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灵人物简介

师达能及史文明John & Betty Stam

师达能及史文明

师达能自幼就读于教会学校，少年时即已清楚救赎真义。但他的性格非常内向，怯于向陌生人传福音。父亲曾为此特别训练他，鼓励他独自出去宣道。师达能15岁时便出外谋生，曾试图在商业上有所发展。但四年后，他对商业兴趣全无，反倒有志于成为一个宣教士，因此他进入芝加哥慕迪圣经学院深造。在校期间，他先后选修了宣教课程和圣经课程，各门功课，包括实习，他都十分优异。同时，他亦热心投身于学生志愿海外宣教运动，参加内地会裴忠谦牧师（Rev. Isaac Page）每周在其家中举办的祈祷会。从中他越来越认识到世界上有千百万失丧的灵魂需要拯救，以致他对海外宣教，特别是对中国宣教的负担愈来愈重。他在自己的见证中说：”神把中国放在我的心里，并且愈来愈重。我实在找不出任何一个理由来对主说，我不能去中国，因为中国的需要是这么大！从神的话语和祷告中，加上研究中国的情况，以及我自己的际遇，使我亳无疑问地知道，主是真真实实的引领着我”

这对年轻的夫妇便积极投入各项教会事工：主持主日崇拜和各种聚会；街头布道；售卖福音书或派发福音单张等，而史文明则更多地负责妇女和儿童工作。他们也时常跟随宋长老外出探访信徒或布道。工作虽然辛苦，但为主做工，服事纯朴、可爱的中国人，他们心中充满喜乐。
1934年2月，师、史二人从舒城南下，到旌德宣教站访问。该站负责人任明光夫妇（Mr. & Mrs. Samuel Warren）正准备于是年夏天返国述职，故希望他们前来主持这里的工作。师达能夫妇用了24天的时间，行程二百多哩，巡回探访了附近各福音站。在一个星期六的早上，他们和罗传道（Evangelist Lo）一起，到距旌德12哩远的庙首探访教会。庙首教会的信徒大多住在农村，需要牧养，因此他们邀请罗传道来做他们的牧师。到庙首后，师氏夫妇住在王太太（Mrs. Wang）的家，她是庙首的第一位信徒，是数年前内地会唐进贤牧师（Rev. George W. Gibb）夫妇巡回布道经过这里时，所结的果子。翌日，他们和信徒一起进行主日崇拜。在庙首的时间虽短，但彼此相处得非常融洽，留下美好的印象。

“来到庙首，我又回到可爱的王太太家了。王先生是一位属神的子民，他每月一次或两次，要走20哩路参加教会聚会。他要星期六出发，星期日全日聚会，然后星期一走回家。甚至下田插秧最忙的时候，他仍去聚会。……（王太太）真像慈祥的老祖母一样。……他们的家庭聚会也带给我很甜蜜的回忆，我们读了诗篇廿二、廿三和廿四篇，并且查考有关主第二次再来的经文。……除了探访信徒外，我还在庙首的大街上派单张、卖福音书和为主作见证，因为主给了我们奇妙的福音！”

可惜，因为中国内战的缘故，之后他们被红军捉拿，并他们被押往村外的一座小山丘，沿途街道两旁但见人山人海，群众的冷嘲热讽、怒吼谩骂声不绝于耳。但师达能夫妇内心平静安稳，迎着朝阳，如同跟随着主耶稣的脚踪，一步一步地走上鹰山（Eagle Hill），最后双双引颈就戮，凯旋荣归天家。当时，师达能牧师年仅27岁；史文明28岁。

今天如果你到舒城基督教会，它的前身就是这些宣教士的工作地点。

旌德基督教会，虽然已经经过重建，不见当年面貌，但是会众仍旧是一个群体，是内地会工作的群体。

翟辅民 Robert Alexander Jaffray

翟辅民Robert Alexander Jaffray (1873 － 1945)

翟辅民于1873年12月16日在多伦多出生，是家中的老二，父亲终日在商场上打滚，对信仰并不热衷，但母亲则是敬虔的基督徒；这方面对翟牧师颇有影响，少年时的翟辅民属灵生命活泼，在教会内热心事奉。

1893年，美国的宣信博士，接受了神的使命，发起向外差传福音运动。他组成了宣道会，到处演说呼吁信主的年青人，听候神的差遣，往普天下未有福音的地方传福音。那时的翟辅民听到神呼召的挑战后，并非毫无挣扎。反之，他找出许多理由与神争辩，说自己没有特别才干，又缺少准备，内心的挣扎使他苦闷不堪。最后，他知道自己不能再反抗了，终于低下头来说：“主啊，我在这里。”然后把自己的身与心交付那向他显示异象的主。

先是他的父亲强烈反对，继而是他的兄长，终日为此事与他争吵得面红耳热，甚至威胁要将他的名字在家族中除去。年轻的翟辅民则不为所动，他早已视荣华富贵为敝屣，一心只顺服神，及惦念祂所托付的异象。

1897年，宣信派遣四名宣教士前往中国，翟辅民是其中一个，另一个是高乐弼医生，日后亦是著名宣教士。他们受差派前往中国广西一个叫滕县的小地方，学习当地语言。由于实在言语不通，所以花了一整年在那学习语言，没有什么实际工作，后来便迁往梧州。当时的梧州是广西的门户，在两广交界，为一通商大埠，这后来成为华南宣道会的大本营。

