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灵人物简介

杜信明 Flora E. Dodson

杜信明（Flora E. Dodson）

杜信明（Flora E. Dodson）于1888年2月23日出生在美国的肯塔基州（Kentucky）。1917年，杜信明为美南浸信会传道部所差派，远赴中国宣教。

杜信明抵达广州后，起初在培道女子中学担任教师，她循循善诱，以属灵真理栽培学生。惟当时培道刚由小学增办中学，校务工作困难重重。杜信明作为一个外籍女教士，且初到中国，对中国人的生活习俗与风土人情尚未熟悉，故一时难以适应新的生活环境，有时甚至成为众矢之的。但杜信明毫不灰心，以坚忍柔和的态度对待好闹事的学生，以勤谨尽责的服务精神来处理日常的事务，遇困难时即祷告，终于化轻蔑为尊敬，化敌视为友爱，也赢得该校校长纪好弼夫人（殷爱新女士）和同事们的敬重。

杜信明在华工作期间，花费精力最多、吃苦最多，成就也最大的，当属主政培贤女子神学院。她于1936年接任该院院长之职。次年抗日战争爆发，随后日军飞机大肆轰炸广州。为了全院师生的安全，亦为保证教学的正常进行，杜信明与其同仁于1937年11月将培贤迁往香港，随即于12月在港开学授课。自此培贤神学院由圣经师范科改为神道科和圣经科，学生人数由16人增至39人。正当院务日渐发展之时，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随即侵占香港。作为院长，杜信明不愿离开培贤返国，但因为她是美国宣教士，遂被日军囚于赤柱集中营中。

1946年培贤迁回广州东山原址复课，杜信明乃于是年冬季重掌培贤院政。经三年多的艰苦奋斗，学院不但恢复旧观，教学水准亦大大提高，为华南、港、澳浸信会培养出不少优秀的女传道人材。

学生这样的话：”学院里的生活是温暖柔和的。慈爱的院长、师长和我们十数位姐姐、妹妹都是亲亲爱爱的。师长们不但关心我们的灵性，也常常爱护我们的身体。我们在这院子内像一个大家庭，是充满着神的爱和主基督耶稣的恩典。我愿意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要过这样严谨有规律的生活，表示我爱培贤，记念培贤。”
杜信明就是这个大家庭中的慈母，培贤的孩子们就像爱母亲一样爱她。1949年，杜信明因时局变化而不得不离开培贤，返回美国。

除了对培贤女子神学院的杰出贡献之外，杜信明对文字宣教事业亦有很大的成就。自从1949年离广州后，她就在香港从事文字宣教工作，直到退休为止。1950年韩战爆发后，西方宣教士们纷纷归国。杜信明则坚持留在香港，一面在显理中学教授圣经课，一面编写福音单张，使之成为日后浸信会出版部的先驱。

在杜信明的追思礼拜上，一位与她共过患难的牧师论及她的一生时，引用保罗的话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提后4：7-8）。”华冠悬待凯旋人”这句话，对于杜信明来说，诚然是当之无愧。

育才学校的前身是基督教培贤女子神学院，始建于1920年。
2003年2月，育才学校与育鹰小学、水均岗小学三所学校合并，搬迁到东风东路782号，保留了“东山区育才学校”的校名。　

培道中学：九龙九龙仔延文礼士道2号

浸信会在华宣教一百周年，两广浸信会在广州举行纪念会，议决在香港建立一所学校，以纪念叔何显理女士。现校址为香港北角城市花园道2号，是港岛唯一一间建于维多利亚港旁的中学。

保灵 Stephen Livingston Baldwin

宣教士保灵是较早期的宣教士。早期的宣教士大多在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时期，厦门福州就继广州以后，成为宣教士的一个重要据点。而且因为它离美国比较近(东岸)，所以以美国宣教士居多。保灵是美以美会的宣教士，即是今天美国卫理公会的宣教士，卫理宗在中国的首个据点就是在福州。这位宣教士在结婚以后一个月，就来到中国宣教，但是因水土不服之故，妻子不幸染病，在2年后回国治病的船上过身，年仅22岁。临终前她最后一句话是：”我很快乐，虽然觉得有点怪异，但我确实感到非常快乐！”

1862年4月，保灵在美国再次结婚，新娘是一位牧师的女儿。同年他们一起重返福州。1863年，保灵担任美华印书馆监督，又于1866年在福州基督教天安堂牧会。其中一位教友后来与保灵夫人一起发布”革除缠足论”五篇，散发于闽江上下游，反对妇女缠足之陋习。1868年，美以美会在福州创办”美会学塾”，以培养宣教人才，1873年改名为”福音书院”。

1868年，保灵受命执掌美以美会的时事通讯《宣教杂志》（The Missionary Recorder），并且担任该刊总编辑直到1882年因病退休。这份报纸后来发展成为一份跨宗派的时事通讯，并更名为《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这份期刊后来成为了解外国基督教差会在华宣教活动的最重要文献之一，我们所有读中国教会史的人，都不能忽视这份杂志，今天你仍可以在主要的图书馆内找到它的微缩胶片。

保灵是最早倡导中国教会经济自给的宣教士之一。他在福州多年宣教经历中，耳闻目睹了中国民众嘲笑外国差会供养的中国传道人，把他们形容为”吃外国饭，自然传外国教”的人。因此，他很早就提出了”中国教会要自养”的口号。1877年，他在上海的宣教士大会上做了《论本土教会自养》的长篇发言，提出中国教会的经济自给主张。他指出：”本土教会应尽早实现自养，而我们的责任是在权限范围内竭尽所能达致这一结果。这种主张现在已无人争议了，而且对此也不应有何争议”。他认为只有实现本土教会的自养，所谓”本土教会”才算实至名归。”一个依靠外国资金供养的教会只会受到猜疑。……在这种体制下的基督教无疑是发育迟滞且扭曲变形的，它没有脊梁”。保灵的提议和主张，受到众多宣教士的响应与支持。

足迹：
福州天安堂今天仍在：位于福州仓山区天安里的山坡上
华美印书馆–福建最大的出版机构，培训了人材，成立商务印书局，最终结业时器材也卖给他们
美会学塾－之后曾经和福州英华书院合并，今天成为了福州高级中学

