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华传教士简介Missionaries In China

梅耐德（Annette E. Thopson）

梅耐德（Annette E. Thopson）于1853年出生在纽约。1876年，为了继母所生的聋哑弟弟能够受到教育，梅耐德进入罗彻斯特聋哑学校成为教师。在那里认识了在中国传教的查尔斯．罗杰斯．米尔斯先生。1884年11月25日，梅耐德远涉重洋来到烟台。

初到登州，梅耐德抓紧时间学习中文，为创办聋哑人学校做准备。她运用美国人教聋哑孩子时使用的方法，短短五周，她就学会了由220个汉字组成的190个句子，令她的中文老师大为吃惊。紧接着，梅耐德着手为中国聋哑孩子编写第一本教材《启喑初阶》。

1887年，梅耐德用美国罗彻斯特聋哑人学校”无声工作者”组织赠送的50美元，开始对外招生，就在烟台北部小城登州(今蓬莱)丹崖山下的一座平房里，催生出中国第一所聋哑学校。学馆取名”登州启喑学馆”。

开学之初，只招来两名学生：李三元和刘堂凯。梅耐德分别给他们取名为”世界幸运儿”和”第一个”。刘堂凯进步神速，很快就学会书写700个字，认识1330多个汉字，并能分辨出方言在音节上发音轻重的不同。她在给朋友的信中写到：”每当遇到一个聪明伶俐的小男孩或小女孩，但他们的嘴却因聋哑而被紧紧地锁住、他们的心灵得不到丝毫阳光时，我就恨不能抛下所有的一切，对他（她）说’我想帮助你！’”

为了筹资建学，她的足迹遍布欧美与中国16座城市，通过不断写信、宣传演说等，呼吁赞助，购置土地，兴建了教学楼。长期的劳累和忧虑，使梅耐德的身体每况愈下，她患上了神经衰弱症。但即使是在回国休假的日子里，她也一刻没有停止过募捐的努力。她随身携带一百多张描述中国人生活的幻灯片，希望借助它们向外国人介绍中国。她不停地演说，每次总以一句”为了烟台启喑学馆”而结束。

师资培训是梅耐德对中国聋哑教育的一大贡献。面对中国当时40万之多的聋哑人仅有一所聋哑学校的状况，她决定将师资培训作为首要任务。从1898年至1941年间，学校多次组织师资培训班，先后培训教师44人，分别来自杭州、南京、上海、北京、成都、香港等地。这些人后来大都成为当地聋哑学校的创始人或骨干教师，在全国创建了11所聋哑学校。

学校的育人目标是”让学生且得人生快乐，毕业以后，能写能算，能谋生计，自立自养，不再专靠别人”。围绕这个目标，着重强调语言、文字、工艺等教学。学校非常重视学生的唇读及语言表达能力，借助当时国外最先进的”贝利字”、”赖恩语音手势”，使学生的语言能力得到很大发展。梅耐德曾带聋哑学生到北京督学局考试，到全国巡回演讲，学生看口应答，不但获得了奖牌，也引起了轰动，让全社会对聋哑教育有了更多的关注。

光绪十三年（1887年）米尔斯夫妇在登州（今蓬莱）创建了中国最早的一所聋哑学校“启喑学馆”，经费由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提供。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梅耐德将学馆迁至芝罘，在通伸一所客栈中租赁两间小平房；1900年梅耐德用亡夫的抚恤金、贷款和募捐所得经费，在芝罘东山海滨购地17.5亩，建筑一栋二层楼房和数间平房，学馆开始有了自己的校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更校名为“烟台市立启喑学校”；民国卅七年（1948年），烟台二次解放，人民政府接管学校，改校名为“烟台市聋哑小学”，学校有学生40余人，并附设了东山普通小学。1951年，接收了瞽目学道院和孤女院。 1952年7月，学校迁至静安路，成立了盲生班 1987年9月，经市政府批准，学校挂两个牌子：“烟台市聋哑中心学校”、“烟台市盲人学校”。 2013年4月8日，为了适应特殊教育形势的要求，促进学校办学进一步可持续发展，经学校研究，上级部门批准，更名为“烟台市特殊教育学校”。至今仍保留在烟台海军航空工程学院院内的烟台启喑学校的教学楼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静安路34号 http://www.yantaiqy.com/

孙乐文 David Laurence Anderson

孙乐文（David Laurence Anderson）

孙乐文（David Laurence Anderson），为美国基督教监理会所派，乘船远赴中国宣教。监理会就是上次我和大家分享过，卫理公会的美国南方分支。他先到上海嘉定县南翔镇工作，两年后（1884年）被调往苏州。1891年，监理会在苏州城中心的宫巷建造了礼拜堂”乐群社会堂”，孙乐文出任该堂牧师。

