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的那一边
甘铎理
R. Elliott Kendall
第十三章 机 会
今日云南及其部落的情况怎么样了？自从柏格理在昆明沿大街小巷布道，或在昭通冲进夜幕中去抢救某位服鸦片自杀的人的日子以来，云南于很多方面发生了大量的变化。昆明本身与往日已大不相同：宽阔的混凝土大道和新式的店铺取代了往日窄到连一辆独轮手推车都难以通过的狭小街巷。贯穿全省的公路在柏格理那个时候连做梦都想不到。现在有正规的公共汽车与铁路，各类工厂和发电厂，小汽车与飞机。一个经济委员会正在规划开发云南的丰富资源，现代中国的生活方式即便在边远的村寨也能感触到。况且，公路的建设者中有很多人都是中国各部族的群众。
然而就在同时，许多地方的人继续以与上个世纪同样的愚昧方式生活着。当柏格理进入云南的时候，他就像倒退回前工业化的18世纪，眼前如此多的东西使人联想到那个时代。垃圾被倾倒在路上，老鼠满街出没，公共排水系统与卫生设施实际上没有听说过。在不少去处，土匪公然活动于城门之外，而他们的头也时常被悬挂于城墙上。霍乱、伤寒、天花与斑疹伤寒等传染病偶然还在发生。为禁鸦片的缘故，除了少数十分边远的地区外，罂粟已不再种植，但是，仍然存在着实质性的毒品供应，更不幸是，没有出现明显消退的趋势。大量的鸦片还在从自治的诺苏领地走私过来。在昆明和昭通，知晓内情的居民照旧可以走进遍布城中的简陋污秽的小鸦片馆，当你事先没有打招呼而去访问一位乡下官员时，有时会发现他正手拿鸦片烟烟管，斜倚在床上。
许多地方的生活依然艰难与痛苦，每一个去处的人都在不顾一切地寻求福音。那种廉价的人生，比如目睹刚出生后就被扔掉的弃婴，带着枷锁正在碎石的犯人及面黄肌瘦的被强行征召的士兵，会激起一位有良知的旅行者永无休止的怜悯之情。战后充斥于中国的是不幸的巨大贫穷。冬季的清晨，你走在昆明街头的时候，总会看到一具夜间死在那里的可怜的穷人的尸体。
人身奴役在云南仍旧是解决家务劳动的一个普遍手段。某个中产之家，无论是农民或商人，都可能从极度贫穷的农民或自己的穷亲戚那里买一名年轻的女孩子，让她承担起所有单调又辛苦的家务活。这依然是违背教会证言的最主要的社会罪恶①之一。
山里的部落人在毫无法律保证的乡下，仍旧过着一种不如人意的生活，而那些已经成为基督徒的人自柏格理找到他们以来，情况发生了引人注目的改进：他们变得更为整洁、更为自尊与更充满希望。一个基督教村寨与一个非基督教的部落的村寨相比，已成为在本质上不同的社区，但是新生的基督教徒仍然属于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即便由于他们的新状况，所受到的压迫已经极大地减轻：业已完成了那么多，还有那么多以待完成。
那些最为充分汇入基督教运动主流中的群体，正在日渐接近相同于汉人社会。这是他们的惟一希望。纵观两千年的中国历史，部落人除了被同化或灭绝之外，从来再没有其他任何选择。此乃他们的生存的基本战略。基督教教会则成为能够使他们从自己蒙昧的状态中挣扎出来，并为他们民族的生存找到恰当的一席之地的惟一手段，否则他们将面对最终的消失。
苗族人仍须在诺苏贵族的恩惠之下生活，在一些地方，他们被当地汉人官员雇佣与无情地控制。由于他们同教会的关系和全面的民族进步，苗族人以前受到的严厉与残酷对待正变得不那么普遍。苗家受到的教育与文明程度越高，就越不容易无所顾忌地对他们进行欺压。虽然如此，有时候不堪忍受的苛捐杂税还是照样堆积到他们头上,凡拖延缴纳的就会成为被投入监狱的牺牲品。