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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乐文 David Laurence Anderson

孙乐文(David Laurence Anderson)

孙乐文(David Laurence Anderson),为美国基督教监理会所派,乘船远赴中国宣教。监理会就是上次我和大家分享过,卫理公会的美国南方分支。他先到上海嘉定县南翔镇工作,两年后(1884年)被调往苏州。1891年,监理会在苏州城中心的宫巷建造了礼拜堂”乐群社会堂”,孙乐文出任该堂牧师。

1895年冬,一群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受到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的刺激,来到乐群社会堂,热切地要求学习英语和西方知识。于是孙乐文兴办了宫巷中西书院(Kung Hang School),首批学生有25人。一改以往教会学校只能招收到贫苦儿童的局面,许多富裕家庭的子弟也纷纷前来求学,学生的素质大为提高。

1900年春,孙乐文回美国筹备办学事宜。不久,中国发生义和团事件,宫巷中西书院暂时停办。是年底,孙乐文返回苏州。同年,孙乐文向两江总督刘坤一申请在天赐庄博习书院旧址的基础上扩建学堂,刘坤一允准予以购地,并答以”他日行将桃李满东吴”等语,故以”东吴”为校名,称”东吴大学堂”,英文校名为Central University of China,直译为”在华之中央大学堂”,或译为”中华中央大学”。该校由美国监理公会国外宣道部核准,向田纳西州州政府立案,并组成校董会,由林乐知博士任董事长,孙乐文博士被任命为首任校长。办学宗旨为”注重学业,培养品格,树立优良学风,提倡服务精神。”

东吴大学堂是教会所办的学校,孙乐文校长的办学基本原则有三条,其中之一就是”我们的教育必须是基督教”的,要让学生有充分的机会去认识基督教在整个生活中的要旨和意义。在东吴大学堂开设的课程中,”圣道课程”是最重要的必修课程,同时还规定学生礼拜日一定要去教堂作礼拜等。孙乐文还从《圣经.新约》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三节中引”Unto a Full Grown Man”(意为”得以长大成人”)一句作为校训,悬挂于校园大门口的上方。

东吴大学堂开办之初,只有中学班,直到1905年,方始教授大学课程,招收大学学生。辛亥革命后,东吴大学堂改称为东吴大学,即现在苏州大学之前身。

乐群社会堂改名基督教宫巷堂恢复开放。

东吴大学,即今天苏州大学。 台湾也有东吴大学的迁台。

青维拉 Alice Vera Green

青维拉 Alice Vera Green

宣教士实在不容易,尤其是今天很多在“创启地区”的宣教士,随时要冒着生命的危险,人生孤单,没有支援,四边都是敌视的人。所以,宣教士往往都要和家人一同到那些地区,以便有一些的支援。

尤其是在早期中国差会并未大力发展的时候,结婚生子成为了宣教士的重要支援,家庭也成为了他们释放压力,得着认可的地方。很多美丽的见证,也是出自在家庭之中。

今天,分享的是一位五岁的宣教士,她叫青维拉Alice Vera Green。这位女孩在1895年出生,她的爸爸主要做一些医疗,戒鸦片的工作,他们的工作地点在河北石家庄获鹿(鹿泉市)。

踏入1900年,中国发生义和团事件,尤其是在河北,当地人士对外国人尤是是外国宣教士有所逼害。所以,爸爸青牧师就开始决定逃亡。当他们离家前的一个晚上,师母将维拉放在床上时,她对师母说:‘亲爱的妈妈,我已经把我的心给了主耶稣哟!’

当时在莲花山邻近有一庙,其住持能让他们去避难。临走前,师母对维拉仔细地叮咛,希望她了解实情,途中要保持静默。她好像完全明白,当仆人抱着她走毕全程,她没有说过一句话! 可惜到达不久,有人登山入庙,把见到洋人之事传开。7月14日青牧师发出一份电报给上海总部:“太原府大暴动,获鹿和顺德两宣教站全毁,县官不肯保护,现逃入山中,危机四伏。”

在数周的疲惫躲藏中,成人要她和小约翰安静,同工们便不断给她讲圣经故事。其中一个她百听不厌的:‘请告诉我主耶稣如何死在各各他山上?’有一天,当我讲到兵丁把主耶稣的手,用钉子钉在十字架上时,便转头对她说:‘亲爱的,这是因为神爱我们啊!’她即时流着泪问道:‘他真的爱我们到这样吗?’想到这个可爱的孩子,使我了解到神的爱,是我从前所没有感受过的。

后来他们被拳民发现,但出于保护他们的缘故,县官下令押解他们到较大的城市。8月15日官员命他们下船往天津。但他们上船后不见官差一人,全船皆是拳民。原来官府用借刀杀人之计,幸拳民头目心念无怨无仇,不想伤杀无辜。翌日离开保定府约 30哩外,便放他们自行逃生。

当我们被押解往保定府途中,维拉赚得押解人的欢心,沿途与他们谈话玩耍,他们也拿糖果给她吃。到了保定府,官员骗我们上船往天津时,也是因维拉的原故,拳民在途中释放了我们。当时她还向他们打躬作揖为礼道谢! 青牧师回想,拳民一路均逗小孩玩笑,女儿未满五岁,儿子也未满三岁,看来是不忍向小孩子下毒手之故。

……三周后,约有一百多名拳民准备要杀害我们。那时我们都关在一个又黑暗、又肮脏、污秽不堪的小房间里,那是我们在中国多年,所感受到最黑暗、恐怖的48小时!当我们快将失掉信心的刹那间,小孩子的话使我们从颓丧中重拾信心。维拉双手放在母亲膝上,说:‘为什么?妈妈,我们都好像保罗和西拉!可不是吗?’

