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June « 属灵人物简介

毕路得 Ruth Pettigrew

毕路得(Ruth Pettigrew)

毕路得（Ruth Pettigrew）于1889年在美国出生。在她献身事奉主之前，曾担任中学教师。1920年来华。抵达中国后，她先学习客家话，同时开始宣教工作。当时她传福音的唯一对象，就是她那位客家话的老师。毕路得一面学习客家话，一面向老师传福音，最终引领他归信基督，并且成为一个热心的基督徒。后来毕路得又陆续引领他的家人，终使他们全家信主。

毕路得在惠州各地宣教多年，，之后又到粤北新丰、翁源、英德、曲江一带传福音。由于粤北境内峰峦叠嶂，各地交通极不便利，毕路得只能靠双腿跋山涉水，其艰辛非常人所能忍受。但为了使更多的人听到福音，她非但不以为苦，反以为乐。美南浸信会曾组织宣教士到湖南布道，毕路得亦随团前往。

有一次在湖南某地，当毕路得出去派发单张的时候，发现路边有一被人遗弃的女婴，无依无助，甚是可怜，于是就把她抱回自己的住处抚养。经过寻访后得知这弃婴的父母，因贫穷且儿女太多，无力抚养。毕路得见状，不但收养了弃婴，还照顾其全家的生活。为此，她自己的生活就变得十分清苦。由于营养不足，以致她的头发脱落光秃如老尼，不得不戴上假发。而那女婴在她的照顾抚育之下得以长大成人，也成为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家庭生活十分美满。

毕路得以坚韧的毅力在中国服务了31年，直到1950年时局发生变化后才不得不离开大陆到香港。在香港期间，她仍然一如既往，常常深入到艰苦的农村，或派送福音单张，或逐家访问个别谈道，或召集村民街头布道。毕路得极有爱心，富于同情心。她不但关心人的灵魂，也关怀人身体上的需要。她视每一个会友，如同自己的儿女；对有需要的人，不惜慷慨解囊，出手相助。当闻知哪位会友或慕道者身体有病痛，或遭遇困难，即便她自己身体不适，也必起来跑去慰问，并尽力为他们解决困难。

有一天她在街上看到一个年青的乞丐衣不蔽体，面黄肌瘦，于是动了慈心，不但周济他，而且把福音传给他，引领他信主。这人颇为聪明，起初也肯追求属灵真理。毕路得见他有长进，便尽心栽培他，并给他机会，使他得以在教会中事奉。不料这人后来竟以怨报德，常常毁谤毕路得，因此日渐堕落。但当他后来因走投无路而再度向毕路得求助时，这位慈爱、善良的老教士仍然伸出仁慈的双手接待他、照顾他，为他安排出路，甚至到弥留之际还在替这位回头的浪子着想。她这种以德报怨的舍己精神，吸引不少人归向基督，也感动不少基督徒立志像她那样舍己为人。

毕路得除了在广东惠州及东北江一带引领多人归主，以及在湖南建立一所浸信会之外，单是在香港地区，藉她16年的耕耘浇灌而成长起来的教会或福音堂，就有筲箕湾国语浸信会、青山道国语浸信会福音堂（今之佐敦道国语浸信会的前身）、大埔浸信会、上水浸信会，以及竹园国语浸信会等。在毕路得去世之前，她又在上水古洞建立起一个家庭聚会。

毕路得的著作有《活水的江河》、《初级少女助道会指南》、《圣经选课》等书，还编写为圣诞节、复活节，以及新年和各种节日所用的各种福音单张。

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字冠西，号德三。。1849年毕业后回到家乡被按立为牧师。他和哥哥孟子元（Samuel N. D. Martin）同时奉派去中国宣教。丁韪良精通东西方多种语言，熟读东西方典籍，写起中国的文、史、哲也能将东西方典故随手拈来，以作对比，超出寻常就事论事的视野，所以他能够打入中国高层，传扬福音。