在战争期间,抓壮丁的拉亻夫队有时会袭击某个部落村寨，把一些青年男子捆绑起来带走，强迫他们在半饥饿的状态走上十天的路，然后补充进由庄稼人组成的军队中，由于中国仍然是一片拉亻夫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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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特别是在部落社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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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格理第一次瞥见部落村寨时，令他惊骇的是他们的贫穷与悲惨。今日的部落人比起他们的以往而言，似乎更为贫困，维系生命的食物和衣服更加匮乏，因为长期战争的残酷时日使全国的生活水平普遍降低，部落人也未能免于被波及。“或许中国是全世界上惟一的人民吃得更少，生活更为艰苦和衣着更为褴褛的国家，比他们500年以前的生活还要差。”①
那些部落人中的传教的组织和传教士们的真实情况如何了。他们的实际财力要远远小于柏格理时代传教士们所拥有的。他到云南时精打细算的一年的全部开支是60英磅，而到了抗战以后就无法再像这样限定传教工作的财政。当然，这种情况全部归咎于战争和由它引发的通货膨胀。柏格理能够为苗族教堂的窗户提供玻璃，为他们的礼拜式提供油灯和为初期的苗族教会印刷数千书籍，但是这样的事情到了抗战结束时，以我们之力已绝对无法做到。
云南东北一带教会的情况怎样？我假道学必用愧疚的心情去回顾光辉的过去，以体验我们与老一辈成就承接的心境，并陶醉于历史伟大则现实必好的曲解的感受中，现在我们也不应产生曾有一些光辉的事情于20年或更早若干年之前在这里发生，它仅仅因为历史记录的价值或情感兴趣的因素才继续保留在人们的记忆中的观念。摆脱不了思想上因为过去的分神，就会在现实事务中束手无策。
若有一位初次来到中国西南地区的理解力强的外国人，在他头脑中哪些方面会留下无法规避的印象呢？首先带他去最大的城市昆明，终柏格理之一生，循道公会再没有重新启动在这里的工作。请他看一下大型的城市教堂，该教会以自立与自传的方式运作。再陪他去参观两所提供膳食的学校，一所小学，一所中学，据报道它们是中国西部有代表性的两座最优秀学校；同时再看一所有六七十名儿童寄宿的盲人学校。然后，带他进行一趟为期四五个月的山区旅行，先循可能是马可·波罗走过的古老路线到昭通，然后沿着狭窄的小路进入山中，为了舒适应让他骑一匹马。请他参观一百多所学校，让他在边远的村寨小教堂中与几个种族的人一同做礼拜，带他看看云南北部的一处医疗中心，即设在昭通的超负荷工作的医院。最后，领他站在一座小山上，脚下奔腾着漩动的金沙江江水，放眼向自治的诺苏领地望去。同是告诉他柏格理进入中国这人发展缓慢的部分的故事，并向他说明自那个鼓舞人心的开端以来所取得的所有成就。难道在这样一种业绩和成功前面他不会留下深刻的印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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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奥多H. 怀特和安纳利·雅各拜：《中国的惊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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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愕的事情将把往日的成就最大程度地降到仅属于次要印象的范畴。客人每参观一个地方，都不禁为眼前的机会喊出声来。或许他印象更为深刻的是现在能够做些什么，如果有足够数量的精通业务的工作人员，定会成就超过从前的业绩。如此重要的工作现在就可以开展，至于以往取得过什么大概只能放到从属的位置去考虑，而云南的现实或许也是基督教在中国的普遍现实。
