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灵人物简介

海雅西 Jesse Boardman Hartwell

海雅西（Jesse Boardman Hartwell）于1835年出生于美国南卡罗莱纳州一个牧师的家中，他年幼时即喜爱向小伙伴们传福音。他俨然以临时牧师的地位自居，在绿树浓荫下，招聚并带领小朋友们敬拜神。左邻右舍的小孩子们都很爱听他讲说圣经和耶稣的故事。其宣教和领袖之天赋自小即显露出来。

当他八、九岁的时候，常于临睡前，跟姐姐们在牀前祈祷。每日若作了错事，或不开心的时候，他必定独自找个安静的地方向上帝倾诉。故他从小就养成了祈祷的习惯，并积累不少属灵的经验。

1858年海雅西23岁时，被按立为牧师。同年7月，美南浸会海外传道部差派他去中国宣教。在旅途中，他一有空，便找船员们谈道，不少船员因他所传的福音而接受了基督的救恩。一天黄昏，他所乘的那艘帆船，在狂风巨浪中摇摇欲坠，全船的人皆大声哀号，惊慌失措。惟有海雅西牧师夫妇安静地跪在船舱里祷告，求神止息风浪，保守众人平安。不久果然风平浪静，全船的人莫不为此欢欣感谢神。

1860年底，海雅西夫妇抵达山东的烟台。次年1月，便迁居登州府（今蓬莱）。从此便开始了千辛万苦的福音拓荒工作。他们初抵蓬莱时，人地两生，困难重重。光是租房子的问题，就令他们伤透了脑筋。因为当地居民对西人怀有疑惧和敌意，所以谁都不肯租房子给他们。几经周折，最后总算租到一所平房居住。这所平房，日后就成了浸信会在山东的第一所教会。

在迷信与排外情绪很强的环境里传福音绝非易事，例如，教海雅西山东方言的老师吴蠢樵先生，一见面就对海雅西说:”我的条件是，教书尽管教书，我可不能信道。”后来，由于海牧师的真诚与爱心，这位吴先生居然相信了耶稣，并且接受浸礼加入教会成为会友。由于他信仰诚笃，热心事奉神，不久被选立为执事，稍后又被按立为牧师，因此，他成为山东省浸信会的第一位执事，也是蓬莱的第一位中国籍牧师。

除宣教工作外，海雅西牧师亦十分注重神学教育。1893年，他在蓬莱创办了一个神学班，每天上课两次，以查考圣经、培灵，和栽培教会领袖为宗旨。这就是华北第一所浸信会神学院的雏型。后来有美国人布什先生（Mr. J. C. Bush）为纪念他的父母，捐献美金万元，用以扩建神学院。海雅西就用这笔捐款，在黄县东门外兴建起一幢楼房，兴办起一所”布式神道学校”，为教会培训传道人才。他的师母也在蓬莱创办了一所女子学校，这就是华北女校的前身。

清咸丰十一年，美国浸信会在蓬莱创立登州浸信会，建立教堂，时为我国华北地区最早的浸信会组织和教堂。同治十一年（1872），登州浸信会于县城画河南段西侧建基督教堂，时称“登州圣会堂”。

登州圣会堂原为美式建筑，由礼拜堂和钟楼联体构成。因年久失修，损毁严重，1987年修缮。东部礼拜堂为单层结构，神坛坐东朝西，正中设有洗礼池，两侧为更衣房，堂内可容纳近400人。西部钟楼旧为三层，顶楼木梁上悬铜钟，每值礼拜日，钟声响彻全城，1987年改造为二层结构，一层为玄关（过厅），大门面西，有两门向东通礼拜堂，二层为储藏室。先后在该堂传教的美国传教士中，以慕拉第女士在国际宗教界的影响最大，她是美国基督教组织第一位派往国外的女教士。自1987年始，每年都有外国游客专程到蓬莱参观，拜谒立于1915年的“大美国慕拉第女士遗爱碑”。

华北浸会神学院的前身为卜氏神道学校，由美南浸信会传教士海雅西、浦其维创办，初设于登州，后迁至黄县小栾家疃。
1931年，由于山东复兴的影响，卜氏神道学校改组为华北浸会神学院，以适应培养传道人的需要。院长柯理培。学生由10人左右增加到一百多人。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柯理培等传教士被关进日军集中营，神学院停办。

贾兰珍 Annie Garland

贾兰珍 Annie Garland 1861-1929

贾兰珍，1861年生于澳大利亚的墨尔本，由其敬虔的基督徒母亲抚养成人。三十岁时，加入中华内地会，远渡重洋，于1891年9月26日到达中国。随之被送往扬州接受语言训练。数月后，她和妹妹一起被派往甘肃秦州（今天水市）。

秦州是内地会在甘肃省最早开办的宣教站，当时由韩世箴教士夫妇（Mr. & Mrs. Henry W. Hunt）带领六位女宣教士在那里工作。贾兰珍经常和他们一起到附近乡村去传福音，并于1896年开始教一班小学生。

宣教中心是由两座大房子合成的，一座是福音堂，每主日上午，这里有弟兄查经班，约十几人参加。另一座房子有姊妹会，有30多位信徒和慕道友。大家都坐在炕上，学习圣经。男女查经结束后有人敲锣，听锣声会众齐聚福音堂，开始主日崇拜。崇拜时男女左右分坐。礼拜结束后，男女仍各回原来的房子，共享午餐。下午还分别有弟兄和姊妹的研经班。下午四时半，教会布道团到街上去传福音，或散发福音单张，或用福音挂图在街头布道。晚餐后，夜晚还有比较轻松的交通聚会，多是唱诗，聆听牧师的教诲或劝勉。这就是每礼拜日的教会生活情形。