潘灵卓 Jackie Pullinger

一个在香港很特别的地方，叫九龙寨城公园，这个地方很特别，在九龙于1860年割让给英国的时候，是清政府驻军的地方。但是随着清政府灭亡，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犯罪天堂，英国管不着、香港管不着、中国政府也管不着。于是，这个地方最有名的是毒品、妓女、艳舞，无牌医生、三教九流的人都在那个地方；警察不能进入，所以大部份逃犯都住在其中。

但是有一位来自英国的二十岁少女，她叫潘灵卓。她本来是英国皇家音乐学院的高材生，但是她愿意为神宣教，点算所有的积蓄，买了一张去得最远又最多国家的最廉价船票，她甚至连香港是一个什么地方也不知？就只身越洋来港。难怪香港移民局怀疑她是妓女，几乎拒绝她入境，以下是当时有趣的对话：

“你住在那里？”
“我还没有地方住。”
“你的朋友呢？”
“我在这里还没有朋友。”
“你在那里上班？”
“噢……..没有，还没有工作。”
“你的家人在那里？”
“全在英国。”
“你的回程船票呢？”
“啊……..我没有回程船票。”
“你身上有多少钱？”
“大概6英磅(约100港元)。”
“不够啊！香港是非常贵的地方，这些钱不够三天。”移民官怒道。
“我认识一个人，他是警察。”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潘小姐想起母亲的干儿子。

结果移民官一面把护照塞回给她，一面恼怒吩咐她入境后马上找工作。

在香港落脚后，潘小姐找到一份小学全职的音乐教师，星期日在教会担任司琴。偶然机会之下，另一位宣教士董师母(Mrs. Donnithorne)邀请潘小姐义务协助她在城寨开办的教会小学教授音乐和教会司琴。这次偶遇，成为潘小姐日后半生人在香港的工作，服侍城寨青少年人和吸毒者。

接触城寨时间长了，潘小姐发现城寨本身已经是一个罪恶的温床，恶性循环的系统，代代相传。城寨的青少年是最受忽略的一群，因为升中学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念完小学就到塑胶工厂干活，日以继夜辛勤工作，得到的工钱却少得可怜，结果受不了工厂剥削就辞工，然后离家出走。他们既无一技之长，往往黑社会成为他们的归宿。

潘小姐不甘心，在无任何资源下，她在城寨借用董师母小学一间课室开设一所青年中心，平日晚上和周未全日开放。但是，青少年中心曾经被人破坏，甚至将粪便涂满整个中心。这些打击她都能承受，最令潘小姐难过的事，她致力将青少年人带到教会，可惜教会其他的会友都抗拒他们，甚至拒绝为一些有心接受信仰的年青人受冼。

由1966年至城寨被拆掉改为公园为止，潘小姐始终如一服侍这群在九龙城寨中的人，她发自心底以耶稣的爱去接纳他们。
有人问她，她和一个普通做社会福利的人有什么分别，她说：

“社会工作守则之一，是避免放太多感情在个案身上，强调一种工作性关系(working relationship)。但我觉得要是我不将感情倾注在人身上，倒不如索性不帮人算了。对我来说，他/她们不是我的个案(client)，是我的朋友，我与他们的关系是一种委身(commitment)，如同我所作的一切委身给耶稣。”

今天，潘灵卓还是住在香港，负责一些戒毒工作。如果你希望看看她的事迹的话，可以到香港九龙寨城公园，了解以往的景况，但那个地方已经变成了一座公园，但其中还有一块石头，叫潘灵卓石，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加了解他们的工作。

白立德医生夫人

白立德医生夫人（简称白夫人）

烟台爱道女校：1927年始正式称之为烟台爱道女校，又称为妇女圣经学校。三十年代初期，由烟台毓璜顶医院的美国籍医生夫人–白立德医生夫人负责，另有中国籍教员数名。该校无正式学制，以宗教课程为主。烟台爱道女校发扬光大了中国古代民间的传统艺术–剪纸，并使之商业化。该校剪纸作品主要用于圣诞、新年贺片、入席名卡、月份牌、签到簿、纪念册等。制品初期在中国沿海及长江口各通商口岸的西方侨民和教会中试销，后扩及西方国家。1937年前后，该校每年承接价值数万元的订单，当时有学生近80人。三十年代末期，剪纸花样发展近百种，当时因订单过多，又增聘数十名女性加以训练，成为长期工人。学校利用盈余得以经济独立并扩建校舍、运动场、花园等。

办这厂的起因是什么呢？据说有一次白师娘要回国，有一位学生送了她一幅剪纸，她带回美国以后发现大家都很喜爱，她从中得到启发，回校后就办了一个剪纸厂。该厂离爱道学校很近，（就在现在的毓璜顶公园下面）学生放学以后就可以去刻花。当时的剪纸在美国开拓了市场。后来由于订单拥挤，恐学生因工作过多影响学程，始征雇工人多名，施以训练，全日工作，俨若一间艺术性的小工业。学校借此得以经费自给；学生们亦半工半读，自食其力。”

白夫人没把欧美剪纸搬到中国来，她在创作时吸收并夸张了中国画的构图特点，栩栩如生地描绘出当时胶东的民俗风情，灵巧自如地揉和了东西方文化，用西方人能够接受的艺术形式介绍中国的民俗文化。

“举凡烟台风景、农、工、脚夫骡马运输、乡村的人民生活形态莫不采于剪画之中，贴在卡纸上，作为圣诞、婚嫁、生辰、宴客入席种种不同用途的卡片。不仅如此，白夫人在创作时还吸收了中国民间剪纸的特点，人物的五官已不同于剪影人物，而有胶东民间剪纸的特点。另外从等衬色剪纸看，人物的五官则用勾绘剪纸的技法，这是流传胶东一带古老的传统剪纸技法，很有地方特色。