在中国西南业已完成的那些工作十分引人注目，而今天这片地域给你的首要印象则是巨大的机遇展现在面前，抓住它就意味着往日的辉煌将会重现。传教工作在云南的立足，并非伴随着柏格理的前任者们如同他们一般荣耀的工作，而在于大门的开户，直到如今门仍在继续敞开，并且带来了只要有充分的人力便可以完成种种事务。
柏格理在石门坎去世之前，他统计出大约有一万人是教会成员或将成为教会成员。从那以后的这段时间，教会人员的数字增加了三倍。今天教会大约有二万名正式成员，另外还有好几千人在盼望着为正式加入教会的培训和教育机会。如果我们同意接受没经过专门教育的人，每次礼拜都可以为数百人行洗礼。让大多数成员成为有名无实的基督徒，这不是一个高明的战略，那些人满心盼望成为基督教教会正式成员的机会，而恰恰就是缺少这种机会。
柏格理在苗族人中的成功是惊人与圆满的，它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于他的创造能力。他强行突入未知人群的几乎是神话与传奇的世界中，那些群体徘徊于汉族文明旁边长达两千多年之久。苗族运动是他进取性工作的第一批果实。此后诺苏、葛泼，傈僳和水苗也开始被苗族基督徒大举革新的新精神所激发。
他对于苗族人的贡献是独特的，由于他们离他最近，但是如果他能再多活十年，或许同样的变化会在水苗、诺苏及金沙江对面荒野中的人中重复。若是苗族人没有来到柏格理门前，他会自然感知自己已被自治的诺苏所吸引。当苗族中的机遇自动呈现的时候，他就必须转过身来，将思路调整到他们的方向上去。
苗族处于运动的中心位置，其他部落则位于边缘。无论运动如何发展，其他群体都以某种间接的方式介入，要靠苗族本身的携带，这样有些方面就会失去它最初的气势。柏格理的故亡使运动不再有它开创性的扩展，开始进入巩固阶段。相应地，地处更为偏远的一些部落只经历了部分的改革，至今仍在等待，准备响应召唤他们的嘹亮号角再度响起。
远远离开业已奠定下良好基础的工作，今天有四个方面的巨大机会自动出现在基督教教会的前面。
第一个机遇呈现在水苗之中，他们居住于靠近扬子江的险峻异常的山区，距石门坎东北方向有六七天的路程。他们的状况比石门坎周围的那些苗族人好得多，无须忍受地主那么苛刻的对待，只承受原来封建体系中的少量负担。他们的大多数人是农民，拥有自家的一小片土地，有些人看上去的确相当富有。还有无数汉人村落散布于他们区域的各个地方，似乎水苗已经主动适应了大量的汉人生活方式，多数男子都身着汉族服装。至于他们部分相同于汉人的原因，可能就是他们的相对富裕。
自从苗族的运动最初开始的时候，水苗就急切地想保持与靠近昭通的苗族相同的步调，但是他们遥远的距离成为一个巨大的障碍。他们至今仍在盼望着教会，我们却一直没有为他们作出适当的安排。在过去的五六年时间里，每一年中他们甚至连个传教士的人影都没见到过。真令人怀疑是否曾有一名护士或一位老师访问过他们的区域，因为若干年以业没有任何传教士为水苗人提供过无论哪方面的帮助。那里有如此多的事情需要做，而能为那里做又如此少。
在此，特引用1947年巡视过该地区的一位传教士的报告中的一段话。“这项水苗人的工作具有多么宽阔的幅度！教会四处散布于群山之中，覆盖住一个巨大的不规则的环形，其直径为150英里，包括八个县的辖地。隶属于我们教会的有200名正式成员与一万名信徒。①据一种可信的估计，有35万水苗人生活在这个地区，既然我们的教会分布在这里，我们就应该尽相应的义务。”
“面临的挑战多么巨大。我们的水苗教会的诸位领导人坚信，随着布道人员数量的增加，帮助新建教会可利用资金的积累，尤其是常驻该地的一组传教士的帮助，将会取得惊人的收获。他们认为，如果能够让人们相信教会的现实权限，整个部落都会愿意成为基督徒。然而全地区还没有一名居住在这里的传教士。离此地最近的传教士也生活于七天路程之外的地方。”②