丁韪良偕妻乘船到宁波，开始了他们在中国漫长的宣教生涯。宁波是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开放的五个通商港口之一，丁韪良夫妇到达宁波时，教会已稍具规模，不但有教堂，还有学校与印刷设备。初到宁波时，长老教会分配他们住在城外郊区，但他们不愿意这样自我孤立，情愿搬到城内与普通中国百姓一起生活。因为他们相信，住在城里可以和当地人民建立友谊，以便让中国人到家里来，而且他们可以在晚间举行聚会，妻子也可以有机会与中国妇女接触。到城里住下后，他们的家门昼夜敞开，丁夫人很快成为中国妇女的闺中密友。

丁韪良很有语言天赋，来中国之前，他已掌握了英语、法语、德语、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到宁波后，他觉得当务之急是要先学习中文，但中文那些古怪的发音让他望而却步。在学习中文过程中，他发明了注音方法，即用拉丁文字母稍加变通，创立出一套音标，这样他就能够重复中文老师的发音了。使用这种方法，他很快就学会了宁波话，不久即能用流利的宁波话讲道。听众对他的讲道反应热烈，常在离去时发出”听道比看戏还有趣”的赞叹。这时他又突发奇想：何不用此方法教中国人认字呢？他发现中国大多数人是文盲，拼音可以帮助孩子和老人们识字，通过识字他们便可以阅读圣经，这就是他以文字宣教的开始。于是他在1851年1月与人合作，用拉丁字母编纂出一种用于书写”宁波话”的拼音系统；他还通过拼音法，编写出一些圣歌，教当地人传唱。因此可以说，中文拼音是丁韪良最早想出来的，是他对中国文化的一个贡献。

丁韪良总结其在宁波十年之经验，认为要使基督教在华事业得到发展，必须要从教育入手，通过教育向中国人传播基督信仰。因此他向长老会差会部提交一份建议书，请求在中国创办一所高等学校。初到北京，他先在北京西郊的一个庙宇落脚，不久在城内离总理衙门不远处，找到一处可供他居住和开设学堂之用的地方，然后把家眷接过来。他开设了一所走读学校，旨在培养学生成为基督徒，然后派出去做传道人。这所学校后来发展为崇实中学，丁韪良为首任校长，并担任此职20年之久（1865-1885年）。该校即现今北京第二十一中学的前身。

1865年3月，丁韪良受聘担任京师同文馆教习，教授英文课；1867年，同文馆又决定聘请丁韪良开设国际法课程。清廷也认为丁韪良”中规中矩、古道心肠、中文流利” ，因此丁韪良被任命为同文馆总教习（1869-1894），同时担任清政府国际法方面的顾问。由于担任这个岗位，他正式向长老会差会提出辞呈。丁韪良之所以如此行，首先，他认为这是他继续宣教工作的一个好机会，在同文馆中他可以影响更多未来的中国领袖；其次，他希望帮助改革中国封建的教育制度，而同文馆的制度，正是达到该目标的最好方法；其三，一个外国人若要帮助中国现代化，最好的办法就是在中国政府主办的学校中教书。他在同文馆任职时间长达30年之久。1898年，在李鸿章推荐之下，光绪皇帝任命丁韪良为京师大学堂首任西学总教习，并晋升他二品顶戴官衔。

自1872年起，他开始出版发行《中西闻见录》。这份杂志有许多实用科学的文章可以帮助中国现代化，文中皆未提过耶稣的名字，也没有提到过神，或引用过《圣经》，而是反复使用一个词”天道”来意指上帝。在丁韪良看来，人若相信”天道”，就知道这宇宙是有秩序、有系统、能被研究的。人若研究、明白这”天道”，就可以控制自然，自然就不再是神秘不可控制的。他深信，认识“天道”，认识上帝，就是科学的起头，也是现代化的基础。

有人称丁韪良是基督教的利马窦，他这个从上而下入手的基督教传播模式是否有效？我想，并不是一时三刻的“决志”或改变，而是从中我看见了许多人有机会受到教育，从基督教的学校教育，从老师的言行典范中，看见了耶稣基督。我想这就是最美丽的教育。