1924年夏，她们离开秦州，南下到徽县开荒，建立新的宣教站。那一带地广人稀，高山峡谷，交通十分不便，能吃到的东西只有豆荚、酸菜和馒头。刚去时，没有人敢接近她们，慢慢地才有女孩和妇女与她们交往。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贾兰珍仍能这样写道：”……面对这群灵里贫乏的人，能把福音传给她们，我们是何等地快乐啊！”

贾兰珍亦在徽县努力推动医疗宣教工作，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以爱心接纳每一个人，因此远近的人都来找她治疗。1925年间，在1481名访客中，有1227个接受过她的治疗。所有来访的人都从她听到福音，其中有些人接受了基督的救恩。

1929年初，甘肃正赶上百年来罕见的大旱灾。她们响应国际统一救灾会的呼吁，全力以赴投入救灾，协助分发食物和必需品给灾民。上海内地总会也将大批救灾物品运往甘肃赈灾。

贾兰珍就徽县救灾情况写出详细报告：她们借用一个旅店的骆驼场，每天分发面包给灾民，按照优先级—-先儿童、妇女，后男人的顺序—-发放。由于灾民不断增加，宣教站人手不够，有时很难控制住饥饿的人群，因而出现哄抢的场面。于是，他们一面有人控制场面，一面分发食物，一面还要有人传福音。她们的辛苦、劳累与艰难从下面的描述中可见一斑：

“……每天经过费力费神而又紧张的救济工作后，回到家中，前院已挤满了病人请求施药治病。小孩子们饿得半死，衣衫褴褛，满身红疹。男女感冒发烧，不停咳嗽；还有浑身长疮、流脓淌血水的病人，都因无家可归而沦为难民。三个月来，我们这小小的药房竟有1000个病人来访。我们多幺乐意给他们一点点小帮助，可是转眼间他们又倒毙田野，为野狗乌鸦所食。

5月14日我们六位同工组成了一个安葬委员会，处理埋葬饿殍问题。我向同工们发出严重警告，因为这些染病死亡的尸体，随时有被传染致命之可能。但他们却十分坦然，认为是义不容辞。……我们26天之内安葬了52人。这三个月内，我们每天接触到那么多衣衫褴褛、疾病缠身的灾民！安葬委员会众弟兄都忠诚地工作着……。

6月1日是开始收割庄稼的时候了，需要大量农工，但是可怜的灾民，连工具都没有。于是我们买了大批镰刀，送给灾民回去工作。农村的地主们来到我们的院子，在许多寻找工作的人群中，挑选没有吸食鸦片而身强力壮的人。我们花了三天时间代为检查身体，结果有341位男子和三位女子获选得到镰刀”。

当时没人想到这是贾兰珍的最后一篇工作报告了。常年的赈灾工作，以及为灾民医病疗伤，早已使贾兰珍体力透支，健康日损，加之不断地接触病患者，终致感染上伤寒。由于环境恶劣，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病情每况愈下。她在病中度过最后一个圣诞节，于1929年12月27日安然离世。

韩德生 David Gordon Anderson

韩德生

( Han Desheng , David Gordon Anderson )
1908 ~ 1939

二十世纪上半叶，在华西方医疗宣教士，除了把基督救恩带给中国人外，他们还倾尽全力保护、救治了无数人的生命。他们经历了中国的军阀割据、国共之争，以及八年抗战。在政治上，他们严守中立。在内战和抗日期间，由于中国军队缺乏必要的医疗设备，许多受伤将士被送到西教士创办的教会医院里救治。许多宣教士因为过劳，或从伤病员身上感染伤寒或其它传染病，而献出自己的生命。韩德生医生就是其中的一个。

韩德生于1908年8月29日出生于浙江省台州府（今台州市），父母均为早期内地会医疗宣教士。父亲韩涌泉医生（Dr. John A. Anderson）于1889年11月乘船离开英国，12月14日抵达中国；母亲卢医生（Alexandrina Ross）则于1893年4月14日从英国抵华。1895年10月22日，二人在上海结婚，婚后同赴江苏省镇江从事医疗传道工作。1897年，他们转往浙江台州，参与建立福音站、男女医院，以及多处诊疗所，医病救人，广传福音，一直工作到1924年年底才退休。

韩氏夫妇共养育四个儿女，韩德生排行老么。年幼时，即在父母的带领下信主，进入内地会在山东烟台的芝罘学校读书。毕业后，韩德生回到英国去读大学；随后步父母之后尘而学医。1927年，他在凯锡克奋兴大会（Keswick Convention）上，更进一步明白神在他身上的旨意，遂将自己的一生完全奉献给主。

韩德生的未婚妻盖尔姑娘（Miss Marjorie E. L. Kerr），同样在一个基督徒家庭中长大，年少时在母亲的带领下信主后，即立志到海外去传福音。年轻时入读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在学校基督徒团契中，她将自己交托给主，求主引导她的一生。在爱丁堡大学完成硕士学位后，她成为一名教师。1933年，她和韩德生在一次基督徒奋兴大会上，清楚明白主引导他们到中国去宣教。于是他们响应神的呼召，双双加入内地会，并于1934年初离开英国，于3月中旬到达上海。经过初步的中文学习后，韩德生被分派到山西省长治鸿恩医院（Wilmay Memorial Hospital）工作；盖尔姑娘则被派往长治以北的襄垣工作。1935年3月26日，即抵华一周年后，他们在天津市举行了婚礼。婚后同赴长治鸿恩医院从事医疗宣教工作。

