴爱美忐忑地跟在女老师的身后，悄悄来到医院后面的僻静处，面对一个盖着盖子的铁罐头盒，秀美的蓝眸子里溢满了期待与好奇。《祝你生日快乐》的乐曲，从老师的嘴里缓缓地飘出，充满了母爱的真挚，吟罢，戴爱美睁开微闭的双眼，一个略微有点干瘪的苹果静静地躺在已打开的铁盒中，一股强烈的幸福感使戴爱美差点晕了过去——这是老师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一个在集中营中比黄金都要珍贵的苹果。
随后，老师用两块砖头临时搭了个“小灶”，再给铁罐头盒里放上稀有的豆油，点燃“小灶”下早已准备好的枯枝，然后又飞快地将苹果削成一个个的小薄片，这些小苹果片雪花般地向架在火上的铁盒里飘去……
此后的几十年中，戴爱美一直沉浸在这个魔幻般的生日之中。
饥饿·救命包裹
虽然这些外国人想尽办法让自己的集中营生活能过得好点，但是随着日军在越拉越长的战线上屡屡失利，集中营里的生活也就更加困难了。
原来尚可供应的难以下咽的老骡肉和粗糙发霉的高粱米已难得一见，每人每天摄入的热量最多不超过1200大卡，仅为常人的四分之一。80高龄、原本高大健康的戴存仁牧师的体重，已减到了成年人不能再减的80磅，而一般成年人的体重也都减到了100磅左右。孩子们指甲凹陷、牙齿无光，已发育成熟的少女也开始停经，整个集中营都在饥饿的煎熬中呻吟，千方百计找口食物便成为大家空前一致的目标。
于是，集中营中胆子比较大的人便偷偷地将自己的衣服、金牙等贵重物品裹好，再在里面夹上一张此物想换多少食物和写有自己名字的纸条，然后趁着日本看守不注意，扔出大墙。虽然墙内的外国侨民与墙外的中国人互不相识，但每每捡到这些东西的中国人，一定会从墙外扔回比对方要换数目多不少的物品。尽管，外面由于战争的缘故物资也近乎殆尽。
由于要尽可能地节省所有的物资，以备应付难以预测的艰难未来，集中营里的所有人——从儿童到80岁老翁，一年四季中有三个季节都打着赤脚，仅仅是为了减少鞋子的磨损。
集中营见证人讲述历史
讲述者:幕马快乐女士(英国人，在中国出生，被捕时在烟台一所教会学校教书，幕马快乐是她为自己取的中文教名)
讲述:烟台街头，日本人强行检查排成长龙的行人的身份证件，无论你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日军多次闯入我家搜查，在华的外国人被日本人连成一串在烟台游街，我年仅3岁的女儿小茜拉分了一块饼干给日本兵吃，这才缓和了气氛。我弟弟罗拔被日本兵打破头后死亡——仅仅是因为他常常挺身而出。我把仅有的一点钱藏在了小女儿的玩具狗里，在烟台的临时集中营里，日军分明是有意鼓励人们抢劫我们的财物。我无奈遗弃的爱犬捷利屡屡躲过日本哨兵，从窗口爬进集中营用舌头不断地舔我的脸。在中国人怜悯的目光中，我们一家人被押往潍县……
讲述者：米大卫(David J.Michell，出生于中国，原籍澳大利亚，1943年9月被送进集中营)
讲述：有些先到达潍县的人这样描写潍县：“墙壁剥落，地板空荡，没有自来水，原始式茅厕、敞露的粪坑、简陋的烘炉、两间有淋浴的房屋、三间巨型的公共厨房、一间残破的教堂、一间空无一物的医院、几间茅棚店子、一排排监狱式房间，还有三幢高高的单身宿舍。”这也就是我们1943年9月到达此地时看到的破落情景。
