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苦难的熬炼
一九五二年九月二日，有个男婴出生，我们给他取名叫丹尼。丹尼出生的时候我十九岁，汉立和我刚结婚一年多。当待产中的母亲们梦想着他们头胎的孩子，在脑海里编织一个理想婴儿的模样时，我想全美国有一半以上的母亲都会期盼有个像丹尼这样的孩子。
他是一个胖嘟嘟的小家伙，出生时就有一头金发，大大的蓝眼珠，天真无邪的性格。他洋溢着笑声，知足又快乐。只要和他相遇，每一种生物都会成为他的朋友。他两岁的时候，在我们的家乡密西根州的秀梧镇，已非正式地公认丹尼是我们全镇的福星。他是小镇街坊邻居所熟悉的标志，常戴着一顶压得低低的大牛仔帽，晃呀晃的臀部上挂着一对手枪。几乎在每个周间早晨，你都可以看到他跟在父亲身边到邮局去。他叫得出小镇上很多人的名字，不论是熟人或陌生人，他都张开小嘴，口里发出童稚的话语，和他们打招呼。“嗨，叔叔！”“嗨，丹尼，我们的双枪侠今天如何？”汉立用充满惊奇和不可置信的眼光看看他第一个儿子，以近乎敬畏的口吻呼叫“我儿”。
这是他很少从自己的父亲口中听到的字眼，那是只有在他父亲生气或不悦时才会听到。我也一样，心中渴望着自己能成为最温和、最有爱心的母亲。
我的母亲并不是一个严厉冷漠的妇人，只是她生在经济困苦的时代，在一个感情和冲突都深藏不露的家庭里长大，几乎没有时间玩乐。沿着盖瑞南部洛尔镇外围的41号公路开着车，我还依稀记得那老旧、生了锈的风车和哈伯林家外面竖立的路碑。那是母亲祖传三代所经营的衣场，占地二百英亩。就在这块农场上，她的祖先曾洒下无数血汗，只求活口。那是个经济不景气的时代。我的父母亲在一九三0年相偕出走，三年后，在世界经济大恐慌最严重的当时，我出生了。
我相信母亲一定以她自己的方式来爱我们。然而“我爱你”三个字从不曾自她的口中说出来。她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感情。当父亲用结实粗壮的手拥着瘦削的她时，她总是羞涩地推开他的手。
孩子一个接一个的出世。我比亚瑟晚两年出生，接着是莉莉，她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和知己，接下来是尤金、洛林、爱伦和迈文。
一到早上上学时，我们家上上下下就像在操练令人精神崩裂的演习。饱受煎熬、眉头深锁的母亲，就像一个管弦乐团的编曲家那样，编着一段紧张刺激的舞台剧。她指挥着一屋子毛躁不安的小毛头，按部就班进行每天该做的事：穿衣服、盥洗、吃早点，最后终于挤上校车。由远而近驶来的校车，在她心目中，就像一部世界末日的机器，专来证明她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每天早上总会有些不愉快的小事，日复一日，而我每次都是筋疲力竭地爬上黄色的校车。
母亲的一生，似乎都在为维持这个家而奋斗。偶尔她仍会忆起自己想成为学校老师的梦想；但是她还是忠实地把心思放在一天做三餐和永远也洗不完的衣服上。单调、操劳的家事使她满脸焦虑、郁郁寡欢。
十六岁时，我就发现自己渴望离开家。母亲的重担现在成了我的重担，太大的重担。对这个我无法倾诉、又不能了解的母亲，我觉得受压制、不自在。从她身上，我感受不到爱。我曾想过要以这一生来服事神，只是不知道谁能帮助我。
在成长的岁月中，如果说母亲是冷淡和漠然的话，那么父亲则像怒海中温暖安全的避风港。他并不完美，他也有小心眼和严格的时候，但是他对神却很敬虔。他热爱生命，正直不阿，认识他的人都敬佩他。然而在父亲心里，他是一个流浪汉，他的流浪细胞是与生俱来的。祖父本是密西根州山地的农夫，他传承着吉卜赛人那种放荡不羁的血统，到任何地方都只是短暂逗留，从来不曾落地生根。单单在小学教育，父亲就换过十五间学校。他传给我们史帝文生一家的，总是在野外猎野狗、豪猪等英勇事迹。多年以后仍有人提到“史帝文生那一家子，若不信主，恐怕落得酒鬼的下场。”
在经济不景气刚开始的时候，父亲接受姑妈的邀请，到印地安那州去。姑妈嫁给了一个名叫李瑞时的年轻牧师，是在一个家庭祷告会中，认识了母亲。结婚以后，他们搬到俄亥俄州的特里多去，那时父亲就开始找工作。那是一九三O年代一般凄凉的景象。偶然听说有一个叫奥托来特的公司来招工，他就急忙跑到这家公司去。只见一条长龙早就排满了上百个和他一样迫切希望找工作的人。到了晚上七点半，所有的人都大失所望的回家，就只有两个人留下来被录取了，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位。
在奥托来特公司里，父亲是个既胜任愉快又值得信赖的工人。后来他不仅把祖父遗留下来积累如山的债务慢慢还清，也为妻子盖了一幢小小的房子。他对妻子存钱的能力颇感惊讶；因为在他自己家里从没听说有谁存过钱。当工会用强硬的手段介入工厂，要求所有的工人入会时，父亲竟持反抗的态度。他绝不和工会的处事方式、喝酒宴乐、粗鄙行径的人扯上关系。不论朋友怎么好言相劝，他丝毫不为所动。一说到良心问题，不需要任何人说什么，他都坚信不疑，毫不踌躇。也正因如此，他被工会列入黑名单，错失好多次升迁的机会。
