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灵人物简介

来华传教士简介Missionaries In China – 8月杨宓贵灵 Isobel Selina Miller Kuh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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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杨宓贵灵Isobel Selina Miller Kuhn
(1901-1957)

杨宓贵灵出生于加拿大，是爱尔兰裔人。长于基督教家庭，但属灵生命真正改变却在19岁那年。1922年大学毕业之后，她在师范学院接受了五个月的训练，取得教师证书，奠定日后为神工作的基础。1923年夏天，她参加了一个小型退修会，当时的讲员正是中国内地会刚从云南山地傈僳族回来的宣教士富能仁牧师。他曾到过偏远的华西中缅边界传道，在那发现了一群既不是汉人，也不是缅人或西藏人的少数民族－傈僳族人，便长期在那里工作，向他们传福音。宓贵灵深受感动，从那时起，便决志投身在这民族中，一生献与主用，后来又被称为“傈僳人的使女”。

宓贵灵（Isobel Kuhn, 1901-1957）于1924年进入慕迪神学院攻读，但她没有足够学费，只好天天为此事祷告。非常奇妙，神藉另一位因身体欠佳而不能入学的姊妹，把毕生积蓄，即整年的学费和交通费送给她。这位姊妹原本也是计划到中国宣教的。

在圣经学院的两年内，贵灵在生活上的各种需要，都要依靠神的供应。在圣经学院，她认识了未来的丈夫杨志英（John Kuhn），是一位荷兰裔的神学生，也是一生奉献传福音给中国西南部少数民族的传教士，与妻子贵灵成为宣教事业的好“拍挡”。

1934年，贵灵与丈夫一同走向傈僳地。地区主任建议他们先到麻粟坪的松山村。刚到两天，便发生了一件事情，让他们知道神确是呼召他们到那里去的。

有三个在缅甸境内古母村居住的傈僳人，千辛万苦、翻山越岭到来寻找“耶稣”。原来，这条村被“耶稣鬼”辖制了十年。这三人想：必定有一位“好的耶稣”，因为别处的基督徒都过得平安快乐，为什么他们不能？所以他们冒着风雪及危险，一边走路，一边向“好耶稣”祈祷，终于找到贵灵他们。夫妇二人鼓励两位青年人与那三位村民到古母村传福音。全村人都聚集到他们那里，接受了耶稣。

在麻粟坪事奉，贵灵一直向神祷告，盼望神赐他们一个会说华语的傈僳人帮助他们。结果，神安排一位会说华语的本地传道人接待他们。贵灵觉得那虽然物质短缺，环境恶劣，但神的恩典够用。他们盖了一间宽敞耐用的厅堂，起名“恩典之家”。夫妇同心事奉，足迹遍及福音未到过的地方。

此外，一直以来，贵灵感到傈僳教会没有自己语言的圣经，行事几近“律法主义”，却不明白律法和恩典的意义。因此，他们带来了傈僳文手抄本新约圣经，和一傈僳文手提打字机，准备让本地人更深认识圣经真理。另外，又举办圣经班，举行一年一度的“雨季圣经学校”，利用当地三个月的两季，即六、七、八三个月，召集傈僳族信徒，进行密集圣经课程。

战争熬炼

中日战争爆发。1942年，日军占领内地会在烟台的宣教士子弟学校，贵灵的女儿小鸿恩和其他学生，监禁在集中营。身为双亲的志英和贵灵心急如焚，只能依靠神的应许，不至终日沉溺在恐惧和忧伤之中。然而，战争期间，志英和贵灵仍如常传福音，并为当地基督徒排解纠纷，及帮助一些因逃避战祸而来的宣教士。这期间，使贵灵兴奋的是，傈僳文新约圣经终于面世。她深信一切事工都是仰赖神的保守，及一群祷告勇士在背后的支持。

1943年，神更赏赐贵灵一份礼物，她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建民。同年底，日军终于占领了教会所在地对面的峡谷，敌军就在眼前。究竟圣经学校要不要继续呢？经过祷告后，他们还是决定坚守岗位，圣经学校课程得以在战时顺利完成。此时，鸿恩及其他宣教士子弟获释的消息传到；因战争关系，他们夫妇俩亦不得不离开中国，以“难民”身份前往印度加尔各答及孟买，再转乘军舰辗转到美国费城与女儿会面。

原子弹中止了中日战争。1947年，志英是地区主任，首先要回到中国，贵灵和孩子则在费城住了一年才再踏上回中国之路。重回旧地，傈僳人已在600公尺外的地方等着他们。替贵灵搬运行李的苦力，样貌本来很凶猛，但因成了基督徒而变得又和蔼、又好客，叫人震惊不已。

然而，中国的政局继续不稳。1950年3月，贵灵和儿子不得不先离开中国。他们离开时，一群傈僳人冒着风雪，伴他们越过3,000多公尺的高原，送他们出境。最后，他们抵达缅甸。

忠诚为主

内地会于1951年要所有宣教士离开中国。翌年，神呼召他们夫妇俩到泰国北部，向他们所爱的傈僳族人传福音。当时的贵灵已50岁，对转换环境，及学习泰国方言，感到很为难，确曾想过退缩。但神再一次鼓励她，结果他们夫妇于10月抵达曼谷，乘火车北上泰北清迈，辗转到山地少数民族中开展工作。

只是，贵灵的事奉生涯因病逼不得已要结束，于1954年返美国医治，与子女共渡了一段快乐时光，于1957年5月20日投入神的怀抱。

贵灵不但是位深入落后蛮荒开荒宣教的“神之使女”，更是出色的作家，一共写了八本书，有些更翻译成了中文，包括华人信徒爱读的《我成了一台戏》（In The Arena）、《寻》（By Searching）和《绿叶常青》（Green Leaf in Drought Time）等，将宣教生活和异象，带给外间的世界。

来华传教士简介Missionaries In China – 7月古约翰 Jonathan Gofo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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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古约翰 Jonathan Goforth
(1859-1936)

古约翰于1859年2月10日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Ontario)西部的一个小镇，父母都是移民，分别来自英国约克郡和北爱尔兰，以务农为生，拓荒垦殖为业。夫妻共育有十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古约翰排行第七。由于家境贫困，加上人口多，生活倍加艰苦。母亲珍妮敬虔爱主，经常教导儿女阅读圣经，并且每日一同祷告，向神认罪，祈求赦免。古约翰缅怀童年往事时说：“母亲惯常要我诵读诗篇给她听，所以由五岁开始就会大声朗诵，不期然养成背诵圣经的习惯，使我毕生受用，终身蒙福”。

18岁那年，父亲开始让他管理古家的第二座农场，结果他把每件事情都处理得井井有条，令父亲大感欣慰。不过直到这个时候，古约翰对属灵的事情并不很在意，一心只想将来能够从政，因为他认为“农村需要政治家”。他经常在一天工作结束后，放弃休闲的机会，走路去参加几哩外的政治性集会，或者独自一人跑到屋后的沼泽地去训练演说的技巧。  然而有一天，当他参加主日崇拜的时候，圣灵感动了他，使他愿意放弃自己设计的人生蓝图，而将生命的主权交给主来管理。后来他见证说：“我18岁时重生得救，虽然简单，却是彻底的。从那日开始，正如保罗所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2：20 上）。他立下决心委身于神，打算终生传道。此时，由加拿大长老会差派到台湾宣教的马偕牧师（Rev. George Leslie Mackay），刚好回来休假。他到处演讲，呼吁年青人跟随他到台湾去，协助他开荒布道。此事令古约翰深受感动，遂产生前往海外宣教的负担。

