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格思牧师
Henry S. Ferguson
(1869 ~ 1932)
伏格思（Henry S.
Ferguson）于1869年生于加拿大的多伦多，其出身与早年事迹不详。他于1895年初来华宣教，2月15日抵达中国后，随即被安排到安徽安庆学习中文。10月中旬语言训练结束，被分派到安徽太和县工作。太和宣教站创建于1892年，伏格思到那里时，已有三位宣教士和一位中国信徒在那里工作。宁德恩（T.
A. P. Clinton）和宓尔修（C. Benson Barnett）来自澳洲; 马春山（William R.
Malcolm）来自纽西兰。而那位中国信徒朱明德（Chu Ming-teh）原是一位老儒生，是在正阳关（今正阳镇）宣教士博春臣（John
Brock）的带领下信主的。自从太和宣教站成立后，他便成为福音堂的看门人。他们以太和县为基地，经常出去到方圆百哩之内的市、镇和村庄里传福音、派发福音单张和福音书。同时他们还管理一个戒毒所。
1897年，伏格思转到正阳关与博春臣同工，在那里租屋创立了宣教站。1898年又设立了诊所，由医疗宣教士劳敬修医生（Dr. J. E.
Williams）负责。因着医疗服务，使当地民众对宣教士的态度大为改观。
1898年9月，伏格思与郭姑娘（Miss Lillian Cobb)在上海结婚。郭姑娘来自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原是美国女公会（Women's Union
Missionary Society of America） 的宣教士，婚后加入内地会，二人随即奉派到江苏省清江浦（今淮阳市）宣教。
1900年，义和团乱起，伏格思夫妇带着他们一岁的儿子撤离。乱定之后，于1901年5月，又重返清江浦事奉。1902年春，由于山东烟台芝罘学校需要教师，于是他又偕家搬往烟台。同年8月16日，女儿Lillian
Elizabeth出生。1903年2月，他们一家四口返国述职。
1904年1月22日，伏格思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内地会年会上提出三项宣教策略：1.在已成立的宣教站，继续建立教会，让中国人基督徒如何敬拜神；2.
在每两个宣教站之间，多设立路边福音堂，全日开放，由宣教士及中国传道人驻守，不用讲道方式，只做个人谈道；3. 以宣教站为中心，到远近村镇和地区播撒福音的种子。
1904年12月，伏格思偕家再来中国时，已经是五口之家了。他们再次被派往安徽太和负责整个宣教站。伏格思每天上午在福音堂向来往行人传福音；下午教导、查经。除星期六外，每晚都有布道会。
1908年夏，伏格思奉派到安徽颍州府工作。1910年夏秋之交，安徽连降暴雨，造成巨大水灾。由于农作物歉收而引发大饥荒，灾民遍野。伏格思和众宣教士一道，带着从世界各国募集的救援物资，赶赴灾区赈济灾民。伏格思个人经手的钱款，就救助了两万多灾民。但令他深感痛心的是，1911年1月，十多年来与他同心与共的爱妻却因抢救灾民感染上伤寒（Typhus
Fever）而突然去世。遗下两儿两女，大儿子12岁，最小的儿子只有5岁半。
1913年，伏格思继续在颖州工作，同时兼顾正阳关和太和县，宣教工作大有成效。但最为令他焦虑的是鸦片问题。因鸦片价格连年上升，当地许多农民种植鸦片，亦吸食鸦片。故伏格思痛陈"鸦片烟毒是中国最大的灾害！......许多人家破人亡，倾家荡产。而中国对这毒蛇的危机，仍未知其利害"（《舍命的爱》，第398页）。
1913年7月，伏牧师与白姑娘（Miss Elizabeth S.
