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主焚烧的宾为霖
William Chalmers Burns
(1815 ~ 1868)
惟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箴一六：9)
神给人有思想，就是要叫人用的。人自己筹算计划，并没有什么不对，但总要以主为中心，倚靠祂的力量完成。
多数神的仆人，在行神道路的时候，要经过一段摸索，探求神的旨意。在这过程中，如果有主内的先进，对他们帮助，引导，予以适时的鼓励，是很重要的。但是，不论这样的经历有多么美好，总不能代替神的旨意，和神给每个人所预备的道路。
明天就行
宾为霖(William Chalmers Burns, 1815-1868)苏格兰人，
是个很敬虔的青年。亚伯丁大学毕业，二十四岁时，献身预备往印度宣道。当他启程之前，在父亲的教区讲道，圣灵大大动工，英伦三岛的教会复兴。因此，他没有去印度，而成为青年游行布道家，也远渡大西洋，到加拿大工作过。
1845年，英国长老大会通过了派遣宣教士往中国宣道。
经过了祈祷，但无人愿意前往。如此经过了两年，大会失望了，考虑放弃中国的工作，以为该往印度。
1847年，三十二岁的宾为霖来应征了。
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位颇有名的布道家会肯去东方，但合格不成问题，就接纳了他。当问起他何时可以成行时，宾为霖回答说："明天就行！”这样，在极短时间之内，他启程前往中国。
宾为霖先到达香港，在那英国属地的岛上，学了广东话，并传道两年，然后去广州。到那里以后，住了十六个月，大部分在洋行区，无法长久安身，更难以展开工作。
1851年，宾为霖转到另一个开放商埠厦门。又是两年过去了。
人如其名热情"焚烧自己”(Burns)的宾为霖，并不是甘于领薪游埠的宣教士。学了中国语言，辛劳六年之后，却看不见显著效果，并不如他在英语世界一天内可以引几百人信主，不免心寒难过。这能说是神的引导吗？那位惯于布道复兴的神的仆人，心中的困恼可以想见。
1853年末，他流着眼泪说："我不知什么时候，能领一个华人皈主！”但他祷告更加恒切，工作更加热烈。
1854年回国之前，收获了第一个初熟的果子。
宾为霖与戴德生
1855年，宾为霖卷土重来，到了上海。在那里，遇见了乍到中国的青年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 1832-1905)。
那时，二十二岁的宣教士戴德生，初履异域，原来预备投奔的宣教士，有的死了，有的返国，工作茫无头绪，正在学话；见到了年长的宾为霖，有识途老马引导，自然甚为欢喜。
宾为霖对戴劝慰帮助，约他一同南下。刚好有一艘川航欧亚的船"基隆轮”在港。一次偶然的机会，遇到了船长葆尔斯(Cap.
Bowers)是虔诚的基督徒，极力介绍汕头才是传福音的好地方。到他离上海南航时，宾为霖和戴德生二人，成了船上的免费搭船。
1856年三月十二日， "基隆号”在汕头外韩江口寄碇，他们乘小船登岸。
汕头地属潮州，是当年韩文公
(愈)被贬为刺史的地方。韩愈反对唐宪宗的迎奉佛骨，上了"谏迎佛骨表”，文中抵斥迷信，慷慨直言，列举崇奉佛道的朝代"国祚不长”。宪宗皇帝看了震怒，把他贬到当时蛮荒僻野的潮州。但他到任以后，提倡文教，在短短时期，把那里改换了面目，民性淳化，被称为"海角邹鲁”。韩江就是纪念韩愈而名的。
当宾为霖和戴德生到那里的时候，汕头还不是通商口岸，洋人在那里，不能享有不平等条约所赋予的特权。但有些洋商在那边住了下来，经过买办串通，地方官竟然不问不管。
汕头当时的主要贸易是什么呢？进口货是平均每月月三万二千磅鸦片烟土，总值约二十五万英镑，转销内陆各县。出口是中国廉价劳工，通称"卖猪仔”，实际上是把人运往古巴，中南美各地，参加集体劳力。严格说来，那算不上奴隶买卖；但采运及使用方式则差不多：装载在拥挤的船里，运到时会有三分之一染病损亡。那些或拉或骗去的人，叫作被"上海”了(shanghai作动词用，因为开始于上海)。活着工作多年，如果不赌博输光，也可以积蓄一笔钱回乡。洋人看那些华人是没有灵魂的(例见Joseph