在1900年，因为前任宣教士的离开，翟牧师接手建道圣经学院院长之职。

翟辅民曾有一段时期在父亲的出版机构任经理，体验到文字的力量，遂兴起出版刊物，解释圣经真理的心愿。1911年，他创办了宣道书局，认为圣经真理才是人们最需要的灵命食粮，所以索性定这份刊物为《圣经报》，自任编辑，将讲课用的材料，整理后出版。《圣经报》于1913年春天面世，全盛时期，销路遍及全中国，以至边境、东南亚各国，及欧美大小城镇。它不但能造就信徒，亦为各地传道人提供讲道资料。
《圣经报》最初试用通顺的粤语出版，后来改用文言和官话两种版本同时出版。“五四运动”后，中国文体革新到达高潮，《圣经报》亦改为白话文。内容除解经外，亦注重对外传福音，分析圣经预言，为真理的道，竭力争辩。其实宣道书局是翟辅民的私人产业，他却从来没有这种想法。

直到1925年，宣道会在广西的工作发展迅速，全省共有77个堂会，福音达至少数民族。翟辅民牧师任建道圣经学院监督，兼广西宣道会协会主席，事工范围南及越南。但是他心中有一个呼召，就是往南洋去。
“往南洋去”这呼声在翟辅民脑海已盘萦多年。在南洋众多国家中，最吸引他的是当时的荷属东印度群岛，即现时的印尼。这是南洋最大的国家，大小岛屿3,000多个，人口繁多，当时已有7,000多万人，华侨占300万，许多城市有成千上万华侨，但从未听过福音。1927年底，翟牧师对南洋情况已搜集了相当多资料，他在中国传道亦已有30年，越南的工作也发展了十多年，这位孜孜不倦的福音战士，此时已清楚知道神要他往南去。

1928年元月，他离开中国，只身往南洋视察。因此，他看准了一个策略，就是南洋的工作，应由华人教会承担。于是协助组织了华人教会第一个向外布道的差会“中华国外布道团”。在之后的年间，他一直定居南洋，直到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占领印尼，所有西教士均被集中扣押起来，翟辅民一家三口亦难幸免。他们获准暂聚一起，当男女分营时，翟辅民便和妻女永别。翟牧师在集中营三年半时间，于1945年7月29日，大雨滂沱的晚上，在睡眠中安息，终年72岁，只差一点点时间便可以看到和平的到来。

杨格非 Griffith John

中国宣教的差会有很多，但只有两个是最有名的。第一个有名的就是马礼逊的差会，是伦敦传道会，主要是在通商口岸发展，他们有名的原因是因为早期的宣教士都是他们派出来的，但是他们随着内地会的开始，变得式微，最后更融合到中华基督教会之中。内地会的特色则是派大量的人手，进入中国内地，拓展宣教工作。

今天我们分享的是一位伦敦传道会的宣教士杨格非。他自己所说：”我是从摇篮里就在宗教的气氛中长大的。他14岁时在一次祷告聚会中开始了第一次讲道，十六、七岁时就已经成为一个受人欢迎的传道人，在教会里定期讲道，人们亲切的称他为”那个讲道的孩子。

临行前，伦敦会差会代表和众亲友在伦敦为他们举行欢送宴会，虽然杨格非那时已24岁，但因他身材比较矮小，相貌稚嫩，以致闹出一个笑话。一位门警竟把他当成一个前来凑热闹的小孩子，而把他拦住，不许他进入会场。杨格非遂向他说明自己就是那位即将被欢送去中国的宣教士，门警听后哈哈大笑，说：”原来如此，他们怎么派个小孩子到中国去呢？让一个小孩子去带领中国人归向基督？

1855年杨格非和妻子到达上海学习中文，在上海五年期间，他四处巡回布道，到上海县、松江府和青浦县等地传福音。

1860 年《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门户更加开放，杨格非成为最早进入中国内地省份的西方宣教士。他在1861年到达汉口，看着长江说：”这一条美丽和宏伟的河流，如今已成为福音使者们的大道。”抵达汉口后不久，他们即在沈家庙金庭公店的住所开始宣教工作。

杨格非向来注重讲道，而且他自年少时就有讲道恩赐，能够深入浅出地将福音真理，生动地地宣讲出来，让民众容易接受。到中国几年后，他用中文讲道，其威力与魅力仍不减当年，无论老少妇孺，知识份子还是贩夫走卒，都能被他响亮的声音、活泼的手势和生动的内容所吸引。他初到汉口时，并没有固定的布道地点，只能选择一些公开场地，聚集群众前来听讲，因而被称为”街头宣教士”。1862年3月16日终得一位中国信徒受洗，此后渐有不少当地人归信基督。因此，亟需寻觅一个固定场所作为聚会之用，杨格非遂于1863年，在汉口夹街太平巷，创建了华中地区第一所基督教礼拜堂，命名为”首恩堂”。随后相继在蔡家巷兴建了”恩光堂”，在统一街兴建了”救恩堂”，并在花楼街购地建立起伦敦会”花楼总堂”，成为汉口宣教事业中心，统筹华中一带的宣教事宜。

在汉口打开局面后，杨格非便计划向对岸武昌发展。1864 年7月，他获准在武昌戈甲营购地兴建”崇真堂”，这是湖北省城的第一座教堂，标志着基督教传入武昌的划时代进展。

杨格非可称为全方位宣教的典范，除了直接宣教、建立教堂外，他还十分注重科教文卫工作。他于1866年在汉口创立的”仁济医院”，是华中最早的西医院之一，现已成为汉口协和医院。

1899 年，杨格非在花楼总堂（今交通巷）旁边一个工厂旧址上，办起了汉口第一所集大学、中学、师范、神学为一身的综合性学校—-博学书院（英文名为Griffith John College，即杨格非学院），现已成为武汉市第四中学。

杨格非对于中国教会的另一主要贡献是写作与翻译。杨格非能够熟练地使用中文，说、写都非常流利。1885 年他完成了《新约全书》的翻译，称之为”浅文理译本”。由于文字精湛深刻有力，文人和普通百姓均看得懂，遂广受欢迎。