今天，北京市第二十一中学在孔庙，就是雍和宫附近；而京师大学堂，就是今天的北京大学的前身啦！

柏锡福 James Whitford Bashford

柏锡福 (James Whitford Bashford )

卫理公会是约翰．卫斯理循道运动衍生出来的宗派，英文是Methodist，循道公会是英国的分支，卫理公会则是美国的分支。美国的卫理宗因为美国南北战争分裂，北方的叫美以美会，南方叫监理会，还有第三个分支叫美普会。美以美会最初的工作是在福建，之前介绍过的天神堂就是美以美会的，上海的沐恩堂，北京的崇文门堂，都是美以美会的。监理会就主要在华中岳阳一带，河南一带都有许多他们的工作，如果你到韩国的话，你会发现当地的循道卫理宗就叫监理会。美普会的重点是在河北张家口一带。

由于美国内战在1865年已经完结，但分裂了的教会却不容易重新合一，宣教士开始在中国寻求整个宗派的合一。

柏锡福出生于美国威斯康辛州的Fayette，先后在威斯康辛州大学和波士顿神学院学习。他先做了一年的牧师，之后出任俄亥俄卫斯理大学校长。柏锡福在洛杉矶当选为美以美会的主教，并于1904年应他自己的要求被派前往中国。当年他已经55岁，任美以美会驻华第一任主教。

柏锡福善于管理，富有远见。他在中国作教会领袖15年，带领教会及其机构取得了长足进展。作为一个忠诚的卫理公会主教，柏锡福致力于促进在华新教各宗派的合一及合作，尤其是在教育、医疗、圣经翻译和出版通用赞美诗等方面。当时最重要的发展就是和合本的翻译，和颂主圣诗的出版，和合本是第一代白话文的圣经；颂主圣诗则是1900年代第一套全中国共用的圣诗，之后才是1936年的普天颂赞。

在卫理公会信徒中间，柏锡福积极推进各教会间的合作精神。1904年，柏锡福任福州华南女子大学的第一任董事长。早在1905年，他就倡导四个主要城市的大学联合起来，共同培养学生。他还协助实现福州神学院和金陵神学院的合作。

早在1906年，柏锡福就开始关注卫理公会在华南北两大分支的合一，同时也支持卫理公会与其他各宗派于1922年促成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成立（the National Christian Council）。中国基督教协进会是一个很有特色的组织，是鼓励不同宗派在中国的合一，也做了很多基督教数据的统计，今天就成为了两会之一。

然而，他不赞成中国卫理公会脱离美国卫理公会，因他相信，像卫理公会这样的”普世教会”应该保持她在”组织上和灵里的”完整性。

卫理公会最终因为美国方面的合一，在中国也同样追求合一，于是，在1939年起，美以美会，监理会，美普会成为了历史，合一称为卫理公会。很多在沿海的兄姊在1949年后陆续走到台湾和香港，所以在两地延续了卫理公会的精神。在1975年，香港的卫理公会与英属的循道公会合一，成为循道卫理联合教会。

福建神学院位于福州市仓山区乐群路16号

福建协和大学（英语：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直译：福建基督教大学）简称“福建协大”，是20世纪上半叶位于中国福州的一所教会大学，也是福州大学、福建师范大学和福建农林大学的前身。

罗孝全 Issachar Jacox Roberts

1802年，罗孝全出生于美国田纳西州索姆奈县，就读于南卡罗莱那州Furman Academy后按立为牧师。1837年自费来中国，初在澳门向麻疯病患者传教。1841年加入美国浸信会差会，1842年，他成为第一位长期居留香港的新教传教士。当年6月，他为第一名中国信徒施浸。1844年到广州，他是第一个搬到广州商馆区以外居住的新教传教士。1845年美国浸会分裂，他属于美南浸信会差会。