日本人占住了西人的住宅，其他场地由于劫掠和失修，早已破烂得不堪入目。营地入口有高大木门，一进大门，是一条满布灰尘的黑煤炭路，称为“大马路”。左右两旁的150码至200码面积的地方，挤排着60幢以上的建筑物，形式各有不同。在爱德华式教堂和课室大楼旁边，还有一排排低矮的茅房，房间大约是9尺乘12尺，原是给学生用的。
我们大约1500人将要像沙丁鱼似的挤进这些不伦不类、杂乱破烂的房屋里。
讲述者：黄安慰(广文中学校长黄乐德之子)
讲述：恒安石和狄兰越狱的当晚，日本人怀疑此事与中国教友有很大关系，而我父亲(指黄乐德)那时又是当地中国人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因而十多个日本宪兵就牵着大狼狗冲进我家。他们也不说什么，满屋子乱翻腾，还用刺刀在院子里的草垛上刺来挑去，但什么也没发现。
我只觉得日本人枪上的刺刀比中国人枪上的刺刀长，明晃晃地，我心里想，怕是给集中营送钱的事暴露了，吓得不行。之后他们问我，你父亲呢。我答出门传教了，不在家。他们便问我是不是伙同父亲将恒、狄二人救出了集中营，我心里这才坦然了，就跟他们讲这事与我们没关系。
日本人说我撒谎，左右打我的耳光，见我仍不改变说法，就呼喊一声，大狼狗猛地一下子扑到我肩上，尖尖的爪子透过衣服紧紧地陷进我的肉里，狼狗腥味很重的舌头在我的脸上扫来扫去，白森森的牙齿时不时磕在我的额头和鼻子上，我当时就吓得小便失禁，裤子、鞋都湿透了。可我仍没有改口，后来他们又连夜将我弄进乐道院内继续审问，我告诉他们，我是华北神学院的学生，日本人和田是我们院长，并让他们看了我的学生证，可能是至始至终我都是用日语回答他们提问，也可能和田在日本人中影响大，我才幸免于难。
后来我父亲回到家中，我向他讲日本人打了我很多耳光，父亲讲：日本人没把你喂狼狗就算万幸了，打耳光算什么？
讲述者：米大卫(David J.Michell)
讲述：黑市是集中营的生命线，许多人靠它才能维生。从营内流传的账目来看，潍县集中营头几个月从黑市购买粮食、日用品最为频繁。天主教神父扩展他们的圣职，兼做商品生意。他们充当联络人，联系营内的人与外界的中国人达成交易，即是用现金或贵重物品交换鸡蛋、熏肉、水果、果酱甚至巧克力。其中常由一个全身涂黑的中国人晚上爬过墙来取订货单，同时要约定送货的时间与方法。因为日本兵经常沿着围墙巡逻，所以传递的手法一定要十分机灵。
神父中有五个是生活简朴与经常静思的隐士。他们的小屋恰好贴近院墙，所以成为偷运食物的最佳地点。其中有位神父名叫帕堤克·斯坎兰，是澳大利亚人——十足的神父的，穿着一件棕色长袍，衬着棕红色头发，胖胖的身型，红润的肤色。他成为地下粮食供应的“总干事”，有人叫他“Tucker神父”(澳大利亚人俗语称食物为tucker)。
营外供应鸡蛋最多的人是一个人称江太太的瘦小中国基督徒。她是一位勇敢的女士，晚上和小儿子把一连串鸡蛋从一条水管道里送进来，而这管道正在神父小屋附近的墙下。只要鸡蛋生意“红火”，就必是他们母子的功劳。斯坎兰神父把所有买卖都记录在一本“生命册”上。然后与同伴小心翼翼地避过卫兵监视，把蛋和其他食品送进营内。
斯坎兰神父办事机敏，一次他正坐在墙边小凳上，一如往日，惯常地向墙外传达无障碍的讯号：可以开始送鸡蛋了。就在这时，一名卫兵走过来，神父迅速将蛋放进以长袍覆盖着的篮子，同时通知对方停止送蛋。可是外面的人不明就里，仍然不停送蛋，他就开始大声读他的祷文书，然后用拉丁文以诵经的口气呼唤同伴前来援助。谁知那卫兵特别想谈话，还停下来与他交谈。几分钟后，蛋壳破裂声，加上长袍下流出来的生蛋糊浆，完全泄漏了秘密。卫兵大怒，狂吼着将他拉到卫兵署，判他15日单独监禁。神父被判单独监禁的消息传开后，全营都觉得好笑，这种处罚对一位入营前25年沉默独处的隐士算得了什么？！