1895年冬，一群年轻的中国知识分子受到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的刺激，来到乐群社会堂，热切地要求学习英语和西方知识。于是孙乐文兴办了宫巷中西书院（Kung Hang School），首批学生有25人。一改以往教会学校只能招收到贫苦儿童的局面，许多富裕家庭的子弟也纷纷前来求学，学生的素质大为提高。

1900年春，孙乐文回美国筹备办学事宜。不久，中国发生义和团事件，宫巷中西书院暂时停办。是年底，孙乐文返回苏州。同年，孙乐文向两江总督刘坤一申请在天赐庄博习书院旧址的基础上扩建学堂，刘坤一允准予以购地，并答以”他日行将桃李满东吴”等语，故以”东吴”为校名，称”东吴大学堂”，英文校名为Central University of China，直译为”在华之中央大学堂”，或译为”中华中央大学”。该校由美国监理公会国外宣道部核准，向田纳西州州政府立案，并组成校董会，由林乐知博士任董事长，孙乐文博士被任命为首任校长。办学宗旨为”注重学业，培养品格，树立优良学风，提倡服务精神。”

东吴大学堂是教会所办的学校，孙乐文校长的办学基本原则有三条，其中之一就是”我们的教育必须是基督教”的，要让学生有充分的机会去认识基督教在整个生活中的要旨和意义。在东吴大学堂开设的课程中，”圣道课程”是最重要的必修课程，同时还规定学生礼拜日一定要去教堂作礼拜等。孙乐文还从《圣经．新约》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三节中引”Unto a Full Grown Man”（意为”得以长大成人”）一句作为校训，悬挂于校园大门口的上方。

东吴大学堂开办之初，只有中学班，直到1905年，方始教授大学课程，招收大学学生。辛亥革命后，东吴大学堂改称为东吴大学，即现在苏州大学之前身。

乐群社会堂改名基督教宫巷堂恢复开放。

东吴大学，即今天苏州大学。台湾也有东吴大学的迁台。

青维拉 Alice Vera Green

宣教士实在不容易，尤其是今天很多在“创启地区”的宣教士，随时要冒着生命的危险，人生孤单，没有支援，四边都是敌视的人。所以，宣教士往往都要和家人一同到那些地区，以便有一些的支援。

尤其是在早期中国差会并未大力发展的时候，结婚生子成为了宣教士的重要支援，家庭也成为了他们释放压力，得着认可的地方。很多美丽的见证，也是出自在家庭之中。

今天，分享的是一位五岁的宣教士，她叫青维拉Alice Vera Green。这位女孩在1895年出生，她的爸爸主要做一些医疗，戒鸦片的工作，他们的工作地点在河北石家庄获鹿(鹿泉市)。

踏入1900年，中国发生义和团事件，尤其是在河北，当地人士对外国人尤是是外国宣教士有所逼害。所以，爸爸青牧师就开始决定逃亡。当他们离家前的一个晚上，师母将维拉放在床上时，她对师母说：‘亲爱的妈妈，我已经把我的心给了主耶稣哟！’

当时在莲花山邻近有一庙，其住持能让他们去避难。临走前，师母对维拉仔细地叮咛，希望她了解实情，途中要保持静默。她好像完全明白，当仆人抱着她走毕全程，她没有说过一句话！可惜到达不久，有人登山入庙，把见到洋人之事传开。7月14日青牧师发出一份电报给上海总部：“太原府大暴动，获鹿和顺德两宣教站全毁，县官不肯保护，现逃入山中，危机四伏。”

在数周的疲惫躲藏中，成人要她和小约翰安静，同工们便不断给她讲圣经故事。其中一个她百听不厌的：‘请告诉我主耶稣如何死在各各他山上？’有一天，当我讲到兵丁把主耶稣的手，用钉子钉在十字架上时，便转头对她说：‘亲爱的，这是因为神爱我们啊！’她即时流着泪问道：‘他真的爱我们到这样吗？’想到这个可爱的孩子，使我了解到神的爱，是我从前所没有感受过的。

后来他们被拳民发现，但出于保护他们的缘故，县官下令押解他们到较大的城市。8月15日官员命他们下船往天津。但他们上船后不见官差一人，全船皆是拳民。原来官府用借刀杀人之计，幸拳民头目心念无怨无仇，不想伤杀无辜。翌日离开保定府约 30哩外，便放他们自行逃生。

当我们被押解往保定府途中，维拉赚得押解人的欢心，沿途与他们谈话玩耍，他们也拿糖果给她吃。到了保定府，官员骗我们上船往天津时，也是因维拉的原故，拳民在途中释放了我们。当时她还向他们打躬作揖为礼道谢！青牧师回想，拳民一路均逗小孩玩笑，女儿未满五岁，儿子也未满三岁，看来是不忍向小孩子下毒手之故。

