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July « 属灵人物简介

盖士利 William Cassels

盖士利（William Cassels）

盖士利（William Cassels）1858年出生在葡萄牙。十岁的时候因父亲突然患病，一家人返回英国。盖士利十五岁时爱上了运动，在球场和游泳都有出色的表现，使他成为体育明星。

盖士利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认真地学习圣经，并理解了经文的含义。十二、三岁时，曾经对哥哥说，他决定长大之后成为牧师。从学校毕业之后，盖士利希望成为英国圣公会宣教社（CMS）的宣教士，前往中国内地从事宣教工作，他们于1885年前往中国。

1885年3月18日，“七杰”抵达上海，其中盖士利、司米德和何斯德(D. E. Hoste)等3位进入山西省临汾(旧称平阳)跟席胜魔牧师学中文。学成，士利被派往四川，开始长达40年在阆中(旧称保宁)的传道事奉，当时，四川发生很多教案，盖士利的传教工作遭遇很多反对势力。1890年8月，四川冲突，毁龙水镇等处教堂，暴动遍及各地，直到1892年10月官兵才戡平动乱。

1892年初，松潘发生暴动时，盖士利拒绝离开宣教站，暴徒把他的房顶瓦面拆去，豪雨落下，人与家具杂物都湿，但他仍无动于衷，最后被人强行抬走，却没有伤害他。

1894年4月返英述职，中华圣公会与内地会合作，于1895年10月按立他为主教，派他主持川东教区。第一年他出巡4,000哩，若明白当时交通工具相当简陋，沿途的旅店也甚肮脏，便体会到他在四川巡察之旅不容易哩！第二年出巡的地域扩为6,000哩，所以他每年总有数月不在家。

前景虽困难重重，但福音之门大开，聚会人数倍增，礼拜有人满之患，学校满园学子，与政府人员、乡绅父老、知识分子来往较前容易得多。困难就如红海分开，神说：‘前进！前进！’但回国后听到的却是：‘停止！我们自身难保，手头太多工作！宣教事业暂需停顿！’

如果基督对我们是重要的话，则对中国也同样重要，若真是‘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么，我们把知道的救恩不去告诉他们，就是最大的自私自利！”

史迹： 1. 1898年盖士利会督在阆中创立“天道学校”，是四川的第一个神学院。 2. 成都上翔堂，原名圣约翰堂，是位于中国四川省成都市的一座基督教教堂，始建于1909年，是成都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所在地。顺城大街，天府广场地铁站附近

史嘉乐Charles Perry Scott

中国的圣公会传教区最初只有维多利亚教区，就是以英国殖民地为基地，囊括了整个中国甚至韩国日本。

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位英国传教士史嘉乐，他是圣公会首任在华北的传教士。史嘉乐1874年受英国圣公会的派遣，与另一位年轻传教士吴梅里一起从山东烟台登陆中国。当时他们担负的使命是开辟教区，因为该会在北京活动10年没有成效，于是改变策略转向山东，把泰安一带作为大本营。肩负重任的史嘉乐，可谓全身心地投入事业，不仅自己“扎根”山东苦学汉语，而且还不远万里接来妻子。当时，人们经常可以看到留着大胡子的他，穿行在大街小巷，先后建起一座座小教堂，不辞辛苦地主持礼拜活动……由于工作出色，1880年他被指派为圣公会华北教区的首任主教，1890年起兼任英国公使馆牧师，1913年退职后仍留在北京，19

担任华北教区首任主教后，史嘉乐走出山东，先后落脚京津两地。从史料看，他在天津建教堂的时间早于北京，这是因为当时天津英租界发展很快，大批英国军人、官吏、商人涌入天津租界。而且英租界工部局1893年将租界内的咪哆士道（泰安道）一带的空地划给了教会。当时这还是一块泥塘，光推平泥塘就花费了白银1500两。教堂的建设不是很顺利。一开始，这里只是先修建了一座小教堂，最多能容纳60人，远不能满足当时的需要。后决定扩建，只到1900年6月大教堂才奠基。但是当时天津的义和团运动正风起云涌，工程被迫停工，直到1901年才重新开工，至1903年完全落成，前后竟然经历了十年时间。1935年，教堂遭受严重火灾，教堂建筑大部分被烧毁，1936年6月，教堂才重建完成，现在的教堂其实已经是重建过后的样子了。教堂建筑面积858.36平方米，能容纳300人。