神父总是胜日本兵一筹，甚至在单独监禁中也毫不示弱：大约过了一个星期，神父感到寂寞，希望有人作伴，就决意在深夜用拉丁文大声唱出他的祷文。他的监牢和日本兵宿舍在同一个楼中，日本人被这洪亮的声音搅得难以入睡，但又知道这“吵闹”是神父必尽的宗教职责，也就不便随意干预。结果日本兵又忍受了一晚之后就如释重负地把他放回来。
但这事以后，黑市交易就不再像以前那样畅通无阻了，因为日本人加倍设防。
中国援救：中国人舍命相救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从1943年到1945年，集中营源源不断地得到当地中国人的援救和帮助。
挂在电网上的中国男孩
一日黄昏，天色渐暗，几个人趁黑飞速地把一块几米长的厚木板搭在了集中营两堵墙之间的电网上，只见一个小男孩灵巧地踩着大人的肩头蹿上已搭好的木板，两手各提一包鼓囊的东西像走平衡木一样地小心地向前走着。突然，响起一阵狼狗的狂吠和刺耳的拉枪栓声，已快走到里边那道墙头的小男孩浑身猛地一抖，重心失衡后便像一枚树叶似的向电网飘落下去，随着一声}人的惨叫与噼噼啪啪的声响，这个刚才还活灵活现的小男孩瞬间被电击身亡，并且被牢牢地挂在了墙头的电网上！
这个小男孩叫韩祥，是潍县上虞河村人，手里提的正是要往集中营中送的食物。因为小孩身体轻，只有他们才能在搭在两堵墙间的铁丝网的木板上行走。韩祥这是第二次趁着天黑往集中营里面送东西。
日本人拒绝为这个中国小男孩收尸。第二天，当太阳透过发着幽幽寒光的电网上悬挂着的这具幼小的尸体射进集中营时，集中营里正在排队例行每天一次早点名的侨民们全都惊呆了，大人们下意识地捂上了孩子们的眼睛。就这样，日本看守仅为了杀一儆百，就让这具尸体整整在电网上挂了两天！
时隔多年，当年曾亲眼目睹了这一惨状的戴爱美女士忆及此事时，仍周身颤栗。而虔诚的基督徒黄安慰谈到此，则是老泪涟涟，哆哆嗦嗦的嘴唇中只能连连发出：“主呀！主呀！”的祈祷。
筹救命钱买救命物资
时间一长，潍县集中营中供给日益恶劣，多疾体弱的难友又无钱救治，加之1500多人被秘密关押，急需与外界互通消息。面对日本人严密的监控，被关押人士的代表德卫斯想到了唯一能自由出入集中营的送粪工人张兴泰。
张兴泰与乐道院早已经是老相识。当年这位一家六口仅有四分河滩薄地的穷汉，衣衫褴褛地在乐道院门口冒着寒风卖猪头肉的时候，正是经常在此进出的德卫斯牧师帮助这位穷汉缓解了苦愁——他手把手地教张兴泰建冰窖，冬天储存冰块，等到夏天再往乐道院里卖，另外，他还赊了建冰窖的砖头钱给张兴泰。翌年，张兴泰一家的日子果然有了起色。值得提及的是，在乐道院变成集中营之前，乐道院的美国牧师早已与当地一些中国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些牧师常常在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
当这些外国人在集中营里开始求救时，耿直忠厚的张兴泰没有犹豫，他冒着生命危险将信转给黄乐德(中国人，广文中学校长)牧师。