崇真堂位于武昌区戈甲营44号，由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兴建于1864年，为省城武昌的第一座基督教堂。哥德式风格，开尖券窗，可容200人。

1931年，花楼会堂搬迁到汉口模范区的云樵路（今黄石路），改名为格菲堂。1951年改名为格非堂改名为荣光堂。该堂的铭文道及杨格非：博爱无我，大智不骄，设医兴学，建局译经，终身壮志，救赎福音

毕路得 Ruth Pettigrew

毕路得(Ruth Pettigrew)

毕路得（Ruth Pettigrew）于1889年在美国出生。在她献身事奉主之前，曾担任中学教师。1920年来华。抵达中国后，她先学习客家话，同时开始宣教工作。当时她传福音的唯一对象，就是她那位客家话的老师。毕路得一面学习客家话，一面向老师传福音，最终引领他归信基督，并且成为一个热心的基督徒。后来毕路得又陆续引领他的家人，终使他们全家信主。

毕路得在惠州各地宣教多年，，之后又到粤北新丰、翁源、英德、曲江一带传福音。由于粤北境内峰峦叠嶂，各地交通极不便利，毕路得只能靠双腿跋山涉水，其艰辛非常人所能忍受。但为了使更多的人听到福音，她非但不以为苦，反以为乐。美南浸信会曾组织宣教士到湖南布道，毕路得亦随团前往。

有一次在湖南某地，当毕路得出去派发单张的时候，发现路边有一被人遗弃的女婴，无依无助，甚是可怜，于是就把她抱回自己的住处抚养。经过寻访后得知这弃婴的父母，因贫穷且儿女太多，无力抚养。毕路得见状，不但收养了弃婴，还照顾其全家的生活。为此，她自己的生活就变得十分清苦。由于营养不足，以致她的头发脱落光秃如老尼，不得不戴上假发。而那女婴在她的照顾抚育之下得以长大成人，也成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家庭生活十分美满。

毕路得以坚韧的毅力在中国服务了31年，直到1950年时局发生变化后才不得不离开大陆到香港。在香港期间，她仍然一如既往，常常深入到艰苦的农村，或派送福音单张，或逐家访问个别谈道，或召集村民街头布道。毕路得极有爱心，富于同情心。她不但关心人的灵魂，也关怀人身体上的需要。她视每一个会友，如同自己的儿女；对有需要的人，不惜慷慨解囊，出手相助。当闻知哪位会友或慕道者身体有病痛，或遭遇困难，即便她自己身体不适，也必起来跑去慰问，并尽力为他们解决困难。

有一天她在街上看到一个年青的乞丐衣不蔽体，面黄肌瘦，于是动了慈心，不但周济他，而且把福音传给他，引领他信主。这人颇为聪明，起初也肯追求属灵真理。毕路得见他有长进，便尽心栽培他，并给他机会，使他得以在教会中事奉。不料这人后来竟以怨报德，常常毁谤毕路得，因此日渐堕落。但当他后来因走投无路而再度向毕路得求助时，这位慈爱、善良的老教士仍然伸出仁慈的双手接待他、照顾他，为他安排出路，甚至到弥留之际还在替这位回头的浪子着想。她这种以德报怨的舍己精神，吸引不少人归向基督，也感动不少基督徒立志像她那样舍己为人。

毕路得除了在广东惠州及东北江一带引领多人归主，以及在湖南建立一所浸信会之外，单是在香港地区，藉她16年的耕耘浇灌而成长起来的教会或福音堂，就有筲箕湾国语浸信会、青山道国语浸信会福音堂（今之佐敦道国语浸信会的前身）、大埔浸信会、上水浸信会，以及竹园国语浸信会等。在毕路得去世之前，她又在上水古洞建立起一个家庭聚会。

毕路得的著作有《活水的江河》、《初级少女助道会指南》、《圣经选课》等书，还编写为圣诞节、复活节，以及新年和各种节日所用的各种福音单张。

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字冠西，号德三。。1849年毕业后回到家乡被按立为牧师。他和哥哥孟子元（Samuel N. D. Martin）同时奉派去中国宣教。丁韪良精通东西方多种语言，熟读东西方典籍，写起中国的文、史、哲也能将东西方典故随手拈来，以作对比，超出寻常就事论事的视野，所以他能够打入中国高层，传扬福音。

丁韪良偕妻乘船到宁波，开始了他们在中国漫长的宣教生涯。宁波是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开放的五个通商港口之一，丁韪良夫妇到达宁波时，教会已稍具规模，不但有教堂，还有学校与印刷设备。初到宁波时，长老教会分配他们住在城外郊区，但他们不愿意这样自我孤立，情愿搬到城内与普通中国百姓一起生活。因为他们相信，住在城里可以和当地人民建立友谊，以便让中国人到家里来，而且他们可以在晚间举行聚会，妻子也可以有机会与中国妇女接触。到城里住下后，他们的家门昼夜敞开，丁夫人很快成为中国妇女的闺中密友。

丁韪良很有语言天赋，来中国之前，他已掌握了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到宁波后，他觉得当务之急是要先学习中文，但中文那些古怪的发音让他望而却步。在学习中文过程中，他发明了注音方法，即用拉丁文字母稍加变通，创立出一套音标，这样他就能够重复中文老师的发音了。使用这种方法，他很快就学会了宁波话，不久即能用流利的宁波话讲道。听众对他的讲道反应热烈，常在离去时发出”听道比看戏还有趣”的赞叹。这时他又突发奇想：何不用此方法教中国人认字呢？他发现中国大多数人是文盲，拼音可以帮助孩子和老人们识字，通过识字他们便可以阅读圣经，这就是他以文字宣教的开始。于是他在1851年1月与人合作，用拉丁字母编纂出一种用于书写”宁波话”的拼音系统；他还通过拼音法，编写出一些圣歌，教当地人传唱。因此可以说，中文拼音是丁韪良最早想出来的，是他对中国文化的一个贡献。