如今，人们还可以看到位于北京西城区佟麟阁路八十五号的南沟沿救主堂，它的正名是“中华圣公会教堂”，建于1907年，是当时中华圣公会华北教区的总堂。可以说，这座教堂是史嘉乐继天津成功开辟后的又一“佳作”。他亲自请人设计蓝图并找工匠建造了这座带着明显中国“宫殿式”风格的教堂，教堂正面立墙镶有四块石碑，第二块就是1928年圣公会教民为史嘉乐主教所立的纪念碑。

宓道生 James Joseph Meadows

宓道生（James Joseph Meadows，1835年9月1日-1914年12月12日）

宓道生，（James Joseph Meadows，1835年9月1日-1914年12月12日），基督教中国内地会传教士，1862年1月8日，他和妻子Martha乘坐挑战者号（Challenger）快速帆船启程，同年5月24日到达上海。他们是最早加入戴德生的“宁波差会”的传教士。

在宁波工作的宓道生，逐渐建立了很好的名声：“年轻的宓道生愈来愈聪明了，他已经可以在翻译及布道计划上作出改善的建议，连工场上的资深教士也自愧不如。……他给罗尔梯提供了许多资料，对中国的风俗和习惯言之甚详。我相信他是一个绝佳的传教士，配受大家的称赞。”

1886年11月13日，酝酿三年之久的中国内地会委员会成立，在安庆召开第一次委员会会议，宓道生为浙江省监督。

安庆传教站是最为早期建立的传教站之一，宓道生他们也是在安徽最早的传教士。1869年四月间在西右坊租民房15 间约一千平米，不久就挂出“圣爱堂”匾额。稍后，又分别于宁国、贵池、歙县设立教堂。但是这个教会在后来的安庆教案被毁坏，而在后来新中国成立时也被废弃了。

宓道生的第一位妻子到宁波的第二年就感染上霍乱去世，后来，一位女宣教士劳莉莎（Elizabeth Rose）成了宓道生的第二位妻子。宓道生下乡视察各村的福音站时，时常写信回家，叙述沿途见闻，宓夫人把这些家信整理成文，在这次旅程中共为八名信徒施洗，其中3月28日在嵊县（今嵊州）的主日敬拜尤其值得一提：

下午我们来到山上的另一个家庭。我们首先在那个家族建在田边的祠堂里举行了简短的礼拜；祷告之后，我们一同起立唱赞美诗。接着，我们24个人跪在祠堂的地上，背朝庙里的偶像、面朝永生上帝，求告造天地的神。群山顶上的人有的惊愕地望着我们，有的则哈哈大笑。

这之后的34年间，即美国浸礼会1903年在嵊县蒋镇等地植堂之前，内地会设立在县城的耶稣堂是全县唯一能听到福音的地方。1989年版的《嵊县志》记载：“清同治八年（1869）三月，上海基督教内地会，派英籍牧师来嵊传教，先在县城北直街设立‘英国中华内地会耶稣堂’。……民国五年，县城孝子坊建福音堂，成为当时嵊[县]、新[昌]两县基督徒活动的主要场所。堂内曾办过‘三育小学’。”

车思纳医生 Eleanor Chesnut

车思纳医生（Eleanor Chesnut，1868～1905）

当年，美国长老会宣教士却在这个偏远山城设立学校、医院、教堂，将连州经营成一个粤北地区宣教的据点。

车思纳医师（Eleanor Chesnut，1868～1905）是一位女士，她的家境贫寒，是一位半工读生，接受了医生和护士训练后，也受过神学训练。她在1894年来到了中国，最终调到连州工作。最初，由于设备简陋，车医生只能够在家中的浴室为人动手述。有一次她为了帮助一位苦力医治伤口，她竟然将自己腿上的一块皮移植过去！

为了加盖一间妇女专用的医院，车医师将每个月的薪水几乎全部捐出，差会的上司写信劝她不要过度苦待自己，她也不肯改变作风。有一次湖南一所教会医院请她去当院长，被她婉拒了，因为她说：“我熟悉这里的人民和他们的语言、疾病、优点、缺点。我非常喜欢他们，我觉得我不可能像爱他们这样去爱其他人。