高中毕业后，古约翰进入多伦多长老会的诺克斯神学院（Knox Collage）攻读，把自己的时间完全摆放在研读神话语里面，冀望有牢固的基础，装备妥善，为主所用。他积极的在同学中挑旺海外宣道的热忱，甚至还节衣缩时，将省下来的钱大量加印戴德生著的《中国属灵需要与要求》(China’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与其它有关中国的书册，分送给别人。

为了争取传福音的经验，他不断向多伦多附近的贫民窟逐家逐户布道。据古约翰自己统计，他一个夏天就先后探访过960户人家；曾在一个下午，带领三个人悔改信主。此外，他亦找寻机会到监狱向囚犯宣讲福音，劝导他们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凡此种种，使古约翰对宣教工作充满兴趣，并且信心十足。

1887年6月，加拿大长老会终于作出决定，差派古约翰联同史密斯医生（Dr.James F. Smith）前往中国宣教。同年10月，古约翰与邂逅多年，从英国伦敦移民过来的罗莎琳德·贝尔-史密斯（Rosalind Bell-Smith）结为夫妻。她虽然没有读过神学，却具备宣教的激情和热忱，可谓志趣相投，能够互励互勉，彼此扶持，一同肩负起到海外宣教的重任。

1888年初，古约翰夫妇经历了长途跋涉，绕行大半个地球，辗转抵达中国山东省的烟台，成为他们初到的立足点。古约翰打破中文的语言障碍后，遂前往河南省事奉。古约翰在中国的第一个固定工场位于河南省的北端，这个地区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中心，尤其是被他们选为基地的彰德府(今安阳)，更是商代后期长久建都之地。然而这里也是一个反教气氛相当浓厚的地区，不易获得居民的信任与友谊。

 当英国宣教士戴德生（Hudson Tayler）获悉古约翰有意以此为工场时，特地写了一封信给他，叮咛说：“弟兄啊，如果你想进入河南省传福音，一定要以膝代步啊（Go forward on your knees)！” 从此“以膝代步”这句话就成为古约翰与豫北同工们的座右铭，无论大小事情，除非先有充分的祷告，绝不敢冒然采取行动。

古约翰起初经常受到当地居民的敌视、叫骂、追逐、被投掷泥块、粪便，甚至遭受石头袭击亦是惯常之事。面对此等环境，古约翰却毫不胆怯，不以此为羞辱，仍抱持大无畏精神，以最忍耐心态戮力以赴，再接再厉冒死前往讲道。经过长时间试炼，居民感念其诚，态度逐渐有所转变，讲道时为他提供椅子，还带来安放圣经的茶几，并以茶水招待。

由于天气酷热，他们的第一个小孩死于急性痢疾，这对他们夫妇实在是很大的打击！终其一生宣教生涯，他们十一个孩子中有四个在中国病死。但古约翰仍矢志不移的爱中国人的灵魂，他说：“神把我心爱的女儿收回去，当然有他的美意，我们祈祷说，因着这件事使我们更加配得传福音给那些千千万万走向死亡深渊的人，告诉他们主耶稣已经战胜了死亡的权势！”

1900年夏天，正当河南省布道工作满有成效之际，一次史无前例的巨大灾劫，震撼了在华西方宣教士。义和团之乱，挑起国人仇外情绪，到处追杀洋人泄忿，对远道而来舍己为人、满有爱心的西教士亦不放过。古约翰全家在风声鹤唳的恐怖气氛下，在四围喊杀的凄厉声浪中逃亡，经历了长达20多天生命朝不保夕的恐怖日子，托庇神的护佑，方才虎口逃生。虽然古约翰差点丧命，但他毫不怨恨中国人。义和团之乱后，古约翰重回豫北的宣教工场。此番他决定深入到更边远的地区，去建立各地的教会。他越过漳河到河北的武安、彭城、邯郸一带传福音，在河北省南部布道时，有时一天有一千人听道，在邯郸更是受到知县的热情款待。

古约翰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到一处，例必在每日早晨六时起床，先用十分钟学习十二个汉字，然后读圣经。七时用早餐，八时与布道员讲解圣经，讲道内容从来不重复。晚上则在该地租用的店铺里布道。这时侯，他开始留心教会复兴的史迹，不断从圣经与属灵伟人的传记中去寻找复兴的线索。在许多复兴布道家之中，尤以十九世纪上半期的芬尼(Charles Finney)有关复兴的信息，对他的影响最大。

 1907年，古约翰有机会由水路去了一趟朝鲜，没想到正遇上朝鲜教会的一次大复兴。他在那里停留了三个星期后，改由陆路回来，顺道在东北的一些教会中报导此行的见闻。第二年的春天，他应邀再度前往东北领会，终于带来了东北教会的一次大复兴。那时他在东北各教会所传讲的信息，大致环绕着同一个主题——“不是倚靠势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灵，方能成事”(亚4:6)。所以在他晚年时，他儿子根据他的口述将东北大复兴的经过整理成书，就定书名为《靠着我的灵》(By My Spirit)。此外他在东北大复兴中的同工韦雅各 (James Webster) 处也留下了一份记录(The Revival in Manchuria)，二者相互印证，读来更觉真实可贵。  据统计，这次的复兴使东北教会的受洗人数，从1907年的一千五百人骤增为1908年的三千五百人。在空间上，它也超出了东北而蔓延到中国的其它地区；在时间上，继1908年的高潮之后，仍然余波荡漾，有些地区甚至直到辛亥革命爆发(1911年)才告平静。为了表彰古约翰的成就，他的母校诺克斯神学院授予他神学名誉博士学位。

1919年和1922年，有“基督将军”称号的冯玉祥将军，由于仰慕古约翰之名，特别邀请他到军中传扬福音，他欣然携师母同往。在那里，古约翰每天两次向1,000多名军人讲道，其中多半属长官级。师母罗莎琳德亦与官长太太们聚会，劝她们认罪悔改，信靠耶稣。古约翰在最后一天替960位军人施洗，为4,000多名官长和士兵主持圣餐。

1926年春天，从68岁开始，古约翰转入了在中国的第二个固定工场，就是他曾经以复兴布道家的身份在此出现的东北。他选定四平街为基地，不顾自己逐渐朽坏的身体、瘟疫的流行与日本侵略所带来的动乱，坚持在那里殷勤工作了八年之久。古约翰的宣教工场伸展到吉林，他在长春等地设立宣教站，并向辽宁省推进，也曾渡过鸭绿江，深入朝鲜传讲福音。由于四处奔波，体力消耗殆尽，加上年事已高，健康亮起红灯，亟需易地休养。

1930年初，他回到加拿大，发现右眼视网膜脱落，虽施行手术仍无法医治，引致右眼完全失明。在四个月住院休养期间，他口述了在中国宣教的回忆录，由护士盖小姐笔录，再交给古师母整理成书，取名《在中国的神迹》（Miracle Lives of China）。

1933年，古约翰仅存的左眼，亦不幸完全失明。然而这些都不曾阻挠他对主的忠心与事奉，仍旧瞎着眼睛在台上讲道，令听众大受感动，多人归信基督。直到1935年，古约翰终于因病退休回国，离开时，四平街的火车站上人山人海，挤满了伤心流泪的中国信徒。