丁韪良总结其在宁波十年之经验，认为要使基督教在华事业得到发展，必须要从教育入手，通过教育向中国人传播基督信仰。因此他向长老会差会部提交一份建议书，请求在中国创办一所高等学校。初到北京，他先在北京西郊的一个庙宇落脚，不久在城内离总理衙门不远处，找到一处可供他居住和开设学堂之用的地方，然后把家眷接过来。他开设了一所走读学校，旨在培养学生成为基督徒，然后派出去做传道人。这所学校后来发展为崇实中学，丁韪良为首任校长，并担任此职20年之久（1865-1885年）。该校即现今北京第二十一中学的前身。

1865年3月，丁韪良受聘担任京师同文馆教习，教授英文课；1867年，同文馆又决定聘请丁韪良开设国际法课程。清廷也认为丁韪良”中规中矩、古道心肠、中文流利” ，因此丁韪良被任命为同文馆总教习（1869-1894），同时担任清政府国际法方面的顾问。由于担任这个岗位，他正式向长老会差会提出辞呈。丁韪良之所以如此行，首先，他认为这是他继续宣教工作的一个好机会，在同文馆中他可以影响更多未来的中国领袖；其次，他希望帮助改革中国封建的教育制度，而同文馆的制度，正是达到该目标的最好方法；其三，一个外国人若要帮助中国现代化，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中国政府主办的学校中教书。他在同文馆任职时间长达30年之久。1898年，在李鸿章推荐之下，光绪皇帝任命丁韪良为京师大学堂首任西学总教习，并晋升他二品顶戴官衔。

自1872年起，他开始出版发行《中西闻见录》。这份杂志有许多实用科学的文章可以帮助中国现代化，文中皆未提过耶稣的名字，也没有提到过神，或引用过《圣经》，而是反复使用一个词”天道”来意指上帝。在丁韪良看来，人若相信”天道”，就知道这宇宙是有秩序、有系统、能被研究的。人若研究、明白这”天道”，就可以控制自然，自然就不再是神秘不可控制的。他深信，认识“天道”，认识上帝，就是科学的起头，也是现代化的基础。

有人称丁韪良是基督教的利马窦，他这个从上而下入手的基督教传播模式是否有效？我想，并不是一时三刻的“决志”或改变，而是从中我看见了许多人有机会受到教育，从基督教的学校教育，从老师的言行典范中，看见了耶稣基督。我想这就是最美丽的教育。

今天，北京市第二十一中学在孔庙，就是雍和宫附近；而京师大学堂，就是今天的北京大学的前身啦！

柏锡福 James Whitford Bashford

柏锡福 (James Whitford Bashford )

卫理公会是约翰．卫斯理循道运动衍生出来的宗派，英文是Methodist，循道公会是英国的分支，卫理公会则是美国的分支。美国的卫理宗因为美国南北战争分裂，北方的叫美以美会，南方叫监理会，还有第三个分支叫美普会。美以美会最初的工作是在福建，之前介绍过的天神堂就是美以美会的，上海的沐恩堂，北京的崇文门堂，都是美以美会的。监理会就主要在华中岳阳一带，河南一带都有许多他们的工作，如果你到韩国的话，你会发现当地的循道卫理宗就叫监理会。美普会的重点是在河北张家口一带。

由于美国内战在1865年已经完结，但分裂了的教会却不容易重新合一，宣教士开始在中国寻求整个宗派的合一。

柏锡福出生于美国威斯康辛州的Fayette，先后在威斯康辛州大学和波士顿神学院学习。他先做了一年的牧师，之后出任俄亥俄卫斯理大学校长。柏锡福在洛杉矶当选为美以美会的主教，并于1904年应他自己的要求被派前往中国。当年他已经55岁，任美以美会驻华第一任主教。

柏锡福善于管理，富有远见。他在中国作教会领袖15年，带领教会及其机构取得了长足进展。作为一个忠诚的卫理公会主教，柏锡福致力于促进在华新教各宗派的合一及合作，尤其是在教育、医疗、圣经翻译和出版通用赞美诗等方面。当时最重要的发展就是和合本的翻译，和颂主圣诗的出版，和合本是第一代白话文的圣经；颂主圣诗则是1900年代第一套全中国共用的圣诗，之后才是1936年的普天颂赞。

在卫理公会信徒中间，柏锡福积极推进各教会间的合作精神。1904年，柏锡福任福州华南女子大学的第一任董事长。早在1905年，他就倡导四个主要城市的大学联合起来，共同培养学生。他还协助实现福州神学院和金陵神学院的合作。 

 早在1906年，柏锡福就开始关注卫理公会在华南北两大分支的合一，同时也支持卫理公会与其他各宗派于1922年促成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成立（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中国基督教协进会是一个很有特色的组织，是鼓励不同宗派在中国的合一，也做了很多基督教数据的统计，今天就成为了两会之一。

然而，他不赞成中国卫理公会脱离美国卫理公会，因他相信，像卫理公会这样的”普世教会”应该保持她在”组织上和灵里的”完整性。

卫理公会最终因为美国方面的合一，在中国也同样追求合一，于是，在1939年起，美以美会，监理会，美普会成为了历史，合一称为卫理公会。很多在沿海的兄姊在1949年后陆续走到台湾和香港，所以在两地延续了卫理公会的精神。在1975年，香港的卫理公会与英属的循道公会合一，成为循道卫理联合教会。

福建神学院位于福州市仓山区乐群路16号

福建协和大学（英语：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直译：福建基督教大学）简称“福建协大”，是20世纪上半叶位于中国福州的一所教会大学，也是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和福建农林大学的前身。

