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身回疆的马之华宣教士
Percy Cunningham Mather
(1882-1933)


1933年5月24日马之华宣教士在中国新疆省染上伤寒(肠热病)病逝,享年五十岁。

最伤心的要算六十多岁的胡进洁牧师(Rev. George W. Hunter)。六月初,他写报告回总部说:“想到这么大的损失,真有说不出的惆怅!我们的弟兄(马之华宣教士)不仅精通各族语言,又为新疆各族所敬爱。”

马之华生于1882年12月9日。1903年归主,1908年加入内地会,到格拉斯哥(Glasgow)之圣经学院接受神学教育两年。1910年9月离开英国,抵达上海即赴安徽安庆受训。1911年5月被派往同省之宣城工作。
1913年因读了胡进洁牧师(Rev. George W. Hunter)的日记,有感于他十年来孤军作战,自动请缨随胡牧师到新疆。二人从1914年开始并肩驰骋于西北边疆,情同父子。

马教士在迪化工作一年后,写信到上海总部说:“这城有很多回回人和回民,尤其城南近郊,有数千人,十分之八是回教徒。回回人或回民的宗教首领都对福音非常抗拒,鄙视我们;但一般回民则比较容易接触。有时他们成群坐在街上聊天,看见我们走过,会喊道:‘来来来!请坐下给我们传福音。’有一次,一位回回人老板站在店铺前,叫我进去。当时正下著雨,于是我走进去。谁知寒暄了两三句,他便拿出一张回回文的福音单张,鄙夷地交给旁边的毛拉(Mullah教师之意)。毛拉走到街上,在众目睽睽下把它烧掉,引起大群人前来看热闹,我立刻抓紧这机会传福音…老板很不耐烦,推我离开…雨仍下著,大伙儿不仅爱听福音,还想继续避雨;于是,我一口气讲完,邀请各人来我们的福音堂谈道…。”

从信中可见,他在短短一年已晓得随时随地把握机会向回民传福音,他那股努力耕耘的热情,实在不可思议!

当时新疆全省约二百万人,回教徒占96-97%。新任都督杨增新本是清末遗臣,厉行各种愚民政策,从迪化廿四个寺坊征集了上千的回教徒,组成五个营的“新疆回队”,其后扩充至十五个营。1916年5月有位中国军人受洗,这位王弟兄立刻为主作见证,带领同袍来听道,成了马教士的好帮手;可是立即遭受逼害,因他是“新疆回队”中唯一的基督徒!纵然他很想脱离行伍,上司却一直不肯放他走。还有位青年回民军官常来聚会,上司知道后,以降级威胁他,就不敢再来。

马教士又于1917年9月来信,提及许多令他看不过眼的愚民政策:首先他发现“省内报纸禁止入口,封闭消息,全不知道北京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杨增新把学校看作“致乱根源”,把俄文法政学堂(当时的最高学府)、省立中学和师范学校全部停办;全部中外报纸、读物严禁入境。马教士又看到“新省长支持崇拜偶像,抬着偶像在城内游--行”!为“恩威并施”对付回教徒,对回教的毛拉和阿洪(意即教士priest之谓)特别礼遇,让他们协助官府处理民刑案件;提高其地位,又成了福音工作一大阻碍。最后马教士愤慨地说:“到处流行吸食鸦片!我多次到电报局,… 看见职员公然吸毒,… 这种荒唐举动把所有人心麻木了!”

然而,神引导他们走上另一条路,就像最早来华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一面传福音,一面做翻译工作。马教士全不懂新疆省众多语言,但他勤奋学习,终于完成三本巨著,即《英蒙字典》(“Mongolian-English Dictionary”)、《蒙古文教科书》(“Mongolian Text Book”)、《满洲话字典与文法》(“Manchurian Grammar and Dictionary”)