鸿恩医院于1931年落成开业，是当年山西省东南部唯一的现代化医院，服务范围和对象包括周围七个县镇及偏远农村约二百万人口。韩德生到达时，该院有窦润生医生夫妇（Dr. & Mrs. Paul E. Adolph）和赖灵生医生夫妇（Dr. & Mrs. E. Warren Knight），及两位护士马光启姑娘（Miss Doris M. L. Madden）和翟松美姑娘（Miss Marguerite Dickie），还有三位宣教士杜岫云姑娘（Miss Gertrude Trudinger）和邓赖思夫妇（Mr. & Mrs. James A. Dunachie）等九位同工；再加上当地的贝医生（Dr. Beh）、护士、麻醉师、男、女传道和职员等约20人。大家分工合作，配搭事奉。窦润生医生夫妇任驻院医师，为病人实施治疗和手术。韩德生初到时，做窦医生的助手。邓赖思夫妇是医院的经理，负责各项杂务。赖灵生医生夫妇主管外勤，经常以流动医院方式，到附近城镇医病传道。特别在大型庙会之时，他们更是把流动医院带到百姓当中，一面医病，一面举行帐幕布道会。杜岫云姑娘负责各福音堂的妇女工作并几组妇女祈祷会。为使母亲们专心听道，翟松美姑娘从旁协助，照顾、教导孩童。每逢主日，则由窦师母负责儿童主日学。此外，他们还常常和中国同工一起到监狱里向男、女囚犯传福音，以福音教导他们改邪归正。

韩德生成家后，赖灵生一家迁往临汾医院。自此，韩德生协助窦医生主持院务工作，并接手主持流动医院，工作颇为繁重。1935年夏，英国的倪忠道女医生（Dr. Helen R. Neve）被分派前来加入他们。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韩德生和他的同工们不仅抢救了无数人的肉身生命，更使千万人的灵魂得拯救。

1936年9月底，因窦润生医生回美国进修，由韩德生主持院务。1937年内战停止，国共联合抗日，社会相对安定些，医院业务和宣教工作也逐渐恢复正常。可惜好景不常，不久，”七七事变”骤起，抗日战争爆发。同年11月8日，山西太原失守，日军继续南下占领太谷、平遥等地。在山西境内的八路军，与日军进行山地游击战，殊死抗击强大的入侵之敌，但伤亡数字亦比日军高得多。因此，救护伤兵就成了医疗宣教士的当务之急。鸿恩医院的三位医生不遗余力地抢救八路军受伤将士。在药品、医疗器材奇缺的情况下，他们以基督的爱心，倾尽全力救护他们。亲赴前线战地医院的女护士芮美恩（Miss Rose S. Rasey）写道：”每天主赐我力量来对付诸多难题，有时得跪在地上照顾他们（伤员）。我的腰都快直不起来了。求主给我够用的恩典，盼望能救护更多人”（《舍命的爱》，第274页）。当然，在救护时，她们仍不忘把大幅福音图画挂在墻上安慰伤病者。

1938年鸿恩医院的伤员、病人实在太多，病房不够，许多患者只得在户外接受治疗。因应需要，他们又在潞城增设了一所医院，亦由韩德生负责兼顾。根据医院记录，当时两所医院除了五千个门诊病人外，还有留医住院的五百多个病人。如此繁重的救死扶伤工作，使韩医生透支了过多的体力，但他一直沉默苦干，力撑时艰，亲手医治了成千的伤患。1939年6月21日，他终因病人传染而罹患伤寒，不治而逝，当时他尚未满31岁。遗下年轻的妻子，四岁半的长女和未满周岁的幼女。韩德生为拯救中国人的生命和灵魂，付出了重大的牺牲，直至付出自己年轻的生命

作者：李亚丁

司徒雷登 John Leighton Stuart

第二代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的父母都是早期到中国的美南长老会传教士。司徒雷登出生于杭州城北部天水桥畔耶稣堂弄天水堂旁的传教士住宅。从血统上说，他是一位纯粹的美国人。但用司徒雷登自己的话来说，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更多于是一个美国人”。他会讲一口纯正的杭州话。

11岁时到美国弗吉尼亚州上学，在那里曾被人讥笑为不会说英语的怪物。受到“学生志愿国外传教运动”的影响，而立志于传教，转入纽约协和神学院。1904年，他结婚后携妻子艾琳．罗德（Aline Rodd）回到杭州，成了第二代美南长老会传教士。

1908年，司徒雷登应邀前往南京，出任金陵神学院希腊文教授。1910年，任南京教会事业委员会主席。辛亥革命时，兼任美国新闻界联合通讯社驻南京特约记者。

曾经在美国做过教师的司徒雷登深知知识分子的转变才是中国发生转变的关键，于是他的目光投向了教育。1919年1月，司徒雷登被聘请为首任燕京大学校长，部分人认为他作为燕大的长期领导人为该校的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说：“如果允许我谈个人的想法，我最大的梦想是在燕大建立一所宗教学院。在这里，越来越多的既谙熟本国崇高的文化遗产，又受过西方最好的神学院教育的中国籍教师向本国人民讲授真正的基督教。这种基督教根植于他们自己的宗教体验之上，与20世纪的知识和谐一致，符合中华民族的精神，清除了所有按西方历史环境所做的无用的解释。

司徒雷登四处募捐，张学良将军曾为此大学捐款。为燕京大学在北京西郊建造了一所宫殿式的美仑美奂的新校园，不惜出重金延请中外著名学者如吴雷川、许地山、顾颉刚、赵紫宸、钱穆、吴文藻等人来燕大任教，提升燕大知名度和学术地位。