罗孝全作于1846年在广州南关长堤东石角租地，建造一座礼拜堂，名为粤东浸信教会；那教堂于道光二十四年建，道光二十七年毁。在此期间，太平天国起义领袖曾在罗氏处学道。1847年3月，洪秀全和族弟洪秀仁一起，从家乡前来广州罗孝全处学道。他们参加圣经班学习，记忆和背诵圣经，每天听课两小时。他曾要求受洗，罗孝全不同意洪秀全对以前大病时所见“异象”的见解，拒绝为他施洗。洪秀全4个月后离开。

当太平天国事成以后他多次想进入太平天国境内传教，一直未能成事，直到1860年，太平军攻占苏州，逼近上海，外人进入太平天国统治区较以前容易。罗孝全从南方经上海到苏州，10月到天京，住在干王洪仁玕的府第。

在罗孝全留在天京一段时间后，发现太平天国与基督教根本是两回事，于是他最终发表文章，表达他们的错谬。他于1866年回到美国，1871年因早先在澳门感染的麻疯病并发症去世。

今天如果你想找罗孝全的广州教堂，是在长堤的地方，但是教堂已经没有了。但后来的浸信会传教士所建立的东山堂，仍然非常兴旺。而罗孝全在天京所住的干王府，则是在南京金沙井34号和36号

艾德理（David Howard Adeney）

艾得理于1911年生于英国贝德福郡（Bedfordshire）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家庭，父亲是牧师，早年去罗马尼亚做宣教士，服务于伦敦犹太人会社（London Jews’Society）,向犹太人传福音。母亲是富家之女，信仰虔诚。她不仅支持自己的丈夫，与他一起来往奔波，她也希望自己的孩子们都能够成为宣教士。

后来兄弟四人果然成全了母亲的心愿，个个都成了宣教士。艾得理到中国宣教，三弟后来也步其后尘到中国；二弟去非洲行医传道；四弟则继承父志到巴勒斯坦向犹太人传福音。

1934年9月，艾得理乘船启程前往中国，途中度过了他23岁生日。经过五个多星期的航行抵达上海，旋即转往安徽安庆，在内地会所为宣教士所办的语言学校学习中文，半年后即被派往河南乡村传道。1936年，艾得理开始常住方城县宣教，发展并牧养信徒。

1945年，艾得理奉派去重庆，与赵君影等人组建了中国基督徒学生联合会。当时在重庆流亡学生很多，他们中间很多人深受激进思想的影响，高举无神论、科学主义、极端爱国主义等信条，对基督教进行空前的排斥与攻击。有些教会信徒和领袖也被新派神学所影响，与社会各种思潮合流。艾得理对此深表痛心，于是和中国同工赵君影等人一起组建了基督徒学生联合会，在学生中传播基督教真理，吸引许多大学生成为基督徒，后来在他们中间产生了不少基督徒领袖。在接下来的五年中，基督徒学联（CIVF）在数十个校园都设有分会。艾得理担任学联会副总干事，负责探访各地学联会。在学联举办的几次大会上，中国基督徒领袖王明道、贾玉铭、杨绍唐等人大有能力的讲道，使许多人归入基督。后来基督徒学联会的总部设在南京，圣灵在各大学燃起复兴之火，极盛时期，有全职中西干事30人左右。1947年7月，他们在南京中山陵附近烈士遗族学校举行了联合夏令会，可谓盛况空前，以致后来赖恩融描述说：”那光景真是难得一见，以后再没有了”。《艾得理传》也如此记载：”中国以前从未有这么多来自各地的基督徒学生，在一起聚集过。我们深信这前所未有的聚会，是神对中国教会的计划”。事实确实如此，各地学联的查经班和团契，以及从中培养出来的中国基督徒领袖成为日后各地教会的基础，为中国教会带来极大的祝福。前中国福音会会长、已故赵天恩牧师如此评价艾得理说：”从历史角度看，艾得理和赵君影牧师在大学中建立基督教学联，领导福音派学生运动，影响非常深远，艾得理等人所领导的学联，传讲纯正的福音，为中国校园福音派学生提供了一个合乎圣经的明确路线。

