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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琳 / 华群 Wilhelmina “Minnie” Vautrin

魏特琳 / 华群 Wilhelmina “Minnie” Vautrin

魏特琳出生贫寒,但她却非常倔强。她生于1886年,由于贫穷,她不得不通过打工来完成自己的学业。经过几年的辛勤努力,大学毕业。大学毕业后,同年受美国基督会差会派遣到中国,担任安徽庐州府(今合肥)基督会三育女中校长。

1919年魏特琳(Vautrin)应聘金陵女子大学,掌管校务,筹建新校园,并鼓励学生走出象牙塔,献身社会,为穷苦四邻服务,譬如为邻居妇女开课讲授卫生知识,每周两次为校园四周的贫民看病等。

从1937年8月12日开始,到1940年4月,魏特琳几乎每天都坚持写日记,并每月定期将其邮寄给美国好友,以便她们更好地了解中国时事。这份日记,也成为了她对当年南京大屠杀历史的重要记述。。

1937年11月下旬,攻占上海的日军兵分三路攻向南京,就是当年国民政府的首都。12月1日,美国大使馆最后一次召集所有尚滞留南京的为数不多的美国公民,警告他们:“再不撤离,以后我们将无法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魏特琳她四次郑重拒绝了美国大使馆要她离开南京的要求,坚定地表示:“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抛开中国!”

当时在校教职工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西迁办学,一部分留校本部保护校产,救济难民。魏特琳就是留校的人员之一。魏特琳致信美国大使馆,建议设立一个安全区,让那些无法撤离南京的难民有一个相对安全的栖身之地,以躲避战火。她在信中表示:“无论从地理位置或建筑物的牢固性来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作为难民收容所是再合适不过了”。不久,由德国人为主席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接着又请求上海国际红十字会和中国红十字会承认,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魏特琳为红十字会委员。在日军占领南京前,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也设立了妇女儿童难民收容所。

1937年12月5日,日军占领南京。尽管金女大校园门口挂着美国国旗与日本大使馆的公告,但是每天都有成批的日军或从校门口强行入校,或爬过围墙入校。因为当时珍珠港事变还未发生,所以作为美国人还是有特权的。魏特琳一会儿守在大门口,拦阻企图强行入校的日军,一会儿又赶到校内其他地方赶走偷爬进墙的日军。有许多晚上她都是和衣而睡,以便能随时起来去应对突发事件。她还组织起巡逻队,日夜守卫校园,保护难民的安全。

不少日兵因此恼怒,拿着血迹斑斑的刺刀威胁她;还有的野蛮地打她耳光。她都忍受了,她自觉地承担了保护万余名中国妇女儿童的重任,她说,金陵女院就是我的家,我绝不离开。

1938年,国民政府授予她奖励外侨的最高荣誉---蓝、白、红三色襟绶---采玉勋章。魏特琳在那紧张恐怖的日子里,殚精竭虑工作了数十个日日夜夜。过度的疲劳与长期的精神压力严重伤害了她的身体,她在此期间的日记中常常写道:“太倦了,倦得连字都写不出来,”“倦得无法思考”。她在救护了许许多多的中国难民与中国妇女以后,于1940年初自己得了严重的精神忧郁症,经朋友劝说后辞职回到美国。

1940年5月14日,她在多方的劝说下离开南京回美国治病。她在日记中写道:“多年来我深深地爱着金陵女大,并且试图尽力帮助她。”她这样说了,也确实这样做了。但是她将不得不离开她无限热爱的这一切了。1941年5月14日,也就是她离开中国一周年的日子,她选择这一有意义的日子,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死在了印第安纳州一间普通公寓里,年仅55岁。在遗书中,她写道,她在中国的传教失败了,与其受精神之苦,不如一死了之。临终前说:“如果能再生一次,还是要为中国人服务,中国是我的家。”她的墓碑上用英文刻着:明妮.魏特林,观音菩萨,到中国去的传教士 。但在最醒目的地方刻下的,却是四个中国汉字--金陵永生。

我们今天如果想看看巍特琳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可以看看 合肥三育女中合肥南门小学 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