司徒雷登提倡学术自由，要求燕大的学生既中国化，又国际化，司徒雷登还注意与学生、员工互动交流，对待学生和蔼可亲，对待教职员工热情温暖，给许多学生和员工留下了深刻印象。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他被日军关押在北京，直到1945年8月获释。这期间燕大也被迫迁往成都，借用华西协和大学的校园。1945年，获释后的司徒雷登继任燕大校长（后为校务长），也担任美国在解放前最后一任驻华大使，直到离开中国。

在他过身以后，他一直希望能够将骨灰送到中国，埋在燕京大学校园内，他的这一愿望始终无法实现。直到2008年11月18日，在他去世46年后，其骨灰被低调安葬于中国杭州半山安贤园。

出生：（今杭州下城区耶稣堂弄）
燕京大学在香港被并入香港中文大学的崇基学院。
文科、理科多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校舍由北京大学接收，现在其建筑仍为燕京大学古迹。地址-燕园。
燕京神学院–北京市海淀区清河镇清河路181号

魏特琳 / 华群 Wilhelmina “Minnie” Vautrin

魏特琳出生贫寒，但她却非常倔强。她生于1886年，由于贫穷，她不得不通过打工来完成自己的学业。经过几年的辛勤努力，大学毕业。大学毕业后，同年受美国基督会差会派遣到中国，担任安徽庐州府（今合肥）基督会三育女中校长。

1919年魏特琳（Vautrin)应聘金陵女子大学，掌管校务，筹建新校园，并鼓励学生走出象牙塔，献身社会，为穷苦四邻服务，譬如为邻居妇女开课讲授卫生知识，每周两次为校园四周的贫民看病等。

从1937年8月12日开始，到1940年4月，魏特琳几乎每天都坚持写日记，并每月定期将其邮寄给美国好友，以便她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时事。这份日记，也成为了她对当年南京大屠杀历史的重要记述。。

1937年11月下旬，攻占上海的日军兵分三路攻向南京，就是当年国民政府的首都。12月1日，美国大使馆最后一次召集所有尚滞留南京的为数不多的美国公民，警告他们：“再不撤离，以后我们将无法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魏特琳她四次郑重拒绝了美国大使馆要她离开南京的要求，坚定地表示：“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抛开中国！”

当时在校教职工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西迁办学，一部分留校本部保护校产，救济难民。魏特琳就是留校的人员之一。魏特琳致信美国大使馆，建议设立一个安全区，让那些无法撤离南京的难民有一个相对安全的栖身之地，以躲避战火。她在信中表示：“无论从地理位置或建筑物的牢固性来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作为难民收容所是再合适不过了”。不久，由德国人为主席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接着又请求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和中国红十字会承认，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魏特琳为红十字会委员。在日军占领南京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也设立了妇女儿童难民收容所。

1937年12月5日，日军占领南京。尽管金女大校园门口挂着美国国旗与日本大使馆的公告，但是每天都有成批的日军或从校门口强行入校，或爬过围墙入校。因为当时珍珠港事变还未发生，所以作为美国人还是有特权的。魏特琳一会儿守在大门口，拦阻企图强行入校的日军，一会儿又赶到校内其他地方赶走偷爬进墙的日军。有许多晚上她都是和衣而睡，以便能随时起来去应对突发事件。她还组织起巡逻队，日夜守卫校园，保护难民的安全。

不少日兵因此恼怒，拿着血迹斑斑的刺刀威胁她；还有的野蛮地打她耳光。她都忍受了，她自觉地承担了保护万余名中国妇女儿童的重任，她说，金陵女院就是我的家，我绝不离开。

1938年，国民政府授予她奖励外侨的最高荣誉－－－蓝、白、红三色襟绶－－－采玉勋章。魏特琳在那紧张恐怖的日子里，殚精竭虑工作了数十个日日夜夜。过度的疲劳与长期的精神压力严重伤害了她的身体，她在此期间的日记中常常写道：“太倦了，倦得连字都写不出来，”“倦得无法思考”。她在救护了许许多多的中国难民与中国妇女以后，于1940年初自己得了严重的精神忧郁症，经朋友劝说后辞职回到美国。

1940年5月14日，她在多方的劝说下离开南京回美国治病。她在日记中写道：“多年来我深深地爱着金陵女大，并且试图尽力帮助她。”她这样说了，也确实这样做了。但是她将不得不离开她无限热爱的这一切了。1941年5月14日，也就是她离开中国一周年的日子，她选择这一有意义的日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死在了印第安纳州一间普通公寓里，年仅55岁。在遗书中，她写道，她在中国的传教失败了，与其受精神之苦，不如一死了之。临终前说：“如果能再生一次，还是要为中国人服务，中国是我的家。”她的墓碑上用英文刻着：明妮．魏特林,观音菩萨，到中国去的传教士。但在最醒目的地方刻下的，却是四个中国汉字－－金陵永生。

我们今天如果想看看巍特琳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可以看看
合肥三育女中合肥南门小学
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

微劳士 Verent John Russell Mills

微劳士Verent John Russell Mills

微劳士牧师（Rev. Verent John Russell Mills）一九一三年五月十二日生于英国，有一次，母亲流泪的祷告改变了他的一生。十八岁中学毕业后，本想当工程师，但神呼召他到中国宣教。虽然父亲极力反对，仍带着一本圣经、两套衣服、一双鞋、口袋里只有五元五角，就毅然上船，前往全然陌生的中国。