Birch）在上海结婚。白姑娘原是一名教师，1906年来华。婚后，夫妇二人同心在颍州宣教直到1916年8月，才第二次离华返加述职。
1918年2月，伏格思夫妇述职回来后，总部改派他们到正阳关工作。伏牧师看到当地百姓拜偶像之风盛行，就极力引导他们，劝诫他们离弃偶像，归信真神。伏师母在妇女宣教工作上，成为伏牧师的好帮手。为暸解当地情况，伏师母特地到外地福音站探访，带领妇女聚会，同时在妇女中发展可造之才。
1921年淮河大水，伏格思夫妇同心协力赈济灾民。在圣诞节前夕，他们带领信徒向百姓放粮，救助了了一万五千人。
1924年3月16至23日，伏格思到芜湖参加全省联合培灵布道大会，亲眼见证了神的作为。布道会在一个可容纳1,500人的大竹棚内举行，讲员是内地会饶裕泰牧师（Rev.
Charles N.
Lack）。在第一个主日崇拜中，约有900多位基督徒参加。下午的福音聚会，约有1,200多学生参加。其后每天晚上，都有大约1,300至1,400人到会聆听信息。整个培灵布道会非常成功，在八天的聚会里，共有1,020人决志归主。
除教会事工外，他们还兴办了小学，使当地平民百姓的子女有机会接受基本教育。伏师母为此花费了不少心血。此外，每个主日她还要负责妇女主日学。
1926年底，正阳关的宁静生活被北伐战争所打乱。1927年4月初，国民革命军攻占了正阳关。城内学校、庙宇、教堂，甚至私人住宅都被数千军人所进驻。内地会宣教站除了伏格思家外，全部被军队征用。当军队出发后，军部红十字会又立即入驻，用来治疗处理伤兵。同时，反基督教学生也涌入城中，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基督教宣传。同年七、八月间，曾发生多起军队要强行占领宣教站的行动，但都蒙神奇妙保护，得以安然度过。此后他们也受到散兵、游寇抢劫之威胁，甚至到粮尽援绝之地步，但均化险为夷，绝处逢生。
兵荒马乱，天灾人祸，加之长期劳累，伏师母于1930年底染病卧床。次年年初稍见好转，1月24日学校开课，她还主持招收了60位女学生。2月，她再度病倒。伏格思虽然从怀远医院请来长老会医生为其诊治，但病情还是加剧，延至4月3日，伏师母在睡眠中安然去世，享年58岁。伏牧师暮年再度丧偶，倍感伤痛与孤独。
1931年夏天，正阳关再次遭遇巨大水灾，从伏牧师7月的信中，可见当时水灾之严重："这是本市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天灾，全城百分之八十浸没在水中。......街上汪洋一片，除了较高的地段外，其他商店水都漫过柜台。我们的房子位于全市的最高处，并且建筑时地基还加高了一尺，因此，水没有漫到我们的前门......。我们家住满了灾民，皆是信徒和家属，因为他们已无家可归。福音堂已被警察征用，因为警察局全泡在水中......。淮河沿岸全部崩堤，整个谷地都是水，泛滥的地区蔓延数百哩，淹没逾千亩每年夏季皆有稻麦收成的农田。这是我见过淮河第四次水灾所造成的饥馑荒年，不知道这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水灾，会不会带来空前绝后的饥荒？......。
还有离我们不远，从红军而来的威胁也大。......红军是极端的无神论者，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所有传福音的工作都要停止。在他们的辖区里，他们可以指派任何人执行他们的命令，而他们就是社会的执法者"（同上，第405页）。
果然如伏格思所料，水灾过后，又是空前绝后的大饥荒。国际水灾救济总署（The International Flood Relief
Commission）向中国内地会借用伏格思，负责正阳关的赈灾工作。此时伏牧师年事已高，而且在中国宣教已经36年，本该退休返国了。但当他看到饥民遍野，又临危受命，遂毅然接受使命，全力投入到赈灾工作中去。他联络所有商店代作银庄，并且租用粮仓，散发救济金，分派粮食给灾民。
1932年5月11日，传言红军将要入城，各商店因此不敢代劳，纷纷把救济金交还伏牧师。这时，崔牧师（Pastor
Tsui）和众信徒也都劝他赶快逃走。但是，伏格思坚持留下来继续赈灾工作，并准备第二天分发救济金给灾民。崔牧师见此，也留下来陪他。次日清晨，约有张国焘所部1,000多红军入城，伏、崔两位同时被捕。当时在场有二百多平民百姓，全体跪在红军军官面前，恳求释放伏牧师，因为近几个月来，他是全城唯一关心和救济他们的人，使他们不至饿死。军官虽然耐心地倾听众人的哀求，但还是扣押了他们。15日晨，红军带着伏、崔两位牧师一同撤退。于是，大批民众再次拦路要求释放伏牧师，但军官坚持不允，只是答允善待他们。
伏格思被捕后，福音站一位胡弟兄火速跑到寿州，将消息报告给美国北长老会的仲姑娘（Miss Mabel S.