祷告山剪纸是根据山东农村妇女在春节期间所剪的动物、植物、昆虫、龙等形象的窗花而改制的。我们用这传统的技法剪出博士和骆驼或在伯利恒山上的牧羊人等形象表现我们基督教信仰，并用这剪纸做成圣诞卡。例如，其中有一款是扉页是一幅黑色剪纸和英文的八仙（The Eight Immortals）介绍，内页是八幅用黑纸剪成的八仙，镂空处也同样衬彩色绸罗，五官用笔勾绘的剪纸，每页之间夹有铅印于拷贝纸上的英文说明，既可保护剪纸，又可向西方人介绍作品的内容。

另外，有一些书签是长条白色卡纸制成分别铅印有：’投靠耶和华，强似依赖人。’，’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并注有选自’诗篇一百十八篇八节’、’约翰壹书三章十一节’和英文对照。上贴两张衬色剪纸，一幅古装仕女提花篮，另一幅是现代妇女背小孩，都为黑色纸剪成，镂空处内下衬彩色绸罗，人的五官为笔描，形象生动，色彩鲜艳。

该厂中剪纸的样子是白师娘自己画的，画完后由高云惠照样剪出，经白师娘修改确认后，再由木工刻出木板样，沾着红色往纸上印，然后发给刻花工人刻。该厂内每天正式做工的有十几个人，但在厂内刻花的有30-40人，大部分是放学后的学生。正式工每人每天约收入一块钱，（当时的粮食是二块钱一担）月收入有25-26块钱。星期天不做工，白师娘和学生都外出传道。货多时，也有外界人员来厂拿货回家刻，（外加工）当时生意很兴旺，都是用箱子包装出口美国的。

可惜，因为太平洋战争，所以这厂于1941年就关闭了，只存在了七年。

理雅各 James Legge

刚过的清明节，万峰收到很多来信查询有关祭祖的问题。今天祭祖的问题的处理角度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宣教士的影响。简单来说，就是一批做士大夫、儒生工作的宣教士认为祭祖只不过是我们敬重祖先的方法；而另外一批主要在草根阶层工作的宣教士则是争论，祭祖牵涉很多和基督教冲突的文化习俗，基督徒一定不能够祭祖。

在早期的宣教士来说，由于新教不像明朝天主教的发展，大部份宣教士都是接触基层为主，所以大部份宣教士都反对祭祖。但是今天万峰要介绍一位支持尊敬祖先，尊重中国习俗的宣教士。他叫理雅各。

理雅各是英国人，是继马礼逊以后，一位重要的传教士，而早期伦敦会的传教士甚有耶稣会的风气，就是大部份人都是学富五车的人物。在各差会在香港的核心人物中，理雅各的传教成绩不算最突出。他不是固执守旧的传教士所能接受的那种传教士，因为他与华人平起平坐，甚至走上世俗化与中西宗教融合的道路。他更不是英政府所期待的那种传教士，因为他出于对中国的良知，反对鸦片贸易、抗议英政府介入镇压太平天国，不许英政府武力介入教案。在这样的心态之下，理雅各倾心研究中国文化，热心在华事业。理雅各十分努力在中国传教，写出了18种汉文新教布教书籍。

作为传教士，理雅各其中一个想法并不是将西洋文化带入中国，更加是将中国的文化带出去。他将《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春秋》、《礼记》、《书经》、《孝经》、《易经》、《诗经》、《道德经》、《庄子》等中国名著翻译为英文，让外国人认识中国文化。理雅各也是第一个提出圣经中应该使用“上帝”二字的学者，但他被很多人挑战，认为上帝乃是中国人对上天的称呼，并不能代表基督教的神。后来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的名字，也是理雅各起的。

理雅各创办了第一份中文的报纸《遐迩贯珍》，将世界各地新奇之物带到中国，让中国人了解世界事情的发展。这份报纸至今，仍然存留在香港的图书馆中。

理雅各可以说是早期传教士之中，最尊重中国文化的其中一位。当他在1873年访问中国时，他参观长城、颐和园和天坛；他认为天坛圜丘坛是世界上没有偶像的最神圣的场所，不禁脱靴礼拜。他又专门到山东，经德州，抵达泰山，雇四名轿夫登泰山。15日，离泰山，乘马车到曲阜，参观孔庙、孔林，登临孔子墓。

颜懿廉E. E. Ingman及康月娥 E. Cajander

十九至二十世纪初期是宣教的大时代。远洋交通的发达，世界的开发，让更多的宣教士到了世界不同的地方传福音。非洲、南美、中国都是在那些年间靠着一个又一个的宣教士用生命和鲜血来换回来的基督教基地。

今天和你介绍两位姊妹，她们都是芬兰人，就是诺基亚的那个国家。她们来自一个很小的差会，叫芬兰自由宣教会。该会于1899年在江西永新建立了宣教站。她们是内地会的伙伴宣教士，因其所属差会规模较小，力量有限，故委托内地会照管她们。

1903年，颜懿廉来华，与康月娥一起到永新宣教。她性格率直、开朗，勇敢坚强，在战乱中仍坚守本位，为主作工直到生命最后一息。

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进占南京，接着发生外侨被杀的”南京事件”。为保护外侨的安全，欧美使领馆下令撤侨，许多西方宣教士也奉命撤到沿海城市。但两位姑娘没有撤退，仍坚持留在永新工作。她们说，经过长时间的等候祷告，确实感到主的旨意是要我们留下来看守这个宣教站。倘若我们离开，房子必定挤满那些极不容易请走的人。当然，许多信徒听见我们的决定后非常高兴，因为这是神答应了他们的祷告。但当时的环境确实充满着危险，大街路旁的墻上张贴着”打倒基督教”的标语，一些极端分子处心积虑地要抢夺她们的财产。两位女宣教士还要想方设法和政府军周旋，因他们多次想征用宣教站的房子。她们不顾自己的安危，站在门前阻止那些不守规矩、试图爬墻入内偷摸东西，或骚扰破坏的官兵；同时她们还要尽可能地与军官们保持和睦关系，与他们聊天，送福音书和单张给他们，或为他们诊病，以争取他们的友善。

在战乱中，她们所办的男校仍然开课；而女校则不得不暂时停课，因为她们无法保证女孩子们的安全。1927年10月，颜懿廉她们为当地和附近农村的信徒举行了两天的聚会，以坚固他们的信心和灵命。周六还为11位新信徒施洗；主日崇拜时有130多人参加。