　十月二十八日来到目的地－－广东省的观瑶。新居是一艘舢板，所在的河，就成了他洗澡和如厕的地方。差会安排了一位八股先生教他中文。经过五个月的强记，勉强可与本地人交谈，当然发音不准，笑话百出。
　　
　　与家人分开了六个月的微劳士，写了一封信给未婚妻爱玛小姐：“我在中国很孤单，除非你来中国，否则我无法支撑下去。”爱玛小姐就毫不犹疑前往中国，成为南中国小渔村里第一位外藉新娘。蜜月期就在派单张的生活中渡过，因为他们的座右铭是：“事主为首，工作次之，家庭第三。”

　　舢板地方太小，容不下二人，于是租了一间小屋。屋子地下是泥土，屋顶是用禾草铺盖的，全屋一个窗也没有。微牧师于是亲自动手，在墙上开窗，并将屋子的里外扫上灰水。这事竟使全村哄乱起来，大家以为屋内住了两个“番鬼”，随时会有鬼怪从屋里出来，对他们不利。直至微牧师出来保证，村内如有任何不吉利的事发生，责任全归在他身上，那时村民才平息下来。

清连镇是一个转捩点。初期的宣教工作极其困难，人们拒绝接受福音。直到有一夜微牧师从睡梦中被吵醒，看见一个赤裸的人躺在地上，满身鲜血，全身抽筋，口吐白沫，他来不及想到中文该怎样说，就用英文，奉耶稣的名把鬼赶出来。那人不再抽筋，并清醒过来。次日，整条村都听闻这神迹。微劳士牧师立刻把握机会，向村民传讲福音。每日都有三百多人来听福音，且有多人信主。其中白湾村县长还带领全村信主。一九三六年就在那里成立了第一间教会。

此外，微牧师领导清远市居民筑堤坝，组织清远福音乐队，并用自己作的中文诗歌布道，足迹遍及整个广东省，到处建立教会和训练信徒成为牧者。他在广东省建立九间教会，又创辨了福音圣经学校（Evangel Bible School）。

一九三七年，日军封锁了往四邑一带的去路，截断那地区的粮食和药物支援。满有爱心的他就组织了中美救援协会（Sino-American Relief Committee），在首次会议中，有人问他，经济从何而来？他就用毛笔写了一个“信”字。他只身前往重庆向各救援组织求助，并通过电台向美国华人筹款，当他再返回四邑时，已筹得＄618,700,000。他向中央政府购米，雇用一千一百名苦力，攀山越岭把米运到四邑，设立了二十一个救济站，每日供应一万四千人的饭食。
　　
　　战争带来无数的孤儿。微牧师一个一个的把他们收留在用空置的学校和祠堂改成的“儿童收容所”不久，“儿童收容所”已爆满，但他从不拒收，只要求工作人员多加一双筷、一碗水。为避免日军耳目，孤儿院要搬迁，孤儿要腰携米袋，攀山涉水，年纪太轻、自顾不暇的，微牧师就三个三个的放在篮子里，用竹竿挑着他们前行。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军投降，救援机构逐一撤离中国。收容所粮食中断，他叫所有儿童为他祷告，自己则前往广州，遇见一友人，建议他去函美国人创辨的中国儿童基金会（China’s Children Fund）。两星期后收到电报回覆，答应收容七百名儿童，每人每月可得二元的资助。为了运粮方便，他索性把孤儿院迁往广州。　一切安顿好后，微牧师为着儿童前途设想，开始训练他们谋生的技能，同时，又安排早会、晚祷，供应他们灵命上的需要。
　　
　　一九四七年九月，微牧师获委任为中国儿童基金会在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区域主管。他先在华北联击了四十二间孤儿院，帮助了五千一百一十三名孤儿，继而展开在韩国和日本的工作。

微牧师一生以信心过活，从蒙召到中国，建立教会，筑堤防水，救济饥民，并冒生命危险，拯救孤儿性命，最后发展全球儿童福利工作，这一切都是信心生活的实践。

白湾基督教堂在清远清新县，始建于1937年，近年经改善维修，在保持原有的基础上建筑别具特色，总面积1000多平方米，现设有礼拜堂，识字班，招待所等，逢每周星期天有很多基督教徒在此崇拜。

金宝珍姑娘 Miss M. Olive Atkinson

金宝珍姑娘（Miss M. Olive Atkinson)

金宝珍姑娘（Miss M. Olive Atkinson)）于1902年3月24日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市（Toronto），早年生平事迹不详。仅知她于1920年信主后即乐于向人传福音，并有志于作宣教士到印度去。但当她在祷告中寻求神的带领时，神却明确地指引她去中国。1925年4月，金宝珍加入中华内地会。同年10月15日，她乘船离开加拿大温哥华，于11月3日抵达中国。

金宝珍先进入江苏扬州语言学校学习中文约半年之久。1926年4月下旬，她被分派到四川彭山宣教站工作。当时该宣教站宣教范围涵盖800平方哩，却只有内地会宣教士云登夫妇（Mr. & Mrs. Gilbert Vinden），带同一位男传道和一位看门的老婆婆而已。

金宝珍到达四川时，正值中国内战频仍之际。战争造成物价上涨，商品奇缺，以及连年饥荒。1926年9月在四川又发生了”万县惨案”，因英国轮船撞沉民船而被当地官府扣留，英国炮舰轰击万县城，造成一千多间民房和商店被焚毁，五千余军民死伤。”万县惨案”令中国军民同仇敌忾，反帝情绪高涨，直接威胁到外国侨民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英、美等国领事馆下令撤侨，特别要求那些身在内地省份工作的宣教士撤退到沿海一带城市。1927年2月，有60多位宣教士撤退到上海，在撤离途中，金宝珍与来自澳洲的内地会宣教士韦显明（Norman J. Amos）相识。韦显明于1924年11月初抵达中国，当时在四川的合江宣教。在上海等候期间，二人相处日深，彼此情投意合，遂订定终身，并于1927年8月17日在上海完婚。