在我七岁那年，我们搬到靠近密西根州天普伦斯市一个二十二英亩大的小型农场。父亲扩建整修了农场的房子，好容纳我们日益增大的家庭。屋后的走廊围了起来，盖成祖母住的地方。祖母在世时，常来和我们同住。
当我们农场的住屋落成后，父亲也开始盖起其它的房子来，最后他拿到了房屋承包商的执照。父亲也有强硬的一面，我们家的孩子不曾有过零用钱，每一分钱都靠自己来赚取，就连家里的车子，用起来也需精打细算。但是父亲给我们的自主权，却相当令人惊奇。虽然我不认为父亲曾念过儿童心理学方面的书，但是他却把纯正的观念灌输给我们，他真是个天才。他把对神全然的敬畏教给了我们，甚至到他不必再拿自己的规条来管教我们的地步。
他以身作则，使今天七个孩子全过着结好果子的基督徒的生活。其中我和我妹妹莉莉是宣教士，我的弟弟尤金和迈文是牧师。
通常父亲看起来总是那么快乐和亲切。但是他绝不容自己的权威受到忽视和挑衅。有一个夏日午后，在谷仓后面的马铃薯田里，我就得了一个教训。那时全家人都在田里工作，我也弯着腰在田里挖马铃薯。当我疲惫不堪又对挖马铃薯失去兴趣时，我就溜到一边去玩。当父亲要我收心工作时，我却说自己有其它的计划。忽然他霍地一声站了起来，大步走到旁边的一棵树下，顺手做了一条鞭子。眼看着严厉的惩罚当头，我急忙跑回田里，开始勤快地挖起土来。这个教训我永远记得，孩子从言出必行的父亲身上，往往较能得到安全感。
但最重要的一件事是，父亲的信心和爱心成了我青年时代的引导。他年轻时，家住在特里多。那时有人邀他去一个小教会参加一个奋兴会。在这个小教会里，牧师通常会请还没信主的人（罪人）到前面祭坛前跪下来，为要“与神和好”。牧师在邀请时，父亲原来很想到前面去，但是由于害羞和胆怯，他打消了主意。后来，有人表示愿意陪他出去，就在那天晚上，父亲请耶稣进入他的生命中。他后来总爱回忆当时：“那天晚上当我走回家时，天上的星星比往常更加明亮耀眼。我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平安，连那些桥都好象在唱歌。”当他把这件事告诉家人时，所得的响应是意料中的：“佐佐信了教……”
他们捧腹大笑，但是他没有和他们起争论。他的生命有了彻底的改变，他真是重生了。后来他的双亲、姊妹和三个兄弟也都信了耶稣。
父亲加入当地教会，成了忠实的会友，也就是大家所谓会众中的“支柱”。我们家常有家庭礼拜。每天吃过晚饭，父亲就拿出他那本老旧的皮面大《圣经》，然后我们一个一个出声祷告，最后父亲领着我们用主祷文做结束。父亲祷告时总是用对话方式，向他的主说话。
当我十二岁时，我心中受到感动要把自己完全交托给神。献身的那一刻，并不是在教会的崇拜中，而是在房里安静的时候。我跪在床边的油毡地板上，把所有能想起的罪都认了，然后请耶稣进入我的心中。由于这过程非但没有一点我预期中的激动情绪出现，也一点都不像父亲信主的过程，因此，有几年的时间我都心存怀疑。
我是个基督徒吗？应该是。我爱主，我已尽我所能把该做的事做了。但是我盼望能和人分享这信仰，也许母亲可以吧！可是她有她自己信仰的方式。我相信她的信心是真实的，可是她却从来不谈她信仰的事。在众人面前祷告时，她总是轻声细语、怯生生地，好象怕人听到会提出问题，或用责难的眼光看穿她内心似的。
但是有些事母亲则会侃侃而谈。例如节流之道就是其一。节流，在当时成为一般人的生活方式。在经济不景气的时代，有许多美国人都必须克勤克俭地过日子，母亲也一样，从来不任意花一毛钱。例如“衣服有几件够穿就好，为什么要多呢？”她会这样问。只要可以遮体、款式合宜就够了。她常常告诉我们，在她当小姐的时候，一直只有两件衣服换着穿。
衣服的问题一向就是我的痛处，并不是我需要多些或好一点的衣服；但是使我感到困扰的是，我常常得穿那些和班上同学大不相同的衣服，例如褐色长袜。
“我们当中不要再看到有人露出赤裸的腿。”父亲告诫着。
“可是，爸！”我泪眼汪汪地抗议；“在我们学校里没有人像我一样穿着这些既难看又老旧的长袜，我不喜欢穿。”
“没错，可是现在是冬天，穿着对你只有好处。”
“可是，”我哀求着：“当别人都穿着工作服去上班时，你怎么能穿大礼服去呢？”
显然我的逻辑和眼泪打动了他。事实证明，他比我想象中还明理。但是处在那种民风闭塞又偏僻的环境，再加上和母亲情感上的疏离，我变得越来越沮丧。
我渴望远走高飞，到外地去念书。国中三年级时，有一天一个外地诗班来到我们的教会。他们是一个规模不大的基督教学校的学生，有高中部的，也有专科部的。我就趁这个机会向父亲提出请求。“爸，”我说：“我想到春树镇去上学，我真的想去。”令我吃惊的是母亲居然没有反对，而父亲也似乎很高兴。我想可能是因为他的姊妹朵茜就是那个学校毕业的，后来她嫁给了一位牧师。
所以，后来我就在密西根州春树镇上一所基督教高中念高一。就在那里我认识了施汉立，一个瘦削又独特的年轻人。他虽然嗓门大又不太有礼貌，然而却散发了一股魁力。他充满自信的风度，使我联想起父亲。因此也吸引着我。那时汉立高三。
三年之后，我念完专科一年级时，汉立也从专科部毕了业，于是我们就结婚。