……三周后，约有一百多名拳民准备要杀害我们。那时我们都关在一个又黑暗、又肮脏、污秽不堪的小房间里，那是我们在中国多年，所感受到最黑暗、恐怖的48小时！当我们快将失掉信心的刹那间，小孩子的话使我们从颓丧中重拾信心。维拉双手放在母亲膝上，说：‘为什么？妈妈，我们都好像保罗和西拉！可不是吗？’

数日后，她见到大批凶狠的人虐待我们时，维拉便说：‘噢，妈妈，我真高兴能为主受苦啊！’

当我们回到保定府后，有一天，我们一起念诗篇一四六篇，其中第7节说：‘耶和华释放被囚的。’数天后，我们都坐在小园中，谈到前途茫茫，不知何时救援来临。维拉正在园中，用树枝在地上画东西，听我们谈论，便抬起头来，说：‘为什么？安姨，耶和华释放被囚的！……’

一日正午，当看守的拳民午睡时，忽有一人掷一纸团于地，且回头示意青牧师把纸团拾起，打开来看，竟是英文：“不要惧怕，中国匪徒均已被在华洋士兵杀绝，北京和天津已在欧人手中，现我会往天津请你们军队来保护你，阅罢请撕掉它。”众人闻讯，莫不感恩！

可惜，当时维拉已患痢疾，师母亦然，不仅无药调治，也无合宜饮食。

主把这疲乏的小羊接到他的怀抱里，就在她五岁生日后不久，维拉因痢疾而病逝于保定府

教堂在河北省石家庄市鹿泉市获鹿镇二街

包尔腾 John Shaw Burdon

包尔腾（John Shaw Burdon）

包尔腾（John Shaw Burdon）是英国圣公会的宣教士。英国圣公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自称The Church，他们的宣教机构就称为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英行会。1854年10月，包尔腾由香港维多利亚教区施美夫主教（Bishop George Smith）按立为牧师，其后主要在江浙一带宣教，期间曾前往南京走访太平天国领袖们。从1858-1861年间，他先后在杭州、宁波和绍兴等地宣教并建立教会。

1862年初，包尔腾奉调前往北京开辟宣教工场，成为首批进入北京的西方宣教士之一。同年，洋务派领袖恭亲王奕欣、桂良和文祥等人奏请朝廷筹办”同文馆”，目的是培养足够的”通事”和”译员”，以应付外交事务。

由于包尔腾精通中文，在时任英国驻华公使馆参赞威妥玛（Sir Thomas Wade）的推荐下，担任同文馆首任总教习。总理衙门事先对他进行了考核，认为他”尚属诚实”，”以之教习学生，似可无事苛求”，但要求包尔腾只能讲授语言文字，不得传教。同时亦嘱咐汉人教习对包尔腾暗中予以稽查和监督。

包尔腾任总教习职时间不长，只一年多便离职。在同文馆发展史上，他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他的到任使得同文馆有了第一位外国教习，并能够招收到19名满、蒙、汉学生入馆学习外语，这是外语教学在中国的开始，包尔腾也就成了中国第一位正规英语教师。

1864年5月，即包尔腾在华辛勤劳作11年之后回英国述职。1865年再次来华，在驻京英国领事馆内做牧师（1865-1872）。1865年，他和首批入京的英美宣教士，着手翻译第一部北京官话本《新约圣经》，该译本于1872年出版发行，在中国教会流行使用40余年之久。1872年，包尔腾还与施约瑟合作，在北京编译出版了《公祷书》（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成为日后中国圣公会通用《公祷书》之蓝本。

包尔腾明确反对教会卷入政治，反对教会干预涉及信徒的司法审判的细节，反对将教会纳入政治势力或条约的保护之下，他说：”缺少保护固然会导致很多不公正和痛苦，但是，保护教徒会产生更恶劣的后果。它会导致许多伪善之徒加入我们的队伍，将使我们更容易受到指控，而这种指控可能正蕴育着中国社会对基督教的敌视，还将会在我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中制造连续不断的政治纠纷。

1873年10月，包尔腾返回英国，并于次年初从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接受了神学博士学位。1874年3月又在兰柏宫被祝圣为香港维多利亚主教（1874-1897），主理包括香港、广东、上海、浙江、福建在内的华南教区和日本教区事务，后来越缩越小，成为了香港教省。同年12月13日，包尔腾在香港圣约翰座堂正式就任，同时兼任圣保罗书院院长。1883年在福州建立了”真学书院”（今施埔堂）。包尔腾还致力于教会本土化，注重培训和任用本土传道人。香港圣士提反堂是圣公会第一所华人礼拜堂，创建于1865年，向港人传福音，起初效果并不理想。直到1884年，包尔腾按立邝日修为第一位华人牧师后，圣士提反堂的教务才活跃起来，此后才逐渐有了圣士提反堂中学、圣士提反书院和圣士提反女子中学等教会学校和机构。这些都与包尔腾当年所奠下的根基不无关系。