1928年4月，韦显明夫妇重返四川。因当时金宝珍已有孕在身，不宜随夫远去合江，况成都又有设备完善的医院，故留在成都待产。同年9月4日，他们的长子保罗（Paul Norman）出生。

1929年下半年，他们被差派到成都西南约40哩的邛州宣教站工作。当时整个宣教站只有他们二人，而且要重建被破坏了的宣教站，重新争取当地人的好感，其劳苦与艰辛可想而知。幸好邛州离彭山和成都不是太远，方便他们与附近地区的宣教士联络和来往。1930年初，韦显明联合举办了为期12天的帐幕布道大会，取得很大成功。

在其后的两年中，韦氏夫妇的大女儿海伦（Helen Irene, 1930年2月9日）和次女以斯帖（Esther Olive, 1931年4月15日）先后在成都出生。金宝珍一方面担负起照顾丈夫和儿女的责任，一方面还要在宣教工作上为丈夫分忧解难，同心协力见证神。1932年元月，韦显明再次邀请邛州附近的宣教士联合举办帐幕布道会。他们分工合作，韦显明等宣教士负责布道，韦师母等人则负责带领妇女和儿童聚会。虽然时值寒冬，但十天的布道会中，每晚都有200多人参加，进一步打开了这一带的宣教之门。

1932年3月，韦氏夫妇将宣教站迁入邛州市中心的一座新福音堂。启用新址时，他们连续举办了十个晚上的布道会，每个夜晚都挤满了人，好些人不得不站在街上听道。因为新宣教站位于商业区繁华地段，故此他们有机会向更多的人传福音。

1932 年7月，韦师母搭乘公共汽车时遭遇意外，几乎丧命。日后她曾作见证说，经历这次死荫的幽谷后，她坦然面对死亡，心里再无半点的惧怕。不久霍乱流行，韦师母在成都不幸感染上霍乱病毒，虽经两位医生和一位护士极力抢救，但12小时后，即在1932年9月3日清晨，凶恶的霍乱还是夺走了她肉身的生命，离世时她刚满30岁。她在中国从事宣教和服务将近七年，便息了地上的劳苦，与主同在了。遗下她的丈夫和一子两女，当时长子仅四岁，小女儿只有一岁半。

熟悉金宝珍的内地会四川的副监督董辅仁（John R. Sinton）追述她时，认为她有过人的观察力，信仰坚定，是非分明，对生活充满乐观。那些与之相处过的妇女们对金宝珍的去世尤为悲痛，因为她经常与她们分享神的话，在生活上关心、帮助她们。就连一个对她存有敌意的佣人，最终也因她的爱心，悔改接受主耶稣基督。

今天邛州教会，就是在邛崃的基督教堂
彭山基督教会—在今天四川彭山县的基督教堂

包志理 Henry C. Bartel

包志理牧师(Rev. Henry C. Bartel)，1872年在俄属波兰的江宾市(Gombin)出生。三岁半时随同父亲包法兰、母亲包玛莉，及尚在襁褓中的幼弟撒迦利亚，一家四口偕同当时门诺派基督徒，一起乘搭轮船移民美国，

包志理在思想和情感深处都是农民心态，梦想有一天自己能拥有广阔田地，农作物丰收可以致富。然而当他17岁时，方才体会到这些梦想不设实际。

1901年3月12日是他生活中具决定性的一天。一位胡荷列宣教士(Horace Houlding)鼓励年青人往中国宣教。当时义和团制造的血腥动乱刚好平息，中国社会对西方宣教士再进入，尚存怀疑态度；在美国的亲属亦多半不赞成他们的抉择。可是他俩内心火热，满有赴中国宣教的负担。终于在同年10月底，以坚定不移心志面向东方。他们是拳匪之乱以后进入中国的首批西方宣教士。抵达上海之后，到内地会的所在地稍事休息，再转船往天津，1901年11月23日抵步。

由1901至1952年，包志理半个世纪在中国山东省及各县所属的乡镇，创办“基督教福音会”。以后又在内蒙古、陕西省、甘肃省、四川省建立教会。共开辟了四个传福音的地区。每到一地总是兴办圣经学校、孤儿院和印刷书房。在山东省曹县收留了300个孤儿，其中有些孤儿长大后，有的做了牧师，有的作传福音的医生，也有随包牧师到各教区去作圣经学校教师。此外，他又同时创立了中国门诺会差会(CMMS)。

他们从天津移居山东曹县，期间险遭天花丧命。1902年经东明来到曹州，经当时官府同意，在西门里（现红旗影院附近）征得一个地方开始传教。包志理牧师认为这个地方窄小，不适合发展需要，经多处走访，看好孝子届街的桑家花园，约有14亩地（现石人东街153号）和坑塘，并三角花园南100米（现菏建集团附近）比较合适，先后购买下来，共计28亩。次后桑家花园建设礼拜堂，坑塘用来洗礼，三角花园南做陵墓。教堂东西24米，南北12米，占地300平方米，上下两层，北有侧门，讲台在堂内西边，大门朝东，上有钟楼，钟声可传周围5公里。堂内可容纳信徒300余人。