Jones），再由她转达给上海内地会总部。红军撤离后不久，崔牧师在押解途中脱险归来。而关于伏格思的下落，却不断有消息传来：
5月17日，与伏牧师同工的宣教士慕悟仁（Wilson W. Moore）电告上海总部说："证实红军把伏牧师从正阳关押解往霍邱或六安，请代祷。"
5月29日，上海有消息称伏格思已被押往河南省的商城。途中他颇受优待，有骡马代步；并且一日两餐，与红军首领同待遇。然而，每到一地，红军却让伏格思站在高台上示众，而伏牧师则趁机向群众传福音。
另据寿县仲姑娘来信说，一位名叫冼秉元（Sen Bing-yueh）的弟兄，是伏牧师的挚友。因挂虑伏牧师的安危，于5月底，独自到红军部队驻防地寻找伏牧师，却被误认为奸细，遭红军扣押。冼弟兄反而向红军作见证，述说伏牧师如何领他归主，如何使他不再沉迷于醉酒和赌博。最后红军没有允许冼弟兄见伏牧师，却把他释放了。
7月12日，内地会的《亿万华民》主编报导，经过中国政府、英国领事、国际水灾救济总署署长詹信爵士（Sir John H.
Simpson)、内地会和当地人民的极力营救，迄今仍无结果。红军扣押伏牧师的目的似乎不是为了赎金，而是以他作为对付政府军围剿的挡箭牌。
7月28日，上海内地会秘书报导称，共产党向政府提议，用伏牧师和另一位被囚的信义会宣教士李宝德（Bert N.
Nelson），与当时正在南京高等法院接受审讯的国际共产党嫌犯牛兰夫妇（Mr. & Mrs. Noulens）来作政治性交换。9月1日，再报导称，汉口内地会曾接到伏牧师的一封来信，言及如有可能的话，要求寄给他一些指定的物品。一些认识伏牧师的中国人也称，在河南的光山见过他。
无论如何，国际水灾救济总署尽了最大的努力，四处寻访伏格思的下落。詹信爵士更是亲自奔走于外交部，以及中国各军政部门之间。1933年1月31日，他写信给伏格思的子女说：
"虽然现在我们还无法确切地证实伏牧师的生死下落，但在两个月前，当我返回中国的时候，接到一份比较可靠的报告，言及红军在政府军猛烈攻击下，遂杀害了伏牧师。......因为没法证实此事，到底他是否仍在川陕交界的红军手中？当我到了湖北和河南时，或许可以获得进一步消息......。我很遗憾没有机会与令尊见面......。但是在安徽省最严重的灾区里，有一位如令尊这样可靠而又能干、全心全力投入的人来主持赈灾事宜，是我最放心的事。我深信、也是大家所深信的，他若不是为了照顾总署的财物，他早可以逃出了。......这一切总署深感歉疚，并要对令尊负全部的责任。如果不幸伏牧师因公殉职的话，我会请求总署为他举行一个最为深切的追悼会。......我曾征求内地会总干事的意见，想伏牧师也会认为是最好的纪念方式，就是去救济最严重的灾区......。（同上，第409页）"
伏格思牧师就这样静悄悄地走了，在世享年6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