在中国长达48年的宣教生涯中，古约翰是一个奋斗不息、不知疲倦的宣教士，一生中“不让自己虚度一周而没有为神工作”。回国时，他已76岁高龄，但回到国内仍没有喘息的机会，往往一周要讲道六至八次，他不断呼吁北美各地的信徒，要关心在中国千千万万失丧的灵魂。 1936年10月7日，古约翰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怀俄明市的圣安得烈教堂讲完他人生最后一场道，他说，他唯一心满意足的，就是作耶稣基督的仆人。当天晚上他在熟睡中被主接去，在世寄居77载。

他确实是一位忠心事主，至死不渝的神仆。人们称赞他“有着敏锐的头脑、不屈不挠的勇气和执着的追求；他充满热情，勤勉而不知疲倦；他忠实于正义，陶醉于上帝，完全信服于和奉献于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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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传教士简介Missionaries In China – 6月艾伟德Gladys Ayl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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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艾伟德Gladys Aylward
艾伟德Gladys Aylward
1902-1970

艾伟德（Gladys Aylward，1902年2月24日－1970年1月3日）是一位英国独立女传教士，被称为“小妇人”，她在中国传教的经历在西方广为人知。

1902年2月24日，艾伟德生于英国伦敦以北米德尔塞克斯郡埃德蒙顿的一个工人阶级家庭，父亲是一名邮差。早年未受太多教育，做过侍女，后决心去中国传教，但是没有通过内地会的考试。1930年10月18日，她自英国只身出发，花费了所有的积蓄，乘船和火车，穿越苏联、途中几乎被拘留，后又取道日本，最终到达中国天津、北京，然后又长途跋涉到达山西阳城县，接替年老的卫理会传教士珍妮·劳生（Jeannie Lawson）。

在阳城，艾伟德创立了八福客栈用于传教。她曾接受当地道尹的请求，帮助妇女放脚，还曾帮助平息当地监狱的骚乱，她还收养了很多孤儿。1936年艾伟德加入中国籍。

抗日战争爆发后，该地区被日军侵占，宣教团体保持中立，艾伟德厌恶日军暴行，帮助救治中国难民和伤员，并将日军行踪通知中国方面。1940年艾伟德率领94名儿童经过数十天艰苦的步行，安全转移到西安。后在陕西、甘肃、四川等地传教。

1949年回到英国家乡，英国广播公司的Alan Burgess将她的经历写成《小妇人》（The Small Woman）一书。1953年她决定重新回到中国，但被拒绝入境，于是前往台湾，1970年1月3日在台湾病逝。

英国埃德蒙顿的一间中学以她的名字命名（Gladys Aylward School）。

美国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20th Century Fox）要同她签约，把她的故事拍成电影。本来的“八福客栈”，也不知何故变成了“《六福客栈》（The Inn of the Sixth Happiness，1958）”。英格丽·褒曼饰演女主角。事实上，艾伟德终其一生，既没有任何花前月下的爱情经历。

“不要耽心你所受的教育，上帝不要你呈验毕业文凭，只要你对蒙召的事，凡事忠心。”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长期持续的劳累，使她积劳成疾。1970年1月11日，辛劳了一生的艾伟德离开了这个世界，享年六十八岁。

位于台北的艾伟德墓地和墓志铭

安葬时，她的头朝向大陆，表达了她对那片土地的眷恋。“小妇人”的去世，在全世界引起极大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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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籍中国的小妇人 – 艾伟德”

来华传教士简介Missionaries In China – 5月柏格理 Samuel Poll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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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柏格理 Samuel Pollard
柏格理 Samuel Pollard
1864-1915

柏格理（Samuel Pollard，1864-1915)用生命爱中国的苖族使徒
　

　　100多年前，循道公会的宣教士柏格理（Samuel Pollard，1864-1915）从英国西南部的老家，攀山涉水，因回应上帝的呼召，存着爱中国人的心，将福音带到位于云南与贵州交界，名为乌蒙山区的地方───苗族地区。

　　这位被誉为欧洲十大传教士之一的“苗族救星”，由云南的昭通开始向苗族传福音，曾几何时，有些远至于贵州安顺地区居住的苗人，艰辛地步行数天，就是为要到昭通听福音。据1921年的统计显示，在乌蒙山区的基督徒人数占全区人口85%，主要是苗族，故此，柏格理确实为苗族立下了功绩，尤其在石门坎。

　　石门坎是苗民聚居区，位于贵州，即现今的威宁县石门乡，据说原是一个“化外蛮荒”之地，却在二十几年中被建设成为苗族信徒的“锡安圣地”。在这块土地上，先后创办建立了教堂、医院、麻疯病院、织布厂、学校、足球场、游泳池等等，并开凿了公路。石门坎因此成为苗民“救星”的标志、传教士“神迹”的象征，以至于它驰名中外，名扬遐迩，当年它被称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区”、“苗族文化复兴圣地”。这一切事的成就，就是因为有了柏格理。除此以外，柏格理另一重要贡献是成功地为苗族创造了文字。苗族原无文字，先人的历史文化全凭口传。1906年，柏格理提出创制苗文的方案，与苗族和汉族信徒一起研究。他们以苗族服饰上的某些花纹、图案，并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共同组成苗族文字，称为“波拉字母苗文”（The Pollard Script）。这套苗文简单易学，便于掌握，非常适合当时苗族社会的文化环境。

　　柏格理牧师毫无洋人架子，穿着苗民的粗麻布衣和草鞋，说地道苗话，走乡串寨时不坐轿、无保镖，与苗家同吃洋芋和荞麦饭、同宿麦草堆，不嫌弃苗家生活之苦和卫生条件之糟。和气迎人，路遇苗民，就像遇到长者一样谦让。由于伯格理真诚地对待这些社会最底层的大花苗，苗族人民不仅视他为先生、医生，还视他为可以信赖的人，称他“拉蒙”（苗王）。由于为苗族主持公道，柏格理深受苗族人民崇敬和信任，却因此遭当地土司的仇视，欲置之于死地，多次派人暗杀，柏格理曾经被毒打致残，仅幸免一死。民间流传的中文书《苗族救星》记述这位外国人“宁愿自己以命相拼，都不愿苗民受土目的蹂躏”。

　　 1915年，可怕的伤寒病席卷了石门坎地区，当时教会学校许多学生染病，群众包括一些家长亲友都因害怕而外逃躲避，柏格理却坚守救护。不幸的是，他也感染上了沙门氏菌属伤寒，他的身体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朽木。他的最后一则日记写于1915年7月5日，他写道：”昨夜和今晨都在下暴雨。学校里的孩子们己经开始了他们的考试。” 9月16日，大限到来，他再也无力睁开双眼，他永远地留在了石门坎，享年51岁。那一天，云雾笼罩，寒气逼人。他亲爱的弟兄姐妹，用眼泪为他在九月的大地上点燃烛光。葬礼举行的那一天，苗族同胞闻讯从四面八方赶来，大约有1500人为他送行，到他去世的时候，当地的信徒己接近10000人，而且己经不再局限于苗族。苗族的首领说：”他是我们的，让我们来安葬他……因为我们热爱他胜于爱我们的父辈”。新坟在石门坎的一座小山坡上，周围是幼小的橡树丛，还有杜鹃花和野生的映山红，在那里，可以看到石门坎的全景。16个壮汉抬着他的棺椁，大家想要为他唱一首赞美诗，但极度的悲伤，早己让他们泣不成声，哭声高过山峦。不少人在这座新坟前守候数日之久，有些人实在不愿意离去，彻夜不眠地墓旁陪伴着他。很多人愿意在百年之后，埋在他的身边，他们说，在柏格里身边，他们才不会感到孤独。