他们在山东宣教的日子，非常艰苦，连年灾荒，人民食不裹腹。夫妇俩坐着由马拉动的车，在沙石路上奔驰赶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风来，雨往，烈日酷暑，寒冬大雪，也阻断不了他们为神传福音的坚贞意志。当地土匪甚多，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有时还要忍饥挨饿。经济上的中断，几百个孤儿，加上各县西国传教士的生活供应，包志理牧师常常是夜不能寐，繁忙之至。

他的长子包宗义Loyal Bartel在中国出生后承接了山东曹县教区工作，一直未曾离开过中国，是中国解放后唯一仍然留下的西方宣教士。他独自留在山东，一面务农，一面传教，直至1971年在监狱中去世。

胡遵理 Jennie V. Hughes

上一个世纪初叶，来自海外的女宣教士为数颇众，她们多半抱独身主义，奉献终生事主。由于没有家庭负担，可以有较充裕时间投身传道、教育、医疗、济贫与扶幼等社会工作。她们处事低调，常退居幕后，引导教会与民众融合，俾易于达成宣讲福音目标，

胡遵理教士（Jennie V. Hughes, 1874-1951）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父亲胡佐治牧师乃早期来华宣教士。1906至1920年胡遵理担任九江诺立女书院校长，除主理校务外并任教部份中学课程和教授圣经。她赋性好动，做事特别勤快；对人表面有时十分严厉，实则内蕴无限爱心，从来没有隔宿嫌怨，正是“含怒不至日落”。

胡遵理在华其间，引入很多新思想，特别对中国传统文化苛待女性的陋俗大加批判：诸如反对纳妾、溺杀女婴与强迫妇女缠足等。

胡遵理和她的同工石美玉于1920年到上海创办伯特利教会。她们以廉价租用南市一间无人胆敢入住的凶宅，以该房舍开办护士学校、医院和教会事工。同年得到美国主内弟兄姊妹热心捐助，购置了毗邻一幅面积广达12英亩的土地。在往后的岁月里，总共建成16座建筑物，计有；伯特利中学和小学、伯特利神学院、护士学校和妇产科护理学院、伯特利孤儿院、伯特利教会、印务所，以及员工和学生宿舍等，全都座落在这片神所赐的美地上，乃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传福音机构，培训出大量神的忠仆。日后他们分别前往全国各地和东南亚一带传福音，开布道会，包括成立伯特利布道团，在神州大地遍播福音种籽，引导无数信众成为神家儿女。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神学院及部份孤儿院成员南迁香港，在九龙嘉林边道继续发展圣工。迨至1941年底日军攻陷香港，经历了九个月的恐怖生活，迫得撤离，迁往中国内陆。先后在广西及贵州，借用中国内地会提供之校舍继续神学教育及育幼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分别复原返回上海和香港，继续伯特利的事工。
上海以往的伯特利教会是在南市制造局路639号；伯特利医院（今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以后又陆续增设伯特利中学、伯特利神学院、伯特利孤儿院。还在上海法租界内八仙桥（今西藏南路淮海路口）设立了分堂。

九江诺立学校就是在江西省九江市甘棠南路98号。

德贞 John Dudgeon

德贞John Dudgeon

我们之前看过很多医疗宣教士。治疗身体和拯救灵魂都是他们的目的。他们在中国的时候不单是在城市中设立医院，也下乡行医施药。其中一个原因是医疗宣教的传教果效非常显著，尤其是人在痛苦时所经历的神是最真实的，或者是人濒死的时候，你说什么他们都会接受。

今天和你介绍一位是退出了差会的宣教士，他是苏格兰人，名叫德贞。他是苏格兰人通常都是长老会的成员，他曾经学习医学、神学与文学。毕业后立志从事海外医疗传教，由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于 1863 年派往中国，先在山东芝罘开设医馆，次年被指派接替伦敦传道会驻北京医学传教士雒魏林(William Lockhart, 1811-1896)的遗缺，从此常驻北京。

他在北京创办的“双旗杆医院”，就是协和医院的前身。他的医术颇受朝廷大员的推崇，与恭亲王、李鸿章、荣禄等人都有交往。曾有一位总理衙门大臣的九岁儿子，在玩洋枪时不慎射中腹部，生命垂危。德贞施以紧急手术救活小孩，这位原本仇视洋人的大臣瞬间态度大改，不但两度登门道谢，还致赠木制颂匾，题着“西来和缓”四字。

德贞也是第一位在中国官立学校教授西医的教师。他在京师同文馆任教多年，为此编译许多西医教科书，其中最著名的是《全体通考》，一部十六册的解剖学专着，附有近四百幅人体解剖图，由头发到骨质组织、血液循环到神经分布，都有详细的描述和解释。又在书中加入大量注解，对照中医人体知识和传统术语，创造了人体部位和器官的现代名称，并指出中西医对身体知识的不同解释。

他除了从事医疗传教外，也被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延聘担任海关医官，负责船舶检疫、监控各地卫生状况，并提供侨民医护服务。此外，德贞亦常在报刊发表文章，介绍西方医学新知。他喜爱摄影，也为当年的北京留下许多珍贵照片。

这些成绩使得他的诊务十分繁忙，以致于伦敦传道会责难他疏于传教，再加上他个性好斗，与几位同事发生争执，最后于1884 年与伦敦传道会分道扬镳。

德贞在中国的行医生涯将近四十年，对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和健康情况有许多观察和探讨。这段期间来华的西方医师，多对中国社会风俗与卫生习惯持负面看法，和当时英国医学对东方人卫生状况的主流评价一致。德贞却大不相同，他赞扬中国人的健康情形和生活习俗，甚至宣称中国传统生活方式在卫生上远优于当时欧洲都会的现代生活，值得欧洲人学习效法。例如他说，欧洲人经常吃太多含氮的食物，导致发炎和痛风，但是中国人不太会发炎，是因为他们肉吃得很少。