连州教案发生于一九○五年十月廿九日。当地民众举办庙会，所搭的棚子有一部分占用到医院的土地，麻义士（Edward Machle）医师出面抗议，并没收了三支庙会使用的炮筒。村民群情激愤，冲进医院搜索，看见两具医院留下来供研究用的浸泡童尸，以为找到洋人蓄意谋害中国孩童的证据，于是众口喧腾，一发不可收拾。群众愈聚愈多，动手焚烧医院、教堂、洋房，最后目标则是除灭洋人。

急难中，麻医师率同工们藏匿在龙潭寺的山洞中，群众接踵而至，从山洞中找到车医师（Eleanor Chesnut）和其他五人，将他们围逼到一条河中，然后一拥而上用各种利器将他们全部杀害。只有另外两位宣教士由于躲在山洞深处，未被发现，得以幸免，后来被官兵救出。

最另人感动的是，没有被杀的这两位宣教士在教案以后，仍然留在连州工作，服事这个地区的人。

师达能及史文明John & Betty Stam

师达能及史文明

师达能自幼就读于教会学校，少年时即已清楚救赎真义。但他的性格非常内向，怯于向陌生人传福音。父亲曾为此特别训练他，鼓励他独自出去宣道。师达能15岁时便出外谋生，曾试图在商业上有所发展。但四年后，他对商业兴趣全无，反倒有志于成为一个宣教士，因此他进入芝加哥慕迪圣经学院深造。在校期间，他先后选修了宣教课程和圣经课程，各门功课，包括实习，他都十分优异。同时，他亦热心投身于学生志愿海外宣教运动，参加内地会裴忠谦牧师（Rev. Isaac Page）每周在其家中举办的祈祷会。从中他越来越认识到世界上有千百万失丧的灵魂需要拯救，以致他对海外宣教，特别是对中国宣教的负担愈来愈重。他在自己的见证中说：”神把中国放在我的心里，并且愈来愈重。我实在找不出任何一个理由来对主说，我不能去中国，因为中国的需要是这么大！从神的话语和祷告中，加上研究中国的情况，以及我自己的际遇，使我亳无疑问地知道，主是真真实实的引领着我”

这对年轻的夫妇便积极投入各项教会事工：主持主日崇拜和各种聚会；街头布道；售卖福音书或派发福音单张等，而史文明则更多地负责妇女和儿童工作。他们也时常跟随宋长老外出探访信徒或布道。工作虽然辛苦，但为主做工，服事纯朴、可爱的中国人，他们心中充满喜乐。 1934年2月，师、史二人从舒城南下，到旌德宣教站访问。该站负责人任明光夫妇（Mr. & Mrs. Samuel Warren）正准备于是年夏天返国述职，故希望他们前来主持这里的工作。师达能夫妇用了24天的时间，行程二百多哩，巡回探访了附近各福音站。在一个星期六的早上，他们和罗传道（Evangelist Lo）一起，到距旌德12哩远的庙首探访教会。庙首教会的信徒大多住在农村，需要牧养，因此他们邀请罗传道来做他们的牧师。到庙首后，师氏夫妇住在王太太（Mrs. Wang）的家，她是庙首的第一位信徒，是数年前内地会唐进贤牧师（Rev. George W. Gibb）夫妇巡回布道经过这里时，所结的果子。翌日，他们和信徒一起进行主日崇拜。在庙首的时间虽短，但彼此相处得非常融洽，留下美好的印象。

“来到庙首，我又回到可爱的王太太家了。王先生是一位属神的子民，他每月一次或两次，要走20哩路参加教会聚会。他要星期六出发，星期日全日聚会，然后星期一走回家。甚至下田插秧最忙的时候，他仍去聚会。……（王太太）真像慈祥的老祖母一样。……他们的家庭聚会也带给我很甜蜜的回忆，我们读了诗篇廿二、廿三和廿四篇，并且查考有关主第二次再来的经文。……除了探访信徒外，我还在庙首的大街上派单张、卖福音书和为主作见证，因为主给了我们奇妙的福音！”

可惜，因为中国内战的缘故，之后他们被红军捉拿，并他们被押往村外的一座小山丘，沿途街道两旁但见人山人海，群众的冷嘲热讽、怒吼谩骂声不绝于耳。但师达能夫妇内心平静安稳，迎着朝阳，如同跟随着主耶稣的脚踪，一步一步地走上鹰山（Eagle Hill），最后双双引颈就戮，凯旋荣归天家。当时，师达能牧师年仅27岁；史文明28岁。