微劳士 Verent John Russell Mills

微劳士Verent John Russell Mills

微劳士牧师(Rev. Verent John Russell Mills)一九一三年五月十二日生于英国,有一次,母亲流泪的祷告改变了他的一生。十八岁中学毕业后,本想当工程师,但神呼召他到中国宣教。虽然父亲极力反对,仍带着一本圣经、两套衣服、一双鞋、口袋里只有五元五角,就毅然上船,前往全然陌生的中国。

十月二十八日来到目的地--广东省的观瑶。新居是一艘舢板,所在的河,就成了他洗澡和如厕的地方。差会安排了一位八股先生教他中文。经过五个月的强记,勉强可与本地人交谈,当然发音不准,笑话百出。 与家人分开了六个月的微劳士,写了一封信给未婚妻爱玛小姐:“我在中国很孤单,除非你来中国,否则我无法支撑下去。”爱玛小姐就毫不犹疑前往中国,成为南中国小渔村里第一位外藉新娘。蜜月期就在派单张的生活中渡过,因为他们的座右铭是:“事主为首,工作次之,家庭第三。”

舢板地方太小,容不下二人,于是租了一间小屋。屋子地下是泥土,屋顶是用禾草铺盖的,全屋一个窗也没有。微牧师于是亲自动手,在墙上开窗,并将屋子的里外扫上灰水。这事竟使全村哄乱起来,大家以为屋内住了两个“番鬼”,随时会有鬼怪从屋里出来,对他们不利。直至微牧师出来保证,村内如有任何不吉利的事发生,责任全归在他身上,那时村民才平息下来。

清连镇是一个转捩点。初期的宣教工作极其困难,人们拒绝接受福音。直到有一夜微牧师从睡梦中被吵醒,看见一个赤裸的人躺在地上,满身鲜血,全身抽筋,口吐白沫,他来不及想到中文该怎样说,就用英文,奉耶稣的名把鬼赶出来。那人不再抽筋,并清醒过来。次日,整条村都听闻这神迹。微劳士牧师立刻把握机会,向村民传讲福音。每日都有三百多人来听福音,且有多人信主。其中白湾村县长还带领全村信主。一九三六年就在那里成立了第一间教会。

此外,微牧师领导清远市居民筑堤坝,组织清远福音乐队,并用自己作的中文诗歌布道,足迹遍及整个广东省,到处建立教会和训练信徒成为牧者。他在广东省建立九间教会,又创辨了福音圣经学校(Evangel Bible School)。

一九三七年,日军封锁了往四邑一带的去路,截断那地区的粮食和药物支援。满有爱心的他就组织了中美救援协会(Sino-American Relief Committee),在首次会议中,有人问他,经济从何而来?他就用毛笔写了一个“信”字。他只身前往重庆向各救援组织求助,并通过电台向美国华人筹款,当他再返回四邑时,已筹得$618,700,000。他向中央政府购米,雇用一千一百名苦力,攀山越岭把米运到四邑,设立了二十一个救济站,每日供应一万四千人的饭食。 战争带来无数的孤儿。微牧师一个一个的把他们收留在用空置的学校和祠堂改成的“儿童收容所”不久,“儿童收容所”已爆满,但他从不拒收,只要求工作人员多加一双筷、一碗水。为避免日军耳目,孤儿院要搬迁,孤儿要腰携米袋,攀山涉水,年纪太轻、自顾不暇的,微牧师就三个三个的放在篮子里,用竹竿挑着他们前行。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军投降,救援机构逐一撤离中国。收容所粮食中断,他叫所有儿童为他祷告,自己则前往广州,遇见一友人,建议他去函美国人创辨的中国儿童基金会(China’s Children Fund)。两星期后收到电报回覆,答应收容七百名儿童,每人每月可得二元的资助。为了运粮方便,他索性把孤儿院迁往广州。 一切安顿好后,微牧师为着儿童前途设想,开始训练他们谋生的技能,同时,又安排早会、晚祷,供应他们灵命上的需要。 一九四七年九月,微牧师获委任为中国儿童基金会在中国、日本和韩国的区域主管。他先在华北联击了四十二间孤儿院,帮助了五千一百一十三名孤儿,继而展开在韩国和日本的工作。