同文馆-协和门诊大楼向北百余米路东，是东堂子胡同，从西口进去不远，就见路北一个院墙上镶着一块汉白玉石牌，上面刻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

施埔堂-福州仓山师范大学旁的学生街

香港圣约翰座堂、香港圣保罗书院、圣士提反书院/女子中学/教堂等所有仍在

耶士谟William Ashmore

耶士谟William Ashmore (1824 ~ 1909)

耶士谟出生于俄亥俄州的普特南（Putnam）。他在俄亥俄州汉密尔顿的第一浸礼会教会短期牧会。1850年，他和妻子受美北浸礼会（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Union）差派，到暹罗的华人中间开展工作。第二年他们到达曼谷，与美国浸会差传会的传教士一起工作。

耶士谟掌握了潮州方言，注重街头布道。7年之后，耶士谟迁往香港。1858年，在他妻子去世之后，他又迁到中国大陆的汕头。他在汕头开创了新的宣教工场，取代香港成为美国浸会在华差传的中心。耶士谟专注于培训华人同工，是美国浸会传教士中任用华人同工最多的一个。

“咸丰八年（1858），耶士摩自暹罗移香港传教，曾到汕头，了解到德国巴色会及英兰长老会都已来汕传教，美国浸信会便委派耶士摩为专使，转移到汕头主持宣教事宜。咸丰十年（1860），耶士摩与约翰逊先到妈屿传教，有潮人有八人受洗入教。同治二年（1863）耶士摩在汕头埠建汕头基督教普益社。同年于大礐石创建教堂，初为一平房。同治十一年（1872）方建成教士楼，楼下办女校并做礼拜（即老礼拜堂及明道女校），堂傍有房屋，可供内地信徒从达濠、樟林、巷埠、海阳、潮阳、东里等地来礐石礼拜住宿。同治十一年（1872）礼拜堂落成，光绪二十四年（1898）教堂维修扩建，成为岭东基督教浸信会的中心。”“……（岭东基督教浸信会）同治三年（1864）已有教友62人，光绪六年（1880）后，教区广拓，计有石、海阳、揭阳、潮阳、黄冈、嘉应、河婆、兴宁8区和会之设，教务分区自治。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已有教友2300人，教堂48幢，学堂29所（学生400人），医院2间，美国教士26人，本地布道员57人。至民国7年（1918）教堂增至200所，教友约5300人，浸信会的组织有代表大会、区代表会、联堂和堂会。”

耶士谟在汕头创办了一所实力雄厚的神学院，堪为训练本地教会领袖的典范。退休后，耶士谟再次担任美北浸礼会总干事（1885-1889）。耶士谟除了将传福音，建教会作为他的首要工作外，他还在汕头创办了一所女子培训学校，和一所后来以他名字命名的神学院。

礐石堂，全称汕头市基督教会礐石堂，又名岭东基督教纪念堂－－礐石堂的前身便是耶士摩于1863年于大礐石创建的教堂，规模较小。后由于信徒人数不断增多，礼拜堂已不能容纳，遂于民国十九年（1930），在美国教会的帮助下重建并扩建于小礐石，这便是今日的礐石堂。它位于中国广东省汕头市濠江区礐石街道礐石风景区的小礐石西33号。

1867年美国浸信会创办的耶琳神学院，最初的名字是天道学校，主要为圣经班。汕头妈屿岛，后又迁至礐石，称为汕头正光女学；1880年由耶琳夫人捐资建堂舍，将此校扩建为高等小学堂。 1871年美国浸信会派牧师到汕头礐石创办的礐石明道妇学院，它“开远东女学之先河” 1873年，美国浸信会派斐女士到汕头礐石创办了礐石小学。淑德女校。

希祝虔 Eugene Hill

希祝虔 Eugene Hill (1910 ~ 1992)

希祝虔这个名字是其英文名字Eugene Hill按照粤语译音而来。希祝虔于1910年出生于德州诺克斯城（Knox City, Texas）的一个敬虔爱主的家庭。

婚后，年轻的希氏夫妇住在肯塔基的马窟镇（Horse Cave, Kentucky），因为当时希祝虔仍在神学院深造，同时在马窟镇牧养教会。有一天，露易丝接到”海外宣道部”麦德理先生（Dr. C. E. Mddry）的电话，约他们马上赶往维吉尼亚州的列治文（Richmond, Virginia），到美南浸信会的总部面谈。原来是浸信会在广州的”两广神道学院”（Graves Theological Seminary）校长梁根（Theron Rankin）博士即将离职，需要一位校长人选来接替他。于是他们匆匆与亲人道别，于1935年12月13日搭乘”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前往中国。那年，希祝虔才25岁。