1956年，艾得理抵达香港，出任第一届国际学生福音团契（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Evangelical Students）远东区总干事，拉开了香港学生福音工作的序幕。在香港工作12年（1956-1968）里，他先后成立了毕业生基督徒团契，香港基督徒学生福音团契和福音阅览室，并鼓励和带领一班青年人投身其中，许多日后在香港教会或机构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物，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他的工作和影响相关。除香港外，他还到亚洲十几个国家巡回，鼓励基督徒学生组成校园团契，为基督作见证。他在东南亚各国共催生出6个会员团契，1957年台湾校园团契的成立，也是他一手促成的。

除学生工作外，艾得理的另一事奉的里程碑是接受海外基督使团（The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原中华内地会）的任命，到新加坡建立门徒训练中心，以培养亚洲基督徒领袖。该中心招收大学毕业生，训练他们将属灵操练和学习，融合在日常生活中。

从1978年起他开始数度回中国探访教会和主内肢体。探访期间，他亲眼看见中国教会的复兴和需要，尤其是家庭教会的需要。他们的需要促使他参与中国代祷团契的事工，印发每月一期的代祷信。他鼓励海外基督徒要向中国基督徒学习，并在属灵争战中与他们联手。他为中国教会的需要所发出的声音，感动许多人投身到中国大陆事工中去。1979年，海外基督使团在香港成立”中国事工部”，艾得理应邀成为北美支部的召集人。在美国各地召开”中国事工讲座”（China Awareness Seminar），让美国基督徒看到上帝在中国奇妙的作为，并激起他们对中国的代祷和关爱。

伏格思 Henry S. Ferguson

伏格思（Henry S. Ferguson）

他于1895年初来华宣教，2月15日抵达中国后，到了安徽太和宣教站传教。他们以太和县为基地，经常出去到方圆百哩之内的市、镇和村庄里传福音、派发福音单张和福音书。同时他们还管理一个戒毒所。

1897年，伏格思转到正阳关与博春臣同工，在那里租屋创立了宣教站。1898年又设立了诊所，因着医疗服务，使当地民众对宣教士的态度大为改观。

在历年的事工中，伏牧师的其中一个工作重点是赈灾，因为正阳关为于三条大河的交界，经常会有大水临近，于是伏牧师就从不同的单位和外国募来款项，接济灾民。

除教会事工外，他们还兴办了小学，使当地平民百姓的子女有机会接受基本教育。伏师母为此花费了不少心血。此外，每个主日她还要负责妇女主日学。

1931年夏天，正阳关再次遭遇巨大水灾，伏牧师说：”这是本市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天灾，全城百分之八十浸没在水中。……街上汪洋一片，除了较高的地段外，其他商店水都漫过柜台。我们的房子位于全市的最高处，并且建筑时地基还加高了一尺，因此，水没有漫到我们的前门……。我们家住满了灾民，皆是信徒和家属，因为他们已无家可归。福音堂已被警察征用，因为警察局全泡在水中……

但当他看到饥民遍野，又临危受命，遂毅然接受使命，全力投入到赈灾工作中去。但是由于国共内战，次日清晨，约有1,000多红军入城，伏牧师被捕。当时在场有二百多平民百姓，全体跪在红军军官面前，恳求释放伏牧师，因为近几个月来，他是全城唯一关心和救济他们的人，使他们不至饿死。军官虽然耐心地倾听众人的哀求，但还是扣押了他们。

一位名叫冼秉元（Sen Bing-yueh）的弟兄，是伏牧师的挚友。因挂虑伏牧师的安危，于5月底，独自到红军部队驻防地寻找伏牧师，却被误认为奸细，遭红军扣押。冼弟兄反而向红军作见证，述说伏牧师如何领他归主，如何使他不再沉迷于醉酒和赌博。最后红军没有允许冼弟兄见伏牧师，却把他释放了。

伏牧师的生死，我们最终不知道，只是后来有一些伏牧师的朋友接到可靠的报告说：“红军和国军的猛烈攻击下，杀害了伏牧师。”这位朋友也说：“我曾征求内地会总干事的意见，想伏牧师也会认为是最好的纪念方式，就是去救济最严重的灾区……。”