黄乐德在看完信件后赶紧让张兴泰先偷带伪币2000元进集中营救急，然后又找当地国民党的游击司令们筹募善款，言明集中营内关有蒋介石的顾问等西方要人，若现在出钱搭救，将来外国人在蒋委员长面前美言即可获高官厚禄，若见死不救，必将受罚。
这些军头们纷纷解囊。再加上四周的基督徒和乡民们感佩于黄乐德牧师的品格，也踊跃捐赠，共筹善款30多万伪币，时值十余万美金。
这批款项后由黄乐德的儿子黄安慰与女儿黄瑞云分三批秘密送往中立国瑞士驻青岛代办处艾格外交官手中，由其打出留有黄乐德名头的收据后，再以国际红十字会的名义购买集中营急需的药物与营养品，按时分批在雇佣的4名白俄罗斯小姐的协助下送往集中营中。正是这一批批的救命物资，才使得1500多名被囚禁的侨民，在漫长的三年多时间的囚禁中，仅死亡六七人。
黄乐德之子、现年80岁高龄的黄安慰向笔者讲述了当年随父亲筹款时的艰难与往瑞士领事馆送钱的惊险与奇遇。其父对于那10万美元的收条却非常淡然，尽管蒋介石的顾问雷震远对他表示一定要偿还，但黄乐德牧师对此曾言：大家都是上帝的儿女，要互相帮助，还要什么报答？钱再好也不能用性命去换！
抗日武装营救恒安石
1944年6月，张兴泰暗中联络当地抗日武装，帮助美国人恒安石(后成为美国首任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和英国军官狄兰越狱成功。
月黑风高的1944年6月9日夜里，在日本哨兵交接班的一瞬间，三个高低不同的黑影趁机跑到大墙跟前，只见两米多高的营中巨人托米往地上一蹲，军人出身的狄兰踏上他的肩头，年轻精干的恒安石又跃上狄兰的肩头，托米往上猛一用力，恒安石便爬上了墙头，他又转身把狄兰拽上墙头，然后一跃，两人便逃出了戒备森严的集中营。墙外接应的抗日游击队员迅即帮助他们逃离了现场。
当日本人发现有人越狱之后，就开始了大规模的搜捕。姚轻耘当时是国民党鲁苏战区游击纵队的一名中校副队长，据他回忆，恒安石、狄兰出逃后，日驻坊子上村联队与驻高密大岛联队联合进攻他部多次，抓人就逼问“大鼻子”有没有？日本兵找不到恒安石、狄兰就大肆杀戮焚烧，这期间毁房千余间，杀死、杀伤民众二百余人。
恒安石、狄兰二人一直被中国人保护到日本投降。
营救：美国空降兵实施最后营救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集中营里的公告栏前，每天都有一些男女围着一张每日更新的英文日报看，这是日本人出钱在北京出版的报纸，主要刊登“皇军”在各个战场上的“辉煌胜利”——某年某月在某地或某海域，“皇军”击落了盟军多少架飞机，打沉了多少艘军舰，作战地点今日是关岛，明日又是大琉球岛。
集中营里的侨民们早已明白了其中反话正看的阅读奥妙，无可置疑的是，从报纸上日异变化的作战地点来看，战线越来越接近日本国的本土了！人们兴奋地在公告栏前交头接耳着。
为法西斯敲响丧钟
此时此刻，集中营中的“巨人”托米更是激动得不能自已，这位生性鲁莽而又豪气冲天的热血汉子，从德卫斯牧师那里得知：纳粹德国已经投降了！他兴奋地在屋里走来走去，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
夜深人静，悬挂在集中营内第23排房顶日本人哨所里的那口钟被敲响了，这激越的钟声带给全体受难者们胜利的喜讯，因为在数月前大家就约定，一旦德国被打垮，无论多晚都要设法敲响大钟，而日本人却彻底地被这一大胆举动激怒了——疯狂的集合哨声、“呜呜”尖叫的警笛声、狼狗的狂吠声、日本兵的咆哮声、大人小孩跌跌撞撞地奔跑声……整个集中营像开了锅一般，吓人的探照灯一遍又一遍地扫来扫去。