今天如果你到舒城基督教会，它的前身就是这些宣教士的工作地点。

旌德基督教会，虽然已经经过重建，不见当年面貌，但是会众仍旧是一个群体，是内地会工作的群体。

翟辅民 Robert Alexander Jaffray

翟辅民Robert Alexander Jaffray (1873 － 1945)

翟辅民于1873年12月16日在多伦多出生，是家中的老二，父亲终日在商场上打滚，对信仰并不热衷，但母亲则是敬虔的基督徒；这方面对翟牧师颇有影响，少年时的翟辅民属灵生命活泼，在教会内热心事奉。

1893年，美国的宣信博士，接受了神的使命，发起向外差传福音运动。他组成了宣道会，到处演说呼吁信主的年青人，听候神的差遣，往普天下未有福音的地方传福音。那时的翟辅民听到神呼召的挑战后，并非毫无挣扎。反之，他找出许多理由与神争辩，说自己没有特别才干，又缺少准备，内心的挣扎使他苦闷不堪。最后，他知道自己不能再反抗了，终于低下头来说：“主啊，我在这里。”然后把自己的身与心交付那向他显示异象的主。

先是他的父亲强烈反对，继而是他的兄长，终日为此事与他争吵得面红耳热，甚至威胁要将他的名字在家族中除去。年轻的翟辅民则不为所动，他早已视荣华富贵为敝屣，一心只顺服神，及惦念祂所托付的异象。

1897年，宣信派遣四名宣教士前往中国，翟辅民是其中一个，另一个是高乐弼医生，日后亦是著名宣教士。他们受差派前往中国广西一个叫滕县的小地方，学习当地语言。由于实在言语不通，所以花了一整年在那学习语言，没有什么实际工作，后来便迁往梧州。当时的梧州是广西的门户，在两广交界，为一通商大埠，这后来成为华南宣道会的大本营。

在1900年，因为前任宣教士的离开，翟牧师接手建道圣经学院院长之职。

翟辅民曾有一段时期在父亲的出版机构任经理，体验到文字的力量，遂兴起出版刊物，解释圣经真理的心愿。1911年，他创办了宣道书局，认为圣经真理才是人们最需要的灵命食粮，所以索性定这份刊物为《圣经报》，自任编辑，将讲课用的材料，整理后出版。《圣经报》于1913年春天面世，全盛时期，销路遍及全中国，以至边境、东南亚各国，及欧美大小城镇。它不但能造就信徒，亦为各地传道人提供讲道资料。《圣经报》最初试用通顺的粤语出版，后来改用文言和官话两种版本同时出版。“五四运动”后，中国文体革新到达高潮，《圣经报》亦改为白话文。内容除解经外，亦注重对外传福音，分析圣经预言，为真理的道，竭力争辩。其实宣道书局是翟辅民的私人产业，他却从来没有这种想法。

直到1925年，宣道会在广西的工作发展迅速，全省共有77个堂会，福音达至少数民族。翟辅民牧师任建道圣经学院监督，兼广西宣道会协会主席，事工范围南及越南。但是他心中有一个呼召，就是往南洋去。 “往南洋去”这呼声在翟辅民脑海已盘萦多年。在南洋众多国家中，最吸引他的是当时的荷属东印度群岛，即现时的印尼。这是南洋最大的国家，大小岛屿3,000多个，人口繁多，当时已有7,000多万人，华侨占300万，许多城市有成千上万华侨，但从未听过福音。1927年底，翟牧师对南洋情况已搜集了相当多资料，他在中国传道亦已有30年，越南的工作也发展了十多年，这位孜孜不倦的福音战士，此时已清楚知道神要他往南去。

1928年元月，他离开中国，只身往南洋视察。因此，他看准了一个策略，就是南洋的工作，应由华人教会承担。于是协助组织了华人教会第一个向外布道的差会“中华国外布道团”。在之后的年间，他一直定居南洋，直到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占领印尼，所有西教士均被集中扣押起来，翟辅民一家三口亦难幸免。他们获准暂聚一起，当男女分营时，翟辅民便和妻女永别。翟牧师在集中营三年半时间，于1945年7月29日，大雨滂沱的晚上，在睡眠中安息，终年72岁，只差一点点时间便可以看到和平的到来。