新疆省分北疆和南疆两区。南疆是维吾尔人(Uygur)聚居地,主要务农,畜牧只占少数。北疆为哈萨克人(Kazak)和蒙古人(Mongol)所居,以畜牧为主,对外与苏联有大宗贸易;因此人口较多,教育比南疆发达,马教士与胡牧师的脚踪也较多。当时交通极不便,从迪化到西边的喀什,要五十四天;到北面的伊犁要十八天,二人常结伴或各自到不同地方宣教、探访、卖书和派发福音单张,远达苏联边界各市镇,及聚居山野的哈萨克人和蒙古人中间。

1929年5月7日,马教士带了蒙古籍仆人骑著两匹马,拖著一匹骡,到迪化东部一小镇探访两位基督徒。第一天有胡牧师相送,走了15哩。第二天他独自走30哩到达阜康,在那里宣教、卖书。后来一位年轻回回人受人怂恿,把买了的书拿回旅店,一位汉人也这样。马教士趁机解释和传道,但最终还是退还书款。5月9日清晨再起行,经30哩抵三台。下午用了三小时宣教、卖书。一个回回人买了一本回回文的《天路历程》,一位毛拉见了,问马教士那是什么书?且滔滔不绝地发问。马教士就劝他不如自己先读一下。他对著一大群好奇者,大声地一页页读出来。当大家在留心听时,一位回回人拿著一本《马可福音》看,乘机顺手牵羊溜了!

5月11日清早离开,再走23哩到达吉木萨尔。这里的人也友善,欢喜买书,于是马教士向汉人(Chinese)、东干(Tongan)、回回人(Turki)、哈萨克人(Kazak)和蒙古人(Mongol)宣教并售书。13日晚上到达两位温弟兄(Brothers Wen)的家,一起高高兴兴地敬拜主!次日镇长召见,认出马教士是在迪化时相识的,马教士赠他一本《新约全书》。随后晋见蒙古驻军的司令官,亦是在迪化认识多年,赠了一些西药给他的女儿和官兵,然后到镇上宣教,卖书。

1929年6月27日,胡牧师与他一同带著Nimgir和另一回回籍仆人,驮载大量物资从迪化出发,沿天山走,向山区的蒙古人和哈萨克人传福音,直至千哩以外的伊宁。走了一大段路,来到白雪皑皑的山间,沿著现今的玛纳斯河(Manasi,记录是River Mujuk)最高点前行。Nimgir因发高烧不能再走,只好停下。又发现粮食短缺,那里远离乡镇,四野无人。可是Nimgir似患伤寒,十分危险。除用不同药物,就只有更多祷告。翌日清晨,两个风尘仆仆的哈萨克人走上山坡。原来他们是向导,引领一个英国人到天山旅行,遇上盗贼,要折回东面七十哩向蒙古王子报案。而Nimgir的大哥正是这位蒙古王子帐幕里的喇嘛,不禁大喜!遂请他们带一封信给喇嘛,告诉他Nimgir的病情。

马教士的日记这样说:“7月18日:清晨全体到各处拾柴生火。早餐时,回回籍仆人忧心忡忡地说:‘我们只剩下两碗米和一碗扁豆。’于是我念《诗篇》的金句给他听,将‘耶和华’特别加重语气。他听后豁然开朗。早上捡柴时,心里浮现一句经文:‘神在旷野岂能摆设筵席吗?’我…没一点疑惑,只有一颗信心,好像向神提出挑战。…到了十时,惊诧地看见一位英国军官带著两个印度籍随从走过来,原来是以前在迪化认识的史上校(Col.Schonberg)

他是父神差来的大飞鸟!… 随后有大队回回人和印度人仆役抵达,搭起四个大营帐,变成一个热闹的小村落!史上校走过来说:“半小时后请来我这边喝杯茶吧!”看见摆在面前的茶、面包、牛油、芝士、糖浆和‘桌子’,那经文重现心头,感受真无法形容!

他慷慨解囊,过于我们所想所求:赠与我们米、面粉、牛油、芝士、可可粉…史上校还请我们吃了一顿丰富晚餐!…我们没吃肉和蔬菜已两星期了!餐后拿出度高仪量一下,我们是在海拔9500尺山上!