Conrad, Typhoon)。华人就这样怀疑憎恨洋人，鄙视在中间经营的"洋买办”华役。这是当时的情形。
宾为霖和戴德生到了汕头，他们不愿和外表高雅清洁灵魂卑污肮脏的洋商认同，不肯住在他们的特区。二人进到市区，经过两天的寻寻觅觅，在一条热闹街道的香烛店后院，找到了一间房子；租金是每月十块银圆，可算相当昂贵。那间房子，他们用床单分隔成三小间，设备得非常简陋。床，是用木板支起来的；桌子，用纸盒盖子代用；坐椅，是用一个多先令买来的竹椅，和一只摇椅。鲍尔斯船长来探访他们，发现他们的居住环境和设备，实在太差了，问他们为什么不找个更大些的地方。宾为霖含笑说，他已经付每月十块钱了，觉得很满意。鲍尔斯说，那点钱怎能够我吸雪茄呢！
夏天到了，那住所的不够卫生更为明显，酷热的程度更为难忍。宾为霖写道："在一切事物，惟独是否有神同在，决定我们是否满足。”
二人同住在华人中间，白天出门布道。宾为霖穿着中国衣冠，对人彬彬有礼，给戴德生印象很深，亦步亦趋的效法他。年轻的宣教士说到跟年纪大十七岁的长者同工，认为所得的效益，"远胜于学院的课程”。
谈到传福音的方略，除了用他们有限的语言口传之外，只有用简单的福音小册和单张辅助；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加上医疗传道。宾为霖初踏上香港土地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他在香港感化了一个作医生的Dr.
James Young，并且建议差会派这位医生作医药宣教士，和他前往广州同工。但是，这医生在1850年，先他去了厦门，就留在那里。
现在他和戴德生都认为汕头人抵拒福音，难以建立据点；但在生病的时候，不会拒绝洋人救他们的命。因此，莫如先办一间医院或诊所。戴德生在伦敦的时候，是个医学生，可以胜任这方面的工作。二人在一起四个月，同处甚为相得，于是约定将来共同传道医病。戴德生有一部分医药器材，存在上海；决定返回上海，去取寄存的器材，可以带来汕头应用。哪知竟一去不返。当时通讯不便，过了很久之后，宾为霖才知道朋友没有回来的原因：戴寄存上海英国差会的器材，给一把火烧掉了。这把火，似乎烧掉了戴德生回头的桥。他的本人则去宁波的伦敦会医院工作，1858年一月，同一位在宁波宣教士的女儿
Maria J. Dyer 结了婚，是在医院的护士。以后，夫妇同离开医院，
于1865年，创立了中国内地会。那是在他抵达中国工作了十二年之后。内地会的宗旨，是专注向广大的中国内地传福音。他凭信心事奉的原则，不避艰苦的作风，影响极为深远。到1905年，逝世于长沙。
宾为霖与戴德生还有通信，但从此没再相见，更没有再度同工。
汕头的拓荒者
宾为霖又落单了。他独自留在汕头，在那里拓展基督的国度。幸而有两位汕头基督徒，从香港来到。他们二人虽然解决了语言上传通的困难，但仍然没有找着开展工作的好土。
宾为霖没有灰心。他不退反进，传福音的涟漪，扩展到周围的乡下去。当时，太平天国反清战争正在进行。洋人政府虽然保持中立，但洪秀全类似基督教的教义，和使用的名词，混淆了一般人，给传教士们带来猜忌和不安全。何况内战遍及十六省，兵燹泯没了人性，增加了残忍的兽性，在如此不友善的环境中，这行动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宾为霖住在他们中间，汕头人民普遍的堕落和失丧，完全暴露在他面前，很叫他伤心怜悯；他也亲眼看到了丑恶的聚族私斗。在写回英国的报告中说："这地方的人，是我一生所见最残忍的。在近二十年当中，年年有宗族械斗的事发生；甚至杀害对方的俘虏，剖开他们的心脏来吃：以为吃了活人心，可以壮胆！”
当然，宾为霖没有被人捉去剖心，但他遇到过"盗贼的危险”。一个深夜，盗贼闯入他屋里，抢去他一切所有的，身外之物，仅剩下身上所穿得衣服。他说：那就是需要为这些人代祷，和需要传福音给他们的原因。他爱这些不法作恶的人！那就是他从英国东来的原因。