永新地处国、共两军争夺的要地，自1928年以后，永新几经易手。宣教中心的房屋、设施几乎被摧毁殆尽，颜懿廉她们不得不随当地百姓四处逃难。1929年10月，当战事稍缓后，她们重返永新，打算在断壁残垣中重建福音站。但没过多久，军队又卷土重来，

1928年，永新宣教站的会堂、宣教士住宅，及三处福音堂的聚会所，皆被军队焚毁。1929年1至9月，宣教站的男、女两间学校校舍，则被军队征用。虽然如此，信徒每主日仍来崇拜，从没间断。至于镇外，只有福音堂仍继续经常聚会，其他学校和传道工作均告停止。

1929年10月，两位姑娘回去永新，受到弟兄姊妹热烈的欢迎。在这不大安全的环境下工作了近两个月。在信徒家里和残存的小会堂中继续主日和周日的聚会，信徒的心又火热起来。镇外各福音堂的信徒也来，受勉励后回到家里举行聚会。

1930年初，红军迫近吉安。颜懿廉、康月娥一起随大批难民向北逃亡。2月3日，她们选择水路，乘船沿赣江北上，欲逃往樟树镇（今清江）避难。却不幸在途中被红军发现而被捕。年迈的康月娥不堪忍受惊吓、冻饿与苦虐，被捕三天后即息劳归主；颜懿廉也随之被杀。颜懿廉在江西永新传扬基督福音长达27年之久，最后将自己的生命献给她所爱的中国和人民。

伊里亚

好像我们经常谈的宣教士，都是金发碧眼的。这个栏目的目标，也实在是谈谈外国传教士对于我们中国人的贡献，与他们留下的足迹。今天和你介绍的传教士，又是中国人，又是外国人。他是一位缅甸的华桥，他叫伊里亚。

伊里亚是独龙族人，自幼随父母侨居缅甸，1943年从西方宣教士接受基督教信仰。1951年，内地会传教士在缅北举办了一期传道人培训班，结业后就回独龙江传道。

1953年，伊里亚回国在独龙江定居，也在那儿传教。经过文革被禁一段日子之后，1986年9月，他在泸水县上寨坪子教堂被按立为牧师，从而成为首位独龙族牧师。伊里亚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经常不顾年迈体衰，深入基层教会，传扬基督福音。

在贡山，由于教牧人员缺乏，受个别自封传道人的影响，个别教会在信仰上出现偏差，甚至出现异端。1984年7月，在茨开区阿嘎腊村有15个信徒，因受到一个自封传道人的蛊惑，砍掉尚未成熟的苞谷，宰杀了牲畜，只带着少量的粮食，爬到海拔三千多米的山头上去祈求”升天”，有一位年近80岁的老人也被他们背上了山。当地政府得知此事后，立即派人偕同他们的家属上山，力劝他们下山，但他们坚持不肯。若强迫他们下山，又恐怕闹出人命。正当人们束手无策之时，伊里亚牧师从省里开会回来。闻知此事后，他心里非常焦急，于是他不顾旅途劳累，年老体弱，第二天就偕同有关人等，背上粮食和药品上山看望，本着圣经真理劝慰他们。他恳切的言行感化了那些信徒，遂在亲人的搀扶下返回家中，恢复正常的生活。

伊里亚牧师另一值得称道的事是，在他的影响与带领下，其独龙族同胞、民族头人孔志清晚年归信了基督，受洗成为基督徒。孔志清是第一个独龙族接受汉文化教育的人。这样一位政坛的风云人物，在晚年时能够归信基督，完全是因伊里亚牧师带领之故。

伊里亚牧师于1997年在其家乡贡山病逝。

泸水县上寨坪子教堂
姥姆登基督教堂

吕振中牧师

吕振中（1898.4.13－1988.3.10），祖籍福建省南安县水头村朴里镇，生于基督教家庭，是一位牧师、神学教师和圣经翻译家，以一人之力从原文翻译了吕振中译本。　吕振中1922年毕业于香港大学，获文学士学位。之后，到北平燕京大学宗教学院读神学。1925年毕业，获神学士学位。回福建后，于闽南圣道专门学校(后来改名为闽南神学院)执教，并担任副校长职务，他在闽南神学院执教共14年。

1940年2月，吕振中离开闽南神学院，带领全家到北平，在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开始翻译圣经工作——把新约圣经由希腊文直接翻译为中文。1946年6月24日，《吕译新约初稿》由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出版。本书以英国牛津大学苏德尔所编的希腊译本（Souter’s Text）为根据，用直译的方法，尽量表达原文每字所包含或代表的意义，并尽量保持原文之结构。

为了翻译圣经，1946年吕振中牧师远赴美国纽约协和神学院继续深造，获授神学硕士学位。之后更到英国康桥大学，威斯敏斯德神学院进修一年，进修希腊文、希伯来文等译经学问。其后又往英国入剑桥西敏斯特学院进修，1948年在伦敦，受英国长老会伦敦区会按立为牧师。

1949年3月，吕振中牧师在英国圣经公会的赞助下，赴香港继续他的译经工作。于1952年修订新约译本，1970年底吕译《旧新约圣经》出版，历时30年终告完成。由于这个译本圣经采用从希腊希伯来原文圣经保持原文结构逐字直译，所以对于深入研习圣经涵义有很大帮助，尤其是对不懂希腊希伯来语的人。但是也正因为是直译，所以这个译本圣经的语言词句给人感觉较生硬枯燥，很少文采，甚至有时觉得拗口；相比之下，广受欢迎接受的《国语和合本新旧约全书》圣经译本就很有文采，言语生动，读来很有美感。所以，把这两种译本的圣经对照着读是很有益处的。

吕振中译本圣经一般人很少能够得到，因为这个译本圣经印刷发行量极其地小。吕振中译本的价值，就在于它忠实地从希腊希伯来原文圣经直译。直译所特有的准确忠实，是意译所不能达到的，这也使它获得了相应的名声。为了表彰吕振中的贡献，香港大学于1973年授予他荣誉神学博士学位。