“8月17日我们终于安抵伊宁。全赖胡牧师日以继夜的辛勤看护治疗,Nimgir终于康复。途中的阻滞,使我们有更多机会接触蒙古人和哈萨克人,向他们传讲主耶稣的救恩。对那些从未听过福音的人,也许再没下次机会了。神也加强我们的信心…‘神是能在旷野摆设筵席的!’”

1930年7月,马教士一人住在新疆西北边界之塔城,一方面做医疗工作、传道、售卖不同文字的圣经单行本给当地的汉人、俄人(Russians)、塔塔尔人(Tartars)、锡伯人(Sachs)、哈萨克人、回民、满州人(Manchus)和蒙古人(Mongol-Kalmuk)等,更深体会到各民族对福音的反应。另方面专心做翻译工作,直至1931年11月才离塔城回迪化。他们还在其他地方把圣经单行本和福音单张给阿拉伯人(Arabic)、西藏人(Tibetan)、及Noghai(中文名作者不详)。这些单行本和单张都是由英国国外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免费提供的。

马教士开始宣教时,毫不畏惧地进入各民族中间,随传随学,掌握他们的语言。有一次,他找不到蒙古语教师,听说有个囚犯通达中、蒙两语,便每天到监狱跟那囚犯学习,就这样学懂蒙古语!从他1931年11月在塔城发出的信,可见其对翻译工作的负担:“这真是件艰巨任务,然而却得到以下收获:一本满洲话文法、一本满洲话字典、一本满洲话和蒙古话成语小手册、一本塔塔尔话字典和一本西蒙古话字典(Kalmuks Dictionary)。… 我是过来人,若没有字典和文法的辅助,要学一种外语何等困难!盼望将来那些蒙召差来的,不再走我的旧路!”

当时新疆正值“马仲英之乱”的回民叛乱(1928-1934年),烽烟四起。1933年1月省城被围,城内伤兵遍地。马之华与六位青年宣教士(当中一位是斐路加医生,就是另一个墓碑上的“费西尔巴凯大夫”。根据墓碑记录:费西尔巴凯大夫,一九零三年八月九日出生于英国哥拉斯哥,逝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七日,年三十三岁)从三月开始,日以继夜地救治伤者。五月,马之华与斐路加医生双双染上伤寒,先后病逝。

在马教士安葬礼的动人歌声中,一位回回籍回教人感叹说:“马教士相等于十个人的价值!无论在那里,或城中,或乡间,或山地,没有人不认识他、不尊敬他!”年轻的巴教士也感慨万千地说:“…马教士给我的印象非常深。无论在任何景况,他都会伸手帮助别人…他对蒙古人宣教有很重负担…如今,谁可以去呢?”

胡进洁牧师说:“他决非徒然离去!他是那粒落在地里死了的麦子,会结出许多子粒来!不仅在我有生之年看到,其他人也可证实!别人有困难找我解决时,我总回答说:‘去请教马教士吧!’… 马教士一生实秉承‘乃役于人’这句话。 两位省长、邮政局长、各级官长、并汉人与俄人基督徒,都对我们真挚友善。政府还在无线电台附近,赠我们一块官地,安葬这两位‘舍己为人’的弟兄。”

黄锡培

亚伯拉罕弟兄后记:感谢神!我最近在新疆出差期间有机会祭扫了马弟兄的墓地。墓地在乌鲁木齐市东山墓地,目前处于等待整修之中,秋风瑟瑟,满目枯槁,惟有各位肢体墓碑上的十字架,和我们献在墓前的鲜花,彼此呼应出生命的气息和盼望。

马牧师的碑文:马洪特牧师,逝于一九三三年八月三十日,享年五十岁。(“马洪特”应是他的另外一个中文译名,病逝的具体时间与上文中时间略有出入。)

与马牧师一同归主的还有一位费西尔巴凯大夫,就是另外一些文章中的“斐路加大夫”。

胡进洁牧师(Rev. George W. Hunter)石爱乐Otto Frederick Schoerner的个人资料中曾经出现过。(原文节录:The same year, he and five other young male missionaries set off with Rev. George Hunter to assist Hunter with his work in Sinkiang Province.)

以上三位与石爱乐Otto Frederick Schoerner曾经在新疆同工,并且同属中国内地会。