微牧师一生以信心过活,从蒙召到中国,建立教会,筑堤防水,救济饥民,并冒生命危险,拯救孤儿性命,最后发展全球儿童福利工作,这一切都是信心生活的实践。

白湾基督教堂在清远清新县,始建于1937年,近年经改善维修,在保持原有的基础上建筑别具特色,总面积1000多平方米,现设有礼拜堂,识字班,招待所等,逢每周星期天有很多基督教徒在此崇拜。

金宝珍姑娘 Miss M. Olive Atkinson

金宝珍姑娘(Miss M. Olive Atkinson)

金宝珍姑娘(Miss M. Olive Atkinson))于1902年3月24日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市(Toronto),早年生平事迹不详。仅知她于1920年信主后即乐于向人传福音,并有志于作宣教士到印度去。但当她在祷告中寻求神的带领时,神却明确地指引她去中国。1925年4月,金宝珍加入中华内地会。同年10月15日,她乘船离开加拿大温哥华,于11月3日抵达中国。

金宝珍先进入江苏扬州语言学校学习中文约半年之久。1926年4月下旬,她被分派到四川彭山宣教站工作。当时该宣教站宣教范围涵盖800平方哩,却只有内地会宣教士云登夫妇(Mr. & Mrs. Gilbert Vinden),带同一位男传道和一位看门的老婆婆而已。

金宝珍到达四川时,正值中国内战频仍之际。战争造成物价上涨,商品奇缺,以及连年饥荒。1926年9月在四川又发生了”万县惨案”,因英国轮船撞沉民船而被当地官府扣留,英国炮舰轰击万县城,造成一千多间民房和商店被焚毁,五千余军民死伤。”万县惨案”令中国军民同仇敌忾,反帝情绪高涨,直接威胁到外国侨民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英、美等国领事馆下令撤侨,特别要求那些身在内地省份工作的宣教士撤退到沿海一带城市。1927年2月,有60多位宣教士撤退到上海,在撤离途中,金宝珍与来自澳洲的内地会宣教士韦显明(Norman J. Amos)相识。韦显明于1924年11月初抵达中国,当时在四川的合江宣教。在上海等候期间,二人相处日深,彼此情投意合,遂订定终身,并于1927年8月17日在上海完婚。

1928年4月,韦显明夫妇重返四川。因当时金宝珍已有孕在身,不宜随夫远去合江,况成都又有设备完善的医院,故留在成都待产。同年9月4日,他们的长子保罗(Paul Norman)出生。

1929年下半年,他们被差派到成都西南约40哩的邛州宣教站工作。当时整个宣教站只有他们二人,而且要重建被破坏了的宣教站,重新争取当地人的好感,其劳苦与艰辛可想而知。幸好邛州离彭山和成都不是太远,方便他们与附近地区的宣教士联络和来往。1930年初,韦显明联合举办了为期12天的帐幕布道大会,取得很大成功。

在其后的两年中,韦氏夫妇的大女儿海伦(Helen Irene, 1930年2月9日)和次女以斯帖(Esther Olive, 1931年4月15日)先后在成都出生。金宝珍一方面担负起照顾丈夫和儿女的责任,一方面还要在宣教工作上为丈夫分忧解难,同心协力见证神。1932年元月,韦显明再次邀请邛州附近的宣教士联合举办帐幕布道会。他们分工合作,韦显明等宣教士负责布道,韦师母等人则负责带领妇女和儿童聚会。虽然时值寒冬,但十天的布道会中,每晚都有200多人参加,进一步打开了这一带的宣教之门。

1932年3月,韦氏夫妇将宣教站迁入邛州市中心的一座新福音堂。启用新址时,他们连续举办了十个晚上的布道会,每个夜晚都挤满了人,好些人不得不站在街上听道。因为新宣教站位于商业区繁华地段,故此他们有机会向更多的人传福音。