吕振中牧师于1983年移居新加坡，安度晚年。1988年3月10日逝世，享年90岁

来华传教士简介Missionaries In China – 12月慕拉第 Charlotte Digges “Lottie” Moon

来华传教士简介Missionaries In China

12月慕拉第 Charlotte Digges “Lottie” Moon
(1840年12月12日－1912年12月24日)

美南浸信会传教士，在华传教近40年（1873-1912）。

蓬莱老县城画河南段西侧的登州圣公会教堂里立有一块“遗爱碑”,是献给外国人的,上面写道:“大美国慕拉第女士遗爱碑”。

慕拉第

　　在远隔重洋的美国弗吉尼亚州也有一块墓碑,墓志铭为:“四十年在中国传道的美南浸信会传教士慕拉第之墓。”两块碑共同的主人是清末在山东登州一带布道近40年的美国传教士慕拉第——与其他传教士不同,这位美国女子有着一段不一样的传教故事。

Charlotte Digges “Lottie” Moon

　　从弗吉尼亚到登州

　　“我来华北的最初印象是随和而惬意,这里有着异乎寻常温和的气候,到处鲜花盛开,树叶葱绿。登州是中国最干净的城市,我这里是城中心,有着纯净的空气和充足的阳光。”

　　1873年11月1日,单身的美国女子慕拉第(Charlotte　Digges　“Lottie”　Moon)刚来到登州不久,对这片陌生的土地感到新奇和兴奋之时,她在给负责派遣事宜的美南浸信会协会执委会干事塔珀写的信中不吝言辞地夸奖着这座山东滨海城市。

　　清代登州府治位于蓬莱,东临大海,西望京津,北接辽东,南邻内地,古时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水陆交通便利。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根据清政府与英法美等国签订的《天津条约》,登州被辟为通商口岸,虽然后来因为水浅移到烟台,不过当时的烟台还只是登州府福山县辖下的一隅而已,作为胶东地区的政治和经济中心,登州府城在通商不久之后便有大量的外国人进入,而传教士这个群体也在其中。

　　根据蓬莱史籍记载,早在1861年2月,美南浸信会传教士海雅西便首至登州,而烟台则迟至半年后的8月方才正式开埠,随后继来者不绝。海雅西次年在北街观音堂建成的教堂当时也成为华北浸信会第一教堂,之后美北长老会倪维思、盖利等人也陆续到来。1863年美南浸信会高第配夫妇至登州,于三年后在南街建浸信会教堂,再在1872年之时于画河桥南西侧建立基督教圣会堂,成为当时美国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重要场所,在如此背景之下,同属于美南浸信会的慕拉第便在第二年即1873年来到山东登州。

　　成年后的慕拉第身高只有4英尺3英寸,不超过一米四。而这个看上去会有些矮小的美国女人之所以会选择到远隔重洋的异国传教,也与她的家庭环境有着很大的关系。1840年12月12日,慕拉第出生在美国弗吉尼亚州阿尔伯马尔县的一个种植园主的家庭中,园内拥有1500英亩的土地,在共七人的兄弟姐妹中,她排行第三。她们的母亲就是一位虔诚的浸信会教徒,从小便给孩子们讲述宗教故事,其中就包括耶德逊去缅甸传教的经历。相对于《圣经》的说教,小慕拉第起初对莎士比亚的作品更感兴趣,不过在周围环境的影响下,慕拉第在18岁的时候正式受洗入教,天资聪颖的她在三年之后取得文学硕士学位,成为美国南方最早获此殊荣的女性之一。1873年,美国南浸信会放宽政策,允许单身女性出国传教,慕拉第主动申请,遂被派往中国,于是便远渡重洋来到登州,在这里一待就是将近40年。

　　孩子心目中的“饼干小姐”

　　由传教士的特殊身份,刚到登州的慕拉第一开始受到了不少排斥,当她走在街上时,会有当地人向她吐唾沫,扔石块,对她的称呼更是带有极大憎恶色彩的词汇“洋鬼子”。这位出生于美国富人之家的千金小姐,尽量抛开了她从小就习惯的西方礼仪风俗,外面穿上了中国的蓝色棉布制作的、宽大袖口上镶有黑色缎子面的大褂,头发也挽起发髻,以一种近乎劳动妇女的平易形象出现在乡间村民的面前。

　　同时,慕拉第还再一次展示了自己在语言方面的天赋。早在美国期间,她就能运用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来到登州之后,慕拉第很快学会了当地的方言,并主动寻找和当地人交流的机会。慕拉第最初是在门口放几块饼干,引来街坊邻居的孩子,慢慢地通过孩子接触他们的妈妈,再从诸如烹饪、缝纫、洗衣、提水这些日常琐事入手逐渐打消了乡村民众的疑虑,日益走进他们的生活,被人们所接受。后来,在当地孩子的心目中,她不再是洋鬼子了,取而代之的是“饼干太太”、“饼干小姐”。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女子在一开始接触中国社会时就有感于妇女地位的卑微,第一此见到中国妇女缠足的风俗后,惊讶的慕拉第忍不住在信中向朋友倾诉:“她们那变形的双足,蹒跚走路的样子,是她们思想落后的象征。”此后,慕拉第一直努力向当地妇女宣传裹小脚的害处,劝说妇女放脚,1878年2月,她在登州办起了一所食宿女学校,读书的大部分是贫穷人家的女子,慕拉第在女校率先兴起了反缠足运动,禁止缠足者入学,将放足作为入学的先决条件,在一定程度对当地妇女起到了启蒙的作用。

　　饿死于归国之途

　　在登州生活了十多年之后,1885年,慕拉第前往平度一带开辟新的传教区,忙于工作的她几乎找不出时间回到故国。直到1891年,来到中国已经18年之久的慕拉第才第一次回到美国。

　　1894年,慕拉第再次来到山东登州,重回工作多年的故地也让她感到十分亲切,她自己是这样写道:“近来,我每天在这个城市进出,从没见过像现在这样和谐的氛围和甚至有时非常喜悦的心情。”此时的她已经和这座中国海滨城市融为了一体。