在水苗人的二条巡回布道线路上，已经建起了20座教堂与一些学校，然而，我们应该考虑到那么多有名无实的基督徒仍在等待着帮助，应该明白只有机会却未见成果。想起给他们的帮助有多么少，就不会惊讶工作的成就为什么这样小。
第二个巨大的机会出现在从石门坎向西南走八天的地方，这是一片苗族与葛泼人共同杂居的广袤山区。最初英雄主义的传教工作由一位苗族布道员担任，在所有当地人中，他的形象最为酷似塞缪尔·柏格理。传教士的帮助仅限于早期的几年，以后由于工作人员的不足就撤走了，留下他们自我拯救。热情的葛泼属系一批接受福音的人，希望进行像业已发生在苗族人中的那样的革命。因为给他们的帮助都是象征性的，便不会为他们的希望一直未能实现而吃惊。巫师的势力从来未被彻底粉碎过；你仍旧能够看到他们在村寨中来回走动；并明白他们对于病人的求助是召之即到的。从来就没有一名医生或护士的足迹踏进过他们的地域；全民族只有一位姑娘接受过简单的中等学校教育，第一个葛泼人就在最近得到了被培训成护士的机会，虽然如此，无论如何都是一个值得庆贺的开端。
那里的葛泼村寨愿意并时刻准备加入基督教教会，在过去的 20年里，仅有一位传教士走访过他们一次。许多村寨仍然保持着他们早熟的热情，他们修建起小教堂，学唱赞美歌，尽管不合格的指导注定无法实现他们的皈依。他们被割断了与圣灵的联系，但是却没有忘记如何唱赞美歌，有时候要利用马厩和牛棚为小教堂来进行活动。现在帮助他们尚不为时太晚，然而更长时间的忽略还将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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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成员的人数很少，只因缺乏布道员。
摘自K·W。梅牧师的旅行报告，19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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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乐意接受照看和监管的人们，看来还要命定生活于晦暗的光线之中，生活于一种半开明的部落文化幽暗的阴影之中，只有当集中的力量投入的时候，才能把他们带进一个充满光明的新时代。
第三个巨大的机会在诺苏人之中。贵族和地主最为富裕并具有更大的权势，苗族人作为佃户和农奴耕种他们的土地。许多诺苏人不怎富足，但个人拥有广阔的农田，及远比苗族人高的生活标准。他们个性粗犷，不屑于像苗族人已经做的那样，聚集起来行成一个运动。但是自从柏格理初次在威宁地区旅行以来的时间立，他们一直受到传教士的友好对待，因此在我们很少帮助的情况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诺苏教会。他们之中涌现出许多优秀的基督徒，在叛乱与土匪横行的日子里勇敢地坚持了自己的信仰。大概在他们进一步发展的道路上，由于内部的冲突与世仇，诺苏就比中国西南的其他民族更需要福音。如果他们都成为基督徒，当地的面貌就将大不相同，一个坚固的诺苏教会可以帮助所有的各个部落，因为他们是天然的领导人。
威宁城，诺苏传教工作的自然中心，位于现今中国西部的一条主要公路线上，还与一条1940年完工的通往昭通的行程较短的大道相连接。根据发展蓝图，它将来还可能成为一条舂药铁路的接合点。
城外有一个快速增长的中心，下辖五个诺苏巡回区。一座新教堂于1947年完工，还有中学校舍和一所小学，以及工作人员的住房。我们打算进一步扩展中学，最终使它成为一所农业学校，用作农业试验和培训诺苏农民的后代。在威宁意义深远的发展中，有不少空白点等待着传教工作者去填补。