在经济来源耗竭，又无望由家庭得到支持之下，我们决定搬到天普伦斯去。在那里工作一年，存够钱让汉立继续念大学。我们买了一辆小小的拖车房子，我在特里多一家制造喷雾器的工厂，找到一份秘书的工作，汉立则在威利公司上班，另外帮助父亲做建筑包工，也在我们教会里担任青年部的牧师。当时我们教会的牧师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年轻人，我们谁也没料到在往后人生的旅程中，他扮演着一个关键性的角色。
翌年年初，我发现自己怀孕了。到了夏天，教会议会监督请汉立负责牧养在密西根州秀梧镇的一个小教会。经过多次祷告后，汉立接受了。至少就目前而言，他的大学学业还得缓一缓。
汉立第一次开车载我到秀梧镇，是九月的时候。这个小镇位于巴特克里镇和贾克森镇的中间，曾经是富庶的工业中心，工厂林立。镇上有一所高中，一火车站，还有一所大学。但是秀梧镇没有跟上时代变迁的脚步，于是退化成一个冷清的小镇。大面积的橡树林，浓密的枝叶厚厚围住了一村的宁静。我们开车经过一个老先生身旁，他正瞒跚地走在那遭人遗弃的大街上。他似乎象征了这个已被大多数人遗忘的小村：老旧、疲乏、并且穷途末路。
在大街上有两座教堂，其中比较大的是卫理公会的教堂，关闭已久。在那废弃毁损的尖塔里，住着一群鸽子。对街上迄立着一个比较小的循理会教堂，建筑物正面有两个小门，使它看起来十分突出，令人联想起早期震教徒居住的老房子（译者注：震教徒是美国基督教贵格会的一支），这就是我们奉派牧养的教会。它是我们这一宗派在密西根州最古老的教堂建筑。
教团议会的领袖们曾一度提出议案，要解散这个教会，再把教堂改为博物馆。
汉立把车开到教堂边，转个弯进人一条窄小的车道，路的尽头是一幢破旧的屋子。“到了，”他淡淡地说：“这就是我们的新家。”我慢慢打量那凹凸不平的屋顶，破旧的玻璃窗，纠结着快长到阶梯的野草，喉头有个东西升了上来。“汉立，真的吗？这就是吗？”我悄声问道。
他停了好久没有回答，然后顽皮的露齿一笑，再发动汽车，到了街道的另一端，他弯进一条车道。眼前出现了一幢木造的房子：前廊有平条木头，新刷了一层油漆，窗子玻璃闪闪发亮，连草皮都是刚割过的。我一边急急地说着话，根本没有注意到这已是一栋很老旧的房子。它已经给了我“家”的感觉。
丹尼在九月二日出生。十天之后，我们搬进秀梧镇的牧师馆。本来存下来要上大学的钱，现在都拿来购买家俱。我们走遍卖二手货的店铺，终于找到一些摆客厅的家具：一张红色天鹅绒的长沙发、几张褪了色的椅子，放在饭厅里的是一张伤痕累累的桌子。再买了床之后，余剩的钱仅够买洗衣机和冰箱。
主日早上的奉献，也就是我们的生活费，很少有超过美金四十块钱。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很自然地常有机会经历（马太福音）六章33节所说：“你们要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如果我们果真先求神的国，祂对我们的应许就是“这些东西”都要加给我们，“这些东西”有很多。
我们的生活费不断地节节升高。孩子要用尿布，又要不断地增加补给婴儿食品量，以满足孩子日益增大的胃口。再加上暖气的燃料费、汽油钱、买轮胎、汽车分期付款、保险费；更别说购买日常用品了。我们通常还不到周末，早就身无分文。
然而，神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供应我们。有时是一个匿名者，悄悄把奉献塞入我们的信箱；或是由婚礼或葬礼得到的谢礼。教会的弟兄姊妹也会突如其来出现在门口，带来一篮自家出产、一包牛肉或几只鸡。
当我们教会会友逐渐增加时，董事会决定为我们列出预算。于是我们的生活薪资增加了，外出探访和做教会工作所需的汽车费用，也有了津贴。我们真是由衷地唱出：“赞美万福本源的神”。
这时我们那小小的秀梧镇教会，也经历一种使全密西根州的教会领袖为之侧目的大复兴。这间原本只有25至30个会友的教会，人数倍增了一次又一次。汉立和我不知想过多少方法，要使教会会友的人数增长。每种方法，汉立都全力以赴。
住在秀梧镇的人都说，他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事。原本对信仰、礼拜不感兴趣的人，受了好奇心所驱使，也都前来一探究竟。我们开展青年人的工作，开始主日学课程训练班，计划主日学工作的拓展，并且组队参加全州的智力大赛，在最后决赛中得到了第二名。
我们也花很多时间一起做脑力激荡，商讨怎样使每一个会友的才华能在教会中发挥出来，因此来教会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在两旁走道摆了椅子，以调整人数爆满的情况。当这个小教会主日崇拜的会众超过一百五十人时，我们又得另想办法。因此我和汉立再次开始寻思一些新主意。
虽然对街那幢老旧的卫理公会教堂，是大家眼中的危屋，一把火就可以化为灰烬，但是汉立听人说那建筑物也不是到了完全不能整修的地步。于是他就向卫理公会提议，愿以美金一千元购买那教堂；对方很快就接受了。整修的费用较贵，大约用掉美金六千元左右。汉立在教堂前面做了一个巨大的建堂进度表，用来标示筹募建堂基金的情形。“为明日建造”这句话是他的标语。