　　随着时间的增长,慕拉第的声望也不断提升。至今在蓬莱还流传着袁世凯前来聆听布道的故事,当时在山东巡抚任上的袁世凯慕名前来教堂,却坐到了给妇女专设的座席上,慕拉第温和地把他请到了合适的位置。

　　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慕拉第短暂地离开了中国,虽然年岁已高,并且身体健康状况不如以前,但她还是坚持回到了登州。在剩下的岁月里,除了布道之外,她还一直为救助灾民而不断地奔走着。

　　当初刚到登州的时候,一封给友人的书信便记录下了慕拉第的行善之事:“你给我的5元5角钱是这样使用的,我把5元钱给了两年来一直分发食物给灾民的理查兹先生,剩下的5角我给了街头饥饿的乞丐。”1912年,平度县境内发生饥荒,慕拉第提清所有银行存款,又多次从薪金中抽出款项救济灾民；在大家为平度县捐钱的会上,慕拉第把最后一元钱也捐献出来,并且把自己的食物和周围人分享。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心力交瘁,慕拉第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当年12月1日,慕拉第曾因饥饿昏倒在床上,此时她的体重下降到只有50磅,同伴把她送上回美国的船。12月24日,平安夜里,当船经过日本神户港时,慕拉第逝世。

　　慕拉第去世后葬在了故乡弗吉尼亚,她的生平事迹也得到了中美两国人民的敬仰,从1888年开始,美国南方浸信会把每年的圣诞奉献称为慕拉第圣诞奉献。1973年,为了纪念慕拉第到达登州100周年,美国拍摄了一部关于慕拉第的电影。

　　在慕拉第生活了将近40年的登州古城,当地民众也没有忘记她,在她去世数年后,1915年,登州民众为她树立了那块“大美国慕拉第女士遗爱碑”,慕拉第也成为众多来到登州传教士中被立碑记传的唯一一人

自从1888年以来，美南浸信会一直进行的慕拉第圣诞奉献，用于支援海外宣教士，金额目标达到一亿五千万美元，占美南浸信会年度预算的一半。

来华传教士简介Missionaries In China – 11月理雅各 James Leg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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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理雅各 James Legge
(1815-1897）

预备期:以理雅各为代表的第二代宣教士，见证了中国教会由一位信徒增至八万基督徒的成长历程。理雅各的父母很有声望，是苏格兰公理会的信徒，与马礼逊的第一位同工米怜(William Milne)属同一教会。理雅各迟至1836年才成为基督徒，但在四年后即受伦敦会差遣到中国宣教，其时正值鸦片战争期间。与他同船前往的有米怜的儿子，还有合信(Benjamin Hobson)，合信后来娶了马礼逊的女儿Mary为妻。

宣教事工：理雅各在帮助宣教士以及其他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在香港工作三十多年期间，曾主持一培养中国基督徒的神学院，同时又牧养一外国人的教会，然而他最受人纪念的则是他从事写作和翻译。车金光是由理雅各施洗的，他在理雅各于广东新设立的一宣教站工作时遇害，成为第一位为基督信仰殉道的中国人。何进善是长期配合理雅各布道的牧师，Lauren Pfister这样描述他：「第一位近代中国神学家，圣经知识丰富…他为中国基督徒树立了牧师学者的典范…。」王韬协助理雅各完成五卷本的精湛译作Chinese Classics （《中国经典》）。研究中国古籍后，理雅各相信中国古人敬拜的就是圣经里的上帝。

翻译中文圣经时，在“God”的中文称呼上出现不同意见，有人称为「上帝」，也有人称为「神」。理雅各写了一篇长文，为「上帝」这一称呼辩护。 1873年，理雅各离开香港，此后成为牛津大学首位汉学教授。他在返回英国之前，和几位宣教同工一起拜访了北京的天坛。在登上天坛的台阶之前，理雅各与同伴怀着敬畏之心脱下鞋子，一起牵手围成一圈，诵唱三一颂。他的一些同代人曾批评他「调和迁就」，然而他的学术研究历经时间的考验，而后人对许多中国字所含福音奥秘的研究，也进一步支持了他的论点。

婚姻与家庭：赴中国之前，理雅各于1839年与Mary Morison成婚。他們後來一起搬到香港，生了三個女兒。他们后来一起搬到香港，生了三个女儿。Mary Morison积极从事中国女子教育，一直到她去世，终年36岁。 1858年，理雅各在休假期间娶了寡居的Hannah Mary Willetts（娘家姓Johnstone）。此后他们住在香港，但1865年Mary因健康欠佳不得不返回英国。理雅各于1867年至1870年间回英国和她团聚，后来在理雅各自宣教工场返回英国，两人再次团聚。 Mary于1881年去世。理雅各继续在牛津大学教书并修订自己的译作，直到1897年去世。

理雅各谈中国人认识上帝：中国人认识真正的上帝吗？ …我对此答覆肯定，毫不犹豫。中国的文学和历史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我很难设想有人研究中国文化后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中国人的神鬼观念》）

「基督说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而儒家学者却对此缄口不语…」（《儒教同基督教的比较》）

来华传教士简介Missionaries In China – 10月司务道Annie Skau Bernt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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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司务道Annie Skau Berntsen
(1911-1992）

司务道于1911年出生于挪威南部荷顿（Horten）小镇，在她祖母的教导下，从小就受到基督信仰的熏陶，七岁时已学会祷告，且经常阅读圣经。20岁入读护士学校之后，蒙主拣选，得救重生。此前，当她心内还未有基督时，她不但不能帮助垂死病人面对死亡，她自己也无法面对垂死病人对死亡的恐惧。但自有耶稣同在后，她成了不一样的人，能为病人带来平安与喜乐。1931年，司务道在医学院修读护士课程时，除了要去上课外，还要到不同病房内实习。一位临终的青年因认识耶稣而得到平安，他的见证唤起了司务道对耶稣的渴慕，因为祂能解决人生一切的问题，能满足人类干渴、空虚的心灵。次日，她买了一本圣经，开始天天阅读。此后，她渴慕主的心也愈来愈强烈。

1937年，司务道清楚地知道神要拣选她到中国宣教，遂辞去工作到英国接受宣教训练和装备。在学校里她学习祷告和信心的功课。期间发生了日本对中国发动的战争，为此她曾失望过，以为不可能去中国了。然而到了1938年，中华内地会仍决定派人去中国宣教。