然而，或许对于云南东北部部落人群的最大挑战来自金沙江对面的自治的诺苏领地。在整个云南都找不到像它这样影响深远的机遇。
在中国的版图内它是带有自治性质的最后与最大的孤岛，代表着曾经遍布中国南部与西南部的各原始部落最后遗存的权威。它东边以湍急的江水为界，西边背靠巍峨的山峰，这种地理环境使它得以保持孤立的状态，并与汉人文明的播撒相对抗。就像边远的西藏地区，它即牢固地保持着自己的自治性，并为它的地域蒙上了一块怀疑与敌视的幕布。
柏格理则能瞥见那块幕布后面令人兴奋但也未得开化的土地，他渴望“为基督赢得土著人的土地”。或许他可以实现这个愿望，在甚至业已渗透到金沙江边的苗族人新生活的传说的基础之上。从柏格理以后知道最近，他的继任者们没有进入这片危险的地域，只由对面的居民遥远地观望基督在云南的部落中所成就的变化。
某个诺苏部落的议事会已经正式向循道会发出邀请，请他们到自治的诺苏领地来，去完成在苗族人中业已完成的同样工作。他们，他们自己，将提供建造房舍的资金，支付对本区域内一些工作人员的报仇。他们正在开始意识到他们的封建制度的落后，以及身为古代中国的遗物的处境，他们的一些首领感到有必要接受教会文化的影响。“请过来帮助他们！”他们将转向基督教教会可谓一种必然，因为世界上在没有其他公共团体能够从他们任性、蒙昧与冷酷的状况中赢得他们，从由于拒绝被文明化而导致的最终熄灭中拯救出来。
由于工作人员的缺乏，导致了中国西南地区许多地方等待帮助的其他地方未被访问，但教会不敢拒绝来自自治的诺苏群体的巨大挑战。然而看上去教会似乎力不从心；对方已经提出挑战，我们却在犹豫不决之中应战，因为别的地方也有那么多其他急迫的要求。被涉及的地域几乎等同于我们目前教区的面积，虽然于1948年指派了一名汉人牧师负责这项庞大的工作，仍无法抽出外国传教士到那里进行专任传教。
为了应对那个挑战与机会，我们的传教士布柏格理的后尘于1947年渡过江，作了首次访问。这里有他的一段描述。“一次有趣的但确切说是令人压抑的旅行。我们渡过江后，攀行进入土著大地的云雾之中，去看一看我们已经开工的一所学校的建设。又看到了阿米巴痢疾的流行。四处飞舞着苍蝇，每个人都吸鸦片，很多人处于烟毒的痛苦中；瞧见江这边的一个土著人向汉人买了一段不料，他以鸦片付布钱。一片又一片土地种的都是鸦片，人均拥有的步枪和短武器比我在其他任何地方见到的都多。几天前有个男子当中遭到毒打，经了解后知道他是被卖给土著人作奴隶的汉人。总之一个非常狂暴的地方，散发出罪恶的气味！”
以上就是给我们机会去传播福音的乡村。它是苗族故事的再现。直到柏格理带着基督的信息进入他们中间以前，他们的村寨散发着邪恶与不公正的味道，他们异性交往的随便在中国西部成为笑柄。然而这个任务今天如何才能完成？柏格理能够丢下他手中的汉人的工作，它立即就被他的同事们接过来。今日却没有人能去抓住这个空前的机遇，除非他放弃其他根本性的公务。
既然如此，任何故意忽略那些自动出现在面前的机会的说法是不真实的。事情的真相在于，柏格理猛然间打开了云南东北部的大门，揭示出多幅壮丽的发展前景，但就我们教会的资源而言，几乎是无路开拓的。尽管从柏格理进入他在石门坎的最终安息之地以来完成了那么多的工作，教会从总体上没能充分把握好他的有如此辉煌开端的运动。不过机会仍在。