伏格思牧师就这样静悄悄地走了，在世享年63岁。

棣法 George F. DeVol

棣法（棣乔治，George F. DeVol）于1871年3月8日出生于美国马里兰州（Maryland）。高中毕业后，乔治希望能进入医学院学习，将来成为一个医疗宣教士。入学第一年，乔治看到广大禾场的需要，去海外宣教的使命感油然而生。他亦想起父亲多次表达希望他的孩子能够到世界各地传福音给世人。于是，他为此殷切祷告，一天后即签下海外宣教士自愿同意书。

他的妻子法伊莎比他早到中国。1899年春天，法伊莎的服事工场位于南京北方约25哩的六合，自此以后，她将20年的时光全部投入于这个小镇。在她父亲去世后，她写信给母亲，坦承因为如此巨大之忧伤，原本因服事主而喜乐的心被无限的失落感所充斥，但圣灵的安慰是如此真实与及时，使她深刻地感受到上帝的恩手在扶持着她，免得她坠落至绝望的深渊。她也提及自己在中国的事奉并未动摇，同时也相信上帝对她的呼召绝不会错。

三个月后，棣法医生踏上中国宣教之路，与法伊莎一同携手为中国宣教而努力。婚后，夫妇俩一起投入妇幼医院与南京贵格会的宣教事工。就在棣法逐渐融入到中国的环境之后，方始警觉到鸦片的可怕。他发现愈来愈多的中国人受到它的毒害，往往到了无可自拔的地步。因此，棣医生在医院增加了戒毒的事工，他不只要帮人找回自主能力，也要领人来到神面前，认识那位真正对生命握有主权的造物主。

1901年秋天，他们正式定居于江苏六合，为那里的民众施诊医病，并协助玛格丽特在那里的福音事工。他们在六合租了房子，作为住院病房，许多人因住院而有机会认识神，接受耶稣为他们的救主。棣医生先后帮助三十个人戒除鸦片；法医生则针对妇女和小孩的需要，给予特别的诊治，让他们真正感受到基督的爱是不分性别、年龄、国界或社会阶级的。

夫妇俩除了专注于临床医疗诊治外，也注重当地医疗人才的培养和训练。不久，他们的中国助手已具备专业护理人员的素质。在付出爱心之同时，他们也把福音的种子撒入病患者的心田。到1904年时，他们已赢得40多人对基督教有好感，六合教会的信徒也已增至26人。

棣法一直很难适应中国江苏的气候，同时他在医疗及福音投注的心力远超过他身体所能负荷的，故此他的健康情况日益恶化。1904年秋天，宣教委员会同意他们返美休假。在美期间，棣法为六合新医院大楼筹建计划迫切祷告也四处奔走，虽然肠胃病与喉咙痛的问题持续困扰着他，他仍然为筹建医院的事情到处演讲。每次讲话他都可感到喉头灼热的痛楚，但一想到六合民众的需要，他就勉励自己不能失去信心，更不能顾及自己身体的软弱。

1907年1月10日，医院的硬体终于完工了，虽然经费严重不足，但新医院（和平医院）的建造已将所有的经费运用发挥到极致了。据医院当年的年报，棣医生与法医生那一年所看的病人有一万多人，其中两百多人为住院病患者。那时，在乡下地方迷信盛行，因此棣法夫妇所要做的不仅是单纯的看诊，还要建立民众正确的就医与用药观念，这可说是比看病更为艰钜的任务，往往需要长期反覆的叮咛，方能见效。

繁多的工作使棣医生根本无法停下来。1917年12月，棣法的颈部出现一个令他疼痛难忍的疔，那是在为病人动手术时，不慎伤到自己的后果。一开始时只是一个小疔，当逐渐扩大后，让他感受到难以忍受的疼痛。当他病倒后，当时在南京支援的法伊莎立刻前来六合。