1939年，参加过教会的惜别会后，在与亲人分离的痛苦中，司务道含泪踏上驶往香港的轮船。由于母亲伤心过度，而不得不留在家中。9月3日，司务道离开奥斯陆乘船赴香港转往中国内陆。10月23日抵达陕西省西安市，随后，接受挪威协同差会差派，到陕西省东南部的商洛周围的十个村落工作，主要工场在龙驹寨。那期间，正逢抗日战争烽火弥漫全国，加上当地村民生活简朴困苦，教育程度低下，目不识丁的妇孺甚多。因此，要让村民们阅读圣经，是件非常困难的事。

司务道教士排除一切阻拦，在学习中文课程的同时，竟也作起老师来，把认识的中文字，一个一个悉心教给那些不识字的村民。从那时起，村民开始晓得读圣经、唱圣诗，归信耶稣的村民日渐增多。

司务道肩负起当地传福音的工作，并照顾村民的健康。除护理工作外，还常常教导村民注意健康，分发从挪威寄来的维他命丸给村民服用；且耐心劝导做妈妈的，切不可谋害初生的女婴。在那个时候，贫苦农民重男轻女，若没有生到男孩，溺杀女婴是村民的惯例。司务道本着基督的爱启发他们，劝导他们不可杀人。众妇女听了，都醒悟过来，顺从圣经的教导，用爱心彼此劝勉。

司务道在陕西的头七年，工作繁重，生活艰苦，住的是简陋房子，吃的是窝头，穿的是土布棉袍。四周环境恶劣，饮用的水也不清洁。家里放置的用具，连一只象样的杯子也没有。但神重用她，也眷顾她，使她无论往何处，都能够适应当地的生活环境。在大多数时间里，她是孤独一人工作，与海外宣教士一起事奉的时间不多。然而，要做的工作实大太多了！在陕西偏僻、荒芜区域传福音，实在不容易。有时为了赶往某地主领聚会，她必须要翻山越岭，涉水渡河，走得双脚浮肿，有如逃难般辛苦，有时三更半夜，她还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但无论如何，她都要及时赶到目的地。虽历尽艰辛，但她以苦为乐。这一切都是因为她爱上帝、爱中国、爱人灵魂的缘故。上帝也借着她让很多人得着上帝的爱，在苦难中认识上帝的爱，使之成为当地人活着的希望。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日战事结束。她终于有机会回国述职、探亲。离别家园达7年之久的司务道，几经转折，终于在圣诞节前夕下午五时踏进家门，与家人欢欣重聚，其喜乐洋溢之情，非笔墨所能形容。司务道教士在挪威一年里，到各地教会讲道，为主作见证。在当地教会鼓励、捐助与支持下，她重返中国事奉。1946年11月，她再次踏上征途，坐船经印度转往上海，重临陕西龙驹寨福音堂。1948年底，司务道教士被迫带同几位同工撤至西安，半年后，又重返龙驹寨。1949年初时福音堂仍然照常举行各项聚会。 1951年8月，几经困难，司务道终于获准离开中国。一个将自己青春年花岁月奉献给陕西南部的山区的她，忍痛流泪告别她的羊群，带着无限的牵挂离开了中国大陆，途经香港返回挪威。

司务道回到挪威后，仍心系中国，向中国人传福音是司务道的终生心志。1953年，司务道再次接受差派往香港调景岭主持医疗及传道工作。最初的工作地方只有一间小木屋，放置几个生果箱就凑成一间简陋的诊疗所。两年后她竟能在将军澳的”荒原上”建立起一所肺病疗养院，同时担任女传道、护士长及行政主任等职责。后来，得香港政府及挪威差会的资助，肺病疗养院的规模越办越大，成为灵实医院，在香港有着非凡的影响力，为主作了美好的见证。她曾向神的祷告说：”主啊，求你使多人看见”灵实”、认识”灵实”以后，愁苦变喜乐，痛苦得安慰”。她盼望”灵实”不仅能医治病人的身体，也能拯救病人失丧的灵魂。她的确做到了，不仅在有关司务道的传记中对此等事例多有记载，而且在笔者所认识的朋友中，因受司务道教士生命的影响，而灵魂得到拯救的人亦大有人在。难怪，她是如此受人尊敬，令人怀念！

1966年6月25日，司务道在挪威与贝德逊先生（Mr. Reidar Bemtsen）结婚。婚后她仍然继续在香港的宣教工作，并于同年在将军澳坑口村创办了一个幼儿园。此后，她又购置土地预备作福音基址之用。

晚年的司务道回到挪威，她的事迹被挪威电视台以”你的一生”（This is Your Life ）为题的节目播出，在挪威引起轰动，成为挪威人民心中的英雄。因她的大爱，因她无私的奉献，因她对上帝的忠诚，因上帝用她，所成就的奇妙作为，感动了无数的挪威人，激发了他们对上帝、对人生价值的追求。司务道教士一生为主而活，为主辛勤做工，留下许多令人仰慕敬佩的事迹。1992年11月26日，她的人生路途走到尽头，蒙主恩召返回天家。但她那拯救灵魂，造福人群的事迹，却常存在人心中，被广为传颂。

录像:

怀念司务道教士In memory of Sister Annie Skau Berntsen

来华传教士简介Missionaries In China – 9月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来华传教士简介Missionaries In China

9月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

美国第一位赴华宣教士

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于1801年四月二十二日，生在麻萨诸塞州贝勒塞屯(Belchertown)的一个务农家庭。得敬虔的母亲培育，十一岁的时候，在一次复兴聚会中，裨治文受圣灵感动，有清楚重生悔改得救的经历，参加公理会。他勤劳负责，要帮助父亲干活，耽误了学校教育；致力自修向学读书；到二十二岁，才得进入安贺斯特大学(Amherst College)。1826年毕业，到当时以差遣国外宣教士知名的安道华神学院(Andover Theological Seminary)深造。在校的时候，裨治文对国外宣教的呼召，越来越清楚。