渐渐，那老旧的建筑物有了明显的改善。义工来了，有人挥着油漆刷子和铁锤，有人洗窗子、抹地板，有人拔草，妇女们和我则在草地上预备晚餐。精于建筑的父亲也来帮忙修理那摇摇欲坠的钟楼，看来鸽子们得另找一个新家了。
当秀梧镇教会的工作在持续进展时，我们同意那也是汉立应该继续学业的时候。那意味着我们将要有一笔额外的开支，加上每星期好几天往返春树镇五十里的通车费用。想来想去，似乎只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我去工作。在白朗森镇附近的道格拉斯工厂里，我找到一份秘书的工作。为了这份工作，我得每天早上把丹尼托给他的“姥姥们”照顾。这些姥姥们是我们教会的妇女，她们愿意在我上班的时候照顾他。
每天清早，当天边第一缕晨噎染着一片橘粉色时，我已开车到了马太太或梅太太家门前。“再见，丹尼。要乖哟！妈妈爱你。”
在车道上倒车出去时，我还听得见他咯咯的笑声。我强忍住眼眶流转的泪水，开车上路。常常当我的手指触着打字机的键盘时，心中却飞快地想着汉立，想着我们的教会，想着我该留意的十几个活动，想着要预备的食物，然后就想着丹尼我的宝贝，他还不满一岁。我到底是什么样的母亲？竟然让自己的孩子给别的妇女来抚养。可是，这只是权宜之计，我安慰自己。汉立不久就可以拿到学位，那么我就可以在家陪丹尼了。
那时生活步调就会缓和下来，并进入一种既舒适又容易安排的常规里。
我二十岁的生日就快到了。大多数二十岁的女孩子都正享受着如花盛开般的青春，而我却精疲力尽地要跟上我那像发电机似的丈夫和我自己的抱负和理想。“主啊，”我常做这样的祷告：“求祢赐给我力量，让我再度过这一天。”
一到周末，非但不能缓和我繁忙紧凑的作息，生活的步调反而更加忙乱。我们牧师馆的大门永远开着，是无止无休的活动集中点。我一向所想望的正是这样的家，但是我现在累了，好累。时间好象永远都不够用，该做的事永远做不完。
还记得有一个星期六早晨，我刚拖完地，屋子也收拾整齐，洗衣机里正洗着一星期的衣物，才找到几分钟时间可以逗丹尼玩玩，偷闲享受一下在家的感觉，我却重重地跌坐在沙发上，一点力气都没有。午餐还没结束，一个教会会友手捧着一个大萍果派，就顺道弯了进来。
来到牧师馆造访的人很少会马上就走的。因为汉立善于倾听，很健谈，又很会款待客人。这个还没走，又来了监狱福音圣工代表团的人，他们要在牧师馆聚集。就在这个时候，电话铃响了，是我们音乐部的新任部长的来电。他想知道可不可以和我们共进晚餐。
那天晚上到了九点半，我还在厨房里洗着晚饭留下来的最后一叠餐具。汉立探了头进来。
“芬德，”他问，“你帮我打好这份讲章大纲，然后再提供一些想法，好不好？”
“我办不到，真的没办法，”我哀求道：“我还有明天的周报要写、诗歌要选。”
等我刻好底稿，开始摇恍着那油印机时，已经是晚上十一点半了。油墨很冷，操作时就会在纸面留下暇疵。我看到有一个字拼错了，但我决定不理它。最后，我终于钻进了被窝。可是好像才一合上眼，闹钟的响声就在催促我起床了；又是一个永无休止的工作天。
主日崇拜开始前五分钟，汉立瞥了周报一眼。“芬德，”他叫了起来，“这里有一个好大的错误，这样的错误怎么会发生？”
刹时，我控制情绪和属灵敏锐度的堤防顿时瓦解了。
“好，好”我顶回去，“如果你只会批评，干脆你自己做好了。”
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好希望能想个法子把那些话收回来。我那内在的沉静怎么啦？是什么使我这么骄傲？我变得不可理喻、暴躁易怒。几乎每一天，我都得为自已的态度祈求神和他人的宽恕。
汉立劝慰我的话，听起来往往就像在讲道一样。他为什么不能满足我的需求？为什么他不能感受到我的痛苦和疲倦？为了他，我献出我的一生、我的未来、我的梦想，而现在当我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却不明白，总之他就是无法帮助我。他真的在乎我吗？
“你根本不爱我。”有一天我对他吼。“你为什么总是对我说些大道理，却不了解我，也不帮助我？”
他带着惊愕、难以置信的眼光看着我。“我当然爱你。”
他的声音突然低了下来，夹着痛苦。“我无法想像一天没有你的日子，光是知道你有这种想法，就太令我失望和痛苦了。芬德，有时我真的不了解你。”
渐渐地，主让我看见我的压力和焦虑，原来有绝大部分是从那徒劳无益的自我期许来的，我期许自己扮演好一个“模范太太”的角色。因为我想像我那多才多艺的丈夫一定对我有这样的要求。有天早晨，当我安静跪着读《圣经》时，主就透过（诗篇）对我说话：“投靠耶和华，强似倚赖人。”（诗一一八8）神让我看到我的丈夫已经成了我的偶像。现在，在神话语的光照中，我眼中的汉立是一个人：英俊潇洒、负责任、关心人、勤奋，但却不完美。他既非全知，也不是全能。
我必须以神为最终的信靠，不能放在人身上。这个功课我现在才刚起步，在往后一生的年岁中，在这方面我有了更深更远的学习。
生活仍然迈着无情的步子，对汉立而言，更无片刻稍缓。每一次的成功都激发他走向更大的挑战。他先买了一部二手印刷机，然后在城里租了一栋空的银行建筑物，开起一家印刷厂来。施汉立现在身兼数职：他不单是学生、传道人、牧师、青年团契领导、教堂建筑工、篮球运动员，同时也是父亲和丈夫。现在他又兴致勃勃地创办一家小型的出版企业。