希祝虔和露易丝到达广州的第一件事便是学习广东话（粤语），这是一个非常不易学习的语言。在纪好弼医生（Dr. Rosewell H. Graves）的鼓励下，希祝虔在一年内即打下良好的粤语基础。当语言学习告一段落后，希祝虔一面在两广神道学院教书，一面在东山浸信会堂负责讲道和主日学的工作。他也经常搭乘公车，到附近的村镇去讲道，生活非常忙碌。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祝虔牧师则继续坚守在广州东山郊区，利用自己美国人的身份，成立”救饥中心”，救助了无数的难民，同时他也把福音传给患难中的人们，使人克服战争的恐惧，带给人希望与平安。当时西方宣教士已全部撤离，整个东山区只剩下他一个”洋人”。每个礼拜日，希祝虔除了在东山教堂，还要去其他几个教堂讲道，他更要尽力地保护当地的百姓。有一天，他得知沙河安老院有一批七、八十岁的老妪，每天都遭到日军们的强暴，再加上没有食物，许多人已奄奄一息。他就亲自开着卡车到安老院，把这些老人接到两广浸信医院，安置在隐秘的地下室里住下。有一次，日本兵到医院里搜寻，对着希牧师大吼大叫，并用刺刀刺伤他的身体，顿时血流如注。为了保护这些老人他险些丧失自己的性命。在美国撤侨后，他回到了美国休养。

希祝虔是战后第一批回到中国的宣教士之一，也是第一个回到广州东山的人。当时的广州百废待兴，一人要当十人用。由于人手奇缺，希祝虔只好临时兼任校长，担负起恢复两广神道学院的重任。1946年，西方宣教士陆续回到中国，露易丝和小约翰也于同年6月来到希祝虔身边。当时”两广浸联会”的主要事工是教育。1946年9月，秋季开学的时候，在东山的本校、以及在邻近诸省分校的学生，包括高中、初中、小学和幼稚园，总共有8500多学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西方各国差会纷纷撤离。希祝虔夫妇所属的”南中国宣道会”（South China Mission）决定留守不动，希祝虔一家也继续留在东山。但是可惜，因为政治原因，最终希祝虔一家只能于1951年离开他们所爱的中国。

美南浸信会在广州的根据地是广州的东山堂，而那个神学院，也演化成为今天的香港浸信会神学院。

文怀恩 Dr. John Elias Williams

文怀恩Dr. John Elias Williams (1871－1927)

文怀恩博士（Dr. John Elias Williams，1871－1927）於二十八岁结婚后，夫妇受长老会支持差派前往中国，於一八九九年（清光绪二十五年）抵达上海。他夫妇到后不久，即前往苏州，参加那年九月的华中各地基督教宣教士会议。相谈之下，他们建议文怀恩夫妇到南京兴学，理由是中国为历史文化悠久之邦，人民多宗信佛教或道教，根深蒂固，复因受列强不平等条约束缚，排外情绪澎湃，基督教之传布进行迟缓，不如以兴办现代化教育为初阶，然后徐求开展。文怀恩夫妇遂从其建议，会后前往南京。

一九O一年，辛丑和约订立，夫妇到了南京。此时他们华语基础已具，为长老会设立了小学，后创中学，名为益智书院（Presbyterian Academy）。

一九O八年，文怀恩一家在汉西门及鼓楼中间高处置地兴建筑。董事会和建筑委员会附和他的主张，将校舍包括礼拜堂全部建成中国宫殿式，名为金陵大学，其原址即今日的南京大学。

金陵大学虽为文怀恩所创，但他存心让贤，又因时常奔波於中美之间，无暇顾及学校行政，而甘心屈就副校长职。唯他那真正敬神爱人百折不回的精神，却见於他救灾的工作。

华中各地曾两度遭受天然灾害，都是文怀恩本人亲赴美国，劝募赈款。一九一一年，募款十一万银元；一九二二年，募款七百余万美元，有数十万灾民受益，金陵大学是两度赈灾的工作中心。

金陵初设校时，在文理两院之外，还设有专为西方学生习中国语文，历史的语言学院。但金陵蜚声中外的却是农学院，创於一九一四年，后与美国名学府康奈尔大学结为姊妹校。次年（一九一五年），医学院与护士职业专校也成立了，唯医学院於一九一七年并於新成立的齐鲁大学；当时合并的还有汉口医专及北京协和医专的部分学生。

在一九一一年，豫东各地荒旱，灾黎涌入南京，乞讨求生，扶老携幼，一时逾四万人，嗷嗷待哺，不但其情可悯，且有损市容及治安。金大有美籍数学教员向校方请求，将校园余地拨出，由他亲身领导难民破土而耕，种植番薯及各种豆类；又请准政府，将紫金山区荒地约二千亩开垦，捡出大小山石为材，沿坡筑路，并搭盖简单的农舍於山坡上下，以工代赈。结果数千人倚此为生。一九一四年，鉴於农业於中国之重要性，遂创设农学院。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三日，国民革命军在南京城外获胜；下午进占紫金山及雨花台，市民以为将有巷战，纷纷离城逃命。當北伐軍進城時，文怀恩与同工们登上金大之了望楼，只见远处入城南军骑马之先锋，高举青天白日旗，心中无限欢欣，准备相约教职员一同出走校门列队欢迎。