时至今天，这位“苖族使徒”昔日撒下的的福音种子，正如他当年栽种的松树小苗般，蓬勃成长，恩泽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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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那边(上)》《在天那边(中)》《在天那边(下)》《带着爱来中国》 – 伯格理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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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生命爱中国-伯格理传》《在云的那一边》《伯格理日记》《中国历险记》《苗族纪实》《在未知的中国》

来华传教士简介Missionaries In China – 4月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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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
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
1782-1834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传福音的先行者

预备期 : 马礼逊原来不像会是第一位去中国传福音的宣教士，然而就像许多信心伟人一样，上帝鋻察的是他的内心，不是外表。马礼逊在苏格兰长老会的环境下长大，家境贫寒。他最初在学业上并没有特殊的表现，但他在16岁时把生命献给基督后就不一样了。他随即开始接受宣教事工训练，学习希腊文、拉丁文、希伯来文以及中文。马礼逊的母亲曾要他答应在她有生之年不作宣教士。母亲于1802年去世后，他加入了伦敦会。

宣教事工：马礼逊于1807年9月4日抵达当时葡萄牙的殖民地澳门。当地的天主教传教士很不友善，迫使他前往广州。因此马礼逊首次抵达中国领土的时间是1807年9月7日。除了一段短期休假时间外，他此后的27年全都是在广州和澳门度过的。当时若是中国人教外国人中文，或有人以中文讲道，或以中文印刷基督信仰的书籍，都会被处死刑。面对这些难以克服的障碍，以及广州和澳门众外商的排斥，马礼逊依然坚忍不拔，尽心竭力。

马礼逊有幸为中国第一位基督徒蔡高施洗，按立中国第一位牧师梁发，同时他也得到伦敦会同工米怜(William Milne)的协助把圣经译成中文。马礼逊于1814年7月16日为蔡高施洗后，大有预见地在日记里写道：“愿他成为大丰收里初熟的果子，在忿怒之日临到前千百万得救的信徒之一。”

马礼逊的中文造诣帮助他完成另外两项重要的工作，即编写文法书和字典。他在语言上的天分使他能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担任翻译工作，而这家公司在当时是主要的鸦片进口商。由于这份职位，他可以合法地在中国居留，同时又津贴了他的宣教工作。然而他与鸦片商和帝国政府的关系也牵累了宣教事工，甚至影响到如今。

婚姻与家庭：马礼逊共结婚两次。他的信件和日记充满了他对家人的爱和关怀，以及与家人分开时的思念和寂寞。他与Mary Morton于1809年在澳门结婚。当时外国妇女不得进入广州，因此他和妻子时常分居两地。1815年，Mary健康欠佳，带着两个孩子回英国养病。五年后，全家人又在澳门团聚，但Mary随即在第二年去世。1824年，马礼逊在他唯一的休假期间回英国老家，并与Eliza Armstrong成婚。他们婚后在澳门住到1832年，之后Eliza也因有病返回英国。马礼逊于1834年逝于广州家中。当时他已在当地建立了一小规模的中国教会和宣教社区。他身后有第一次婚姻所生的两个孩子，他们后来也参与中国宣教事工，还有第二次婚姻所生的四个孩子。马礼逊葬于澳门，紧邻在Mary的墓旁。Eliza后来出版了马礼逊的回忆录。她于1874年去世。

马礼逊谈上帝的大能：当有人问马礼逊是否以为自己能够对中国有属灵影响，他回答说：“我不能够。但我相信上帝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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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 第一位入华宣教士

来华传教士简介Missionaries In China – 3月富能仁 James Outram Fras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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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富能仁 James Outram Fraser
富能仁 James Outram Fraser
1886-1938

富能仁（James Outram Fraser，1886年－1938年9月25日），又译傅雷塞，是一位中国内地会派往中国传教的英国籍传教士，他在20世纪上半叶在云南省西北部的傈僳族中间传教近30年。以发明傈僳族拼音文字著称。

1886年，富能仁出生于英国伦敦的一个富裕家庭，父亲是祖籍苏格兰的加拿大人，是皇家兽医外科学院院长，母亲是莫拉维亚名门之后，都是循道会的虔诚信徒。富能仁共有兄弟姊妹5人，他排行第三。富能仁擅长数学与音乐。他就读于伦敦皇家学院的工程系。1906年，20岁的富能仁举办了第一次钢琴演奏会。同年，他在一次基督徒训练营中，结识了内地会传教士施达德（C.T.Studd），对内地会的不募捐、不求告的信心原则颇为欣赏。富能仁大学毕业后，曾经3次申请加入中国内地会，前2次都因为他患有耳炎而被拒绝。在他的耳炎治愈之后，第三次申请，终于获得批准。1908年，他前往中国，先在安庆语言学校学习汉语。在那里，他被内地会在云南拓荒传教的老资格传教士麦克悌选中，一同经上海、香港、缅甸前往中国西南山区。

1909年5月24日，富能仁经过漫长的旅行，骑着骡子，由缅甸的山路抵达中国云南省西部边境口岸城市腾越（今腾冲），当地已驻有内地会传教士安选生（W.J.Embery）。不久安选生被调往大理，于是富能仁独自负责腾越的传教站。起先他向当地汉人传教，但是皈依基督者寥寥无几。于是他将传教重点转向此前不为人知的傈僳族。此后的许多年中，他热衷于独自一人，翻越崇山峻岭，向聚居于中缅边境怒江上游大峡谷的傈僳族讲道。傈僳人乐意接待这位传教士，于是他就住在他们泥屋中。起初他们只能用有限的汉语交谈，然后他开始学习傈僳族的语言，这是一种属于藏缅语族的语言。富能仁掌握这种语言后，立即着手将《马可福音》和赞美诗翻译为傈僳语，发挥傈僳族在歌唱方面的天赋，还计划将傈僳族口头历史歌曲用音符记录下来。在最初的几年传教过程中，富能仁遇到了许多怀疑和困难，直到1916年，他们才成功地使3个家庭皈依基督教。到1918年，这些信徒自己继续进行家庭福音布道，已经有60,000名信徒受洗。富能仁有效地建立强有力的本土教会，使他成为中国西南其他少数民族以及其他国家教会扩展的典范。

1922年圣诞节之前，富能仁首次回英国休假。1924年回到中国，内地会总监何斯德指派他到甘肃兰州任内地会中学校长。1928年，富能仁被委任为内地会云南总监，得以重返傈僳山区。当时，他还负责护送7位新分派到云南的传教士：海教士（J.David Harrison）夫妇和杨志英（John B.Kuhn）到云南府（昆明），费教士（FrancisJ.Fitzwilliam）夫妇和贾教士（J.Harold Casto）夫妇到腾越[2]。1929年10月24日，已经43岁的富能仁在昆明与邰洛西（Roxie Dymond）结婚，当时邰洛西23岁，是循道会传教士邰慕廉（F.J.Dymond）之女，生于中国，毕业于英国某大学历史系。婚后，夫妇用四个半月时间进行了1400英里的长途旅行，遍访云南各传教区。