当会友用日益高升的热情来响应这个年轻人的远见和奇才时，他的太太却在他所激起的浪花后面兀自浮沉，极力要在混乱的生命中建立起一个秩序来。我就像在爬一座陡峭的山，但是我告诉自己：“一旦登上山顶，一切就会比较顺畅，往后就是下坡路了。到那时就会有休息的时间，生活也会步上正轨。”就在同一年冬天，我发现自已又怀孕了，那是一种喜悦和忧愁交织着的奇怪的感觉。
我辞掉了伯朗森镇的工作。十月十九日，我们的次子出生了，他黝黑的肤色，像极了他的父亲。“我们就给他取名叫汉立吧！”我建议。“哦，不好，”汉立提出异议，“我们绝不能给这个孩子随便叫个像汉立这样的名字。”
最后我们终于达成协议，给他取名叫里昂•汉立。对我来说，另一个孩子出生表示我要再次负起哺育的责任及惯常换尿布的工作。但是，这样的情况反而使我感到舒适，为了照顾新生儿，母亲往往较少做其它的事，生活因此对我而言简单多了。丹尼和里昂差两年一个月，丹尼现在有个玩伴了；里昂也有一个大哥哥可以引领他进入神秘冒险的少年时期。
秀梧镇教会惊人成长所造成的震撼，自然引起总会的注意。此外，汉立也很快成为本宗派公认最活跃的青年牧师。有一天晚上总会办公室来电，邀请汉立以青年事工代表的身份出席总会会议。对此，我们并不感到讶异。我告诉自己，这一次能暂时远离几天，我们一定要稍微放松一下，我想顺便带丹尼和里昂回天普伦斯的家去探望父母。
但是，回到秀梧镇以后，我发现丹尼变得暴躁易怒、反复无常，他似乎很不舒服，有时他会无缘无故哭起来。一天早上，我从厨房的窗户望出去，看到他正在小三轮脚踏车上挣扎，他好像无法操作那脚踏车的手把，“妈咪，”他哭了起来，“我的手臂好痛。”
把孩子们带上车后，我开着车到附近的冷水镇找医生。我们的朋友莫伊大夫检查过丹尼的状况后，脸上露出困惑的表情。“这孩子恐伯是骨头出了毛病。”他说：“明天我要给他做切片检查。”我一回到家就给汉立打电话，他当晚就赶回来，他告诉我：“我向全年会的人说了丹尼的事，现在他们都在为我们祷告。”
第二天早上我们到了医院，按着标志穿过长长的大厅后，就来到一个小小的急救中心。切片检查之前要先验血，护土小姐用小刀片刺进丹尼的手指头，他尖叫地哭了起来，血冒出来。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候。
最后莫伊大夫终于出现了，他招手要我们进他的办公室。
“我们决定取消切片检查，因为我们已经诊断出问题的症结。”他说着，然后用缓慢而专业化的语调接下去说：“他白血球的数量非常高，恐怕你们的孩子是患了急性淋巴腺白血球过多症。但是，我们的诊断也许不准确，希望你们能带丹尼到安亚柏大学附设医院去看看。”
一段冗长的沉默后，莫伊大夫用低沉温和的声音继续说道：“要把这消息告诉你们是我感到最为难的事，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有这么多好人家的孩子得了这种疾病。很遗憾的是，在这个时代，这还是个绝症。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给他一些治疗，让他多活五到六个月的生命，或许还可以再长一点。”他的声音逐渐低了下去：“也许我们可以找到医好他的方法。”
我们惊愕地坐在那里，极力要接受大夫的话。但是我们多希望能把整个谈话从脑子里抹去。这些话不可能是对我们说的，他讲的是别人，不是我们的儿子，不是丹尼。这样的事只会发生在那些住在遥远地方的人身上，或那些报纸上看到的人、不认识的人、甚至教会里其它的人身上，但绝不会是你。
“白血球过多症”这个字眼我认得。在杂志、书本里看过很多次。凡是认识这类病的人一谈起它，总是用低缓的语调，在惊吓中带着怜悯或战栗。这是一种无药可救的血液的疾病。病人会逐渐萎弱、缓慢而痛苦的死亡，这就是白血球过多症。但是，那是在别人身上才会发生的疾病呀！
当我们屈身坐进那辆老福特车，前往安亚柏镇时，心中仍有一线希望。莫伊大夫并没有斩钉截铁地说他的诊断无误，这就是我们跑这趟路的目的；这就是我们去安亚柏镇的理由。医生们常有误诊的可能，每天都有这种事发生。有一个可能性，甚至是一个很大的可能性，整个诊断根本就是一个大错。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就会从这恶梦中醒来，然后把丹尼放在我们的祷告中赞美主，庆贺这个梦魇的结束。
在安亚柏医院外的停车场停妥了车，出现在眼前的，是章鱼似的一幢巨型建筑物，侧翼在屋宇就像章鱼向四面八方伸展的触脚。我们随着标志进了候诊室，宽大的候诊室里缀满了活泼的色彩，显然这是特别为小朋友们的设计和布置。地上到处是玩具，小桌上摆着苏时博土写的儿童书。
候诊室里挤满了小朋友，大部分的小朋友外表都很正常。但是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些小朋友也都在死亡的行列中，都在那可怕的疾病下被判了死刑。