眼看棣法的病情愈来愈恶化，六合地区的信徒开始为他迫切地祷告。棣医生自知在世的时间无多，就握着同工的手，勉励他们要为兴旺福音坚持到底。他已经预备好接受上帝的旨意，不论是生是死，他都感恩领受。在临终弥留之际，他将爱妻法伊莎叫到床边，问她说：”这些年来，我们有缺乏没有？”法伊莎强忍泪水回答说：”没有缺乏！”在物资缺乏的中国，他们生活十分清苦，但听到这话，棣医生心中甚觉安慰。1917年12月30日，棣法医生在病榻上息了一生的劳苦，归回天家。

由于太多人感念棣医生生前的帮助与照顾，大约有三千多人参加了和平医院为他举行的追思会，人们为长江下游地区失去一个强而有力医疗福音使者深感痛心，会中频频传出啜泣声。如果用一种特质来形容棣法医生的话，那就是他的爱心和同情心。他对人有发自内心的怜悯，不论贫富、老少或贵贱，凡走进和平医院的人，棣医生都完全地接纳他们，并使他们带着希望离开。棣法医生离世时年仅四47岁，他烧尽自己的一生为耶稣。

法伊莎直到去世前仍心系中国，因为那是她与棣法奉献一生的地方。她在病榻上呼召她的三个孩子—-查尔斯、凯萨琳以及以斯拉：”谁愿意回去中国传福音？”虽然在中国的生活清苦，而且又要失去他们的母亲，但她的三个儿女皆愿意回应她的呼召，前往中国。成年后，这三个孩子都成为中国及印度的宣教士。法伊莎去世时年仅51岁，在她的墓碑上，仅刻着她的名字、存殁年份以及她最看重的身分—-中国宣教士。

南京六合区基督教堂，位于南京市六合区前街24号。1898年（清光绪二十四年），基督教贵格会美籍传教士和爱华从南京至六合传教，在县城内设布道所，办学校，开诊所。1924年，在县城前街建六合县基督教堂，正式成立教会。抗日战争期间，停止活动。1946年恢复活动，并在瓜埠镇太平集、水家湾、陆桥镇等处设立分堂。南京解放初，进堂人数约200人。“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冲击。1984年1月1日，恢复正常宗教活动。六合撤县设区后，改用今名。

德本康夫人 Mrs. Lawrence Thurston

德本康夫人 ( Benkang De , Mrs. Lawrence Thurston) 1875 ~ 1958

德本康夫人于1875年5月16日生于美国康乃狄格州的哈特福德郡（Hartford，Connecticut）。她本名马提拉·柯（Matila S. Calder），父亲是早年移民美国的苏格兰人，是虔诚的清教徒。母亲具有苏格兰–爱尔兰血统。受家庭影响，德本康夫人13岁便受洗入教，童年时喜欢玩开办学校的游戏，渴望做一个小学教员。17岁从哈特福德郡公立高中毕业后，进入麻塞诸塞州的蒙特霍利女子大学（Mt. Holyoke College）学习。该校学生多以宣教为己任，但那时她对海外传教并不感兴趣，而是热衷于天文学。1896年毕业后，她决定履行宣教使命，向教会提出到海外宣教的要求。

在康乃狄格州Middletown的高中教了四年书后，教会派她到土耳其Marash学院任教，临行前结识了耶鲁大学的学生劳伦斯·德本康（Rev. Lawrence Thurston），他当时是学生立志海外宣教运动的成员，雅礼差会主要创始人之一。1902年9月，马提拉·柯结束海外宣教工作回到美国，并与德本康完婚（此后称德本康夫人）。10月受雅礼差会派遣，一同到中国传教。在中国雅礼传教团（Yale-in-China Mission）任职，成为该团最早成员。但不幸在1903年暑期，德本康罹患肺结核，不得不回到美国就医，次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去世。德本康夫人为减少丧夫之痛便更加努力工作，1904-1906年，她担任学生立志海外宣教运动的秘书；1906-1911年，她又被派到中国湖南长沙的湘雅医学院教书，并协助医务工作，1911年回国。她本以为自己没有机会再回中国，但在长江流域拟成立女子大学的计划，则完全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由于德本康夫人具有良好的大学背景，丰富的生活阅历，特别与美国教会大学有著密切而广泛的联系，经北美长老会外国差会部研究决定，派她到中国南京参加筹备建校工作。1913年9月20日，德本康夫人到达南京后，一边学习中文，一边在长老会的明德女中上课，同时参加女子大学的筹划工作。在11月4日召开的筹委会上一致同意北美长老会的推荐，确定任命德本康夫人为即将建立的女子大学校长，并暂租南京绣花巷李鸿章花园故址为校址。正式开学时连德本康夫人在内，只有四位外籍教师，两位华人教师和八名学生。1919年第一届学生毕业时，她向美国托事部力荐她们中最优秀的吴贻芳留校任教。