1920年到1925年，富能仁在缅甸克伦族传教士巴拖和傈僳族信徒摩西的帮助下，发明了一套傈僳文字，首先用它编写了教义问答、翻译《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以及傈僳历史与语言手册，然后将翻译工作交给青年同工杨志敬（Allyn Cooke）夫妇，后来他又回来进行修订工作，最后在1936年，完成了全部新约的翻译。

富能仁一直实行对傈僳族信徒的培训（通常全家、全村参加）。并且，与当时其他传教士的做法不同，富能仁让傈僳族信徒自费购买书籍、建造教堂和供养传道人。这些做法后来帮助了傈僳族教会在日后遭到迫害时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并不因为失去原有的外援而受到挫折。（虽然其中也有数万人逃往邻近的缅甸和泰国）。富能仁将教会管理权交给傈僳族长老，在当地很少留下英国差会的烙印，不过他在家乡却组织了阵容庞大的祷告团，以支持他在傈僳族中的传教工作。

整个30年代其他传教士都在努力传教，但是大部分新信徒都是来自傈僳族地区，包括傈僳族，以及克钦人和彝族。当时发生了大复兴。中国政府承认，到1990年代，中国的傈僳族有90%是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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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 – 富能仁新传

来华传教士简介Missionaries In China – 2月埃里克利迪尔 Eric Henry Liddell

来华传教士简介Missionaries In China

2月埃里克利迪尔 Eric Henry Liddell
埃里克利迪尔 Eric Henry Liddell
1902-1945

1902年，利迪尔生于中国天津，父亲是英国传教士，后来他回国上学，考入爱丁堡大学。大学里他的赛跑天赋被发现，从而走向赛场。但是他的志向，却仍然是回到中国布道。

1924年利迪尔参加在巴黎举办的第8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起程赴法时，利迪尔才知道百米预赛将在星期天举行。作为基督徒的他坚守主日的敬拜，在信仰与比赛的矛盾中他选择了信仰，即使英国王室施加压力也不更改，退出比赛。利迪尔的选择震惊了巴黎赛场，也在英国国内引起轰动，他被一些人指责为叛国者。英国选手林赛勋爵见状，主动把自己参加400米赛的权利让给了利迪尔，因为那场比赛不在安息日举行。利迪尔于是改为练习400米跑。而他信仰的上帝也给他以回报,靠着对上帝的信心赢得了比赛。经过几周的苦练，他竟出人意料地以47秒6的成绩打破400米跑的奥运会纪录和世界纪录，夺取该项目的金牌，还获得了200米跑的铜牌。而100米跑金牌被另外一位英国运动员哈罗德·亚伯拉罕获得。他的这段传奇故事，以及哈罗德·亚伯拉罕做为犹太运动员顶着反犹主义压力参赛的故事，1981年被拍成电影《烈火战车》（英文版，也译为《火的战车》）。该片夺得了包括最佳影片在内的四项大奖。影片中利迪尔上身直挺、嘴巴大张的奔跑姿势被认为是他获得奥运冠军的真实写照。而且《烈火战车》的音乐是世界著名的经典体育音乐，各国的运动会都会播放的。

奥运会后，1925年8月,他又以优异成绩从爱丁堡大学毕业，可以想象他会是多么抢手的人才，想做什么都行，无论下海还是当明星，或者进一个大公司拿高薪，怎么都能轻轻松松名利双收，可是他却放弃优厚的条件和待遇，毅然回到他的出生地中国天津。那个正在军阀混战之中贫困落后的国家，去做了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中学教师。他进入的是天津新学中学（现天津17中），这所教会学校对于所聘用的外籍教师，有一套严格的录用标准。利迪尔先是经过考试，然后写下一份决心书，才被校方录用。随后，利迪尔还必须到中国的一个贫困地区实习一段时间，再经过最后一次答辩，并详细论述自己的见解和决心，方可登上新学中学的讲台。校方考虑到所有英籍教师中文水平不高，所以，利迪尔还必须到北京燕京大学学习一年中文。

在新学中学，利迪尔承担高中理工科的教学工作。他的独特教学方法和平易近人的作风让他成为学校里最受欢迎的老师。而在这期间，利迪尔仍然会抽空参加一些在中国进行的田径比赛。1929年，在民园体育场举办的万国田径赛上，利迪尔取得了自己一生中的最后一枚金牌。1995年，在利迪尔去世50年之后，他的小女儿把利迪尔最后获得的一枚金牌捐献给了父亲曾经执教过的学校。利迪尔对中国的教育和体育事业做出了很多贡献，而他生命的光辉在他生命最后的时间里，在日军集中营中放射出了最明亮的光华。

1932年被正式按立为牧师。于1934年在天津与加拿大传教士之女叫佛罗伦斯·米肯西（Florence Mackenzie）结婚，在中国生有两个女儿：特利西亚（Patricia），席瑟儿（Heather），她们现在都居住在加拿大。

1937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利迪尔辗转到贫困的河北农村衡水市枣强县肖张镇（伦敦教会在河北省的2个传教站之一）工作，帮助在那里病倒的哥哥罗伯特。罗伯特是一名传教医生。当时战乱，灾荒造成物资的极度匮乏，病人很多。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局势十分险恶。当妻子第三次怀孕之后，利迪尔让她带着两个女儿回加拿大避难。在抗日战争中，利迪尔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多次帮助抗日军民，1943年利迪尔被日本军队抓获，和芝罘（烟台）学校的宗教人士一起被关押在山东潍坊的乐道院集中营。即便是在集中营里，利迪尔也永远是一个深受大家欢迎的人，孩子们觉得他是一位慈祥的父亲，亲切地称他“埃里克叔叔”，年纪大的，则将他视为一位可靠的朋友、绝对可以信赖的人。在集中营里，利迪尔凭着记忆自编了化学课本，教集中营里的孩子们化学课程。兰格登古凯，美国人，他所写的《山东集中营内》一书中，对利迪尔做过如下描述：“当我在集中营的晚上，走过娱乐室时，经常看见埃里克·利迪尔俯身在棋盘和船模型旁工作，或者在指导人们跳一种社交方格舞。他总是全神贯注，又兴致盎然地捕捉那些被囚禁者的想象力。他已经四十几岁，但身体仍然轻巧、柔软，步履灵活自如，不过最重要的是，他那时充满幽默感和热爱生命的热情，他的热心和魅力，使大家适应了那段苦难的日子。”

他还将那双系著至高荣誉的运动鞋，送给一个同被关押的普通中国少年。他看重一位赤著脚的囚徒，远超过金牌的荣耀，他以爱，让生命超越了荣誉。

本来，集中营中的利迪尔有机会与妻女见面，因为日本提出用集中营关押的侨民与英美等国交换战俘，于是英国方面就将利迪尔的名字列入了第一批交换名单之中，据说是丘吉尔亲自将利迪尔排在了第一个，但利迪尔把逃出苦海的机会让给了别人，主动选择留在集中营。那时，他已经得了脑瘤，在集中营这样的生活医疗条件之下必死无疑。1945年2月21日夜，离抗战胜利还剩下半年的时候，由于被迫过度劳动和营养不良，利迪尔这位奥运冠军和国际主义体育教育家，与他在加拿大出生的第三个女儿玛琳（Maureen），未曾见上一面，即因患脑瘤而病逝于日军集中营内。年仅43岁。上帝接他回到了天家，相信他必定能蒙上帝的喜悦，是上帝忠心而良善的仆人。