在检验室里，护土伸手抓住丹尼的手指头，然后飞快地划了一个小口。丹尼叫了起来，他童稚的哀哭声，声声都在我受伤的心灵中回旋不去；声声都引发我喉中的哽咽。“我们一定要好好地爱他，”我想着：“他当然会有起色，他会好的。我们要给他找世上最好的医生，当然，神也会帮助我们。”但是，我们很快拿到了检查报告，结果只有更确定莫伊医生的诊断：“白血球过多症”。除非神迹发生，否则丹尼现在只剩几个月的生命。
好多次我试着分析一个现象，仅仅在一刹那之间，那样简单的一个字，怎么可能就永远改变了一个人的世界？我内心极力想明白，可是却又顽强地抗拒；理性所坚称的事实，无奈内心怎么也不肯接受。这些事实渐渐开始由麻木的脑子一点一滴地渗入心中，带来了类似瘫痪的感觉，同时心中会有一股模糊恼人的罪恶感。为什么会是我？为什么会是我们？这些问题反反复复侵扰着。我们到底错在哪里？是不是有些该做的事我们没做？神在惩罚我们吗？
当我们抱着那已被疾病判了死刑的长子返家时，发生了一件事；这可以看出汉立超越常人的勇气和无私。车子进入秀梧镇时，汉立用手拍着前额说：“芬德，今天晚上有棒球赛，我全忘了。所有的器材都在我们车子的行李箱里。”到了球场，整个球队都在等着我们。当他们听到那可悲的诊断后，就有人建议取消比赛。
“取消？”汉立回答着，“我看不妥吧？我们要按原定计划打下去。况且，我是你们的明星球员，你们不能不让我打球呀！”他真的打了球。这就是汉立的典型个性，他从不容许自己的忧伤成为别人喜乐的阴影。他认为让自己的痛苦成为别人的负担，是一种自私的表现。
虽然丹尼病已经十分严重，然而医生认为最好还是让他留在家里接受照顾，然后按照一般门诊病人，每隔两星期回医院接受观察和治疗一次。当我们开着车往返安亚柏医院时，那老福特汽车就成了我们的圣所，神的圣灵以一种十分宝贵的方式与我们同在。
我们用从神的话语中所领受的亮光和祂所给予我们对生与死的领悟，互相勉励。在此之前，死亡似乎一直都是遥不可及的事，是属于长远未来的转折点。这是我们第一次经过幽谷。有人说面对了死亡，才能把生命看得透彻，多么真切的一句话。在黑暗的幽谷中，阴影把生命的有限（真实的一面）显得更加清楚。
接下来的日子，我们继续彻夜守着我们那饱受煎熬的孩子。他感觉疼痛吗？他的体重逐渐在减轻吗？“丹尼对细菌感染没有抵抗力。”医生已经这样警告过我们，抗生素只能维持一时的果效，他不能着凉，也不能感染流行性感冒。
渐渐地，丹尼明白了事实。他毫无一丝自怜就接受自己的状况，这样的态度使我们深受感动。
他唯一不合作的时刻，是当护士近前来要给他做例行验血工作时。他会大叫：“我不要你抽我的血！”我希望使他免受那苦刑，想得心都痛了。他常常用那双镶嵌在日渐苍白的脸上，看起来比以前更大的眼睛注视着我。然后他会问：“妈咪，我什么时候会好？”我总是默默地转身，因为我找不到可以回答他的字句。
我们在饭厅给丹尼摆了一个床。当汉立在教会里活动太多、空间不够时，就移到家里来，这宽大的饭厅最近成了他的指挥中心，现在又有病房的样式。这个曾经带给我们无数阳光的宝贵生命，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终究要严肃地进入倒数读秒的时刻。这光辉就要消逝而去。然而，就在这段阴暗岁月中，神的同在温柔地把一个奥妙的盼望，倾注在我们身上，也就是每一个信耶稣重生的人所得的权利——复活。这一向被大家挂在口头上的教义，现在逐渐清晰起来。
白血球过多症和任何一种癌症一样，都有一个古怪的特性，就是病情会出现周期性的缓和状态。有一度丹尼对治疗有反应，体力恢复了一些，便带给我们一线希望，总想着说不定当初医生的诊断是错误的，或者神垂听了我们的祷告，正用属天的神迹来响应？这似乎是异想天开了。有一天下午丹尼午睡醒来，我看着他挣扎地从小床上站起来。然后，以一张灿烂的小脸蛋望着我，喊着说：“妈咪，你看，我好一点了。”
“丹尼，”我悄声地说，是安慰他更是安慰自己：“耶稣好爱你，祂会时时在你身边。”
当缓和期临到时，那残酷肆虐的病情就会暂时和缓下来，使丹尼的体力稍微复原一些。这些时候是最美好的时刻，我们竭尽所能抓住每一分每一秒。我找出他的双枪腰带为他系上，找着那已不成形的牛仔帽为他戴上；于是一出牛仔对抗印地安人的戏便会上演。汉立给他买了一支特大号的塑料球棒，父子俩就在草地上翻着滚着打“棒球。”我站在窗前冒着外面的爷俩，耳边传来他们的叫喊声和笑声，心中不觉悲喜交集。
我们正在学着体验时光的宝贵。医生一说只有几个月了，我们就开始在脑海中计算着日子，丹尼的一生（我们和他在一起的时间）已不复掌握，是不能再想长远的未来了。我们的脑海巳不能把他童年期、青少年期、大学乃至成年的情景串在一起了。只在一刹那间，我们的想法便全都改变。现在我们把时间视为无价之宝，因它是如此短暂，瞬间就消逝无踪。而珍惜和儿子在一起的每一刻，成为我们目前最重要的事。
一生中所有的喜乐，好似经历了一次蒸馏过程，注人那短短的、逐渐逝去的黄金岁月里，最后几个月看似怪异，但却缀满了欢乐、笑声和喜悦。当丹尼有反应时，我马上就会放下手中一切工作，心想绝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渐渐地，我开始明白我们对一生中的每个时刻、每一天，也该有这样的态度，该把时间当作无价之宝。有多少时候我们埋头于计划未来，却无暇顾及眼前！当我在研究主的生平时，就发现主“充分利用闲散的时间。”祂把时间留给人群。看见有人需要祂时，祂就针对那些需求，毫不保留也不吝借地投入。