自1913年筹建”金女大”时起，德本康夫人主持校务15年。在12年的校长生涯中，她为学校创建、筹募经费（南北美浸礼会、基督会、南北美以美会、监理会，以及北美长老会某董事部分别捐助一万美元为建校用，还承诺每年提供不少于600美元为常年的一半开支经费）和规划完工耗费了许多精力，在建立教学秩序和扩大规模等方面也倾注了大量心血，同时还要给学生上课。她教过圣经课、天文课、大学代数、三角、几何等课程；还负责学校人事、财务与文书报表等工作，甚至指挥合唱团，所以她被戏称为”Jack of all trades”（三脚猫）。 1921年9月-1922年3月，德本康夫人参加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会（Association of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对整个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状况的调查，为后来国民政府教育部制定教育规划提供了重要参考。

当年”金女大”图书馆无法保证有好的翻译书籍供应，故原始资料比译本更有价值，也更准确，故此在中文应用课本出现之前，能够使用英文读书就显得格外有利。虽然当时社会上有两种观点：一是若高校英文水平太低就会被人批评，甚至因此连大学的资格也要受到挑战；另一方面，社会上也有人批评”金女大”几乎所有的课程和参考书都是英文的，此种现象不妥，甚至认为学习英语无用。但”金女大”则坚持学习英语的必要性与合理性。从课程设置来看，”金女大”对中国文化科目还是比较重视的，不断增加中文课程。学校创立之际就规定文理两科学生在四年学程内要学习中国古典著作，毕业前必须修完20学分的国文课程，是所有科目中学分要求最高的。1925-1926年度，学校藏书总计11246册，其中中文书籍6418册，英文书籍4828册，从中可见，中英文书籍的比例较为合理，基本保持了平衡。当时中国许多高校崇尚西学，但”金女大”非但不贬低中国传统文化理念，相反，其办学理想是国学科目一定要有高水准。”金女大”的建筑风格正反映了这一努力。

“金女大”定”厚生”（Abundant Life）为校训，其理念取材于圣经约翰福音第十章中耶稣所说的话：”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来了，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这即是”施比受更为有福”的精神。德本康夫人对此专门诠释说：”‘厚生’就是在各方面得到至善至美的发展。在多项发展中，学生人格的塑造，基督生命的培育至为重要。获取丰盛生命的学生才懂得为人类社会多做贡献”。学校以”厚生”为目标教导学生，并在学校生活的多方面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引导学生朝此方向努力。校训”厚生”是”金女大”人精神的源泉。 1928年11月，德本康夫人主动辞去校长职务。在”金女大”举行的新任校长就职典礼上，德本康夫人将她办公室的印章和一把金钥匙交给校董会董事长徐亦蓁。徐亦蓁又代表校董会将它们交给中国人校长吴贻芳，此举标志著”金女大”在本土化过程中迈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实质性一步。德本康夫人此后不再插手校务，而是以顾问、兼职教师，以及建筑监督人的身份继续勤恳地为”金女大”服务。她在辞职演说中指出：”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所活跃著基督教精神，以基督教进行管理的女子大学。大学应该保持高水准的教育，提高社会效率，促进精神发展与最高人格”。

1943年，德本康夫人乘 Gripsholm 号轮船回国，住在麻塞诸塞州的 Auburndale, 直到1958年去世。

Log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