罗孝全 Issachar Jacox Roberts

1802年，罗孝全出生于美国田纳西州索姆奈县，就读于南卡罗莱那州Furman Academy后按立为牧师。1837年自费来中国，初在澳门向麻疯病患者传教。1841年加入美国浸信会差会，1842年，他成为第一位长期居留香港的新教传教士。当年6月，他为第一名中国信徒施浸。1844年到广州，他是第一个搬到广州商馆区以外居住的新教传教士。1845年美国浸会分裂，他属于美南浸信会差会。

罗孝全作于1846年在广州南关长堤东石角租地，建造一座礼拜堂，名为粤东浸信教会；那教堂于道光二十四年建，道光二十七年毁。在此期间，太平天国起义领袖曾在罗氏处学道。1847年3月，洪秀全和族弟洪秀仁一起，从家乡前来广州罗孝全处学道。他们参加圣经班学习，记忆和背诵圣经，每天听课两小时。他曾要求受洗，罗孝全不同意洪秀全对以前大病时所见“异象”的见解，拒绝为他施洗。洪秀全4个月后离开。

当太平天国事成以后他多次想进入太平天国境内传教，一直未能成事，直到1860年，太平军攻占苏州，逼近上海，外人进入太平天国统治区较以前容易。罗孝全从南方经上海到苏州，10月到天京，住在干王洪仁玕的府第。

在罗孝全留在天京一段时间后，发现太平天国与基督教根本是两回事，于是他最终发表文章，表达他们的错谬。他于1866年回到美国，1871年因早先在澳门感染的麻疯病并发症去世。

今天如果你想找罗孝全的广州教堂，是在长堤的地方，但是教堂已经没有了。但后来的浸信会传教士所建立的东山堂，仍然非常兴旺。而罗孝全在天京所住的干王府，则是在南京金沙井34号和36号

艾德理（David Howard Adeney）

艾得理于1911年生于英国贝德福郡（Bedfordshire）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家庭，父亲是牧师，早年去罗马尼亚做宣教士，服务于伦敦犹太人会社（London Jews’Society）,向犹太人传福音。母亲是富家之女，信仰虔诚。她不仅支持自己的丈夫，与他一起来往奔波，她也希望自己的孩子们都能够成为宣教士。

后来兄弟四人果然成全了母亲的心愿，个个都成了宣教士。艾得理到中国宣教，三弟后来也步其后尘到中国；二弟去非洲行医传道；四弟则继承父志到巴勒斯坦向犹太人传福音。

1934年9月，艾得理乘船启程前往中国，途中度过了他23岁生日。经过五个多星期的航行抵达上海，旋即转往安徽安庆，在内地会所为宣教士所办的语言学校学习中文，半年后即被派往河南乡村传道。1936年，艾得理开始常住方城县宣教，发展并牧养信徒。

1945年，艾得理奉派去重庆，与赵君影等人组建了中国基督徒学生联合会。当时在重庆流亡学生很多，他们中间很多人深受激进思想的影响，高举无神论、科学主义、极端爱国主义等信条，对基督教进行空前的排斥与攻击。有些教会信徒和领袖也被新派神学所影响，与社会各种思潮合流。艾得理对此深表痛心，于是和中国同工赵君影等人一起组建了基督徒学生联合会，在学生中传播基督教真理，吸引许多大学生成为基督徒，后来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不少基督徒领袖。在接下来的五年中，基督徒学联（CIVF）在数十个校园都设有分会。艾得理担任学联会副总干事，负责探访各地学联会。在学联举办的几次大会上，中国基督徒领袖王明道、贾玉铭、杨绍唐等人大有能力的讲道，使许多人归入基督。后来基督徒学联会的总部设在南京，圣灵在各大学燃起复兴之火，极盛时期，有全职中西干事30人左右。1947年7月，他们在南京中山陵附近烈士遗族学校举行了联合夏令会，可谓盛况空前，以致后来赖恩融描述说：”那光景真是难得一见，以后再没有了”。《艾得理传》也如此记载：”中国以前从未有这么多来自各地的基督徒学生，在一起聚集过。我们深信这前所未有的聚会，是神对中国教会的计划”。事实确实如此，各地学联的查经班和团契，以及从中培养出来的中国基督徒领袖成为日后各地教会的基础，为中国教会带来极大的祝福。前中国福音会会长、已故赵天恩牧师如此评价艾得理说：”从历史角度看，艾得理和赵君影牧师在大学中建立基督教学联，领导福音派学生运动，影响非常深远，艾得理等人所领导的学联，传讲纯正的福音，为中国校园福音派学生提供了一个合乎圣经的明确路线。

1956年，艾得理抵达香港，出任第一届国际学生福音团契（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s）远东区总干事，拉开了香港学生福音工作的序幕。在香港工作12年（1956-1968）里，他先后成立了毕业生基督徒团契，香港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和福音阅览室，并鼓励和带领一班青年人投身其中，许多日后在香港教会或机构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他的工作和影响相关。除香港外，他还到亚洲十几个国家巡回，鼓励基督徒学生组成校园团契，为基督作见证。他在东南亚各国共催生出6个会员团契，1957年台湾校园团契的成立，也是他一手促成的。

除学生工作外，艾得理的另一事奉的里程碑是接受海外基督使团（The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原中华内地会）的任命，到新加坡建立门徒训练中心，以培养亚洲基督徒领袖。该中心招收大学毕业生，训练他们将属灵操练和学习，融合在日常生活中。