1988年，一批中外友好人士聚集山东潍坊，为在那里建立的埃里克·利迪尔墓地纪念碑举行揭幕仪式。纪念碑由产自他的家乡苏格兰的马尔岛花岗石制成，镌刻有中英文碑文，正面是：“他们应可振翅高飞，为展翼的雄鹰；他们应可竞跑向前，永远不言疲劳。”我想，这应当是出自圣经以赛亚书40章31节：“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背后则记载了利迪尔辉煌而短暂的一生。1990年，为了纪念这个了不起的人物，一位出生于苏格兰、后居住在香港的土木工程师丘嘉先生，倡导并建立了埃里克·利迪尔基金会。1993年，基金会训练营在中国天津师范学院举行。基金会成员和部分优秀运动员来天津访问和培训，还分别在天津大学和滨江道上的基督教堂作过关于利迪尔的生平演讲。

1995年，一位日本教授发现了一份用英文打印的利迪尔在山东潍坊日本集中营的死亡证明书，他及时将这份死亡证书，无偿捐献给设在香港的埃里克·利迪尔基金会。这是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的历史铁证。

这就是一位信仰造就的英雄——利迪尔，他爱中国，甚至死在中国，献出了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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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火战车宣教士埃里克·利迪尔Eric Henry Liddell的故事(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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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传教士简介Missionaries In China – 1月戴德生 James Hudson Taylor

来华传教士简介Missionaries In China

1月戴德生 James Hudson Taylor
戴德生 James Hudson Taylor
1832-1905

　　戴德生一生对　神绝对顺服，在最危难时仍不失信心。一八五九年，亦即他在中国布道的第七年，派克医生因要事回英国，将宁波的医院和门诊转交给戴德生。戴德生经过恳切祷告，清楚　神的旨意，那工作不是派克的，乃是　神的，所以就凭着信心，挑起重任，医院里充满了病人，门诊很拥挤，面对此局面，戴德生之苦不言而喻，派克留下的经费只够一月的开支，戴德生有限的款项也快用完，可是接济始终不来。终于，他们开了最后一袋米，并且消耗得很快。戴德生镇定而满有信心地说：“主帮助我们的时候近了。”全院职工病人均拭目以待。果然，米未用完之前，一封信到了，里面附着一张五十英镑的支票。赠款的柏迦氏远在伦敦，一点也不知道医院濒临断炊，神感动他，将钱及时供应医院。

　　戴德生对　神信心之大，正如他言：“既抓住他的信实，我们就可以进入中国内地各省；抓住他的信实，我们就能面对各种困难与危险，而操必胜的信心….作成神的工。”一八七六年九月，准备进入中国内地未闻福音之九省，几乎是不可能，然而，戴德生却带八名宣教士复去中国，拓展内地工作。当时中英关系紧张，许多人劝他作罢。有人说：“恐怕你一到中国，就要回来。至于派人到遥远省份，更是谈不到。”戴德生顺服　神的感动，照原计划搭船往中国。尚在途中，李鸿章和英国驻华大使在烟台签订条约，准英国侨民在中国境内任何地方旅行或居住。“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戴德生因着信，早知　神必为他们打开福音方便之门。

对　神爱的体现

　　戴德生对　神的爱亦体现在他对中国失丧灵魂之爱上。他初来华时，常遭地痞流氓之欺凌，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别人都有枕头的地方，但是戴德生游行布道，遭人歧视拒绝，甚至不得不夜宿街头庙前。为要方便传福音，他不愿别人之误会和轻视，毅然改着中装染发蓄长辫。一八六六年，扬州的绅士反对西人住在本城，他们诬陷戴德生及其同工，鼓动一群地痞流氓闹事。暴徒冲入他们的住处动武，李德教士为救戴夫人，眼被一块砖击伤，戴夫人从二楼跳下，摔伤脚，流很多血，女秘书跳楼时伤了左臂。他们的东西几乎被抢光。戴氏去请来官兵，暴徒才离开，但官兵一走，暴徒又至，如此几番，受尽煎熬。事过后，戴德生和大家满心感谢，因为被算是配为主耶稣的名受辱。一点无报复之心，也不要求赔偿，只盼望早日再回扬州传福音。哪怕性命受威胁，都不能动摇他向中国人传福音的心志。

　　确实，他把生命也为中国舍了，他的子女中，有二男二女在中国夭折，他的爱妻亦病死于中国。他并不是不爱惜幼嫩的子女，他并不是忍心让爱妻积劳成疾，乃是他的心为内地无数未得救的灵魂所焚烧。

　　基于这焚烧的爱，戴德生创办了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内地会并不在基督之名已被传开之沿海城市传福音，而要深入内地，叫没有听见的人得知　神的救恩。在经济上，戴氏坚持不求助基金，不向人募捐。他说：“出来遵行　神的命令，做　神的工作，仰赖　神的供应。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们了。”他的信心是大的，　神给内地会的祝福更大。戴氏第一次从英国回中国时，带来二十二位男女宣教士同工。不到九年，内地会已在中国设立了五十个教会，训练了不少中国同工。到他离世的一年，内地会宣教士已增至八二八名，散布中国十八个省份，北至蒙古，西至西域，西南至云南。信而受浸者达二五零零人。由于戴德生在各国的演讲，美国、德国、瑞典、挪威、瑞士、芬兰、意大利等国均有宣教士响应及加入。戴德生给内地会；带来极大的祝福，一粒麦子落在地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内地会宣教士继承戴氏遗风，多不畏艰难，工作深入穷乡僻壤，给中国教会带来莫大的祝福，传道者数以万计。戴德生以他牺牲的爱，为中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对　神的信心和对中国教会的卓越贡献，永垂教会史册，为后代信徒之表师。他的一生证实了他的名言，“假使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千条性命，决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戴德生名言

　　戴德生有很多名言鼓励传教士和基督徒：

　　「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绝对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No，not for China，but for Christ」）
　　「我们能为主做更多吗？」（「Can we do too much for Him?」）
　　「上帝的工作如果照上帝的吩咐去做，绝对不会缺少上帝的供应。上帝一定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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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影响力的中国基督徒简介－ 12月基督徒革命家 – 孙中山

有影响力的中国基督徒简介Profiles of Famous Chinese Christi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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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基督徒革命家 – 孙中山
孙中山（1903-1986）

孙中山先生被誉为现代中国的国父，许多书籍都记载了他勇敢的一生。这篇介绍并不是要为他做生平摘要，而是要叙述在他长年的基督信仰的生命中所经历的三件事情。

信主：孙中山出生于广束一小乡村。母亲敬畏当地的神祇，因此为他取名“帝象”.1879年，住在夏威夷的哥哥带他到当地的教会学校读书。在这所学校，他有了唱诗歌的喜奸并养成了读圣经的习惯。1882年他要求哥哥允许他受洗，未能如愿，随后他被送回中国。回到家乡后，在一个传统节日，他毁坏了村中供奉的神像以示众人这个偶像是无能的。因他这大胆的行为，他被村民赶出家乡。他去香港就读一所教会学校，这个学校要求学生精通中英文。孙中山跟一位中国牧师区凤墀学习国文，还和一位美国宣教士喜嘉理(Dr．Charles R．Hager)成为朋友。孙中山告诉喜嘉理他已信主但尚未受洗。喜嘉理在教导他圣经一段时间后于1884年为他施洗。喜嘉理写道：“他立即为基督做见证。他的信心火热，在短时间内他就带领了两位朋友信主。当时只有很少人信基督，许多人都怕被人认作基督徒。”孙中山还随同喜嘉理去澳门旅行宣教，甚至带着喜嘉理回到他不久前被赶出的家乡。