规模很小的圣经基督教教会，首先派出了柏格理、邰慕廉和更早的几位先驱者，进行了英雄气概开创工作，启动时它就像紧紧依附于中国内地会传教团的一个小单位。1907年在英国的联合行动，带来了卫理公会联合传教团更丰富的资源，以支持迅速扩展的工作。在整个初期，这段时间得到的支持最为有力。以后是1932年卫理工会更大规模的联合，在工作人员和财政方面带来了进一步的援助。于是云南抓住了现实的机遇，有时候其他地区的工作我们都可以承担。在这个区域的历史上，当时我们工作人员的队伍比任何时期都庞大。昭通繁忙的医院，昆明、昭通、威宁和石门坎的中学，以及各地乡村的100多所教堂和小学，是对所有热心帮助的人的最实在的感谢，而每次成功又创造了更大的机会。现在还没有余地去满足或得意，因为面前还有那么多的工作，需要更多的工作人员方能完成。目睹这些巨大的机会，等待了一年又一年，希望能有人把它们承担起来，这种情形令人心急如焚。由于会议屡屡没有结果，或由于看到他们多年的工作因为一场突然发生的政治性动乱而分崩离析，有时候传教士们会变得情绪沮丧。有如此多的工作需要完成，由于人手不足，完成的工作又如此少，有那么多的机会被忽略，又有那么多的机遇被抛到脑后不顾。当担负的工作量超过他的经历限度时，没有人能够高兴得起来。30个人能够取得凯旋式成功的工作，放到15个人头上就会差不多把他们逼入绝境。
抗日战争期间，有时候只有一二名男子①管理在各部落中的基督徒工作。石门坎本身达数年的时间被剥夺了外籍传教士。这个巡回教区的面积超过1000平方英里②，每年都在徒劳无功地恳求派一名护士和一名老师来。对于传教士和当地经过培训的工作人员的需求是即刻与压倒一切的，惟此才能应对现实的需要，才能使他们与当前重要的机遇相匹敌。③
柏格理和他的同事们具有某种浪漫与冒险的气质，这种气质紧附于半为福音传播者和半为探索者的传教士身上。他们曾强行突进一片未知的土地。今天则要求减少探索者类型的传教士的老作风，即使可能受到少见的不尊重对待，作为外籍传教士，也应该谦虚地为汉族和部落人同事及监督人员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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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女性。
2 590平方公里——译者。
参考H.B.拉腾伯赖：《中国西南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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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事实推断，有一种发展趋势可能会成为现实，现在年轻的外国传教士或许必须要在汉族、诺苏及苗族主管牧师的领导下工作。由于自柏格理时代以来，教会的发展业已迈出了巨大的步伐，如今这是他们的教会，我们乃应他们邀请前来帮助。在一个落后的时代，柏格理是成千上万人精神上的长辈、朋友与顾问。当时他可以强有力地反对某项建议，实际上，他就是一个荒凉、多山的主教管辖区的主教。基于苗族人要有一个主教统辖体制的要求，教会才产生了如此一种开端，因此他可以相当恰如其分地被描绘成石门坎的主教。柏格理从来没有想望过那个头衔，然而他的成千上万的教区居民除去它以外，丝毫没有考虑过其他体制。
新生的教会处于需要主教管辖的阶段。紧接着柏格理的继任者发现他们本身自然而然地处在相同的位置上。但是那个时代已经过区；教会正在进入一个生存的更高吸食，它要求所有成员必须独立自主。他们需要富有同情心的朋友和他们站在一起，汉族、诺苏和苗族牧师都愿意成为传教士的同事。
云南最初的挑战被勇敢地接受下来，恰如我们所见，上帝给与的恩惠是丰富的。这种新时代的机会与挑战是否能得到类似的应答？收获是如此丰厚，开启的大门和机会也如此之多，对我恩工作的要求不仅来自中国，遍及世界的请求都是那么急迫，在这样的任务面前教会很可能会畏怯退缩。我们的主在哪里召唤，就意味着应该在哪里行动。他正在召唤我们这一代人，就像当年他召唤他的仆人塞缪尔·柏格理——苗族的朋友与指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