从1978年起他开始数度回中国探访教会和主内肢体。探访期间，他亲眼看见中国教会的复兴和需要，尤其是家庭教会的需要。他们的需要促使他参与中国代祷团契的事工，印发每月一期的代祷信。他鼓励海外基督徒要向中国基督徒学习，并在属灵争战中与他们联手。他为中国教会的需要所发出的声音，感动许多人投身到中国大陆事工中去。1979年，海外基督使团在香港成立”中国事工部”，艾得理应邀成为北美支部的召集人。在美国各地召开”中国事工讲座”（China Awareness Seminar），让美国基督徒看到上帝在中国奇妙的作为，并激起他们对中国的代祷和关爱。

伏格思 Henry S. Ferguson

伏格思（Henry S. Ferguson）

他于1895年初来华宣教，2月15日抵达中国后，到了安徽太和宣教站传教。他们以太和县为基地，经常出去到方圆百哩之内的市、镇和村庄里传福音、派发福音单张和福音书。同时他们还管理一个戒毒所。

1897年，伏格思转到正阳关与博春臣同工，在那里租屋创立了宣教站。1898年又设立了诊所，因着医疗服务，使当地民众对宣教士的态度大为改观。

在历年的事工中，伏牧师的其中一个工作重点是赈灾，因为正阳关为于三条大河的交界，经常会有大水临近，于是伏牧师就从不同的单位和外国募来款项，接济灾民。

除教会事工外，他们还兴办了小学，使当地平民百姓的子女有机会接受基本教育。伏师母为此花费了不少心血。此外，每个主日她还要负责妇女主日学。

1931年夏天，正阳关再次遭遇巨大水灾，伏牧师说：”这是本市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天灾，全城百分之八十浸没在水中。……街上汪洋一片，除了较高的地段外，其他商店水都漫过柜台。我们的房子位于全市的最高处，并且建筑时地基还加高了一尺，因此，水没有漫到我们的前门……。我们家住满了灾民，皆是信徒和家属，因为他们已无家可归。福音堂已被警察征用，因为警察局全泡在水中……

但当他看到饥民遍野，又临危受命，遂毅然接受使命，全力投入到赈灾工作中去。但是由于国共内战，次日清晨，约有1,000多红军入城，伏牧师被捕。当时在场有二百多平民百姓，全体跪在红军军官面前，恳求释放伏牧师，因为近几个月来，他是全城唯一关心和救济他们的人，使他们不至饿死。军官虽然耐心地倾听众人的哀求，但还是扣押了他们。

一位名叫冼秉元（Sen Bing-yueh）的弟兄，是伏牧师的挚友。因挂虑伏牧师的安危，于5月底，独自到红军部队驻防地寻找伏牧师，却被误认为奸细，遭红军扣押。冼弟兄反而向红军作见证，述说伏牧师如何领他归主，如何使他不再沉迷于醉酒和赌博。最后红军没有允许冼弟兄见伏牧师，却把他释放了。

伏牧师的生死，我们最终不知道，只是后来有一些伏牧师的朋友接到可靠的报告说：“红军和国军的猛烈攻击下，杀害了伏牧师。”这位朋友也说：“我曾征求内地会总干事的意见，想伏牧师也会认为是最好的纪念方式，就是去救济最严重的灾区……。”

伏格思牧师就这样静悄悄地走了，在世享年63岁。

棣法 George F. DeVol

棣法（棣乔治，George F. DeVol）于1871年3月8日出生于美国马里兰州（Maryland）。高中毕业后，乔治希望能进入医学院学习，将来成为一个医疗宣教士。入学第一年，乔治看到广大禾场的需要，去海外宣教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他亦想起父亲多次表达希望他的孩子能够到世界各地传福音给世人。于是，他为此殷切祷告，一天后即签下海外宣教士自愿同意书。

他的妻子法伊莎比他早到中国。1899年春天，法伊莎的服事工场位于南京北方约25哩的六合，自此以后，她将20年的时光全部投入于这个小镇。在她父亲去世后，她写信给母亲，坦承因为如此巨大之忧伤，原本因服事主而喜乐的心被无限的失落感所充斥，但圣灵的安慰是如此真实与及时，使她深刻地感受到上帝的恩手在扶持着她，免得她坠落至绝望的深渊。她也提及自己在中国的事奉并未动摇，同时也相信上帝对她的呼召绝不会错。

三个月后，棣法医生踏上中国宣教之路，与法伊莎一同携手为中国宣教而努力。婚后，夫妇俩一起投入妇幼医院与南京贵格会的宣教事工。就在棣法逐渐融入到中国的环境之后，方始警觉到鸦片的可怕。他发现愈来愈多的中国人受到它的毒害，往往到了无可自拔的地步。因此，棣医生在医院增加了戒毒的事工，他不只要帮人找回自主能力，也要领人来到神面前，认识那位真正对生命握有主权的造物主。

1901年秋天，他们正式定居于江苏六合，为那里的民众施诊医病，并协助玛格丽特在那里的福音事工。他们在六合租了房子，作为住院病房，许多人因住院而有机会认识神，接受耶稣为他们的救主。棣医生先后帮助三十个人戒除鸦片；法医生则针对妇女和小孩的需要，给予特别的诊治，让他们真正感受到基督的爱是不分性别、年龄、国界或社会阶级的。

夫妇俩除了专注于临床医疗诊治外，也注重当地医疗人才的培养和训练。不久，他们的中国助手已具备专业护理人员的素质。在付出爱心之同时，他们也把福音的种子撒入病患者的心田。到1904年时，他们已赢得40多人对基督教有好感，六合教会的信徒也已增至26人。

棣法一直很难适应中国江苏的气候，同时他在医疗及福音投注的心力远超过他身体所能负荷的，故此他的健康情况日益恶化。1904年秋天，宣教委员会同意他们返美休假。在美期间，棣法为六合新医院大楼筹建计划迫切祷告也四处奔走，虽然肠胃病与喉咙痛的问题持续困扰着他，他仍然为筹建医院的事情到处演讲。每次讲话他都可感到喉头灼热的痛楚，但一想到六合民众的需要，他就勉励自己不能失去信心，更不能顾及自己身体的软弱。