集中营里的全体侨民们连夜被召集到大操场上，在寒风中，日本看守头目逼问是谁敲的钟？曾在日本留过学的艾曼生被强拉着做翻译。可他害怕这家伙的疯话吓着在场的妇女和儿童，灵机一动，就用英语将日本人的话来了个大篡改：“皇军”请大家不要怕，他说他们睡不着觉，才叫大家起来一块儿到操场上玩，还说对不起大家。
集中营里的小孩竟信以为真，全都嘻嘻哈哈地笑作一团。日本人这才发现艾曼生在瞎翻译，便指挥旁边的卫兵上前一顿暴打。这时，年仅16岁的狱中小护士史密斯勇敢地扑上来用自己的身子护住艾曼生，随后，最先明白过来的芝罘学校的同学一个个勇敢地扑上来，最后竟堆成一个若大的人山，使日本人无法再下毒手。
尽管如此，艾曼生的伤势还是非常严重，事后被放在史密斯所在的狱中简陋医院里治疗。艾曼生看着医生和护士用简单的器械辛苦劳作，来换得一个个生病难友的康复，心生感慨：天下最高尚的职业莫过于医生了，特别是在绝境之中。
此后，艾曼生潜心在狱中学医，并和史密斯产生爱情，后两人结婚，并在战后分别成为名扬美国的医生和护士，造就了一段感人的爱情故事。
“救星”从天而降
集中营里的难友们知道，日本人的末日即将来临。每个星期六晚上，柯喜乐、艾曼生等乐队骨干都在修鞋室里秘密排练由美、中、英、苏四国国歌串在一起的《同盟国进行曲》，他们随时准备着在集中营被解放时演奏。为了不让看守的日本人发现，他们有意识地插进一些教会颂曲。
事实上，在他们冀望的同时，同盟国也正在紧张策划营救他们的行动。最终，经过选拔和训练的7个人组成了一个名为“鸭队”的营救小组，乘坐B-24型轰炸机飞临潍县上空。
这一天是1945年8月17日，集中营里的难友也听到了上空突然传来的飞机马达轰鸣声。少顷，机身上耀眼的美国国旗便依稀可见。
整个潍县集中营的人都疯狂了——人们跳跃着举手欢呼，早有几个青年人爬上钟楼顶上，将一面事先准备好的美国国旗扯住四角平展开。人群狂飚似的向大门外拥去，高举双手呼喊着向前狂奔，有的摔倒了仍向前爬行，有人竟高兴得痛哭起来，有的哭喊哑了嗓子，欢狂得如醉如痴。他们一个个衣着褴褛、身体饿瘪、光着脚，像一群野人。
集中营的看守和卫兵都吓傻了，哪里还敢阻拦。跑在前面的年轻人一拥而上，将空降的美军高高举起，欢呼着抬回集中营大门外高地上，管弦乐队已列队奏起《欢乐之日今来临》的胜利乐曲。当大队人群走近大门口时，乐队改奏《星条旗之歌》，带队的美军少校司太格忙从抬他的众人肩上跳下来，其他美军也纷纷跳下来，都立正行军礼，顿时全体肃立，气氛庄严肃穆。
《星条旗之歌》奏完后，乐队又改奏《同盟国进行曲》。最后，乐声停止了，人们互相拥抱、亲吻，饮泣不止。不分男女和国籍，甚至连平时不习惯拥抱亲吻的中国人，这时也忘了羞怯。
当时，年轻机敏的黄乐德之子——黄安慰躲在玉米地里，抢拍下了美军空降集中营的珍贵历史镜头。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说：“我拍第一张美军空降的照片是偷偷拍的，当时日本还未投降，有一天我听到天上有飞机的轰隆声，起先还以为是日本飞机，当飞机越飞越低时，我才看清机身上的美国空军标识，当时我年轻，非常喜欢摄影。赶忙回家取出摄影器材，又怕被高高的炮楼上的日本人发现，就躲在玉米地里偷拍了几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