很多为人父母者，常常懊悔他们在儿女成长的时期，没有好好效法耶稣的榜样。当孩子一生中最纷乱、躁动的青少年期，好似瞬息即成永恒的时刻，他们却忙着办其它繁多的难事。现在任他们回顾以往，那些时刻、那些日子，却一去不复返。心中岂能无憾？
但是对我们而言，欢乐的时光好比一幅对比强烈的图画：亮丽的珠宝衬着痛苦和软弱织成的黑色背景。每一次的缓和期一过，接着而来的必定是病情再度恶化的袭击，牢不可破地攫住丹尼弱小的身躯。老二里昂一天天地长大茁壮，丹尼却日渐衰弱。他苍白安静地躺在小床上，用那双大而惹人怜惜的眼神望着我们，默默地在求助。他小小的脸蛋胀大了，皮肤泛着油光。他的肚子越来越大，泌尿器官也有感染的现象，十分的痛苦。然而，任凭再强烈的药物也无法医治他。我们一趟又一趟地带着丹尼上医院；可是，我们似乎一直在做着同样一件事，一件毫不见成效的事。
这种病通常会使病人觉得很渴，普天之下似乎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解他的渴。漫漫长夜里，我常把丹尼抱在怀里坐着，不断哭泣、祷告。有一天晚上，我不禁向神呼求：“主啊，这和加略山上的情形一样吗？”然后我想：祢既然亲自为我受了那样的苦楚，祢必定很爱我，也了解我的痛苦。
当基督徒经历这样的事时，我们希望自己能想起在教会里所听到任何关于苦难的信息，能记起所看过一切阐明神奇妙作为的书籍。我们应当存感恩的心，因为经过这特殊的环境，如此火炼般的痛苦之后，我们就必得以洁净、成长、生命更丰盛。这些事情必然要发生。终有一天，当我回首往事时，必能对主说：“是的，主，谢谢祢。我明白祢的用意了。我想我现在至少能了解事情的部分意义了。”
但是我也必须承认，当我们枯坐在漫漫长夜中，试着给我们的儿子解那永远无休止的渴，哄慰他，想让他舒服一些时；当我站在厨房的水槽边，双手泡在水里洗着碗盘，心力交瘁、泪流满面地仰望神时，我看不见整件事情的全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单单为度过那一刹那、那一小时、那一天，祈求神赐下力量和恩典。
我开始了解一个重要的事实：神并不要我们立刻就背起整个重担，祂只要我们度过每一刹那、每一时刻、每一天。祂应许说：“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申三十三25）我学习不向神祈求惊天动地的大事。我心想：在这个秀梧小镇，有这些人在为我祷告，他们祈求神帮助我度过这个难关，使我能为耶稣作见证。主啊，求祢帮助我，让我不辜负祢。
后来有人问我曾否有受不了的念头，我可以很诚实的回答：“没有。”我的理由很简单。（诗篇）第一篇描写那个“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的人，他不仅“按时候结果子，”且“叶子也不可枯干。”诗人告诉我们这个人昼夜都在思想的神的话语。
多美的一幅画，在与丹尼共度苦难的那些日子里，我在生命中逐渐发现这个深奥的真理：默想神的话语能使我坚强。
就像诗人所描写的树一样。我在青少年时期，就试着模仿父亲喜爱《圣经》的心。当我离家到春树镇念书时，就下定决心：无论一天的作息多么忙碌，绝不容任何事情占去我与主独处的时间。虽然我偶尔也会错过灵修，然而神帮助我，使我能持守自己和祂的约，每天都在祂的话语中结束一天的生活。
读《圣经》时，我习惯每次不读一大段，而是分成小段来读、小段来默想，并在心中反复思想。圣灵也引导我读某些经节，往往这些经节就成了我最喜爱的经文。我把那些能应用于我生活中的经节划出来，日后也经常复习。
现在我发现：在这令人枯萎的苦难熔炉里，我的叶子没有枯干；而那些宝贵的活水泉源却不断涌人我心中，每时每刻更新我。
多少世纪以来，神的子民面对苦难时，都常会在约伯记中寻求帮助。对我而言，约伯正以一种崭新的方式活过来，就像先知耶利米、以赛亚和但以理一样，他们所受的苦难都预表了基督的苦难。他们成了伴我行过幽谷时的伙伴。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真正体会到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那种痛苦呼喊：“父啊！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路二十二42）
神的话语使我远离莫须有的罪恶感和负面的思想，引领我走出沮丧的迷津，而且总是带着确据，无论发生什么事，神仍然掌握大局。祂托住宇宙万有，也托住了我。
当我看着今日社会上许多年轻人时，有一句话不断涌现在我眼前，这些是迷失的生命。他们不愿被管，因为被管就意味了负责任。因此他们就选择不负责任的生活方式和态度。
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哲学观，就是世界已失去了秩序，而这正是基督徒可以为主作见证的所在。我们一旦进入神的国度，就该认定祂是王；尽管我们身上发生了难以忍受的事，祂仍是掌管一切的主宰。对我而言，祂的话语带来了接纳、安慰、平静和一份确据：无论发生什么事，“祂保护圣民的性命”（诗九＋七10）。