1907年1月10日，医院的硬体终于完工了，虽然经费严重不足，但新医院（和平医院）的建造已将所有的经费运用发挥到极致了。据医院当年的年报，棣医生与法医生那一年所看的病人有一万多人，其中两百多人为住院病患者。那时，在乡下地方迷信盛行，因此棣法夫妇所要做的不仅是单纯的看诊，还要建立民众正确的就医与用药观念，这可说是比看病更为艰钜的任务，往往需要长期反覆的叮咛，方能见效。

繁多的工作使棣医生根本无法停下来。1917年12月，棣法的颈部出现一个令他疼痛难忍的疔，那是在为病人动手术时，不慎伤到自己的后果。一开始时只是一个小疔，当逐渐扩大后，让他感受到难以忍受的疼痛。当他病倒后，当时在南京支援的法伊莎立刻前来六合。

眼看棣法的病情愈来愈恶化，六合地区的信徒开始为他迫切地祷告。棣医生自知在世的时间无多，就握着同工的手，勉励他们要为兴旺福音坚持到底。他已经预备好接受上帝的旨意，不论是生是死，他都感恩领受。在临终弥留之际，他将爱妻法伊莎叫到床边，问她说：”这些年来，我们有缺乏没有？”法伊莎强忍泪水回答说：”没有缺乏！”在物资缺乏的中国，他们生活十分清苦，但听到这话，棣医生心中甚觉安慰。1917年12月30日，棣法医生在病榻上息了一生的劳苦，归回天家。

由于太多人感念棣医生生前的帮助与照顾，大约有三千多人参加了和平医院为他举行的追思会，人们为长江下游地区失去一个强而有力医疗福音使者深感痛心，会中频频传出啜泣声。如果用一种特质来形容棣法医生的话，那就是他的爱心和同情心。他对人有发自内心的怜悯，不论贫富、老少或贵贱，凡走进和平医院的人，棣医生都完全地接纳他们，并使他们带着希望离开。棣法医生离世时年仅四47岁，他烧尽自己的一生为耶稣。

法伊莎直到去世前仍心系中国，因为那是她与棣法奉献一生的地方。她在病榻上呼召她的三个孩子—-查尔斯、凯萨琳以及以斯拉：”谁愿意回去中国传福音？”虽然在中国的生活清苦，而且又要失去他们的母亲，但她的三个儿女皆愿意回应她的呼召，前往中国。成年后，这三个孩子都成为中国及印度的宣教士。法伊莎去世时年仅51岁，在她的墓碑上，仅刻着她的名字、存殁年份以及她最看重的身分—-中国宣教士。

南京六合区基督教堂，位于南京市六合区前街24号。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基督教贵格会美籍传教士和爱华从南京至六合传教，在县城内设布道所，办学校，开诊所。1924年，在县城前街建六合县基督教堂，正式成立教会。抗日战争期间，停止活动。1946年恢复活动，并在瓜埠镇太平集、水家湾、陆桥镇等处设立分堂。南京解放初，进堂人数约200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冲击。1984年1月1日，恢复正常宗教活动。六合撤县设区后，改用今名。

德本康夫人 Mrs. Lawrence Thurston

德本康夫人
( Benkang De , Mrs. Lawrence Thurston)
1875 ~ 1958

德本康夫人于1875年5月16日生于美国康乃狄格州的哈特福德郡（Hartford，Connecticut）。她本名马提拉·柯（Matila S. Calder），父亲是早年移民美国的苏格兰人，是虔诚的清教徒。母亲具有苏格兰–爱尔兰血统。受家庭影响，德本康夫人13岁便受洗入教，童年时喜欢玩开办学校的游戏，渴望做一个小学教员。17岁从哈特福德郡公立高中毕业后，进入麻塞诸塞州的蒙特霍利女子大学（Mt. Holyoke College）学习。该校学生多以宣教为己任，但那时她对海外传教并不感兴趣，而是热衷于天文学。1896年毕业后，她决定履行宣教使命，向教会提出到海外宣教的要求。

在康乃狄格州Middletown的高中教了四年书后，教会派她到土耳其Marash学院任教，临行前结识了耶鲁大学的学生劳伦斯·德本康（Rev. Lawrence Thurston），他当时是学生立志海外宣教运动的成员，雅礼差会主要创始人之一。1902年9月，马提拉·柯结束海外宣教工作回到美国，并与德本康完婚（此后称德本康夫人）。10月受雅礼差会派遣，一同到中国传教。在中国雅礼传教团（Yale-in-China Mission）任职，成为该团最早成员。但不幸在1903年暑期，德本康罹患肺结核，不得不回到美国就医，次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去世。德本康夫人为减少丧夫之痛便更加努力工作，1904-1906年，她担任学生立志海外宣教运动的秘书；1906-1911年，她又被派到中国湖南长沙的湘雅医学院教书，并协助医务工作，1911年回国。她本以为自己没有机会再回中国，但在长江流域拟成立女子大学的计划，则完全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由于德本康夫人具有良好的大学背景，丰富的生活阅历，特别与美国教会大学有著密切而广泛的联系，经北美长老会外国差会部研究决定，派她到中国南京参加筹备建校工作。1913年9月20日，德本康夫人到达南京后，一边学习中文，一边在长老会的明德女中上课，同时参加女子大学的筹划工作。在11月4日召开的筹委会上一致同意北美长老会的推荐，确定任命德本康夫人为即将建立的女子大学校长，并暂租南京绣花巷李鸿章花园故址为校址。正式开学时连德本康夫人在内，只有四位外籍教师，两位华人教师和八名学生。1919年第一届学生毕业时，她向美国托事部力荐她们中最优秀的吴贻芳留校任教。