1932 年7月,韦师母搭乘公共汽车时遭遇意外,几乎丧命。日后她曾作见证说,经历这次死荫的幽谷后,她坦然面对死亡,心里再无半点的惧怕。不久霍乱流行,韦师母在成都不幸感染上霍乱病毒,虽经两位医生和一位护士极力抢救,但12小时后,即在1932年9月3日清晨,凶恶的霍乱还是夺走了她肉身的生命,离世时她刚满30岁。她在中国从事宣教和服务将近七年,便息了地上的劳苦,与主同在了。遗下她的丈夫和一子两女,当时长子仅四岁,小女儿只有一岁半。

熟悉金宝珍的内地会四川的副监督董辅仁(John R. Sinton)追述她时,认为她有过人的观察力,信仰坚定,是非分明,对生活充满乐观。那些与之相处过的妇女们对金宝珍的去世尤为悲痛,因为她经常与她们分享神的话,在生活上关心、帮助她们。就连一个对她存有敌意的佣人,最终也因她的爱心,悔改接受主耶稣基督。

今天邛州教会,就是在邛崃的基督教堂 彭山基督教会—在今天四川彭山县的基督教堂

包志理 Henry C. Bartel

包志理 Henry C. Bartel

包志理牧师(Rev. Henry C. Bartel),1872年在俄属波兰的江宾市(Gombin)出生。三岁半时随同父亲包法兰、母亲包玛莉,及尚在襁褓中的幼弟撒迦利亚,一家四口偕同当时门诺派基督徒,一起乘搭轮船移民美国,

包志理在思想和情感深处都是农民心态,梦想有一天自己能拥有广阔田地,农作物丰收可以致富。然而当他17岁时,方才体会到这些梦想不设实际。

1901年3月12日是他生活中具决定性的一天。一位胡荷列宣教士(Horace Houlding)鼓励年青人往中国宣教。当时义和团制造的血腥动乱刚好平息,中国社会对西方宣教士再进入,尚存怀疑态度;在美国的亲属亦多半不赞成他们的抉择。可是他俩内心火热,满有赴中国宣教的负担。终于在同年10月底,以坚定不移心志面向东方。他们是拳匪之乱以后进入中国的首批西方宣教士。抵达上海之后,到内地会的所在地稍事休息,再转船往天津,1901年11月23日抵步。

由1901至1952年,包志理半个世纪在中国山东省及各县所属的乡镇,创办“基督教福音会”。以后又在内蒙古、陕西省、甘肃省、四川省建立教会。共开辟了四个传福音的地区。每到一地总是兴办圣经学校、孤儿院和印刷书房。在山东省曹县收留了300个孤儿,其中有些孤儿长大后,有的做了牧师,有的作传福音的医生,也有随包牧师到各教区去作圣经学校教师。此外,他又同时创立了中国门诺会差会(CMMS)。

他们从天津移居山东曹县,期间险遭天花丧命。1902年经东明来到曹州,经当时官府同意,在西门里(现红旗影院附近)征得一个地方开始传教。包志理牧师认为这个地方窄小,不适合发展需要,经多处走访,看好孝子届街的桑家花园,约有14亩地(现石人东街153号)和坑塘,并三角花园南100米(现菏建集团附近)比较合适,先后购买下来,共计28亩。次后桑家花园建设礼拜堂,坑塘用来洗礼,三角花园南做陵墓。教堂东西24米,南北12米,占地300平方米,上下两层,北有侧门,讲台在堂内西边,大门朝东,上有钟楼,钟声可传周围5公里。堂内可容纳信徒300余人。

他们在山东宣教的日子,非常艰苦,连年灾荒,人民食不裹腹。夫妇俩坐着由马拉动的车,在沙石路上奔驰赶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风来,雨往,烈日酷暑,寒冬大雪,也阻断不了他们为神传福音的坚贞意志。当地土匪甚多,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有时还要忍饥挨饿。经济上的中断,几百个孤儿,加上各县西国传教士的生活供应,包志理牧师常常是夜不能寐,繁忙之至。

他的长子包宗义Loyal Bartel在中国出生后承接了山东曹县教区工作,一直未曾离开过中国,是中国解放后唯一仍然留下的西方宣教士。他独自留在山东,一面务农,一面传教,直至1971年在监狱中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