政府并没有认真处理各样的恶行，忽略了治安问题，视而不见。但在阻挡宣教事工上，忽然醒觉了，变成非常有效；那多半是有人为了利害关系，去告密的结果。一天，宾为霖和他的华人同工，正在传福音的时候，官府的差役忽然来了，把他和二名同工抓走拘禁；经过审问，把宾为霖押交广州的英领事馆。文中说："他为什么身为英国人而不穿西装，而穿中国衣服，说中国话？岂不是藉而方便行动，作害人的勾当吗？”
在那时，洋人在通商口岸以外居留，已是超越条约保护范围，何况他又在各处宣传福音！但宾为霖，像初期教会的使徒和历代的圣徒一样，知道基督教本来就是"非法”的：基督教本来就不是这世界的王创立的，他们的法没有经教会同意，教会也根本不是要讨他们喜悦，为他们效劳。
上帝国主义
不仅中国政府不欢迎他，连他本国政府的官员们，对他也缺乏好感。1856年，"亚罗”(Arrow)
号事件，引起英法联军再侵中国。后来，英国特命专使额尔金伯爵(Earl James Bruce
Elgin)来华谈判(当时流行的谈判方式是：中国人可谈，但洋人判)。宾为霖有次见到了他，就仗义执言，表明他对官贩鸦片和贩卖人口的意见。额尔金没有接受他的意见。新条约谈判的结果，汕头也辟为商埠。
宾为霖的"上帝国主义”，不为他本国的帝国主义者所欢迎。
从1857年末，至1860年，额尔金勋爵是实际英占领广州的太上皇。他派巴克(Harry
Parks)为驻地代表，满清总督不过是他手上的傀儡而已。巴克也是不赞同宾为霖宣道的人。
宾为霖因在汕头宣教罪，被押交广州英使馆。那时的英使是巴令爵士(Sir John
Bowring)。巴令训斥警告他，叫他不可再去汕头滋生事端。巴令是个有才能的人，据说：他能讲一百种语言，能懂得二百种。可惜，他不会善用其才能，为了英商服务，为中英战争造因，却阻挡传和平的福音。他阻挡主真理的光，是因为与他的品德冲突，难以并容，是显然可见的。
宾为霖得到自由后，念念不忘仍留在府城监牢里的两位华人同工，尽量设伏营救。他听到他们曾受虐待，迫使他们否认耶稣；但他们坚定不移，并且向同被监禁的囚犯，见证耶稣福音的真实。过了四个月，他们也被释放了。他在汕头的工作，也意外的渐渐发展；当地人民看到他的见证，转而对他欢迎。但他被促离开汕头，回到厦门工作。
1858年，宾为霖回厦门, 建议施饶理牧师(George Smith)来接替他的工作；在厦门的事工， 则由杜嘉德牧师 (Carstairs
Douglas)接代他主持。他们在宾位霖所立的根基上建造，渐渐巩固，并发展壮大。拓荒者宾为霖，又往福州宣道，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宾为霖通晓多种方言，也长于音乐。
在1861至1862年间，他共出版了神诗合选(收64首圣诗)；潮腔神诗(含29首)；榕腔神诗(30首圣诗)；厦腔神诗(20圣诗)。
这四种圣诗集，对闽粤初期教会的敬拜，和基要信仰的传播，必然有相当贡献。
1863年，他在北京出现，
希望通过英使，为中国基督徒取得信仰和良心的自由，争取免缴赛会和祭孔祀祖等派捐。他留北京四年，作布道工作之外，并从事写作，并将约翰本仁的天路历程译成中文。
离开北京后，宾为霖去到牛庄( 营口
)。这是他在华宣道最后一站。1868年四月八日，他离开了世间，年仅五十三岁。那是早春还寒的时候。福音新绿的希望，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萌芽。
为主烧尽
与主同行是随主的指引，不是随从世人，不是凭自己的意志，甚至不是看工作的立即效果。
在许多年后，我们才可以了解神旨意的奇妙。"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人岂能明白自己的路呢？”(箴二O：24)
宾为霖，这位焚烧的宣教士，福音的火炬，在中国的大地上，由南烧到北，终于为主烧尽了。但他使许多人得到了主爱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