　　神学毕业后，受美国国外宣教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差遣，于1829年十月十四日，自纽约登船远航，绕过南美洲的崎角，到中国宣教。经过长而辛苦的海上航行，于1830年二月十九日抵达广州。二月二十五日，他遵照差会的指示介绍，去见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开始跟那位先进的苏格兰宣教士学习中文。马礼逊比裨治文大十八岁，于1807年首先来华，是英国伦敦会的第一位宣教士。那时，因为清政府思想闭塞，对洋人疑忌，不能公开以传教士身分工作，在东印度公司任职；像马礼逊一样，裨治文得寄名美商同孚洋行，也居留在洋行贸易特区内，有时并旅行往返澳门，新加坡等地。

　　以后，他在华工作三十年，有十七年以广州及附近的澳门为基地，后十三年则在上海，也在上海离世。

　　裨治文是一位有远见的宣教士，满有奉献的精神，事奉的热诚。他知道宣教语文的需要，超过懂几句话，在市场上简单交谈就可应付。他认为学习中文，应该包括文化，宗教在内，注意“将人的思想夺回，使它都顺服基督”(林后一○:4,5)。

　　1832年，英文The Chinese Repository(中国丛报月刊)创刊，介绍有关中国的知识。由裨治文和马礼逊共同创办，裨治文主编。这不仅可见裨治文的热心，也是他中文的精进，获得相当普遍的认同和尊重。据裨治文自己说，这也是学以致用的方法。他见及洋人对中国一知半解，有时搞出可怕的笑话，觉得需要沟通东西的知识，才可以互相了解，藉以交通。撰稿者有宣教士，学者，外交官，马礼逊，及少数中国人。丛报报导中国语言，文化，历史，艺术，典制，风俗，宗教，迷信；中有德国宣教士郭实腊读红楼梦的文章，是西人对红道有兴趣的第一人；并刊载“中国女皇帝武则天”一文，可能是为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加冕的那年，表明中国已有先例；丛报并屡次刊文，指出缠足，及鸦片的祸害；缠足后来成为外国女宣教士努力的目标，到二十世纪初收获美好的效果；反鸦片的文章，则前后刊载四十八篇，其中有十五篇为裨治文自己所写，在美国激起反鸦片的浪潮，为中国仗义执言。裨治文的注重文字和教育，是非凡的远见，可能是收到启蒙运动的影响，也许与他后千禧年信仰有关。

　　1833年，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 )继受美国宣教会差遣来华，因那年轻人无适当学历，预备来华作宣教印刷工人；裨治文见他可以培育，尽力提拔，使他由助理渐渐接替丛报编务。1853年，卫三畏随美国海军伯力将军(Matthew Calbraith Perry, 1794-1858)去日本，结果，虽然打破了日本的锁国政策，却使丛报编辑乏人，因而停刊。卫三畏并且放弃传教，专任美国驻华公使秘书和译员，后来成为耶鲁大学第一任汉学教授。

　　裨治文更多作译写，他把中国的孝经译为英文。更感觉中国人并非智慧低，而是长久的蔽塞，造成对外面世界缺乏了解。裨治文用中文编写了美国志略(A Brief Accou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不仅是一本地理书，更介绍美国的历史，制度，其用意在藉以显明美国文化与基督教信仰的关系。

　　1838年，湖广总督林则徐奉钦命查禁鸦片。他是清廷少数有见识的官员之一，亟欲了解西学，读过裨治文的中文作品，深知鸦片的祸害，并想要得到一本世界地图，以了解外洋的情况。所以林钦差大人乐于折节同裨治文结交。

　　1839年六月三日，林则徐下令将查获英商的鸦片，在虎门焚烧，裨治文是应邀见证的目击者之一；外商衔恨散播滥言，说是鸦片仅消毁了一小部分，大部分都走后门流入市场；裨治文则在美国报刊撰文，详细叙述事件经过，对执行的认真大加赞赏。不过，他无以阻止以后事件的演变，更远不能改正英国见利忘义的行为。最不名誉的鸦片战争终于打了起来。

　　1841年，裨治文获纽约大学赠予神学博士荣誉学位。

　　中英鸦片战争的结果，是中国战败。1842年，与英订立南京条约，赔款之外，割让香港，开“五口通商”：以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等五通商口岸，洋人得以居住，贸易，并建立教堂，医院。这是十九世纪不平等条约浪潮的先锋。

　　那时，他曾协助美国公使顾圣(Caleb Cushing)，翻译与中国政府订立的“望厦条约”，规定禁止鸦片贸易，最惠国待遇等，近于平等条约。其中不难迹寻所受裨治文的影响。

　　1847年，上海渐成为洋人聚居贸易的中心，裨治文也移居上海。次年，即创立上海文学与科学会，学人每月集会，并印行学报；不到一年，即改名为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由裨治文任会长，可见他的学术成就多么受尊重。

　　裨治文任一个小教会的牧师，并教导一个有名的圣经班。

　　他的妻子伊丽莎(Eliza J. Gillett Bridgman)，于1850年，在上海创立裨文女塾，是中国第一所女校，开中国女子受学校教育的先河。

　　1852年，裨治文夫妇回美，只逗留四个月，那是他在华工作三十年来，仅有的一次休假。

　　裨治文把一生倾注在中国，在汉学上的有卓越成就，动因是因为他挚爱中国人，而愿了解中国人和中国文化，为了中国人今生和永世的利益而尽心尽力，远非其他肤浅应付的人可及。因此，他以热诚奉献的精神，具特殊语文天才，和透彻的分析能力，治学严谨，博大精深，才可以作出伟大的贡献，为所有洋人器重。他不仅是第一位美国宣教士，也是第一位美国汉学家，可能也是西方近代第一位汉学家。

　　1861年九月，裨治文染痢疾。十月的皇家亚洲学会，他不能出席。至十一月，终于不治，在上海逝世。他把福音的光带到中国，也以真理和科学的智慧，启迪中国社会。

　　1864年，裨治文夫人在北京创立贝满女校，纪念她的丈夫。

　　这双美国第一宣教士夫妇，他们的生命，正如其名，注重“治文”，也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的“造桥人”(Bridge-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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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先锋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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