那天早晨，文怀恩去医院探视了病人，再参加早祷会，与校园巡夜的人交谈。此时入城的南军，军纪荡然，任意进入外侨民宅抢劫放火。俟金陵大学住宅区被侵扰后，文怀恩与西人一行共七人出外察看，即为枪兵拦住，并被强行搜身，旁观军人向空鸣枪示威，高喊：“打倒洋鬼子！”“打倒帝国主义！”结果，七人的钱包，金笔，表等物，都成了国民革命军的战利品。文怀恩用华语向劫夺他的人请求说：“给我留下这表吧！它不值什么钱，是母亲给我的纪念品！”所得到的答复是对准他脑门开了一枪，文怀恩应声倒地，与世长辞。

文怀恩博士在华从事传福音，兴学，救灾，建设等多项事工，凡二十八年，其间往返奔波中美之间十余次。除去返国募捐，购置，物色人选等，在华工作约二十年，对中国宗教教育学术上的伟大贡献，深远影响，垂之青史。

薛牧师Rev. Morris S. Slichter

薛牧师Rev. Morris S. Slichter (1884 ~ 1927)

薛牧师（Rev. Morris S. Slichter）于1884年6月30日出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一个基督徒农民家庭，他在一次查经班上，他听到英国宣教士党居仁（James R. Adam）分享他在中国贵州少数民族中间宣教的见证，大受感动，遂立志有一天也去贵州宣教。

当薛牧师于1916年春到达安顺时，有安顺宣教站及宏恩医院（Abounding Grace Hospital）作为内地会的工作。他们经常骑马到各苗族村寨探访布道，或派发福音书和单张，他们的主要宣教对象是苗族人。

1918年春夏之间，薛牧师和一位苗族传道人一起，巡视整个安顺宣教区。看到许多苗族人生活非常穷苦，所住茅舍异常简陋。有一次，他们到了一个名叫贵池（Kweichi）的中茶族人（Chong Chia Tribe）村寨，那里的居民多沉迷于鸦片烟和赌博。薛牧师见此情形心中焦急，极力在他们中间传福音，以唤醒他们的灵魂，脱离鸦片和赌博的捆绑。

1919年2月农历新年时，他到定番（今惠水县）汉人福音站，举行新春培灵会。随后，又与一位杨传道（Evangelist Yang）前往大定府（今大方县）举办培灵会，大批少数民族民众从远近地区赶来，有100多人受了洗。会后，他们继续北上，直到四川边界。他们除了赶路辛苦外，还常常不分白日和夜晚，只要一有机会就聚会讲道，一讲就是四、五个小时。聚会地点有时在没有窗户的茅舍，有时就在牛粪堆旁。但他们看到那么多灵魂需要拯救，就乐此不疲。

回到安顺后不久，薛牧师又偕费医生到水城（今六盘水市）一带巡回医疗布道。他们一面为人看病，一面传福音，收效甚佳，全程下来，共有93人受洗归主。在安顺宣教，最为困难的是要求信徒不种罂粟，不吸食鸦片。因当时内战，军阀需要军饷，而鸦片一本万利，种罂粟的收益要比种植其它任何农作物高出数倍，最易致富。所以地主们租地给农民，只要他们种植鸦片；收租也只收鸦片烟。加之鸦片烟盛行，人们很难抵得住鸦片的诱惑。薛牧师就是这样不断奔走，希望让中国人享有真正的健康。

安顺宣教站还有男女学校两所，到1923年时，男校有学生100名；女校60名。除一般学科外，学校也开设圣经课。多年来，薛牧师他们苦心经营，默默耕耘，以期从学生中间多结些果子。

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攻占南京，不久发生了外侨被杀的”南京事件”。为保障外国侨民的安全，欧美使领馆先后发布命令撤侨。薛牧师接到命令后，偕全家起行，先到云南府（今昆明市）与美国宣教士盖美莲姑娘（Miss Mary I. Craig）会合，然后结伴同行。4月初，他们到达云南边境的罗平。8日晨，由百名军人护送他们离开罗平。然而，9日下午，他们突然遭到山间盗贼的伏击，薛牧师与其幼女路得惨遭强盗杀害。

“从他到安顺开始，共有1,081位受洗，并有979位常守圣餐。在这宣教区内，他负责监督8间教会和16个由中国同工主持的福音站。除他以外，还有四位宣教士同工。负责六间学校和一间医院……”（。