自1913年筹建”金女大”时起，德本康夫人主持校务15年。在12年的校长生涯中，她为学校创建、筹募经费（南北美浸礼会、基督会、南北美以美会、监理会，以及北美长老会某董事部分别捐助一万美元为建校用，还承诺每年提供不少于600美元为常年的一半开支经费）和规划完工耗费了许多精力，在建立教学秩序和扩大规模等方面也倾注了大量心血，同时还要给学生上课。她教过圣经课、天文课、大学代数、三角、几何等课程；还负责学校人事、财务与文书报表等工作，甚至指挥合唱团，所以她被戏称为”Jack of all trades”（三脚猫）。
1921年9月-1922年3月，德本康夫人参加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会（Association of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对整个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状况的调查，为后来国民政府教育部制定教育规划提供了重要参考。

当年”金女大”图书馆无法保证有好的翻译书籍供应，故原始资料比译本更有价值，也更准确，故此在中文应用课本出现之前，能够使用英文读书就显得格外有利。虽然当时社会上有两种观点：一是若高校英文水平太低就会被人批评，甚至因此连大学的资格也要受到挑战；另一方面，社会上也有人批评”金女大”几乎所有的课程和参考书都是英文的，此种现象不妥，甚至认为学习英语无用。但”金女大”则坚持学习英语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从课程设置来看，”金女大”对中国文化科目还是比较重视的，不断增加中文课程。学校创立之际就规定文理两科学生在四年学程内要学习中国古典著作，毕业前必须修完20学分的国文课程，是所有科目中学分要求最高的。1925-1926年度，学校藏书总计11246册，其中中文书籍6418册，英文书籍4828册，从中可见，中英文书籍的比例较为合理，基本保持了平衡。当时中国许多高校崇尚西学，但”金女大”非但不贬低中国传统文化理念，相反，其办学理想是国学科目一定要有高水准。”金女大”的建筑风格正反映了这一努力。

“金女大”定”厚生”（Abundant Life）为校训，其理念取材于圣经约翰福音第十章中耶稣所说的话：”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来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这即是”施比受更为有福”的精神。德本康夫人对此专门诠释说：”‘厚生’就是在各方面得到至善至美的发展。在多项发展中，学生人格的塑造，基督生命的培育至为重要。获取丰盛生命的学生才懂得为人类社会多做贡献”。学校以”厚生”为目标教导学生，并在学校生活的多方面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引导学生朝此方向努力。校训”厚生”是”金女大”人精神的源泉。
1928年11月，德本康夫人主动辞去校长职务。在”金女大”举行的新任校长就职典礼上，德本康夫人将她办公室的印章和一把金钥匙交给校董会董事长徐亦蓁。徐亦蓁又代表校董会将它们交给中国人校长吴贻芳，此举标志著”金女大”在本土化过程中迈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实质性一步。德本康夫人此后不再插手校务，而是以顾问、兼职教师，以及建筑监督人的身份继续勤恳地为”金女大”服务。她在辞职演说中指出：”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所活跃著基督教精神，以基督教进行管理的女子大学。大学应该保持高水准的教育，提高社会效率，促进精神发展与最高人格”。

1943年，德本康夫人乘 Gripsholm 号轮船回国，住在麻塞诸塞州的 Auburndale, 直到1958年去世。

盖群英 Alice Mildred Cable, 冯贵珠 Evangeline French, 冯贵石 Francesca French

盖群英（Alice Mildred Cable，1878年2月21日-1952年4月30日) 是20世纪初在中国山西、甘肃和新疆传教的著名女传教士。1878年出生于英格兰Surrey郡的吉尔福德，是一位具有绅士品格的布商的长女，高中毕业后，属灵方面经历了复兴，于是去伦敦国王学院接受了基本的医学知识，就加入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1902年初经美国抵达中国，被派到山西霍州传教站，在此结识了一生的同伴冯贵珠（Evangeline French）－ 1908年又加上妹妹冯贵石（Francesca French）。她们在霍州建立了1座教堂、1个200人的女子学校、1个诊所和1个戒毒所。

另一种西部大开发
传福音也是一种开发，使人的心灵从黑暗中得释放，提升对自己、对环境的期许与努力。来自英国的盖群英与冯氏姊妹三人，老早就投入另一种的“西部大开发”中。

不一样的童年
盖群英出身于一个富裕的家庭，有一年暑假，父亲带她赴欧洲各国旅游，使她的见闻大为增广。1902年由内地会派到山西霍州，主要从事妇女教育的工作。

1923年，三位人到中年的女传教士前往甘肃肃州（酒泉）开辟一个新传教站，以此为基地，每年穿过戈壁沙漠，向西进入从没有传教士进入的区域，向新疆的穆斯林妇女传教。三人教会了许多人汉语，使她们能阅读圣经和其他属灵书籍。三人到处赶集，在每个集市上卖圣经，并且高唱圣歌。其中有一次，她们进入2700户住家和帐篷，举办650次聚会，送出4万册以上的圣经。

赶集布道法
戈壁的居民相当复杂，因此她们的行李中，要准备不同语文的圣经、书刊，趁着赶集的机会，分送给不同的人。与不同族群的人谈道，先要了解他们的文化背景与生活特色。

戈壁通与女强人
出入沙漠十多年，她们成了“戈壁通”，而沙漠生活的锻炼，也使她们成为名副其实的“女强人”。她们在1940年左右回英国，写了几部有关戈壁的著作，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1941年离开中国后，更先后前往纽西兰，澳大利亚和印度传教，1950年三人已逾古稀之年，仍前往南美冒险传教，三人组终身未婚，相扶相守，是传教冒险史上一段动人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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