这样一位热爱中国的医疗宣教士，却在晚年遭遇义和团事变，团众烧掉他的医院，也将他与其他人围困在北京使馆区内，度过喧嚣恐怖的五十多天。解围后不到一年，他就病逝于北京。

史迹：
今天，如果你想探望当年的双旗秆医院，就是在北京东单的双旗秆后面。
他任教过的同文馆，则演化成京师大学堂，即是今天的北京大学
北京赫德路（Rue Hart），今台基厂头条。赫德路海关旧址已成为外贸部宿舍。

和受恩 M.E. Barber

和受恩 (M.E. Barber 1866-1930)

和受恩教士是英国人，出生于英国南部苏福支那（Suffolk）的比森豪（Peasahall）。二十一岁那年，在宣教大会中，她回应了戴德生牧师从遥远的中国所发出的呼唤，立志宣教。

1899年，和教士被派到中国，在福州仓前山圣公会所办的陶淑女子中学里任教。因她有美好的生活见证，吸引了许多学生围绕她，她便将福音传给她们，又栽培她们成长。可惜，事奉引来嫉妒，有同工诬告她十大罪状。她所属圣公会的委员会在没有告知她谁是原告、控罪又是什么的情况下，要求她收拾行装，回英国去。

后来当她向差会解释清楚之后，教会派她回去中国。

她乘船返回福州时，船一驶进闽江口，她便看到左岸罗星塔附近的白牙潭，景色宜人，心里感到这是神预备的地方。她决定在那里定居，就租下了房子。

因为她的努力和工作，并她切切为此祈祷，为此在福州的仓前山，有一个大复兴，有几百人信主得救，甚至人们亲自拿着凳子赶去赴会。神更兴起了一群年青人，还有姊妹特别受到感动，搬到白牙潭，与她们同住同工。为了培育这群年青信徒，和教士时常安排造就聚会，以一周或半个月的时间、每日三堂，举行查经课程，参加者一边学习，一边要做笔记、抄录诗歌等。

1930年2月底，她患了小肠炎，躺在床上。身旁的姊妹为她按摩，帮助她减轻头痛，但她觉得稍有好转时，就不住为许多同工代求。姊妹问她为何如此，她回答说：“你们几位同工，是我常常记在心里的，我有负担，要为你们祷告。”大约十馀天后，她就主怀安息了，葬于白牙潭山巅的一座外国人公墓里。

今天，你可以去找找和教士曾经事奉过的陶淑女中，它是圣公会所办的女子中学，学制为九年，不过在解放之后，合并成为福州第二中学，而陶淑女中的旧校舍，今天则成为福建师范大学艺术系使用的地方。

另外，你也可以到福州仓前山的国际公墓，在仓山区东群路石厝礼拜堂（ST.JOHN STONE CHURCH）右侧的一块地。里面有很多著名的宣教士，当然也包括了和教士，也埋葬在这个地方。

安乐欢 Leighton P. Rand

安乐欢医生于1895年9月12日生于纽约，有感于主耶稣对门徒的吩咐”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路9：2）。故大学毕业后，再入医学院深造，最终考取医生资格。随即加入中华内地会，受派远赴中国宣教。临别前他写下感言：”如今我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乃是步我主耶稣的后尘。我们曾否体验到，医病是主耶稣三年传道期间主要的工作？衪叫施洗约翰的门徒转告约翰说：”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痲疯的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路7：22)。……还有什么比得上一个基督徒医生，能以身体力行，活出基督的典范呢？”

1924年安乐欢本来被派往甘肃兰州博德恩医院（Borden Memorial Hospital）工作，但因交通受阻而无法成行，只好暂时留在河南开封福音医院当助手。一直到是年初，他才终于辗转到达博德恩医院就职。

博德恩医院由内地会宣教士金品三医生创建，当时已成为中国西北部最好的医院，有舒适的病房、一流的手术室、设备完善的化验室和医护人员的居所。其声名不仅在甘肃，也远播于青海、内蒙古和西藏，连远在拉萨一个喇嘛寺的活佛，都曾不惜长途跋涉，到这里求医问诊。

在甘肃省长和当地有钱人的捐助下，他们又增建两所分院，一所在兰州市中心建立新的门诊部，另一所在兰州西南约20哩回民聚居地河州（今临夏市）建立的新医院。他们携带少量药品和仪器，拿着福音单张行医兼传道，我深信他们都是热爱灵魂的福音使者。”

博德恩医院设立后，经历许多天灾人祸，但在这里服事的医护人员都能持守医疗传道的立场，尽心爱主，尽力助人。例如1920年12月16日晚上，甘肃发生一场8.6级的大地震，兰州虽非震央所在，但也有不少伤亡，博德恩医院立时成为救灾中心，全体医护人员不眠不休地投入救灾工作，赢得各界的赞誉。

1928年，西北发生特大饥荒，根据当年12月9日的史志记载：”甘肃灾情奇重，灾民占全省人口八成”。1929年初，饥荒愈发严重，遍地饿殍，医院里人满为患。安乐欢终日忙于管理医院、医病救人，或外出巡回医疗布道，抢救灾民……。繁重的工作使他的体力与健康透支，同年4月，他终于病倒了。起初只是有些发烧，两周后病情突然恶化，全身发出红疹，断定他是在救治灾民时感染上伤寒（Typhus Fever）。医生虽竭力施救，仍无法挽回他的生命。1929年5月8日，安乐欢安然离世，年仅33岁。为拯救中国人的身体灵魂，他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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