安顺市西秀区基督教会：购得城内水洞街（现文化路和金匮街交汇处）

安顺城区附近的柴家苑、罗家园、石板寨等苗族贫民居住地区开办附属“义学班”

盖士利 William Cassels

盖士利（William Cassels）

盖士利（William Cassels）1858年出生在葡萄牙。十岁的时候因父亲突然患病，一家人返回英国。盖士利十五岁时爱上了运动，在球场和游泳都有出色的表现，使他成为体育明星。

盖士利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认真地学习圣经，并理解了经文的含义。十二、三岁时，曾经对哥哥说，他决定长大之后成为牧师。从学校毕业之后，盖士利希望成为英国圣公会宣教社（CMS）的宣教士，前往中国内地从事宣教工作，他们于1885年前往中国。

1885年3月18日，“七杰”抵达上海，其中盖士利、司米德和何斯德(D. E. Hoste)等3位进入山西省临汾(旧称平阳)跟席胜魔牧师学中文。学成，士利被派往四川，开始长达40年在阆中(旧称保宁)的传道事奉，当时，四川发生很多教案，盖士利的传教工作遭遇很多反对势力。1890年8月，四川冲突，毁龙水镇等处教堂，暴动遍及各地，直到1892年10月官兵才戡平动乱。

1892年初，松潘发生暴动时，盖士利拒绝离开宣教站，暴徒把他的房顶瓦面拆去，豪雨落下，人与家具杂物都湿，但他仍无动于衷，最后被人强行抬走，却没有伤害他。

1894年4月返英述职，中华圣公会与内地会合作，于1895年10月按立他为主教，派他主持川东教区。第一年他出巡4,000哩，若明白当时交通工具相当简陋，沿途的旅店也甚肮脏，便体会到他在四川巡察之旅不容易哩！第二年出巡的地域扩为6,000哩，所以他每年总有数月不在家。

前景虽困难重重，但福音之门大开，聚会人数倍增，礼拜有人满之患，学校满园学子，与政府人员、乡绅父老、知识分子来往较前容易得多。困难就如红海分开，神说：‘前进！前进！’但回国后听到的却是：‘停止！我们自身难保，手头太多工作！宣教事业暂需停顿！’

如果基督对我们是重要的话，则对中国也同样重要，若真是‘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么，我们把知道的救恩不去告诉他们，就是最大的自私自利！”

史迹： 1. 1898年盖士利会督在阆中创立“天道学校”，是四川的第一个神学院。 2. 成都上翔堂，原名圣约翰堂，是位于中国四川省成都市的一座基督教教堂，始建于1909年，是成都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所在地。顺城大街，天府广场地铁站附近

史嘉乐Charles Perry Scott

中国的圣公会传教区最初只有维多利亚教区，就是以英国殖民地为基地，囊括了整个中国甚至韩国日本。

今天我们要介绍一位英国传教士史嘉乐，他是圣公会首任在华北的传教士。史嘉乐1874年受英国圣公会的派遣，与另一位年轻传教士吴梅里一起从山东烟台登陆中国。当时他们担负的使命是开辟教区，因为该会在北京活动10年没有成效，于是改变策略转向山东，把泰安一带作为大本营。肩负重任的史嘉乐，可谓全身心地投入事业，不仅自己“扎根”山东苦学汉语，而且还不远万里接来妻子。当时，人们经常可以看到留着大胡子的他，穿行在大街小巷，先后建起一座座小教堂，不辞辛苦地主持礼拜活动……由于工作出色，1880年他被指派为圣公会华北教区的首任主教，1890年起兼任英国公使馆牧师，1913年退职后仍留在北京，19

担任华北教区首任主教后，史嘉乐走出山东，先后落脚京津两地。从史料看，他在天津建教堂的时间早于北京，这是因为当时天津英租界发展很快，大批英国军人、官吏、商人涌入天津租界。而且英租界工部局1893年将租界内的咪哆士道（泰安道）一带的空地划给了教会。当时这还是一块泥塘，光推平泥塘就花费了白银1500两。教堂的建设不是很顺利。一开始，这里只是先修建了一座小教堂，最多能容纳60人，远不能满足当时的需要。后决定扩建，只到1900年6月大教堂才奠基。但是当时天津的义和团运动正风起云涌，工程被迫停工，直到1901年才重新开工，至1903年完全落成，前后竟然经历了十年时间。1935年，教堂遭受严重火灾，教堂建筑大部分被烧毁，1936年6月，教堂才重建完成，现在的教堂其实已经是重建过后的样子了。教堂建筑面积858.36平方米，能容纳300人。

如今，人们还可以看到位于北京西城区佟麟阁路八十五号的南沟沿救主堂，它的正名是“中华圣公会教堂”，建于1907年，是当时中华圣公会华北教区的总堂。可以说，这座教堂是史嘉乐继天津成功开辟后的又一“佳作”。他亲自请人设计蓝图并找工匠建造了这座带着明显中国“宫殿式”风格的教堂，教堂正面立墙镶有四块石碑，第二块就是1928年圣公会教民为史嘉乐主教所立的纪念碑。