杨格非 Griffith John

中国宣教的差会有很多，但只有两个是最有名的。第一个有名的就是马礼逊的差会，是伦敦传道会，主要是在通商口岸发展，他们有名的原因是因为早期的宣教士都是他们派出来的，但是他们随着内地会的开始，变得式微，最后更融合到中华基督教会之中。内地会的特色则是派大量的人手，进入中国内地，拓展宣教工作。

今天我们分享的是一位伦敦传道会的宣教士杨格非。他自己所说：”我是从摇篮里就在宗教的气氛中长大的。他14岁时在一次祷告聚会中开始了第一次讲道，十六、七岁时就已经成为一个受人欢迎的传道人，在教会里定期讲道，人们亲切的称他为”那个讲道的孩子。

临行前，伦敦会差会代表和众亲友在伦敦为他们举行欢送宴会，虽然杨格非那时已24岁，但因他身材比较矮小，相貌稚嫩，以致闹出一个笑话。一位门警竟把他当成一个前来凑热闹的小孩子，而把他拦住，不许他进入会场。杨格非遂向他说明自己就是那位即将被欢送去中国的宣教士，门警听后哈哈大笑，说：”原来如此，他们怎么派个小孩子到中国去呢？让一个小孩子去带领中国人归向基督？

1855年杨格非和妻子到达上海学习中文，在上海五年期间，他四处巡回布道，到上海县、松江府和青浦县等地传福音。

1860 年《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门户更加开放，杨格非成为最早进入中国内地省份的西方宣教士。他在1861年到达汉口，看着长江说：”这一条美丽和宏伟的河流，如今已成为福音使者们的大道。”抵达汉口后不久，他们即在沈家庙金庭公店的住所开始宣教工作。

杨格非向来注重讲道，而且他自年少时就有讲道恩赐，能够深入浅出地将福音真理，生动地地宣讲出来，让民众容易接受。到中国几年后，他用中文讲道，其威力与魅力仍不减当年，无论老少妇孺，知识份子还是贩夫走卒，都能被他响亮的声音、活泼的手势和生动的内容所吸引。他初到汉口时，并没有固定的布道地点，只能选择一些公开场地，聚集群众前来听讲，因而被称为”街头宣教士”。1862年3月16日终得一位中国信徒受洗，此后渐有不少当地人归信基督。因此，亟需寻觅一个固定场所作为聚会之用，杨格非遂于1863年，在汉口夹街太平巷，创建了华中地区第一所基督教礼拜堂，命名为”首恩堂”。随后相继在蔡家巷兴建了”恩光堂”，在统一街兴建了”救恩堂”，并在花楼街购地建立起伦敦会”花楼总堂”，成为汉口宣教事业中心，统筹华中一带的宣教事宜。

在汉口打开局面后，杨格非便计划向对岸武昌发展。1864 年7月，他获准在武昌戈甲营购地兴建”崇真堂”，这是湖北省城的第一座教堂，标志着基督教传入武昌的划时代进展。

杨格非可称为全方位宣教的典范，除了直接宣教、建立教堂外，他还十分注重科教文卫工作。他于1866年在汉口创立的”仁济医院”，是华中最早的西医院之一，现已成为汉口协和医院。

1899 年，杨格非在花楼总堂（今交通巷）旁边一个工厂旧址上，办起了汉口第一所集大学、中学、师范、神学为一身的综合性学校—-博学书院（英文名为Griffith John College，即杨格非学院），现已成为武汉市第四中学。

杨格非对于中国教会的另一主要贡献是写作与翻译。杨格非能够熟练地使用中文，说、写都非常流利。1885 年他完成了《新约全书》的翻译，称之为”浅文理译本”。由于文字精湛深刻有力，文人和普通百姓均看得懂，遂广受欢迎。

崇真堂位于武昌区戈甲营44号，由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兴建于1864年，为省城武昌的第一座基督教堂。哥德式风格，开尖券窗，可容200人。

1931年，花楼会堂搬迁到汉口模范区的云樵路（今黄石路），改名为格菲堂。1951年改名为格非堂改名为荣光堂。该堂的铭文道及杨格非：博爱无我，大智不骄，设医兴学，建局译经，终身壮志，救赎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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