献身：孙中山受喜嘉理的影响，也做了医生。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失败惨重，此后他全力投身于政治活动叫896年清政府派人在伦敦绑架了孙中山，打算把他送回中国处死。上帝用这段监禁使孙中山在灵命上大大成长，为此孙中山曾写信给两位在香港的良师益友作见证。给区凤墀牧师的信中，他写道：“弟身在牢中，自分必死，无再生之望。……弟此时唯有痛心忏悔，恳切祈祷而已。一连六七日，日夜不绝祈祷，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无惧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祷有应，蒙神施恩矣。”他写信给喜嘉理说：“上帝救了我……现在我对上帝的信心比任何时候都强……这全是上帝给我的恩典。”

见证：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因肝癌在北京逝世，终年58岁。临终前，他对他的独子说：“我本基督徒，与魔鬼奋斗四十余年，尔等亦要如是奋斗；更当信上帝。”依照孙中山家人的要求，在全国为他举行国葬之前，他的家人先为他举办了基督徒的追思礼拜。后来出任过财政部长的孔祥熙是孙中山的连襟，他述说了孙中山临终前的情形。当时孙中山握住孔祥熙的手：大声说道：“你是基督徒，我也是基督徒。我要告诉你我的领悟；我想你能明白。上帝差遣基督到这个世界拯救世人，上帝也差遣了我到这世界上做我当做的工。”

有影响力的中国基督徒简介－ 11月余慈度 – 女布道家和教会复兴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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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余慈度 – 女布道家和教会复兴的先驱
余慈度（1873-1931）

余慈度是位女布道家和教会复兴的先驱，也是最早脱离西方差会的经济支持，完全“凭信心生活”的传道人之一。她所创办的“查经祈祷处”，即后来的江湾圣经学校，以及每年冬、夏二季的查经培灵会，都为中国教会培训出不少称职的传道人。她所结的属灵的果子，在二十世纪中国教会复兴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904年，余慈度放弃行医，开始凭信心全时间事奉主，她是中国教会最早放弃西方差会的供应，而完全凭信心生活的传道人，在当时教会全仗赖西方宣教士供应的情况下，这是个很重大的决定。1907年冬，她经历了一次圣灵充满后，便投入复兴的大潮中去。她把1908年称为蒙神呼召的新阶段，她的布道范围遍及南方各省。1909年5月，她出版了中国教会史上最早的一本《奋兴布道诗歌选集》。在1910年代末，中国教会复兴运动形成了“北有丁立美，南有余慈度”的局面。

余慈度的教育和培训事工为许多教会增添了力量，也为中国教会预备了不少领袖人材，特别是当时普遍缺乏称职的女传道人。1910年12月，她参加了第一届全国布道协会在汉口召开的大会，并担任妇女工作的专题演讲。

造就、复兴了一批现代名闻中外的传道人和教会领袖，如王载、王峙、倪柝声、计志文、周志禹、蓝如溪、石美玉，以及赵世光等。

多年的劳累奔波，使余慈度积劳成疾，晚年时再不能承担过多的工作。1931年春，当中国新生代布道家从她手中接过宣教薪火，继续传递下去的时候，余慈度终于摆脱多年疾病的缠绕，在上海得享永久安息。她虽然死了，却因信，仍旧说话(参来十一4)。

有影响力的中国基督徒简介－ 10月车金光 – 第一位中国为基督信仰殉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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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车金光 – 第一位中国为基督信仰殉道者
车金光(约1800-1861)

原来没有人能想到车金光会成为在中国第一位为基督舍命的人。在广州东面40英哩的博罗有一个祭祀孔子的夫子庙，车金光50多岁时还在庙中做守庙人。1856年初有两位香港来的基督徒拜访他，他们向他传福音并留给他一本圣经。他们於五月份再度拜访他时，他就要求受洗。为表明对新信仰的心志，他用凿子凿毁了祭祖牌位。车金光在香港结识了何进善牧师和苏格兰宣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他们觉得他可能是为了找工作才信主，因此不太愿意为他施洗。车金光却仍然坚持要受洗。一个下大雨的夜晚，车金光在祷告会结束后在门外等候理雅各。大雨淋在车金光的头上身上，他告诉理雅各说，如果理雅各不为他施洗，上帝会为他施洗。理雅各为其诚意所感动，於是为他施洗。此后车金光返回博罗开始做巡迴福音佈道。那时清廷正与英法联军打仗，因此谁要是与洋教有关联就会有危险。车金光在回到博罗数月后即被逮捕，但这次官府在没收他的书籍后就把他释放了。在排外情绪高涨的情况下，理雅各仍决定在博罗为伦敦会购置房產。1861年10月理雅各把房产的钥匙交给车金光。理雅各离开博罗后不久，车金光即被抓走，遭折磨数天后，终因他拒绝放弃信仰於10月16日被斩首。

贡献：车金光每年都回香港报告他的工作情形。1861年5月理雅各和几位宣教士赴博罗为101位接受福音的信徒施洗。许多信徒做见证时说，他们信主不仅是因为听了车金光所传的福音，还因为有感於他充满爱和圣洁的生活方式。理雅各由车金光陪同在中国境内旅行数週，亲眼见到车金光所遭到的敌视。有一次车金光被人殴打，他不愿去告状，反说：我祇愿天父能怜悯他们。车金光殉道后，理雅各极力要求满清政府和英国政府追究，但得不到回应。这时英国政府正在帮助原是对手的满清政府打击太平天国的乱民，因此两国政府都不愿处理任何宗教纠纷。虽然如此，中国第一位殉道者的鲜血，使得日后有上千万人蒙了救恩。

车金光遗言：

我怎能不认那为我而舍命的基督呢？

车金光遗言：

我怎能不认那为我而舍命的基督呢？

有影响力的中国基督徒简介－ 9月王载 – 弃官传道的著名布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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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王载 – 弃官传道的著名布道家
王载（1898-1975年）

福州人，著名基督徒布道家，有”中国慕迪”之称；中华国外布道团主席。王载博士幼年生于福州的一个大家庭里，人口虽多，却无一人是基督徒。九岁的时候，他把别人送给父亲的一本漆布面的圣经，用作集邮簿，并不阅读。十四岁去上海读书时，跌断左腿，在医院疗养期中思考人生问题，对于人的来源，是由猴子变成？抑或由六道轮回？这些解答都不满意，所以索性追求享乐。

后来他到山东烟台海军学校攻读，待遇虽不错，却使他大胆挥霍，喝酒看戏，赌钱，有时还写信回家索取金钱，他这样的沉迷罪中竟不自知。烟台海军学校毕业以后，又去吴淞海军学校深造，接着便在军舰上服务。