宓道生 James Joseph Meadows

宓道生（James Joseph Meadows，1835年9月1日-1914年12月12日）

宓道生，（James Joseph Meadows，1835年9月1日-1914年12月12日），基督教中国内地会传教士，1862年1月8日，他和妻子Martha乘坐挑战者号（Challenger）快速帆船启程，同年5月24日到达上海。他们是最早加入戴德生的“宁波差会”的传教士。

在宁波工作的宓道生，逐渐建立了很好的名声：“年轻的宓道生愈来愈聪明了，他已经可以在翻译及布道计划上作出改善的建议，连工场上的资深教士也自愧不如。……他给罗尔梯提供了许多资料，对中国的风俗和习惯言之甚详。我相信他是一个绝佳的传教士，配受大家的称赞。”

1886年11月13日，酝酿三年之久的中国内地会委员会成立，在安庆召开第一次委员会会议，宓道生为浙江省监督。

安庆传教站是最为早期建立的传教站之一，宓道生他们也是在安徽最早的传教士。1869年四月间在西右坊租民房15 间约一千平米，不久就挂出“圣爱堂”匾额。稍后，又分别于宁国、贵池、歙县设立教堂。但是这个教会在后来的安庆教案被毁坏，而在后来新中国成立时也被废弃了。

宓道生的第一位妻子到宁波的第二年就感染上霍乱去世，后来，一位女宣教士劳莉莎（Elizabeth Rose）成了宓道生的第二位妻子。宓道生下乡视察各村的福音站时，时常写信回家，叙述沿途见闻，宓夫人把这些家信整理成文，在这次旅程中共为八名信徒施洗，其中3月28日在嵊县（今嵊州）的主日敬拜尤其值得一提：

下午我们来到山上的另一个家庭。我们首先在那个家族建在田边的祠堂里举行了简短的礼拜；祷告之后，我们一同起立唱赞美诗。接着，我们24个人跪在祠堂的地上，背朝庙里的偶像、面朝永生上帝，求告造天地的神。群山顶上的人有的惊愕地望着我们，有的则哈哈大笑。

这之后的34年间，即美国浸礼会1903年在嵊县蒋镇等地植堂之前，内地会设立在县城的耶稣堂是全县唯一能听到福音的地方。1989年版的《嵊县志》记载：“清同治八年（1869）三月，上海基督教内地会，派英籍牧师来嵊传教，先在县城北直街设立‘英国中华内地会耶稣堂’。……民国五年，县城孝子坊建福音堂，成为当时嵊[县]、新[昌]两县基督徒活动的主要场所。堂内曾办过‘三育小学’。”

车思纳医生 Eleanor Chesnut

车思纳医生（Eleanor Chesnut，1868～1905）

当年，美国长老会宣教士却在这个偏远山城设立学校、医院、教堂，将连州经营成一个粤北地区宣教的据点。

车思纳医师（Eleanor Chesnut，1868～1905）是一位女士，她的家境贫寒，是一位半工读生，接受了医生和护士训练后，也受过神学训练。她在1894年来到了中国，最终调到连州工作。最初，由于设备简陋，车医生只能够在家中的浴室为人动手述。有一次她为了帮助一位苦力医治伤口，她竟然将自己腿上的一块皮移植过去！

为了加盖一间妇女专用的医院，车医师将每个月的薪水几乎全部捐出，差会的上司写信劝她不要过度苦待自己，她也不肯改变作风。有一次湖南一所教会医院请她去当院长，被她婉拒了，因为她说：“我熟悉这里的人民和他们的语言、疾病、优点、缺点。我非常喜欢他们，我觉得我不可能像爱他们这样去爱其他人。

连州教案发生于一九○五年十月廿九日。当地民众举办庙会，所搭的棚子有一部分占用到医院的土地，麻义士（Edward Machle）医师出面抗议，并没收了三支庙会使用的炮筒。村民群情激愤，冲进医院搜索，看见两具医院留下来供研究用的浸泡童尸，以为找到洋人蓄意谋害中国孩童的证据，于是众口喧腾，一发不可收拾。群众愈聚愈多，动手焚烧医院、教堂、洋房，最后目标则是除灭洋人。

急难中，麻医师率同工们藏匿在龙潭寺的山洞中，群众接踵而至，从山洞中找到车医师（Eleanor Chesnut）和其他五人，将他们围逼到一条河中，然后一拥而上用各种利器将他们全部杀害。只有另外两位宣教士由于躲在山洞深处，未被发现，得以幸免，后来被官兵救出。

最另人感动的是，没有被杀的这两位宣教士在教案以后，仍然留在连州工作，服事这个地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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