当医药费日益高涨时，教会的会友就热心帮助我们承担财务上的重担。我们成了众人关注与爱护的对象。信箱里总有人定期送钱来；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有人提出新方案，为丹尼的病筹钱；诸如：卖西点、卖花、洗车。借着这事件，神开始让我们了解主内肢体的重要和美好：只要属神的子民聚在一起，他们就带着所有属人的性情和弱点来。当然，也带着他们的罪。
在我们教会里，有些会友的宗派背景和我们不同，对事情的看法也不尽相同。例如一个“保守人士”就曾对汉立的一些革新方式抱怀疑态度；也曾因为意见相左而产生一些磨擦和误解。
但现在却因为笼罩在我们家的死亡阴影，彼此的歧见逐渐淡化甚至消失，因此那些旁枝末节的问题，就显得微不足道了。经过苦难的冶炼，我们的心已融入甜蜜的合一，就正如一首诗歌的作者所写：“同心合意的相交，如属天三位一体般的甜美”。
神的子民因苦难而合而为一，但是我所感受到的，是远胜于此的一种新合一：即全人类的合一，因为全人类都在苦难之中。我开始了解没有一个人可以免于苦痛或忧伤。神绝不是特地把我挑出来受一些特别的苦难。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人们都生活在不同层次的痛苦里，每个人都可能经历失去所爱的人，世界上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会失去他们年仅两岁的孩子。
当我们带丹尼到安亚柏医院接受治疗时，总要和另外七。八十个家庭一起排队。我突然明白原来我不是唯一活在人类的黑暗面，面临罪恶、咒诅、痛苦、死亡中的一个。痛苦使我对生命有新的看法；同时，也使我比以往更确信人类最迫切的需要是：认识那位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的主。（约十一25）
当我走过我的客西马尼园时，汉立也正走过他的；然而有时候我们却似乎走着不同的路。受苦常能使夫妻之间产生特别的契合；当然我相信我们因丹尼所受的苦有特别的契合，但是却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样。汉立从小就没有母亲照顾，又远离父亲，因此要他向人吐露心声是很困难的，包括他的妻子在内。
在他生命最黑暗的时刻里，有时他像把自己缩人一个硬壳，一言不发。无论读经、祷告，甚至受苦，通常我们都是各做各的。往往唯有在我为他打讲道记录时，才能稍微体会到他的心事。他内心的困忧、难以向任何人吐露的感受，终于借着站讲台的机会释放出来。
我特别记得有一个主日早上，汉立说到在那些漫漫长夜里，他曾泪流满面地询问主：“为什么？为什么你要取走这个我们寄予各样计划的孩子？这个已经奉献给你的孩子？”接着汉立谈到神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曾为我的独生子哀伤，难道我不了解吗？我这样关怀你的忧伤，还不够吗？”
那天晚上，汉立那颗饱受折磨的心终于痛苦地迸出了回答：“够了，主。”在二月，也就是那病初次出现症候的六个月后，丹尼开始受脑部出血的折磨，他现在连话都说不清楚了。他的脑子还很清楚，但是他的肌肉却无法配合他想表达的需要，因此无法把一向熟悉的语音说出来。尽管费了很大的力气，仍没有作用。那蓝色的大眼睛深嵌在苍白瘦削的脸上，默默恳求人来了解他。
不久，有一天早晨，我们惊骇地发现：丹尼和我们打招呼的熟悉声音，也不见了。我们奔进饭厅，不禁呆住了。丹尼已经不在了，留下的只是苍白、发黄的躯体，我的儿子终于安息了。
当丹尼的死讯从邮局传到加油站，又传到电话网时，整个小镇变得异常寂静。当小镇与我们一同沉浸在哀恸中时，我们生平第一次绕着“丧葬事宜”打转，着手办理悲哀的琐事：选墓地、墓碑，以及一口小棺木。那是一口用缎子滚边衬里的箱子，倘若它还有令人欣慰之处，就是它还算“可爱”吧！然而它却是一个两岁孩子的最后栖息所，这么小的体积，令人想到死亡的残酷。
三月二十三日是一个寒风大作的日子，我们聚集在教会里为丹尼举行追思礼拜。以往我们常与人同哀恸，今日也有了自己的哀恸，那是一种怪异的感觉，令人摸不着边际。我们仿佛在梦游，又像被人操纵的木偶，这真的发生在我们身上吗？
当小箱子放入掘好的墓地后，教会的会友和朋友都相继驱车离去，消失在地平线上，几乎只有我们和次子里昂孤零零地站在那里。风越刮越紧，寒冷的细雨打在我们脸上，而在一旁陪着我们的，是我们的音乐指挥何百伦。
“你们今晚想做什么？”百伦轻声地问。
“最能叫人想起天堂的是什么？”汉立大声地反问
“我知道，”百伦答道：“我们何不去巴特里克音乐厅听一场管弦乐演奏？”
于是那天晚上我们就开车到音乐厅，聆听一场管弦乐演奏。那音乐提醒我们，神也有一个伟大的管弦乐团，将来我们必得以聆听那属天的音乐，而丹尼现在却已经在那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