弃军传道

王载生于非基督徒家庭，是新婚妻子潘少容引领他归向基督。 1917年，王载前赴南京海军学校就读，参加名牧高师竹（贵格会）、贾玉铭（长老会）及孙喜圣等的查经班。 1920年1月19日，时正严冬，他在厦门鼓浪屿海边受浸。 1921年，王载辞去海军军官，专门传道。开始在福州「子园」主持聚会。但他并没有任何差会支持，只凭信心生活。不接受固定的薪给；不借贷；不题捐；不将自己的缺乏告诉人或暗示人；自己还要奉献。甚至将自己的三张毕业证书烧掉。

一九二一年，他在江贞军舰担任大副工作的时候，读到以赛亚书五十二章11、12两节：“离开吧….要从其中出来….各要自洁。”他知道这正是神对他的呼召，他乃毅然放下海军的前途，专门传道。他既未受正式的神学训练，又没有任何差会支持，只凭一腔热诚，与对神的信心，跟随信心伟人的脚踪，和一班比他年轻的人，手里拿着铃，背着一箱福音单张和小册，去露天布道。他走到哪里就传到哪里，常常身上穿著写了“「信耶穌得救」、「人人都是罪人」等类显著字句的衣服，以吸引人注意。他们摇铃，唱诗，走过热闹的街市，以浅显的道理传福音，收效颇大。很像约翰卫斯理当时的情形。所以现在叫“走方宣教者”就是他随走随传。

后来他和一班比他年轻的人：倪柝声，弟弟王峙（后来“圣经报”的主笔，也是有名的传道人），吕宋的缪绍训，新加坡的陆忠信，来到香港的魏光禧等人，成立了“基督徒聚会处”，就是从王载家里开始的。王连俊亦辞去海军官职参加事奉。

初始时，他们只是一小群人聚会，不久，他们在福州仓前山的十二间排租了房子，有了固定的聚会地点后，”基督徒聚会处”正式成立。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差会背景，完全由中国基督徒自发的教会，不隶属于任何宗派，因此他们可说是中国自治、自养、自传教会的先驱和典范。此后，他们在一起同工五年之久，宣教工作大有成效，发展很快。除宣教外，他们亦十分注重个人属灵的敬虔生活，”不读圣经，不进早餐”之语，即是王载为后世教会所留下来的一句名言。基督徒聚会处的兴起，使福州成为中国现代教会史上一次极有影响的福音运动的发源地。

1925年，可能因教会的发展方向问题在看法上有一些不同，比如教会的组织，王载认为应该跟西方宣教士合作。王载和倪柝声发生了分歧，以致两人分开，按各自的恩赐和领受继续影响著中国乃至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华人教会。此后不久，王载扩展了自己的布道地域，不仅限于福州，也远赴香港等地巡游布道。1928年，来自加拿大宣道会的传教士翟辅民牧师（Rev. R. A. Jaffray）在香港与王载恳谈，希望他能去南洋诸国布道，因翟牧师内心一直对居住南洋的土著和华人怀有宣教的使命。在翟牧师的建议与恳请下，王载于1928年冬开始了他南洋宣教之旅，足迹遍及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群岛，以及东婆罗洲等地，最后经香港返国。王载此行坚定了他和翟辅民向南洋诸国宣教的信心，故于1929年，他们与黄原素、赵柳塘、吴济华和刘福群（William C. Newbern）等人，共同发起组织了”南洋布道团”，在行政与经济上独立，由王载担任主席，并将该机构总部设立于广西梧州，全力推展对南洋诸国的布道工作。

1929年10月，王载先后到上海、杭州、青岛、济南和北京等地主领奋兴布道大会，向各地教会传递资讯，以唤起中国基督徒对南洋宣教的责任感，各地反应十分强烈，纷纷捐款支援。由此，南洋布道团已成为完全由中国基督徒支援的差传机构，故此该团更名为”中华国外布道团”。这是第一个中国教会面向海外宣教的差会。

第一个中国差会

1928年，在宣道会的翟辅民牧师的促成下，王载到南洋进行宣教工作，先后到过安南、新加坡、爪哇等地，也到过香港、广洲，主领培灵会，并北至蒙古、满州，西至西藏边界传福音。当时的印尼华侨只忙于生意打算盘，不明白真道。在王载到达时，因为有一位舞蹈明星也去听道，报上居然刊登：“宗教与舞蹈”，他们说：“因为华侨生活孤单寂寞，现在有王先生来讲天堂属灵的事，又有一位舞蹈家来献艺，也非常难得，所以对之都感欢迎。”这真令他啼笑皆非，这正是世人的写照。

1929年回来后，在广西梧州成立「南洋布道团」，他担任负责人。这是第一个中国差会。后来由于一方面南洋有极大的需要，另方面他看到中国教会不应当一直是受而不施，所以他把以前组织的“南洋布道团”改为“中华国外布道团”，他自己来往美国，澳洲，香港等地，为主宣劳。此后四十多年，他马不停蹄，前后到过三十餘国。直到在世的最后数年，始定居於美国加州。

他讲道有一个特色就是每次讲道，不超过三十分钟。讲道长容易，其实讲短最难因为你讲短，又要言之有物，又要令人有供应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像宋尚节的讲道常常都很长，因为圣灵感动他，然后指责罪恶。所以通常聚会都要二，三小时是很平常的。王载通常不超过三十分钟，但是一个布道家三十分钟能够让人信主就需要很高的功力。

未读圣经，不进早餐

他早年传道的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不读圣经，不进早餐”（No Bible, No breakfast）这一句话后来在中国也有很大的影响。意思就是说早餐之前先读圣经，不要先管理吃饭的事情，这当作一种勉励就是要认真读圣经。

这时他已经订婚，未婚妻在美以美会的华南学校读书，她听美国安汝慈教士讲道而信主，就写信劝他去礼拜堂听道，他心里不高兴，回信时只敷衍几句。在他们举行婚礼时，女方坚持用基督教的仪式，他虽不反对，心里却抱定不管牧师怎样讲，都以不闻的方法来应付。哪知神借着他妻子领他归信耶稣。

婚后第一个礼拜日，他与妻子一同往礼拜堂聚会，牧师所讲的，他全不明白，但对于散会前所唱的圣诗，却深受感动。心想拜菩萨的人，没有一个愿与阎罗王相近，而基督徒则愿与耶稣相亲，相信这位神一定是十分和蔼可亲的。招待人员在散会后与他握手时，他的妻子请他们为王载祷告，说他还没有信主。他心里暗暗发笑，以为信不信在于自己，难道别人的祷告能使我相信吗？

在路上他想起：自从一八零七年英国宣教士马礼逊把福音传到中国以后，基督教在中国创办了学校、医院、孤儿院等许多慈善事业。从果子认识树，他想耶稣一定是一位好人。再进一步，他想到世界上伟人虽多，却不拣其他英雄作历史的纪元，反以耶稣的降生作时代的分隔线。王载相信他不只是一位好人，更是他切想认识的一位。

殊不知这正是神听了别人(尤其是他妻子)的祷告。她介绍过去在学的一位教师领他查经，由新约开始。及至他读到登山宝训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的时候，顿悟到自己内心的不洁，而耶稣为他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复活，他遂接受他作救主。从此他便爱读圣经，一生的生活事业，都靠它指引。神开了他的眼睛，他便以“未读经，不吃早饭”作座右铭。

王载讲道精辟，妙趣横生，也极为感人。最后于一九七五年在美国息劳归主。他的弟弟王峙牧师在安息礼拜中，用“主拯救他，主选召他，主使用他，主保守他”这四句话，作为主对他，他对主的一生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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