数日后,她见到大批凶狠的人虐待我们时,维拉便说:‘噢,妈妈,我真高兴能为主受苦啊!’

当我们回到保定府后,有一天,我们一起念诗篇一四六篇,其中第7节说:‘耶和华释放被囚的。’数天后,我们都坐在小园中,谈到前途茫茫,不知何时救援来临。维拉正在园中,用树枝在地上画东西,听我们谈论,便抬起头来,说:‘为什么?安姨,耶和华释放被囚的!……’

一日正午,当看守的拳民午睡时,忽有一人掷一纸团于地,且回头示意青牧师把纸团拾起,打开来看,竟是英文:“不要惧怕,中国匪徒均已被在华洋士兵杀绝,北京和天津已在欧人手中,现我会往天津请你们军队来保护你,阅罢请撕掉它。”众人闻讯,莫不感恩!

可惜,当时维拉已患痢疾,师母亦然,不仅无药调治,也无合宜饮食。

主把这疲乏的小羊接到他的怀抱里,就在她五岁生日后不久,维拉因痢疾而病逝于保定府

教堂在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市获鹿镇二街

包尔腾 John Shaw Burdon

包尔腾(John Shaw Burdon)

包尔腾(John Shaw Burdon)是英国圣公会的宣教士。英国圣公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自称The Church,他们的宣教机构就称为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英行会。1854年10月,包尔腾由香港维多利亚教区施美夫主教(Bishop George Smith)按立为牧师,其后主要在江浙一带宣教,期间曾前往南京走访太平天国领袖们。从1858-1861年间,他先后在杭州、宁波和绍兴等地宣教并建立教会。

1862年初,包尔腾奉调前往北京开辟宣教工场,成为首批进入北京的西方宣教士之一。同年,洋务派领袖恭亲王奕欣、桂良和文祥等人奏请朝廷筹办”同文馆”,目的是培养足够的”通事”和”译员”,以应付外交事务。

由于包尔腾精通中文,在时任英国驻华公使馆参赞威妥玛(Sir Thomas Wade)的推荐下,担任同文馆首任总教习。总理衙门事先对他进行了考核,认为他”尚属诚实”,”以之教习学生,似可无事苛求”,但要求包尔腾只能讲授语言文字,不得传教。同时亦嘱咐汉人教习对包尔腾暗中予以稽查和监督。

包尔腾任总教习职时间不长,只一年多便离职。在同文馆发展史上,他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他的到任使得同文馆有了第一位外国教习,并能够招收到19名满、蒙、汉学生入馆学习外语,这是外语教学在中国的开始,包尔腾也就成了中国第一位正规英语教师。

1864年5月,即包尔腾在华辛勤劳作11年之后回英国述职。1865年再次来华,在驻京英国领事馆内做牧师(1865-1872)。1865年,他和首批入京的英美宣教士,着手翻译第一部北京官话本《新约圣经》,该译本于1872年出版发行,在中国教会流行使用40余年之久。1872年,包尔腾还与施约瑟合作,在北京编译出版了《公祷书》(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成为日后中国圣公会通用《公祷书》之蓝本。

包尔腾明确反对教会卷入政治,反对教会干预涉及信徒的司法审判的细节,反对将教会纳入政治势力或条约的保护之下,他说:”缺少保护固然会导致很多不公正和痛苦,但是,保护教徒会产生更恶劣的后果。它会导致许多伪善之徒加入我们的队伍,将使我们更容易受到指控,而这种指控可能正蕴育着中国社会对基督教的敌视,还将会在我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中制造连续不断的政治纠纷。

1873年10月,包尔腾返回英国,并于次年初从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接受了神学博士学位。1874年3月又在兰柏宫被祝圣为香港维多利亚主教(1874-1897),主理包括香港、广东、上海、浙江、福建在内的华南教区和日本教区事务,后来越缩越小,成为了香港教省。同年12月13日,包尔腾在香港圣约翰座堂正式就任,同时兼任圣保罗书院院长。1883年在福州建立了”真学书院”(今施埔堂)。包尔腾还致力于教会本土化,注重培训和任用本土传道人。香港圣士提反堂是圣公会第一所华人礼拜堂,创建于1865年,向港人传福音,起初效果并不理想。直到1884年,包尔腾按立邝日修为第一位华人牧师后,圣士提反堂的教务才活跃起来,此后才逐渐有了圣士提反堂中学、圣士提反书院和圣士提反女子中学等教会学校和机构。这些都与包尔腾当年所奠下的根基不无关系。

同文馆-协和门诊大楼向北百余米路东,是东堂子胡同,从西口进去不远,就见路北一个院墙上镶着一块汉白玉石牌,上面刻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

施埔堂-福州仓山师范大学旁的学生街

香港圣约翰座堂、香港圣保罗书院、圣士提反书院/女子中学/教堂等所有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